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中国散文史上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名家。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文学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他的文学思想是指导其创作实践的理论体系，其文学思想在适应了北宋中期的社会文化性格的同时，也积极顺应了当时“古文运动”的创作思想，又表现出了鲜明的独特个性。他的文学思想中的经世观、文道观和创作观，对当世及后世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在明清两代，对一些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文学思想的某些方面，至今还奕奕生辉，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
一
曾巩的文名与创作实践与他的文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曾巩生前享有盛名。文坛盟主欧阳修称赞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①欧阳修后来对曾巩推崇备至，以致“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为门人曾子固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②此为人所熟知之故事，在表明东坡之文才的同时，亦可看出曾巩之文才杰特及其在欧阳修心目中的地位。后欧阳修曾评曾巩说：“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自为进士，已有时名。其所为文章，流布远迩。志节高爽，自守不回。”①从欧阳修的评语来看，曾巩文章“流布远迩”，确实享有盛名。曾巩之好友、大政治家王安石也称赞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②王安石把曾文比作似大江如星斗，评价甚高。苏轼的赞语更是绝妙：“醉翁门下士，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郡妍。”③看来，苏轼对欧门弟子的曾巩是另眼相看的。诗文革新运动的健将梅尧臣也说：“遽传曾子固，原与一相见。顺风吹长帆，举手但慕羡。……昔始知子文，今始识子面。”④看来，曾巩生前确有盛名，以致梅尧臣慕其文名。就连陈师道也慕名求教，《宋元学案》载：“（陈师道）年十六，以文谒子固，大奇之，许以文著时，留受业焉。”⑤后曾巩去世，陈师道曾写挽词云：“早弃人间世，真从地下游。丘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身世从违裹，功名取次休。不应须礼乐，始作后程仇。”⑥曾巩生前之文名，正如其弟曾肇所云：“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鄣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⑦曾肇对其兄在当世的盛名作了描述。林希为曾巩写的墓志说：“其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自韩愈氏以来，作者莫能过也。”⑧林希指出了曾巩为文的特点，并道出了形成这种为文特点的思想原因。苏辙亦在挽词中说：“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西京。平生碑版无容继，此日铭诗谁为题？”①苏辙的话道出了其文学思想的根本。王震亦云：“南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②不管怎样评价，曾巩生前享有很高的文名，这是无可怀疑的。降至南宋，曾巩受到理学大师朱熹的推崇，因为曾巩重道的文学思想与理学家的文道观很是相似。朱子云：“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今年五十，乃得见其遗墨，简严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③还说：“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夫其所以重于世者，岂苟而云哉？”④朱熹虽对曾巩甚为推崇，但亦说他为文讲理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徹，本无根本功夫，所以如此”⑤。
在元代，曾巩也赢得了盛誉，刘壎甚喜曾巩之文，其云：“公之文自经出，深醇雅淡，故非静心探玩，不得其味，而予特嗜之。”⑥刘壎还为“曾巩不能诗”作了辩护，其云：
自曾子固不能作诗之论出，而无识者遂以为口实，乃不知先生非不能作诗者也，盖其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兴与寡，先生之诗亦然。故惟当以赋体观之，即无憾矣。⑦
刘壎力赞曾巩，认为曾巩非不能作诗，曾巩深于经术，其志不在吟风弄月。这一方面道出了曾巩的儒者文气，同时，他也没有看到曾巩诗歌中有描写自然花草而风格清新的一面。元代脱脱对曾文作了评价：“（巩）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于《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为文词者，鲜能过也。……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①脱脱的赞语比较正确的道出了曾巩为文之特点，所以他的这句话也被后人常常引用。丁思敬更是钦服于曾巩，他说：“仆尝读舍人王公著《南丰先生文集序》，喜其有‘波涛’、‘烟云’、‘三军之朝气’之语，足以摹写斯文之妙。及观紫阳夫子序公家谱，甚恨世之知公者浅，而后未敢以前言为可喜也。”②从以上元人的评价来看，曾巩在元代的影响是不衰的。
二
在明清两代，曾巩的影响超过前代。由于曾巩文学思想的正统性和其章法的独特性，其人其文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清李慈铭曰：
曾南丰为临济别出，继其衣钵者，元有虞道园，明有归震川，本朝则方望溪也。……道园、震川皆学欧，又极似欧，而吾谓其继南丰，则以二家不免冗漫，而说理颇粹，有务主宽展，有不尽之意，其得失皆失曾也。震川望溪，俱不免有时文气。③
李慈铭言评虽有失偏颇，但大体道出了曾巩在明清两代的影响。
在明初，朱右甚喜唐宋古文，并编选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询、苏轼、苏辙、曾巩之文，称之为《八先生文集》，这是第一次将曾巩名论八大家之列。其后，至明中叶，曾巩正统的文学思想成了唐宋派信奉的圭臬。“唐宋派”是一个比较正统的文学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这些作家反对“前七子”提出的“文必秦汉”，认为此使散文创作陷入拟古的泥潭，缺乏生命力，因而他们主张学习唐宋散文，更多的是学宋代的欧阳修和曾巩。并且他们主张文以明道，而且注重文章的教化作用，王慎中在《答廖东雩提学》提出的“文与道非二”、文章应“浸涵六经之言”与曾巩的文道观很是相同，即文要明道且要贯穿六经。因此，曾巩受到唐宋派的崇扬。曾巩其文对王慎中影响很大，王慎中云：“方洲尝述交游中语云‘总是学人，与其学欧、曾，不若学马迁、班固。’不知马迁莫若欧，学班固莫若曾，今我此文，正是学马、班，岂谓学欧、曾哉？”①王慎中认为学欧、曾就是学司马迁、班固。以致王慎中“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②王慎中对曾巩推崇至极，他说：“予惟曾氏之文之至矣！当其时，王震序之已无能有益于发明。晚宋及元序者颇多，而其言愈下。……由西汉而下，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③可见，曾巩对王慎中产生重大影响，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说：“慎中优游缓行，得欧阳修曾巩之法。”④唐顺之亦云：“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⑤唐顺之叙事散文学曾巩，其文曲折百转、情理并茂、叙事严谨，貌与曾文神似。唐顺之在朱右《八先生文集》的基础上，编成《文编》一书，其中就有曾巩之古文。茅坤亦推崇曾巩，他曾云：“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而不复思履崤函以窥秦中者已！”①茅坤亲手编选了《八大家文钞》，把曾巩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极力推扬，使曾巩在八大家中的文名得以确立。茅坤还对曾巩的才学作了一番评论：“曾南丰之文，大较本经术，祖刘向，其湛深之思，严密之法，自足以与古作者相雄长。而其光焰或不烁也，故于当时稍为苏氏兄弟所掩。独朱晦庵亟称之，历数百年，而近年王道思始知读而酷好之，如渴者之饮金茎露也。”②同时，曾巩的“道法事理”思想亦影响到明代文坛。唐宋派中的唐顺之、王慎中甚崇曾文作文之法，极力摹习，史称：“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家欧曾。”③归有光亦重曾巩文，钱谦益的《初学集》曾载归有光学曾文事：
传闻熙甫上公车，赁骡车以行。熙甫俨然中坐，后生弟子执书夹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从容问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肃愍庙碑》以进。熙甫读毕，挥之曰：“文理那得通！”偶拈一帙，得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挟册朗诵至五十余过。听者皆欠申欲卧，熙甫沉吟讽泳，犹有余味。④
归有光受曾文影响极深，他的《先妣事略》、《寒花赞志》、《项脊轩志》等中的“纡徐”叙事技法，与曾巩的《先大夫集后序》、《秃秃记》的手法相似。钱谦益论归有光云：“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①方苞亦说他创作“能取法欧、曾而稍更其形貌耳”②。在“唐宋派”中，王慎中、唐顺之其实学的就是曾巩的“道法”，因为曾文有结构有章法，可依法行事。同时曾文是那种“古雅平正”而“四平八稳”之文，故受到比较正统的“唐宋派”的青睐。因此，朱鹤龄云：“荆州、遵岩与熙甫，沿溯均出自欧、曾规。”③此语点出了曾巩对唐宋派的重大影响。
在明代，曾文确也风行天下，故明赵琬说：“昔南丰曾氏之文，与庐陵欧阳修、眉山苏氏、临川王氏并称名家，而皆有集，板行于世。……曾氏之文，粲然若日星之丽天，而光耀不可掩焉者，固无俟乎予言，苟欲为之，要不可不取法与此，犹离娄、公输子欲成方圆，而不必以规矩也。”④李璣云：“南丰之文才，天授者也。意念所注，词必达焉，倾刻千言，成章有斐，而彬彬焉衍欲雅鬯，诚足自名其家矣。⑤王一夔也云：“先生文在天地间，如景星，如庆云，如麒麟、芝草，而天下之人争覩之者唯恐或后。”⑥由于曾巩的重道为文倾向，故在明代亦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如屠隆说曾文“读之可一气尽也，而玩之则使人意消”⑦。甚至公安派的袁宗道也说曾巩“理充于腹内而文随之”⑧。但这些批评意见和对曾巩的赞语相比较，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有清一代，曾巩及其散文对清代散文产生重大影响。清初钱谦益在明末感愤内忧外患，而痛失道之世，因而被曾巩的明道之文所感，曾云：“余每读子固文，浩汗演迤，不知其所自来。”①继钱谦益之后，王士禛成为诗家正宗，论诗以“神韵”为宗，而崇盛唐王维、孟浩然之诗。曾巩的部分写景诗写得清新刚健，很有唐诗风韵，故得王士禛好评，并为曾巩不能诗翻案曰：“渊才恨曾子固不能诗，今人以为口实。今观《类稿》中诸篇，亦荆公之亚，但天分微不及而。若皇甫侍正、苏允明、陈同父，乃真不能诗也。”②
后来的桐城派受曾巩及其散文影响很深。桐城派以继承古文为口号，这与明代唐宋派的作文理论相似。桐城派的方苞、姚鼐是著名的儒家学者，信奉的是程朱理学。方苞在作文理论上标举“义法”，而曾巩的创作讲究“道法事理”，这正好和方苞的“义法”相联系，这在前面已有论述。姚鼐作文思想与曾巩很是相近，《清史稿》评他：“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韵。”③其评语指出了姚鼐为文的风格和形成特点的原因，很与曾巩相似。姚鼐在《复鲁絜非书》曾论曾巩：“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④刘大魁在《徐崑山文序》中说：“作文本以明义理，为世用。”⑤还说：“盖人不穷尽理读书，则出词鄙信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另自是一事。”⑥刘大魁的论说与曾巩的道法说、文以致用的思想有相同之处。曾巩在其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作文结构严谨，条理分明，并且古雅平正，使桐城派觉得曾巩创作思想与其相似，因而他们奉曾为楷模；他们对“义法”说多加发挥，发展完善了曾巩的“道法事理”说。张伯行更是推重曾巩，曰：“南丰先生之文，原本六经，出入于司马迁、班固之书，视欧阳庐陵几于轶而过之，苏氏父子远不如也。”①刘熙载还评曾巩说：“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②刘的赞语其实道出了曾巩重作家道德修养的特点。
同时，在清代对曾巩的研究也掀起了一个热潮。对曾文进行点评的有爱新觉罗弘历的《御选唐宋文醇》，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张伯行重订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等。其中的一些选本，如方苞的《古文约选》，姚鼐的《古文辞类篡》对扩大曾巩及其文名，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钦定的《御选唐宋文醇》，作为皇帝亲自颁布的文本，在士人当中影响很大，自然也显扬了曾巩的声名。
然而，清代对曾巩的一片赞语中，也有一些对曾巩批评的说法，如王夫之就指责曾文啰嗦，他说曾文：“学子固，如听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掉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③袁枚也说：“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相伯仲也？”④袁枚尽管认为曾文不如安石、欧公，但却明白指出曾巩文学思想开理学家文学思想之先声，别具慧眼。
总而言之，曾巩作为北宋的一个文学大家，他在其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创作了许多有特色的散文和诗篇，尤其是他的古文和诗歌，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也为其赢得了文名。当时及后世，其文名不降。尤其是元明清三代，他的影响是越来越大，成为我国散文史上的一位大家。他的文学成就，离不开其文学思想的指导。直到今天，他文学思想的某些方面，还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
§§结语
在唐宋散文发展史上，古文运动所孕育出来的散文作家，更是大家辈出，气象万千。究其缘由，主要是唐宋两次古文运动都处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从中唐开始，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从文化上讲，这种混乱的局面经过残唐五代，进行了长期反复激烈的斗争，并且经过不断的融合与更新，一直延伸到宋初，终于孕育了一个崭新的王朝——赵宋王朝的到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唐、晚唐、五代和宋初，虽有朝代之别，但无分离之隔，北宋的各型文化如儒学、经学、文学中的古文、词、诗歌等均在这上述几期发生过变化。因此，这几个混乱与融合的时期，是盛极一时的赵宋文化的酝酿准备期。
宋初的几代君主经过连年的征战，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然而在思想文化上却面临着自中唐以来种种难题，譬如说国家思想的统一、儒学的重建，经学的变异、文学的发展等等。因为中国在“安史之乱”后，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体制受到冲击，正统的权威思想受到挑战，于是儒道受到破坏，以致纲常不振，国纪不兴。于是古文家都强调文以明道，其实质是复兴儒学，重建社会政治道德秩序，这就是说古文与儒学的复兴是互为表里。而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中诞生的古文家，也最有思想性，因此其人格是高风亮节，而其文章也是光辉灿烂。
就宋代的古文六大家而言，欧阳修无疑是这次运动中的带头人，他凭借自己是文坛领袖和知贡举的地位，更以自己的道德文章，积极奖掖人才，提拔了曾巩、王安石和三苏。在这次运动中，如果说欧阳修以领袖人物的身份确定了古文发展的方向和创作的新思路，那么曾巩、王安石则充当了古文运动中的左右两翼。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其散文是外放式的，其有为于世的目的很明确，而作为醇儒的曾巩，其散文是内敛式的，通过文章的道德说理思想来感化人情。曾王两人互为长短，正好配合了欧阳修。而苏家三父子，则在巩固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成果，而其中的苏轼，则是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前辈古文家的优点，而自成一格，在散文领域内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毋庸讳言，曾巩是欧阳修忠实而积极的追随者，并且在古文运动中起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正是在其文学思想指导下进行文学活动的具体表现。在曾巩的时代，变革时期的士风、学风、文风都在发生激烈的变化。但其最显著时代风尚特点可归结为经世致用和宗经明道，以儒家的经典理论来重建儒家的理论体系，以古文创作作为经世明道的工具，以文章的经世作用为手段，这已经成为古文家追求的时代风尚，并且这也直接影响到北宋中期的社会文化的价值趋向。而曾巩的经世观、文道观，正是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的产物。在北宋中叶，经世致用不但是一股学术思潮，还是一种士人的心态，曾巩也不例外，他的经世观也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由于曾巩的个性和所受的儒学修养，使他在行文中更加注重道的作用。此外，汉代刘向、杨雄的思想也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曾巩自己亲手校对了刘向编著的数部著作，他还特别推重杨雄在道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曾巩的创作观看，他受欧阳修、王安石诸师友的影响很大，尤其表现在曾巩的风格论上。如果说曾巩的风格论是追随了欧阳修提出的古文创作主张，那么他提出的作家的修养论，则最具有曾巩特色，其“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旗帜鲜明地体现了曾巩文论和创作的特点，这是在唐宋古文家当中，第一次明确地把作家的修养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显然与曾巩的儒学修养有关，但这正是其文论的鲜艳夺目之处。
曾巩的道法说论得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但在那个时代，能自觉地总结文法，实属不易，再加上其文法对明清散文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曾巩的道法说备受后人关注。其论说与其说是他文论的主张，倒不入说是他在创作中自觉总结某种作文的规律。其他唐宋古文家虽也有作文的认识，但数曾巩的认识最有法度，最值得学习借鉴。他在创作散文的同时，一边总结这种文法的特点，一边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给后世流下了一套作文的法则，这是曾巩文论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地方。
总之，曾巩的文学思想是指导其创作的理论体系。然而本人在完稿之后，却又发现，曾巩的文学创作主张，与其创作实践的表现，还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他的文论主张要平淡自然，然而其一部分散文的风格却表现得简奥晦涩。我想，一个作家的创作主张与创作实际难免会发生冲突，并有不统一的地方。这不难理解，由于社会原因、时代潮流、个人性情等各种复杂的原因，也会使作家改变了创作的真正动机和目的，从而掩盖了文学创作的本来面目。
§§中篇 五窦及其诗歌研究
§§引言
唐代宗朝左拾遗窦叔向工诗，其子常、牟、群、庠、巩五人皆以诗名于当时，世称“五窦”。五窦在唐德宗、宪宗两朝驰名当代，名冠流辈，并与韩愈、元稹、刘禹锡、武元衡、韦夏卿等人有交谊，在文人士子中有较高的名望，其诗歌创作也颇有影响。唐宣宗大中间，西江逸民褚藏言录五窦诗共一百首辑成《窦氏联珠集》，《窦氏联珠集》序云：“连珠之义，盖取一家之言，以偕列郎署，法五星如连珠。”五星联珠指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时出现于一方，窦氏兄弟都曾为郎官，郎官又称星郎，故用“联珠”名其诗集。
《窦氏联珠集》成书后流传甚广，有刻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刊本、《四库全书》所收明毛晋汲古阁刊本、《四部丛刊》三编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宋刊本等多种版本传世，其中南宋淳熙五年（1178）刊本最早，《四部丛刊》三编本即据此本影印。据集后所附的《艺风藏书续记》记载，此本版高二十一公分，宽十二公分，白口单边，上有自述，下有刻工人名，只一字。鱼尾下“联珠集”三字，诗题低三字，和诗同，衔名低四字，诗不低格。合五人为集，不分卷，无目录。小序之下首列老大“故国子祭酒致仕、太子少保”窦常诗并传，前为传，后录诗二十首，以下体例相仿，依次是“故国子司业、赠给事中”窦牟传及诗、“故朝散郎、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窦群传及诗、“故朝议郎、婺州刺史、上柱国”窦庠传及诗、“故武昌军节度副使、朝散大夫、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窦巩传及诗。各人集中都附有诗友唱和篇什：窦常集中有刘禹锡、房孺复诗；窦牟集中有杨凭、韩愈、韦执中、李益、窦庠诗；窦群集中有武元衡、刘伯翁、韦贯之诗；窦庠集中有韦渠牟诗；窦巩集中有元稹、裴度、白居易、令狐楚诗，从中约略可见各人交游情况。窦巩诗后有张昭后晋天福三年（938）题记：“巩嗫嚅，诗一何神妙！恨此少，不见其集，联珠之最也。戊戌岁中元前一日夷门旅舍书。”并附其七律《夜吟窦集追思夷门题处已三稔矣凄然感兴书之》一首。又有宋太祖干德二年（964）和岘跋，和皋记。最末是王崧淳熙五年（1178）四月跋。淳熙刊本诗作楷体，跋作行草，笔迹相似，古雅秀劲，宋讳贞、朗、眺、征、树、佶、构，均作字不成，疑为王崧刊刻。此集版刻清朗，在内容上保持了唐编的原貌，堪称宋刻中的精品，只是末十页次序混乱，应当注意。《艺风藏书续记》还记载了此本的收藏情况：“阳山颜大有旧物，归叶氏，后入士礼居黄氏，艺芸书舍汪氏，常熟瞿氏、赵氏，今归余插架。”明毛晋汲古阁刊本则按人分为五卷，诗缺窦常《杏山馆听子规》、窦牟《早入朝书事》两首，余皆与淳熙本同，末卷后亦有张昭题记与诗、和岘跋、和皋记及王崧跋，最后为毛晋跋，跋内又补入窦巩六首绝句（《代邻叟》、《永宁小园寄接近校书》、《寄南游兄弟》、《新营别业寄家兄》、《自京将赴黔南》、《宫人斜》），并附录窦叔向诗九首。《窦氏联珠集》在《新唐书·艺文志》、《读书敏求记》、《直斋书录解题》、《义门题跋》、《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文禄堂访书记》、《艺风藏书续记》、《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国善本书提要》等各家书目中均有着录。另外《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一收五窦诗一百三十首，比《窦氏联珠集》多收诗三十首，可与《窦氏联珠集》互为补充。
对于“五窦”这个特殊的创作群体，《旧唐书》、《新唐书》、《韵语阳秋》、《容斋随笔》、《瀛奎律髓》、《后村诗话》、《唐才子传》、《唐音癸签》、《诗薮》等均有记载，然而多为片言只语，对他们的作品无深入研究。近十年来发表的研究五窦及《窦氏联珠集》的文章有李浩的《按&；lt；窦氏联珠集&；gt；重新考订五窦的生卒年》①和杨军的《唐人别集提要（孟东野诗集、窦氏联珠集、张司业诗集、唐风集）》②，均为简略探讨五窦生卒年和介绍《窦氏联珠集》的版本情况。此外，尹占华先生的《五窦及其诗论略》③对五窦诗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对研究窦诗很有借鉴意义。五窦生活在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期，他们在元白、韩孟、刘柳等人叱咤风云的情况下，仍能在文坛上占一席之地，这和五窦的诗歌创作水平、家世背景、生活际遇等各方面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今笔者以《窦氏联珠集》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底本，结合相关史料典籍，研究五窦的生平、交游以及其诗歌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并进一步结合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坛风貌，研究五窦的诗坛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