在德国古典哲学巨匠康德所处的理性主义时代，思想家们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那就是：“人类在其道德的天职上，或者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或者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或者是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界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永远环绕着同一个点旋转也和这是同一回事）。”康德认为，第一种主张可以称之为“道德的恐怖主义”，这是一种绝对悲观的观点；第二种为“幸福主义”，与第一种主张相反，这是一种绝对乐观的观点；第三种为“阿布德拉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和道德始终停留的同一个位置，这不过是一种愚蠢主义式的观点。康德尽管对上述三种关于人类历史演进的主张均有所保留和批评，但总体上仍倾向于“幸福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他坚信人类历史的进步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历史能够在双重意义上得到诠释：第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第二，它同时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认可的目标前进的。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实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目的的王国和必然的王国最后又统一于普遍的理性。统治这个理性王国的原则是：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这样，人类历史的趋善方向是不可置疑的。康德又进一步通过先验的和经验的双重证据来证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恶趋向善的虽然漫长曲折但却不断进步的观点。首先，康德认为，大自然先验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大自然决不做劳而无功的事，并且决不会浪费自己的手段以达到的目的。既然他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给了人类，这就已经是对他所布置的目标的最明显不过的宣示了”。“大自然却根本就不曾做任何的事情来使人类生活得安乐，反倒要使他们努力向前奋斗，以便由于他们自身的行为而使他们自己配得上生命与福祉。”大自然所赐给人类的理性和自由注定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地合乎目的地展示出来，否则大自然便是在做徒劳无益的事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可视为大自然的一项隐密的计划不断实现的过程，并且大自然除了以理性生物人为其智慧的显示手段之外，不曾刻意做任何事情来使人类生活得幸福或美满，以便于人类凭借自身的奋斗而使自己配得上生命与福祉。其次，康德从人性中找到了一种趋向改善的禀赋和能量，正是因为人类具有这种禀赋和能量，才不致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不可逆转的堕落和毁灭，在人性的自我戕杀和互相争斗中化为虚无。这种“大自然与自由在人类身上按内在的权利原则相结合”的趋向改善的秉赋和能量就是人类道德和历史进步的动力。经验层面上的历史事实表明，总体而言，我们所处的时代确实比以往的一切时代在道德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着非常可观的改善。短暂的停滞以至于微小的退步不能证明相反的东西。看似杂乱无章的人类行为可以从整体上勾勒出历史进程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所以，人类社会一直是在朝着不断改善方向前进的观点，是一个可以从先验层面与经验层面获得双重证明的真理。
康德是主张人类历史和道德总体上是趋于完美状态而不断改善，但他并不否认这种进步中夹杂有某种程度的退步与失败。甚至愤然地说：“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灼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从而我们始终也弄不明白，对于我们这个如此之以优越而自诩的物种，我们自己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概念。”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文明昌盛和道德堕落的背谬，在康德看来，主要是由于文化和人类天性之不可避免的冲突所致。这种冲突最令人悲伤之处就是表现为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然秉赋反过来摧残着不断前进着的文化，从而导致文化进步与人性堕落的悖论的产生。解决这种冲突的关键在于要使文化逐步变成人的天性。只有通过文化与人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文化与人性之间的冲突才有可能得以彻底地消解。另外，康德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进行深刻的反思时，机敏地发现道德滞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文明进步与道德发展是不平衡的，后者总是落后于前者。“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才能、技巧和趣味（及其后果、逸乐）的培育，自然而然地要跑在道德发展的前面，而这种状况对于道德以及同样对于物质福利恰好是负担最大而又最为危险的事，因为需求的增长要比可以满足他们的手段更强烈得多。但是人类的道德秉赋（就像贺拉士所说的Poena peda claudo[报复姗姗来迟]）尽管常常是□□在这些东西的后面，却总有一天（正如我们在一个明智的世界统治之下很可以希望的那样）会赶过这些在其急促的进程之中是会自己绊住自己并且往往会跌跤的东西的。”人类的道德秉赋总是滞后于文明进步，这样难免产生用旧道德去评判由于文明发展所带来的新的道德问题，而当新旧道德发生碰撞时，人们往往会依恋于旧道德，抨击文明发展所带来的所谓道德沦丧。
这样，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以文明昌盛为标志的巨大进步，一方面表现为以人性堕落为标志倒退，但人类历史进程在总体上并非一个趋恶的过程，而的确呈现出一种趋善的倾向，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历史由恶到善？康德认为，尽管逐渐地使人类事务臻于至善是大自然一项隐密的计划，但“善”并非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恰好相反，“恶”——卑劣的情欲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康德指出，当大自然赋予人类以理性和自由以后，人便逐渐地脱下了天真无邪的面具，开始了由善向恶，由和谐相处到相互争斗的转变，并由此产生了嫉妒、欺压的社会行为和忧虑、恐惧的文明心态。正是在这种由善转恶的过程中，开始了人类文明史。此后，恶的力量如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恶的发展乃是人类自私的本性。然而，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却显示，恰好是人性的恶把整个历史推向善，人类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就正是以人性的恶为前提的，以战争、流血牺牲为代价，以竞争、巧取豪夺为方式的。康德指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人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有时显得异常残酷的对抗性，“秉赋显然就存在于人性之中”。“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于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才感到他的自然秉赋得到了发展。然而他也具的一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因为他同时也发觉自己有着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并且因此之故就会处处都遇到阻力……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了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可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的社会价值之所在；于是人类全部的才智就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趣味就形成了，并且由于继续不断的启蒙就开始奠定了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可以把粗糙的辨别道德的自然秉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化为确切的实践原则，从而把那种病态地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就人的本性而言，单纯的善恶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人性总是善恶兼容的，但大自然却偏偏选定了人性的恶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倘若人类社会不存在这种植根于人性之中的对抗性，以及由之而产生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那么“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的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远被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因此，让我们感谢大自然之有这种不合群性，有这种竞相猜忌的虚荣心，有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吧！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秉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总之，人类的历史是在对抗中前进的，人既有希望进入社会而被社会承认的合群倾向，因为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体现自己的潜能；又有非社会的不合群倾向，相互之间发生的对抗成为其自然秉赋的能力，但这种阻力又成为唤醒人类理性觉悟，发挥其才智，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使人类社会趋于至善是大自然的一项隐密的计划，而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性的恶，“很好地显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而并非有某个恶神的手搅乱了他那庄严宏伟的布局或者是出于嫉妒而败坏了它们”。
青年毛泽东曾指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以朱熹为代表的两宋理学与康德哲学确有实质意义上的可比之处，它们的基本特征就是，将伦理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建构以人为中心的学说。朱熹异常自觉地以建构融摄伦理意蕴的天理来作为宇宙的最高实体，将人间的纲常伦理视作为形上的宇宙终极本体，那就是“天理”在逻辑上优先于、高迈于、超越于万事万物的现象世界，它构成了世间万物的本体存在，“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行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宇宙本体的理既是自然性的，又是社会性的、伦理性的形上实存。对个体来说，这个作为形上实存的“理”是他所必须遵循、服从、执行的绝对律令：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们通过对“绝对律令”的深切肯认，方能使形上的宇宙本体落实到形下的人性秉赋，“理”的世界方能与“性”的世界相沟通，“绝对律令”的强大感召力，纲常伦理的崇高性质只有当人们抛弃一切个体的功利追求与感性快乐之后方能彰显出来。就本质而言，“绝对律令”是超越于一切经验现象世界的具有无比崇高意义与强大感召力量的道德理性本体。朱熹思想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确立了这个道德理性本体的不可移易的地位。朱熹不但把道德理想悬设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存在的最后依据，而且将这种道德理想确认为客观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将儒家人伦的伦理逻辑加之于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从而以先验至上的伦理本体的天理为人类历史进程惟一可以肯定的价值准则。人类社会的发展绝对应当以人的理性之中的道德理想为归宿而日臻于“至善”之境地，人类的历史绝对不应屈从于“恶”的力量的驱使，如此，人类历史的进程就被置于天理的超越时间的永恒视野之中，历史就被提炼为一个有规则的、合目的的发展过程。历史不应该是无意义和非道德的，而历史演进行程中任何一种“恶”的力量的渗入都会影响历史向“至善”境地的演进，只有粹然至善的天理方才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任何形式的“恶”都只能是阻碍历史发展的负面力量。在朱熹看来，历史中的人对“绝对律令”的漠视与背叛就是最大的“恶”，这种“恶”通常借“人欲”的形式体现出来：
天理固无对，然既有人欲，既天理便不得不与人欲为消长。善亦本无对，然既有恶，既善便不得不与恶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本岂有对哉？至于晋有五胡，唐有三镇，则华夷逆顺，不得不相为对矣。但其初则有善而无恶，有天命而无人欲耳。
天理是形上的终极性的存在，是对个体来说的先验的必然要求和规范。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当这个终极实存能够模铸和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时，历史就表现得非常具有喜剧色彩，而当“绝对律令”不为人们所肯认、遵循时，历史发展就出现巨大的波折，表现得非常地具有悲剧气氛。与康德的历史观不同，朱熹在体认使人类各项事务臻于至善是大自然的一项隐密计划的同时，不赞同“恶”——卑劣的情欲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意见，相反地，他只将那个至高无上的“善”看作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任何对这种“善”的亵渎都是一种人性的退步，因此，朱熹的历史动力说归根结底涉及到人“心”对“理”的认知这个问题，说到底，朱熹就是把能够体察“理”的人“心”作为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动因。所以，对天理戕害最甚的人欲是历史发展的最大阻力，必须敬业修德以去之：
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声色货利之娱，宫室观游之侈也，但存诸心者小失其正便人欲，必也存祗惧之心以畏天，扩宽宏之度以尽天……务使此心虚明，广大平正中和，表里洞然，无一毫私意之累，然后为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为，无不如志……若谓姑为纯正之论而其实必用机心，扶阴谋，然后可，则是心迹乖离，内外判析，孔子读而仪秦行矣。彼管仲、商鞅、吴起、申不害非无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圣人之门者，正在于此。
在这里，朱熹仅重视理性的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没有认识到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样一种事实。而人的活动既受理性的主导又有非理性的参与。欲望和需要就是最基本层面上的非理性因素，是它们引起了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的欲望和需要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根据，而且是社会变革和国家政权等社会政治活动的内在根据。同样地，精神的欲望和需要引起了社会的精神活动，推动着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所以说，欲望和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驱力。欲望和需要的多种多样，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历史的丰富多彩。欲望和需要的不断产生和满足，从根本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欲望和需要最初是人的非理性的主观要求，在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的非理性因素会得到扬弃而具有客观性和社会历史性，欲望和需要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过来也促使人的欲望和需要的完善和全面。朱熹却根本不考虑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在历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固执地坚持道德理性主义的信念，坚定地认为只有与宇宙本体合一的伦理原则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惟一的终极的动因。但是，全部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对人性本善的承认不过是人们观照自身时产生的一种幻觉，人性中由欲望和需要所引导出的“恶”的因素也是相当明显的。人们往往以自身的理性意识忽视非理性的存在，但主观的忽视并不等于非理性因素客观上的不存在。在文化层面上考察人类理性与非理性的断裂与弥合，便会得到人类自身与历史过程多重辨证及二律背反的深刻的启示。人性可以逐渐完善，但绝不能彻底改变。朱熹就梦想要依靠人类理性本身的自我调节或反思去彻底摒弃人性中的非理性本性，但事实上这种努力的结果恰恰会使理性在无形中成为人性的最大桎梏，人格也会因此而分裂，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便会处于不断地二元对决式的冲突之中，因为人不能简单地抹杀非理性本性的存在而使理性本性得到极度的张扬，所以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格基础上，在人的内心世界中是不可能达到自以为是的人格完善的。另外，朱熹也没有认识到，由欲望和需要所引导出来的“恶”在历史上的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无论是符合一定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善”还是违背一定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恶”都是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动因的“善”也必须在推进历史进步，推动历史发展与进步方向相一致时才能得到肯定。同样地，历史中的“恶”如果也能够起到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那么它就不过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因为“恶”起作用的结果正是成全了善的目的，因此也应该肯定“恶”在一定的历史中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恶”在历史中地位的肯定，表现出人类敢于正视一切痛苦和牺牲，一往无前地朝着既定的历史目标前进的弘毅、果敢和勇气。
综上所述，康德认为大自然先验地决定了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将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看作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而推动这个计划实现的原动力却是恶劣的情欲，正是人性的恶把整个历史推向善，每一场灾难、每一次倒退都是人类为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而每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无不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这是康德哲学中最具真知灼见的超卓之论。朱熹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绝对应当以人的道德理性中的伦理原则为主导而不断地趋向于至善之境地，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决不可能是从人的欲望和需要中流露出来的“恶”，相反地，人的非理性的本性是历史发展的最大障碍，正是“恶”才造成社会历史的退步，人必须高度地张扬道德理性以克服内在于自身的非理性因素，使全社会所有人都具有一颗无比深切地体认到至高无上的形上的伦理实存的道德心灵，只要做到这点，人类社会朝完善世界的迈进就会从荆棘丛生的歧路转上平整宽阔的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