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希望胜利的光环会笼罩在自己头上。然而，胜利者毕竟是少数人，当我们追寻他们成功的原因时，会惊奇地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低调做人的受益者，即使贵为天子的皇帝也有夹着尾巴做人的经历。如果你也想步入成功者的行列，请先低下你高傲的头，弯下你笔直的腰，做一个低调的人吧！
1.不争者才能得到大胜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争”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但是，有时高调地去争往往并不能够带来预期的效果。而不去刻意地追求，却反而会有好的结果。其实，我们做出的努力都不会是白白付出的，采取低调的态度，并不代表对结果的放弃，而是代表了一种对全局的深刻了解与把握。当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会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放弃那种咄咄逼人的高调态度了。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说过“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一种极富智慧的处世方法。
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很有才华，年轻时候，文章就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赏。他高中进士之后，初任淮南签判。按照惯例，任满之后，可以向朝廷提出要求，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得到“馆职”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但身在中央，比较清闲，而且前途远大，北宋不少宰相都是由此位升来的。所以，属于备受瞩目的“清要”之职，很多人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可王安石却与众不同，他放弃了这个做高官的机会，宁愿到地方上先做一名县令，从基层干起。于是，他就做了鄞县县令。
鄞县是个位于东南的偏僻小县，王安石到了那里，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发放农业贷款，为地方上干了不少好事，广受百姓称赞。宰相文彦博对他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十分欣赏，就请求朝廷把他调到中央，以此树立榜样，对官场上的跑官要官之风给予打击。欧阳修也推荐他担任谏官。于是，朝廷又让他参加馆职考试，却仍被王安石拒绝了。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在沽名钓誉，他还在给朝廷的上表上特地说明，自己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家累较重，地方官的俸禄能够多一点，“止是营私”，并没有谦虚恬退的意思。
于是，朝廷打算让他担任俸禄较多的群牧判官。这时，有一个叫做沈康的人觉得不公平。就去求见宰相，说自己久任馆职，资历老得多，早就要求做这个官了，却一直得不到。王安石不过是个地方官，资历又比自己浅，怎么能先让他做了呢。宰相就对他说，王安石屡次辞让朝廷的馆职考试，朝廷嘉奖他的恬退之风，才会给他这个职位，怎么会再和他计较资历。朝廷设置馆职，是为了招揽天下的人才，并不是把官位看作第一位。可你却为了一个官职如此争夺，脸皮可是比王安石厚多了啊。说得沈康脸红羞愧，灰溜溜地走了。
可王安石此时并不想担任这个职位，他打算向朝廷上表辞退，后来欧阳修劝他接受，他才答应下来。不过，他仍希望能够到地方上去锻炼自己。于是不久请求外任，做了常州知州，后来去主管江东地区的司法工作。
王安石虽然一直任地方官，却并不是无意于天下大事。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使他对各地风俗，民生疾苦都有了很深刻的了解，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当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担任管理财政的度支判官时。他就把这些年深思熟虑的结果写成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书，提出了他改革财政的主张。但此时宋仁宗已进入暮年，经过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一番折腾，已经对改革提不起多少兴趣，再加上他没有儿子，正在为选取继承人的问题焦心，所以，对王安石的奏章置之不理，搁置在一边。
王安石自然十分失望，他知道皇帝无意采用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继续在朝中为官也只是尸位素餐而已，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所以，当朝廷任命他做给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诰时，他就屡次拒绝，坚持不受。后来，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不久，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按照惯例，要回乡守孝三年。但三年期满，王安石却仍无意回到朝廷。此时宋仁宗也已经去世，宋英宗即位，朝廷里的大臣因为一些礼制问题吵得十分厉害，分为两派，互相攻击。王安石不想加入到这种争吵中去，就在家乡设馆讲学，打算多培养一些人才，或许以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然而，机会来了。不久，英宗皇帝去世了，他的儿子宋神宗即位。神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对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十分感兴趣，一即位就任命王安石作江宁知府，接着马上提升他为翰林学士，几个月后，命他进京越次召对，参与国家机要。王安石到了京城，皇帝与他一番长谈，大为倾倒。第二年就任命他为副宰相，推行新法。一年之后，又把他升上了宰相的高位。
王安石这种对官位“不争”的态度，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有人说他是故意做作，沽名钓誉。这种对于动机的探讨，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纵然是沽名钓誉，肯花上三十多年，也算是很难得了。无论如何，正是这种“不争”的低调态度，为王安石赢得了良好的名誉，即使在他回乡守孝的时候。当时的舆论还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来做宰相真是可惜了。后来神宗皇帝对他的信任和推重，也未尝不与他的这种名声有关。所以，“不争”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低调也绝对不是没有追求。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低调可以使自己更能看清周围的形势，等待真正的机会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样的“不争”，远远胜过那些盲目的“争”者，正是“天下莫能与之争”。
2.黑马最有可能成功
“黑马”是赛马比赛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指的是那些不被看好却意外获胜的马。后来这个词被用来比喻出人意料的获胜者。“黑马”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那些我们看上去默默无闻的人，也许有一天就会取得令人吃惊的成果。这些“黑马”们并不喜欢高调地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往往不会刻意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可以避免过于引人注目，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从而蓄积实力，等待时机，一旦形势有利于自己，就能脱隐显扬，作出惊人的成就。所以，选择做一匹“黑马”，在实力暂时不足，时机不到的时候采取低调的态度，样比起那种高调的锋芒毕露来，会更容易得到成功。
北齐的高洋是高欢的次子。高欢是东魏的权臣，大权在握，连皇帝都要看他的眼色。一次，高欢想考察一下孩子们的胆识，便把孩子们都叫过来，等他们都恭敬地站在一起后，高欢拿出一团乱丝，叫孩子们把它清理好。其他孩子看着那团乱麻，都呆立在一旁，不知所措。只有高洋沉思了一会儿，走出来拔出宝剑，将乱丝一斩为二，然后朗声对父亲说：“治理乱世就要像处理这团乱丝一样，必须勇敢果断。”高欢对他的答案很满意。又有一次，高欢给他的儿子们配备军队，让他们四面出击，然后，暗中命令猛将彭乐伪装成盗贼，率甲士截击。其他的儿子都很害怕，吓得逃跑了，高洋却率部猛击，打的彭乐招架不住，只好向高洋承认是他父亲派来的，但高洋还是不依不饶，打散了彭乐的军队，把他抓了起来，献给高欢。高欢特别高兴，说：“这些孩子中，唯独这孩子将来会超过我的。”因此，高洋从小就得到了父亲的欣赏。
但是这种欣赏却引来了哥哥高澄对他的妒忌，于是，高洋就装出一副愚钝憨厚，傻乎乎的样子。慢慢的，人们都知道了高欢的这个儿子十分傻气，将来恐怕不会有多大出息。他的哥哥高澄就放心了，特别看不起他，经常说，要是我这个弟弟能取得富贵，那么那些能预言吉凶的相面书都无法解释了。高洋也表现出一副寡言少语的样子，在家中常常闭门静坐。后来父亲高欢去世了，传位给哥哥高澄。高澄凶横暴烈，锋芒毕露，总揽朝政大权，不可一世，不但轻视朝中的百官，就连东魏的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对于这个有点傻的弟弟，就更加欺负，甚至当着高洋的面调戏他的妻子。对此，高洋都忍下来了，有时感到实在受不了，就脱了鞋，光着脊梁在院子里跳个不停，以发泄心中的愤怒，但在表面上却显现得很平静，所以高澄对他没有怀疑。
后来，骄横跋扈的哥哥高澄因为对皇帝不满，和几个心腹密谋废立之事，结果却被家奴所杀。高洋得知此事，神色不变，镇定非常，立刻率兵赶来，把杀死高澄的凶手一一抓获。此时高澄已死，他却将此事压了下来，对皇帝说，自己的哥哥只是在家奴造反时受了点伤，并不要紧，请皇帝允许自己护送高澄回晋阳养伤。
皇帝本来就对高澄的专横十分忌惮，现在看到他受了伤，心里暗暗高兴，觉得这下能把权柄收回帝室了，他也看不起高洋，觉得他又笨又傻，难成大器，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高洋一回到晋阳，就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才能。他召集那里的官员布置政事，推行各项改革，革除弊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晋阳治理得欣欣向荣，安定富庶。以前那些看不起他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这时，高洋看到内外已经安定下来，才宣布高澄已经去世，为之发丧。由于他平时表现十分低调，皇帝认为他没有野心，就让他接替了哥哥的职务，任命他为大丞相，总管中外诸军。
然而皇帝低估了高洋的能力和野心。几个月后，高洋就率军进攻国都，逼皇帝禅位。东魏皇帝没有想到这个昔日人们眼中的傻小子会做到这一点，惊得目瞪口呆，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交出了王位。高洋即位为帝，建立了北齐，是为齐文宣帝。后来，西魏的宇文泰听到高洋篡位，借兴义师的名义进攻北齐。高洋亲自督兵出战，宇文泰看到北齐军容严整，不禁叹息道：“高欢有这样的儿子，真是虽死而无憾了。”于是不敢继续作战，引军西还。
当父亲表示出对高洋的偏爱，引起了他大权在握的哥哥不满时，高洋的地位是十分危险的。这时，他冷静的审时度势，采取了低调的态度，韬光养晦，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的才能，包括他的哥哥。但是他却以无比的毅力，对各种屈辱加以忍耐，最终获得了成功，成为了一匹令人吃惊的黑马。而他高调的哥哥高澄，则因为过于骄横张扬，最后落得一个被刺身死的结局。所以，保持低调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使拥有优势的地位，低调也可以避免过于引人注目，而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就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保护。
3.能屈能伸才是真龙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在《易经》中，龙是“变化无常，隐现不测”的，《易经》中的乾卦，就全部取象于龙，其中，既有“飞龙在天”的张扬，也有“潜龙勿用”的隐忍。龙这个意象代表了一种能屈能伸的精神。当周围的环境对自己不利，处于劣势的时候，要能够暂时屈服。这并不是放弃，也不退缩，而是以此审时度势，积蓄力量，以图再起。不能一味的高调，而要根据环境的变化，采用不同的对策，如果处于不利的环境，就要保持低调，暂时屈服，使自己的力量得以存在，等待有利时机。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暴政，引起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天下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各路豪杰纷纷而起，北方的突厥也趁势南下抢掠。李渊作为隋朝的官员镇守太原，奉朝廷的命令剿除盗贼。这个时候，突厥用数万骑兵攻打太原，李渊遣部将率军出战，几乎全军覆没。后来还是巧使疑兵之计，才勉强令突厥退兵。而寇盗刘武周又在李渊分身无术的情况下，抢占了他所防守的隋炀帝的离宫汾阳宫，掳走了其中的美女珠宝，献给了突厥可汗。突厥可汗大喜，就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其他各路强贼看到可以取得突厥的支持，就纷纷起兵闹事，使李渊防不胜防，腹背受敌，随时都有被隋炀帝处罚的危险。
这个时候，手下人都劝李渊和突厥决一死战。可李渊没有同意。他经过深思熟虑，知道现在天下大乱，隋朝已经失去了人心，他也有了进兵中原，取代隋朝的念头。如果要起兵，太原虽然是军事重镇，但毕竟地处一隅，并非理想的根据地。所以，还应该西下进入关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太原也是万万不能失去的。可自己手下兵将不多，又要防备盗贼，又要应付突厥，想守住太原根本不可能，只有先想办法，稳住突厥，才能保证太原的稳固，为自己的西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李渊决定暂时对突厥采取低调的态度。他向突厥称臣，还主动向突厥提出了和亲的建议。又向突厥可汗献上了大量的美女珠宝，还和他约定，将来攻克中原之后，自己只要土地，美女珠宝尽归突厥可汗。他与突厥可汗书信来往的时候用的都是臣下身份的“启”而不是平等身份的“书”，甚至对突厥可汗派遣的普通使者都能够纳头礼拜，丝毫没有面子上的顾虑，完完全全地表现出了臣下的身份。唯利是图的突厥可汗十分高兴，果然与李渊修好，这样就斩断了刘武周的臂助，让李渊西进长安的时候不至于后方起火，失去太原。在李渊从太原进入长安这最艰难的一段日子里，他只需要留下三子李元吉率领少量的兵马留守太原，不用再担心突厥前来进犯，使李元吉能够治理好太原，为前线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后来刘武周虽然攻下了太原，但是李渊在长安的根基已固，再没有初起兵时的后顾之忧了。不但如此，突厥可汗还把大量的骑兵、粮草提供给他，这使得李渊能够组建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进行西征，而力量强大起来的李渊很快夺下了不少地盘。
李渊的势力变得强大起来，这时，有人劝他结束与突厥的屈辱之盟，但李渊没有答应。他知道自己的力量虽然有所提高，但还没有完成统一，现在和突厥决裂为时过早，于是他依然和突厥交好，一直保障了北方的安宁。
后来，李渊建立了唐朝，唐朝的国力不断强大，到了他的儿子李世民为帝的时候，终于生擒了突厥的颉利可汗，洗刷了当年的耻辱。
如果李渊在战败的时候和突厥决一死战，以他微弱的兵力，肯定会被打得大败，也许连身家性命也保不住。如果他刚刚强盛起来，就急着起兵向突厥复仇，那北方地区定会陷入一片战火之中，自己的力量也会在不断厮杀中变得衰败，无力出兵平定南方，唐朝的统一还要晚上许多年。如果他在国家初步安定的时候，就废除与突厥的盟约，则会使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社会又卷入战乱的纷扰，不可能有后来的大唐盛世了。李渊正是深深地明白低调的重要性，在力量不足的时候选择了屈服，不计较一时的区区名利，才能成就长久的帝业。后来国力强盛，一举洗刷了当年臣服突厥的羞辱。所以，能屈能伸才是真龙，低调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手段。
4.低调的人离成功最近
成功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但怎样才离成功最近呢？是采取种种高调张扬的手法去夺取吗？不得不承认，这种手法有时的确可以收到成效。这就使许多人更加确信只有高调才可以成功，于是，就更加致力于用各种高调的手段去夺取成功，往往因此弄得自己心力交瘁，筋疲力尽。但是，真正伟大的成就，却不是可以用这种高调张扬的手段夺取到的，只有那些低调的人，才能最终取得成功。能够看到这一点，需要有长远的眼光，更需要有持久的耐心。低调，看似是一种迂回的方式，事实上却离成功最近。
东汉的邓太后就是一个用低调取得成功的人。她是东汉和帝的皇后，名叫邓绥。她出身高门，祖父是建立东汉的功臣，母亲还是汉光武帝皇后的侄女。她从小博学知书，善解人意，十二岁的时候，被选入汉和帝的后宫。但那时她的父亲去世，她要守丧，所以暂时没有入宫。这时入选的女子中有一位阴氏，貌美聪慧，深受汉和帝的宠爱，就被立为皇后。
三年之后，邓绥守丧期满进宫。她芳龄十六，性格娴静，身材修长，肌肤若雪，秀骨姗姗，见过她的人都觉得是仙女。汉和帝的六千后宫粉黛，一时间被邓绥比得失去了颜色。汉和帝一见惊艳，对她十分宠爱。不过，邓绥虽然艳绝后宫，又深受皇帝宠爱，却并不因此自傲，而能保持低调的心态。她深明事理，善解人意，又自制极严，事事谨慎，一切行动均遵循礼法，不但对阴皇后十分恭敬，就是对待那些宫女、内侍们也很是体贴，因此，宫中经常有人赞扬她的品德，都对她有好感。
但是，汉和帝的阴皇后却对她十分嫉妒。虽然邓绥对她礼数不缺，极其恭敬。可阴皇后觉得她独得皇帝宠爱，在宫中的人望也远远高于自己，就暗中把她视为仇敌。对此，邓绥并不和她计较，却更加小心谨慎。她平时穿的衣服，若偶尔与阴皇后穿的是同一种颜色，她便立刻换掉；有时与阴皇后同时进见和帝，她一定不与阴皇后并行，只是在侧面坐下，显出低人一等的样子；每次和帝有所发问，她也等到阴皇后先说完才开口，不和阴皇后同时说话；对于阴皇后的命令，不管对错与否，她绝不推脱怠慢，都很认真地听从。她见和帝对自己日见宠爱，对阴皇后却日益冷淡，心中很不安宁。每当和帝想在她那里留宿，她就推说身体不适，劝和帝去阴皇后那里。和帝也赞赏她的涵养，对她这种的委曲求全而感慨，觉得这是太难为她了。因此对她更加宠爱。
后来邓绥偶然生了病，和帝十分关心，常常让邓氏家属前来探望、照顾，并且破例允许他们自由往来，不限时日。邓绥却屡次劝谏说：“皇宫重地，却让外戚久留。上会让陛下蒙受偏爱的嫌疑，下也会让人觉得贱妾太不知足。还是请陛下令我的亲戚们回去吧。”汉和帝很赞叹她的深自抑损，劝慰她说，你的亲戚我何必要提防呢。对她越加宠幸，暗暗有了立她为皇后的心思。
这时，汉和帝得了痢疾，久久卧床，一直没有痊愈，过了一段时间，反而更加严重起来，大家都以为皇帝没有希望了，邓绥日日祈祷上苍保佑和帝早日康复。可阴皇后见和帝垂危，却暗自庆幸有了报复她的机会。阴皇后密语左右：“我若得志，一定将邓氏满门抄斩。”邓绥听说此事，觉得自己既然受到了皇后如此憎恨，皇上又病势沉重，肯定难逃将来的厄运，还不如现在就自杀的好。左右的侍从夺下了她的毒药，骗她说皇帝病好了。邓绥这才没有自杀，不久和帝的病真的渐渐好了，得知此事，就越发憎恶阴皇后，对邓绥则更加怜爱了。
阴皇后想方设法的要除掉邓绥。她和外祖母悄悄计议，暗行巫盅，让巫师咒死邓绥以泄恨。后来此事被人告发，汉和帝下令将这些人逮捕，严刑拷问，他们承认了巫蛊诅咒的事实。本来汉和帝就看阴皇后不顺眼很久了，又发生了这样的事，便要下旨立刻把她废掉，册立邓绥为皇后。邓绥再三谦让，最终才接受。
后来，汉和帝去世，邓绥成了皇太后。她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临朝执政十六年。她胸怀豁达，治国有方，在位期间力行节俭，反对腐败，体恤民情，为民减负，在当时有口皆碑。
邓绥最后得以成为汉和帝的皇后，和她一贯低调的做法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她谦虚谨慎，一直委曲求全，才得到了汉和帝的由衷赞赏。反观阴皇后，却一味高调，只会想用各种方法除掉情敌，却徒惹汉和帝厌恶，而她在和帝病重时的那一番报仇的话，更是显得招摇，最后，更是把自己赔了进去。而邓绥则始终保持低调，最终取得了成功。不但做了皇后，而且成为了皇太后，还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自己也获得了很高的声望。比起阴皇后最终被废的命运，好坏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坚持低调，并不是离成功更远，而是离成功更近。
5.弓越弯才能射得越远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低调意味着一种安于平淡，没有什么追求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生活态度是绝对不会取得成功的。其实，低调绝对不是意味着让人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事实上，采取低调处世的人往往才最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他们对自己的目标已经深思熟虑，要用最快捷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低调处世，无疑会使他们在走向自己目标的路上减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弓越弯射得越远。真正成功的人，当他保持低调的平淡时，也肯定不同于一般庸碌之人的平庸，而是由此到达那些高调张扬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巅峰位置。
谢安是晋朝人，出身名门望族，他的祖父谢衡以儒学而名满天下，官至国子祭酒。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谢安少年时就很有名气，东晋初年的不少名士如王导、桓彝等人都很器重他。谢安思想敏锐深刻，风度优雅，举止沉着镇定，而且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谢安从不想凭借出身和名望获得高官厚禄。朝廷先征召他入司徒府，接着又任命他为佐著作郎，都被他以身体上有疾病给推辞掉了。后来，谢安干脆隐居到了会稽的东山，与王羲之、支道林、许询等人游玩于山水之间，不愿当官。当时的扬州刺史庾冰仰慕谢安，好几次命郡县官吏催逼，谢安不得已勉强应召。只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辞职回到了会稽；后来，朝廷又曾多次征召，他仍一一回绝。这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纷纷上书要求永远不让谢安做官，朝廷考虑了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后，没有答应。
谢万是谢安的弟弟，也很有才气，仕途通达，颇有名气，只是器度不如谢安，经常自我炫耀。公元358年，谢安的哥哥谢奕去世，谢万被任命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兼任豫州刺史。然而谢万却不善统兵作战，受命北征时仍然只知自命清高，不知抚慰部将。谢安对弟弟的做法很是忧虑，对他说：“你身为元帅，应该经常和各个将领交交心，来获得他们的拥护。像你这样傲慢，怎么能够做大事呢？”谢万听了哥哥的话，召集了诸将，可是平时滔滔不绝的谢万竟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最后干脆用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在座的将领说：“诸将都是厉害的兵。”这样傲慢的话不仅没有起到抚慰将领的作用，反而使他们更加怨恨。谢安没有办法，只好代替谢万，亲自一个个拜访诸位将领，加以抚慰，请他们尽力协助谢万，但这并未能挽救谢万失败的命运，损兵折将的谢万不久就被贬为庶人。
谢奕病死，谢万被废，使谢氏家族的权势受到了很大威胁，终于迫使谢安进入仕途。360年，征西大将军桓温邀请谢安担任自己帐下的司马，他接受了。这件事引起了朝野轰动，还有人嘲讽他此前不愿做官的意愿，而谢安毫不介意。桓温却十分兴奋，一次谢安去他家做客，告辞后，桓温竟然自豪地对手下人说：“你们以前见过我有这样的客人吗？”
咸安二年（372），简文帝即位不到一年就死去，太子司马曜即位，是为孝武帝。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会把皇位传给自己，大失所望，便以进京祭奠简文帝为由，率军来到建康城外，准备杀大臣以立威。他在新亭预先埋伏了兵士，下令召见谢安和王坦之。王坦之非常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却神情坦然地说：“晋的存亡，就在此次一行了。”王坦之只好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去。他们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王坦之十分紧张，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手中的笏板也拿倒了。而谢安却从容不迫，就座后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只是设守卫在四方，您又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兵呢？”桓温听后很尴尬，只好下令撤除了埋伏。由于谢安的机智和镇定，桓温始终没敢对二人下手，不久就退回了姑孰，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被谢安从容化解了。
383年，前秦苻坚率军南下，想要吞灭东晋，一统天下。建康城里一片恐慌，谢安还是那样镇定自若，以征讨大都督的身份负责军事。桓冲担心建康的安危，派三千精锐兵马前来协助保卫京师，被谢安拒绝了。谢玄也心中忐忑，临行前向谢安询问对策，谢安只答了一句：“我已经安排好了。”便绝口不谈军事。
淝水之战后，当晋军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谢安手中时，他正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随手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忍不住问他，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后，谢安才抑不住心中的喜悦，进入内室，手舞足蹈起来，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弄断了。
谢安低调，并不是说没有自己的追求，而是为了达到长远目标的有效手段。这种低调的态度为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和拥护，对于他能登上高位很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采取高调张扬的态度，只能得到一些眼前的好处，而低调的长远经营，才能达到一个重大的目标。
6.胜利时要小心失败
成功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不少人取得胜利之后，就开始得意洋洋起来，对自己的行为不再加以检点。可正应了一句老话：乐极生悲。这样高调的表现反而让自己不久就遭遇到了各种挫折，从而走到了胜利的反面。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尽管如此，再犯者却仍然是前仆后继。这就要求我们对胜利保持一份平常的心态，能够做到居安思危。有了这种心态，行为自然就会低调起来，从而使胜利的成果能够得到长久的保持。
魏人范雎做秦国国相，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秦王慢慢疏远了范雎，形成君臣猜忌的局面。燕国辩士蔡泽到秦国后，让人到处宣扬自己的才干，声称见到秦王后一定要夺去范雎的相位。
范雎听说后非常气恼，他派人找来蔡泽，责问道：“听说你要夺我的相位，有这事吗？”“有啊！”“你有何本领，这样自信呢？”蔡泽列举秦孝公时的商鞅、楚悼王时的吴起、越勾践时的文种三人忠诚不贰最后被杀的事，和眼前范雎的处境作了比较，暗示他急流勇退。
范雎听到这儿，对他很敬佩，抛却前怨，拜为座上客。后范雎推荐蔡泽做了国相，自己则急流勇退保命终身。
相比于范雎的明智与低调，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不那么聪明了。
李自成是明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能征善战，屡次打败前来征讨的明军。他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农民军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李自成在进入北京之初，不少明朝官员都对农民军持观望态度。李自成却认为这些前明官员都是贪官污吏，于是订出一条“追赃助饷”的政策。只要是官员，不论所任何职，都得拿出家产来充当军费。如果不交，或交的数额不够，就要打板子，直到交够为止。此举固然能够惩治那些贪官，但一些清廉的官员也无辜受害，不得不想方设法地找出“赃款”来。而且，这种行为使新政权在前明官员中大大失去了号召力，把他们推到了自己的敌对立场上来，农民军由此变得孤立起来。
李自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对这些隐藏的危机毫无所知。农民军的纪律本来不错，所以能取得不断成功。可是入城之后，大家既然已经坐定了天下，就开始发起财来。那些从前明官员那里搜刮来的“赃款”，就这样做了农民军的“军饷”。据记载，当时大顺军自将军至战士各有私囊，多的有千余金，少的也有三四百金。此外，由于对军队的管束不再严格。这些人在搜刮“贪官”之余，也会到民间找寻一二，这样，就不免波及到了普通百姓。此时，大顺军攻占北京取代明朝后，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特别是北面的清国和江南的明室残余，构成了夹击大顺的严重形势。但李自成此时却忙着为自己做皇帝的登基大典准备，早已把严重的敌情置之度外。
明朝有个大官吴襄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抄了家产，逮捕起来追赃。有人提醒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就解除了北面的威胁，对于大顺政权很有好处。李自成采纳了这个意见，让吴襄给他儿子写信，劝说他向农民军投降。
吴三桂收到了父亲吴襄的劝降信，犹豫起来，虽然不愿意向李自成投降，可深知他的军队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绝不是对手。吴三桂又想到北京城内还有家属财产，也舍不得丢掉。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先到北京看看再说。
在吴三桂去北京的路上，遇到了几个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几个人询问情况。得知父亲吴襄已经被抓了起来，家产也全都让农民军抄走了，便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又听说他最宠爱的小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刘宗敏抢去，更是气愤难平。当即命令军队退回山海关，发誓和李自成势不两立。
吴三桂自知不是李自成的对手，于是向原是自己敌人的清朝借兵，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作为北方屏障的山海关。李自成率军抵敌。但农民军在北京一心“发财”，战斗力已经大不如以前，再加上吴三桂有清军相助。于是，李自成兵败，不得不退出北京，而清朝则坐收渔翁之利，得以占据北京，最后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三百年后，郭沫若有感李自成的失败，写过一篇《甲申三百年祭》，曾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后来，当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京的时候，还特地强调：我们不做李自成。李自成的功败垂成，和他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得意忘形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太过得意，才使他不能对眼前的形势做正确分析，把许多本来可以争取的力量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使自己的地位一天天孤立起来，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即使我们取得胜利，也不能因此得意高调，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低调做人，这样才能避免乐极生悲的后果。
7.退让是为了更大的成功
退让是一种低姿态，如果在一些问题上适当退让，不但会让自己占据有利位置，更会博得以后的大成功。才智超群的人广博豁达，自然不会急躁、轻狂。丰富的知识使得他们的思想深沉，涵养有素，懂得低调做人。
1945年日寇投降时，粟裕的部队发展到几万人，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10月，中央任命他为苏皖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粟裕接到电报后，对中央的任命深感不安，便向中央和华中局发了电报，请求由张鼎丞任司令，自己为副职。隔了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中央和华中局的复电，他当机立断，命令业务部门暂不发任命文件，自己又向中央发了封加急电报，详述了自己要求改任的理由：张鼎丞是前辈，资格能力均超过了自己，战功卓著，政策水平高，声望更高，理应以张为司令。中央认为粟裕从大局出发，深谋远虑，句句在理，便同意了他的要求，改变了原先的任命。
1948年5月，中央提出让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作战，开辟根据地，调动蒋军南撤，以减轻中原战场的压力。粟裕经仔细考虑后，提出在中原大决战的设想，不应抽调兵力去江南，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鉴于粟裕对淮海战役的设想步骤比别人早，准备也早，中央又决定调陈毅和邓子恢到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由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的司令、政委。粟裕又一次提出请求，他从华野的具体情况出发，认为华野离不开陈毅，陈毅也离不开华野，自己愿居副职。毛泽东接受了他的请求，又从中原大决战的需要出发，让陈毅继续任华野司令兼政委，但去中原局负责协调华野和中野的工作，粟裕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统一指挥华野参加淮海战役的作战。
在职位高低上的谦让体现了粟裕的风格。高风亮节和独具慧眼的战略目光体现了粟裕将军的完美人格，更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居功不傲，谦让禅贤，正应是共产党人所具备的品德。
立身处世，事事都须谨慎，不能只进不退，更不能居功自傲。
王导是东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西晋灭吴后，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王导为了要在吴境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必须先树立司马睿的威信。他精心安排朝见司马睿的仪式，非常威严，南方士族都敬服拜于道左，司马睿威信大增，王导也因此备受宠信。司马睿登上皇帝宝座后，为感激王导辅佐，多次请王导与他一起接受群臣们的朝贺，王导固辞不就，因而更得司马睿的倚重。322年，王导堂兄王敦认为司马睿远贤近佞，要起兵讨伐，另立新主，王导不从，王敦只得作罢。323年，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敦派其兄王含进攻建康，要推翻司马氏自立，王导言辞讨伐，又用计打败王含，保住了司马氏政权，从而进位太保。他功成不居，不坐御床，深得各朝皇帝的信任和大臣的拥戴。
王导深明退让之道。他为了家族和利益，自己不居功，在家族中有人想造反的情况下，居然能全身而退，依旧荣虚不衰，以至于民间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这就是王导退让的结果。如果他也骄横跋扈的话，也不会风光太久。
8.主动低头才有抬头日
暂时的低头，不是一味的低姿态，而是韬光养晦、蓄势待发的休整，是为了出击的必要手段。众所周知，拳头只有先缩回来才有可能更有力地回击出去，为人也是一样，表面上可能是吃了一点亏，但是从长远利益看来，这种牺牲却是十分值得的。所谓低头才有抬头日，便是说今日的低头才会造就明日的扬眉吐气。人的眼光应当放得长远一点，不争蝇头小利，也不争一时之气，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所为，这样的人才是能够做大事的人。凡事斤斤计较，逞一时之勇，终会落于人后，没有出息。卧薪尝胆，虽不是常人能够做到，也不妨以此为楷模，大将之风由此得之。
西方中世纪的神权高于王权，最高权威是教皇，他凌驾于各国国王之上，具有无限的权力。
107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与教皇格里高利争权夺利，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亨利早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获得更多的独立性；教皇则想加强控制，把亨利所有的自主权都剥夺殆尽。亨利召集德国境内各教区的主教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里高利的教皇职位；而格里高利则在罗马的拉特兰诺宫召开了一个全基督教会的会议，宜布驱逐亨利出教。“开除出教”是一种最令人害怕的惩罚，它等于宣布剥夺了一个人的一切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甚至生命。当时亨利四世的国内基础并不稳固，教皇的号召力非常之大，一时间德国内外反亨利力量声势震天，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主都兴兵造反，向亨利的王位发起了挑战。
亨利面对危局，被迫妥协。1077年1月，亨利身穿破衣，只带着两个随从，骑着毛驴，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前往罗马，向教皇请罪忏悔。格里高利故意不予理睬，在亨利到达之前躲到了远离罗马的卡诺莎行宫。亨利没有办法，只好又前往卡诺莎拜见教皇。到了卡诺莎后，教皇紧闭城堡大门，不让亨利进入。当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身为帝王之尊的亨利屈膝脱帽，一直在雪地上跪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相迎，饶恕了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之行”。
表面上看，是教皇格里高利赢得了胜利，但实际上，恰恰是他自己救了摇摇欲坠的亨利四世。他使得众多追随者大为失望，而亨利恢复了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后，集中精力整治内部，然后派兵把封建主各个击破，并剥夺了他们的爵位和封邑，曾一度危及他王位的内部反抗势力被逐一消灭。
在阵脚稳固之后，亨利立即发兵进攻罗马，以报跪求之辱。格里高利再施“撒手锏”——开除教籍，但这回却完全失策了。原来的支持者已被除灭，中间派在“卡诺莎之行”后已不敢信任教皇，纷纷投靠亨利四世。亨利四世强兵压迫，所向披靡，格里高利弃城而逃，最后客死他乡。
亨利四世就是典型的先低头后抬头的智者。低头不是永远的比别人弱下去，而是在此期间集聚力量，准备再一次地出击。低头才有抬头日，就是这个道理。
9.太惹人注意也会有代价
渴望受人关注也许是人的本能。刚生下来的婴儿，就会用哭闹来吸引父母的注意。随着渐渐长大，渴望受人关注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而且，自己的优势受到关注，也会使自己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然而，万众瞩目也不一定都是好事，有时候，别人的注意往往会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为了引人注目而采取的高调行为，反而会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所以，保持低调也是必要的，不要把所有的眼光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也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据说魏晋时期的美男子卫玠因为相貌过于俊美，所以每当他一出门，很多慕名而来的女子都围着他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最后竟把这个身体羸弱的帅哥给“看杀”了。当然，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受到过分的关注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一个人本来拥有的优势，也可能在这种高调的重视下不断消失，吸引眼球的结果是得到一时的荣耀，却往往要付出一生的代价。不过，很多人也许看不到这种荣耀背后潜藏的危险，还是沉迷在一时高调所带来的成就上了。
神童方仲永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个五岁的孩子十分聪明，尽管没有上过一天学，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文具，但却能写出一首很不错的诗来。引来了人家的关注，也给他的父亲带来了不少好处，天天带着他到各处“展示”。结果，这种高调的炫耀使一个神童最终变成了庸才。所以，不要总是吸引别人的注意，保持低调，才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
汉代淮南王刘安和河间献王刘德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淮南王刘安博学多才，不像一般的皇室子弟那样沉迷于酒色，只会斗鸡走狗。他喜欢读书治学，学艺弹琴，又喜欢交游宾客。他曾经招募宾客、术士达数千人，让他们在淮南王府从事讲学、炼丹之事，又把自己和学者们的讨论汇编成书，就是《淮南子》。后来刘安把此书献给汉武帝，很受武帝的欣赏，曾召他到长安，要他写《离骚传》。刘安才思敏捷，据说武帝清晨下令，他在吃早饭时就把《离骚传》写好了，武帝看后，称赏不已。
但是，这种名声并没有给刘安带来好处。正是这种成就和周围宾客、大臣们对他的赞扬，使他的权欲和野心膨胀起来。汉武帝因为他名声很大，一直对他颇为“关注”，后来有人向汉武帝报告淮南王谋反，汉武帝就派兵去讨伐，刘安知道这个消息，自杀身亡。他死后，淮南国也被汉武帝废除。
河间献王刘德也十分好学。不过和刘安不同，他更喜欢的是儒家学说。他召集了许多儒生到王府，共同讨论经典，还订正了很多经书，因此名声很大。后来，汉武帝召见他，问他不少关于经典和治国的问题，他都对答如流。汉武帝对他有些不放心，对他说：“当年商汤凭借着七十里的封地，周文王凭着一百里的封地，都取得了天下。现在，王爷你也可以努力一下了。”
刘德一听，知道汉武帝对自己十分猜忌。于是，他回去以后，表面上就不再那么好学刻苦，开始韬光养晦，避免了汉武帝的注意，最后得以善终，他的国家也能继续传下去。
由此看来，受到过分的关注并不是一件好事。采取低调态度，避免让自己受到万人瞩目，也许反而是一种更加有策略的生存方式。这么做并不是甘于平庸，而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不但有赞赏，也可能会有嫉妒和仇恨。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焦点之下，就要花费不少精力来应付，没有时间来做真正要做的事情了。而且在低调的情况下，还能把周围的形势分析得更加清楚，而不至于被万人瞩目的光华迷惑了双眼，使自己头脑不清，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不但是在危急的情况下保存自己的手段，也是在职场中必须掌握的人与人相处的艺术。
低调做人，不要过度引人注意，还可以避免把自己的心理能量浪费在无谓的人际斗争中。即使你认为自己满腹才华，即使你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要强，也要学会藏拙，这是一种能量的内敛，也是保护自己的有效手段。不卷进是非、不招人嫌、不招人嫉、不动声色地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你的成果一时不被关注，也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不要抱怨自己的功劳成了别人的功绩，不要招摇过市，那种高调只是肤浅的行为。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唯有脚踏实地工作才是牢靠的。以自己的修养与才识把事情做得充实有致而又声色不露，沉着而没有张扬之气。这样的低调做人，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成功。
10.示弱是为了图强
锋芒毕露，在人生的战场上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筹码。我们在过度暴露自己优点的同时，缺点也会被别人看得一清二楚。只有隐藏自己的实力，才能在战场上出其不意，获得成功。如果在一开始就让别人把自己的底牌看了个遍，在交手之时便没有了回旋的余地，连防守的机会都失去了，只能任人宰割。如果把锋芒藏在背后，放低姿态，低调为人，反而能够韬光养晦，等待机会，厚积薄发，进而一举击败对手，大胜而归。
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当时有一家公司从事棉纺工业，产品流向世界各地。这引起了日本同行的注意。
这家公司位于一条热闹的大街旁。每到中午，公司职工都到对面唯一的一家餐馆吃午饭。
不久，这家餐馆附近又新开了一家餐馆，馆内的管理服务人员清一色都是日本人。餐馆一开业就十分惹人注意。它不仅价格比英国馆子便宜，而且味道鲜美，服务态度极佳。那些英国职工慕名前来，渐渐地把就餐重心移向了这家日本餐馆。有时，某些职工没带钱，也可以先赊账，并同样受到热情的招待。久而久之，搞得人缘极好。
几年后的一天，这家餐馆突然倒闭，理由是由于出售的饭菜价格低廉、成本高而引起亏损。这家餐馆的经理和堂倌扬言“无钱回国”，并通过那些常来光顾的吃客——一些工程师及高级职员，请他们说情，协助谋求职业，以便筹集路费返回家园。
由于这些高级职员平时受到日本堂馆的“特殊照顾”，对于他们格外同情，因此都极力向公司推荐。起初，公司也相当谨慎，但经不住高级职员的屡次担保，最后不得不松口了。但是规定：所有进厂工作的日本人不许进车间，只许在车间外面做做粗装工，如推筒管、运袋皮、装纱等，只要一到车间门口，就由英国人接管。
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观察，公司管理人员发现这些日本人忠实可靠、干活卖力，并无任何可疑之处，警戒慢慢地消除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日本人不仅能自由地进入各车间，而且有的还被安排到技术部门工作。
可是，公司里的上上下下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家日本餐馆的全体人员都是日本第一流的纺织专家。他们一边默默工作，一边把英国纺织机的先进设备部件、结构及作用等，都牢牢记在心里。
若干年后，日本人声称已积蓄了一笔款子并准备回家。他们顺利地办好了出国护照，启程返回日本。回国后，他们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设计出一套在当时来说相当先进的纺织机械。从此以后，日本的纺织工业出现了一次大飞跃。
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强者。面对不可战胜的强大势力，处于弱势的我们不妨采取守势，暂时卧倒。这样做并不是怯懦，更不是屈服，正如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中所说：“等待，这是一个奥秘——卑屈的懦夫用它遮羞，坚强的巨人把他作为跳板。”这样低调的行为会带来积聚力量的时间，使我们能够再度站起来，取得成功。
清朝的建立者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那时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彼此攻击，仇杀不已。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对李成梁毕恭毕敬，不时上贡，借明朝边官之力称霸满洲。一次，他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知此事，带着儿子塔克世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噩耗传来，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为祖父和父亲报仇，但势孤力单，根本不可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皇帝交锋。于是，他只好把仇恨集中到尼堪外兰身上，向明朝官吏请求把尼堪外兰交给他。这一请求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只肯把他祖父和父亲的遗体还给他，却不肯交出尼堪外兰，反而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尼堪外兰也因为依靠明军，势力大增，更加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不少女真部落都归附于他，他竟趁势逼迫努尔哈赤也来归附自己，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面对这种屈辱，努尔哈赤并没有让仇恨冲昏头脑。他从小就在抚顺的互市上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特别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这一类小说。对其中的谋略十分欣赏，用心学习。心机深密的他开始对自己的现状作了一番冷静的分析。他深知现在力量弱小，绝对不能和明军发生对抗。此时明廷念他的祖父、父亲无辜而死，就让他子承父业，做了建州卫都督佥事，他就先对付尼堪外兰，用祖父留给他的十三副铠甲起兵，把尼堪外兰打得狼狈不堪，大败而逃，明军怕因此引起更大战争，让他杀了尼堪外兰。灭掉尼堪外兰后，努尔哈赤又把目光转向分裂的女真各部。他知道，只有女真各部族团结起来，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才有可能对抗明朝军队。所以，他先致力于统一女真部族，对于明廷，则采取谦恭的态度，贡赋不止，对于明朝边将的骄横无礼，也都一一忍耐了下来。他的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就统一了建州女真，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的叶赫部势力最强。看到努尔哈赤力量壮大，感到恐慌，就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不慌不忙，沉着应战。他以少胜多，把这支联军打得大败。叶赫部不得不派人求和，提出将本部的公主嫁给努尔哈赤为妻。努尔哈赤答应退兵，并就此下了聘礼，向上天滴血盟誓。但是，不久叶赫部就违反了盟约，把公主另许他人，还把已经归顺了努尔哈赤的哈达部拉拢了过来。努尔哈赤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将之打得大败。但一向对女真持分而治之政策的明廷却对努尔哈赤施压，努尔哈赤只好暂时退兵。
后来，叶赫部将许配给努尔哈赤的公主嫁到蒙古，努尔哈赤发兵来报夺妻之恨。明廷见形势危急，便多方调兵，并出面进行调解。努尔哈赤为形势所迫只好暂时息兵。努尔哈赤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统一女真各部，已经并不只是征讨叶赫部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明廷的问题。只要他一出兵攻打叶赫部，就不免要长驱深入到明朝的境内，一定会引起明廷的干涉。他虽然经过几年征战，实力大大增强，但还没有到能和明廷分庭抗礼的程度。于是，他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取叶赫部的计划，先尽力处理和明廷的关系。当时，明廷曾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建州女真部已垦种的地方，不许他们收获那里的庄稼，还违反双方划定的范围，说建州女真部越境杀人，强令努尔哈赤交出十人抵命。对于种种无理的行为，努尔哈赤都忍了下来。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又封他为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北京亲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后来，叶赫部又在明廷的支持下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给予回击，大败叶赫部。此时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将之编为八个旗，加强了战斗力。力量今非昔比，于是，就召集八旗首领和将士誓师，宣布跟明朝有七件事结下了冤仇，叫做“七大恨”。第一条就是明朝无故挑衅，害死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报仇雪恨，他决定起兵征伐明朝。不久就攻下重镇抚顺，接着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胜利。经此一战，明朝军队元气大伤，不得不对努尔哈赤采取守势。后来，终于灭亡在清朝的手中。
努尔哈赤的崛起，告诉了我们忍耐的力量。他当年对明廷的屈服，只不过是采用了卧倒的守势，并不是忘记了血海深仇，而是以这样低调的行为避免引起强大明军的侧目，好寻找机会，积蓄力量，以图再起。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策略是十分有效的。一时的卧倒并不是永远的屈服，这种低调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手段，当有了强大的力量之后，就会再一次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