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中国式经济风向标
网络上曾流传“中国商人的22条商规”，它被视为商人成功必然遵守的法则，而这22条商规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看CCTV-1每天晚7点播出的《新闻联播》。根据上面的分析，新闻联播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着实为中国经济的最佳晴雨表。认真观看《新闻联播》将有助于把握政治经济动态。加息、调控，任何一个政策和信息，都可能影响到企业的命运，其中也蕴藏着很多商机。
带领华西村走向富裕的吴仁宝，便有长期坚持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每天清晨6点30分，吴仁宝会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7点，则会收看央视的《新闻联播》。吴仁宝曾表示，“从这些新闻节目中，我总是能敏锐地捕捉到发展的机遇”。
黄友平，武汉凯明达特种防护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平时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上7点准时坐下来看《新闻联播》。同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报。
他向媒体讲述了一个经典故事：1992年一天晚上，《新闻联播》播出三峡工程开工的消息。第二天，黄友平就据此做出重大决策，把器材成套部开到宜昌去。1993年，武汉电工仪表厂器材成套部宜昌分公司开业。不到一年，他迅速打开当地市场，当年销售额就达40多万元。
一般人都觉得三峡工程都是大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的生意，“但我的想法是，大公司赚大钱，我来捡点芝麻，搞配套，直接把公司开到别人家门口”。
尽管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并非针对民营企业向重工业进军的行为，但冒进的民营企业仍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小到一个行业的产业政策，大到国家政经方向的变化，乃至国际关系的冷暖，都会对企业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跨国公司亦要明白，国与国之间的政经关系正在深刻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刻，该母国的跨国公司决策者应如何选择规避经营风险？应该如何处理在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期，在华的生产、销售和市场推广问题？如何取悦本地消费者并做好政府公关？
正如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袁岳所认为的那样：“超过75%的中国大中型企业，对于行业风险、人才风险和市场风险缺乏明确的预先控制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担心的企业家至少是有心理准备的，很多企业连担心的意识和能力也没有。”（《中国新时代》2005年3月号）中外企业的经营者不缺少市场风险意识，但更需提高政治风险意识。
《新闻联播》与“中南海”有最迅捷的通道，是国家级电视新闻发布机构。所以，企业家必须学会看政治“海图”，并恰当处理与政治决策者的关系。
外国媒体解读“新闻联播密码”
在外国媒体眼中，《新闻联播》已经不仅仅是个栏目，更是观察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风向标。
“中国中央政府很多重大决定和表态，都是通过新闻联播发布，新华社播发的一些条例、法规等，也往往会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首发，我们对这些都非常重视。”共同社驻京记者松冈诚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他的眼中，《新闻联播》已经不仅仅是个栏目，其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决定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政策风向标。
《新闻联播》一直面临着如何平衡各地报送的新闻素材的问题。各地政府都渴望借助央视的平台做好当地的宣传工作，有多少条内容上了央视《新闻联播》，基本是各地政府、机关、企业考量工作成效的指标。做了工作，当然希望中央看见，送上来的“新闻”无不有各自的宣传目的，其“新”、“奇”性不高也就不为怪了。
《新闻联播》节目于1978年1月1日开播，过去，央视技术水平不够，不能24小时播出。只能从每晚6：55开始，国歌和节目预告之后，倒计时5秒推出《新闻联播》。也就是说《新闻联播》是打头炮的重点节目。播报日期，也表明它是每天第一个跟观众见面的栏目。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
时政新闻里不同级别领导人的出镜时间，被精确到秒；主持人服饰的颜色冷暖，意味着国家大事当天可能呈现的基调；节目形态和播音员人选的些许变动，就意味着政治格局的调整征兆；而“今天的新闻联播大约需要59分钟”，往往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
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职务，播音员张宏民不值班，但他在台里，就让他播。他没有准备，衣服领子脏，临时把别人的中山装给他穿上了。胡耀邦同志曾提倡穿西装，人们就说以后要保守了，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今后开放的程度要受影响。实际上是很偶然的因素，没有任何的政治考虑。
本来播音员更新是正常的，但因为长时间没有动了，一动就像政治问题，引起很多议论。
2011年3月18日，《新闻联播》播发一则简短的新闻，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特使、国王安全事务顾问班达尔亲王。根据新闻的报道，胡锦涛主席和班达尔亲王就中沙关系和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形势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将致力于将两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一般来说，一个外交特使来华访问不会是什么重大的新闻，其位置都比较靠后，但这条新闻放在“胡锦涛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3·11’地震遇难者”之后，就差没有成为新闻头条了。更让人奇怪的是，一个国家的特使由胡锦涛主席亲自接见。从双方谈的内容来看，根本找不到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一通客套话，难道大家都闲着没事了吗？
如果结合当时的背景，我们很容易挖出这条新闻背后丰富的内容，如果两国家仅仅为了沟通、联络一下感情，一两个电报、几通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自然不必费这样大的周章。
在沙特国王特使访问北京之前，沙特派了1000多人的军队带着坦克等重武器去帮他的远房亲戚巴林王室维持秩序，阿联酋和科威特的数百名警察和士兵随后开入巴林。维和部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并对示威者动了粗！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自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骚乱以来，西亚小国巴林也麻烦不断，受突尼斯和埃及民众抗议浪潮的鼓舞，什叶派民众走上街头，打出了“推翻哈马德国王，建立民选政府”的口号。为巩固自己的政权，以逊尼派为主的巴林王室一直强硬地对付示威者。
为了对付伊朗，美国一直是沙特、巴林的坚定支持者，当沙特、阿联酋的军队开进巴林时，美国并没有表示太多的异议。这时美国正忙于应付利比亚卡扎菲和反对派的武斗，来不及顾及中东巴林的局势。当美国在利比亚缓过神后，马上换了副嘴脸，强烈谴责巴林和沙特的动粗行为，沙特被美国“卖”了。
除此之外，沙特还面临着又一个潜在的危机，它可能和中东另一强权“地头蛇”伊朗翻脸，伊朗95%的人口属于什叶派，在宗教情感上同情巴林反对派。巴林示威的什叶派后面站着强大的伊朗。
在传统盟国及老对头伊朗的双重压力下，鲁莽行事的沙特至此惊出一身冷汗，急忙派密使“八百里加急”赴北京寻找安定之策！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有一定的发言权，有了中国的谅解和支持，在国际上将可能减少很大的压力，为国内局势的稳定将增添一个重要的筹码。对于中国来讲，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输出国，为了稳定的石油资源，中国有理由对沙特表示一定的支持，这也是胡锦涛主席亲自接见沙特特使的根本原因。
包罗万象的“十二五”报告背后
政府公布的各种公报、通告、政策规章等并不像普通百姓聊天那样，可以随意抒发感情，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包含了众多的隐语。网上曾有对中国外交部“行话”的全面的解读：“宾主双方坦率交谈”，其实表明分歧很大，无法沟通；“交换了意见”，实则是会谈各说各的，没有达成协议，如果“交换了意见”前面加了“充分”两个字，则说明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吵得厉害；“尊重”其实是不完全同意，“赞赏”则表示不尽同意，如果换成了“遗憾”，则是不满了，如此等等。
2011年3月16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这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该纲要分为16篇，62个章节，共计5万余字。这确实是一部沉甸甸的报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了，可谓包罗万象。作为普通人，我们该如何对这个报告进行全面的解读呢，我们又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有用信息呢？
对报告的解读，我们首先应从第一章“发展环境”开始，这是整个纲要最重要的部分。首先是对“十一五”成绩的总结，客观地评价和总结过去是规划未来的基础，从我们自身的感受及各项经济数据中，我们能感受到“十一五”期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接下来就是对国际环境的评述，我们且先看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从国际看，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看似平淡的表述，但却透露出中央政府对未来五年基本形势的判断，它是给“十二五”定调的前提。从规划中可见和平仍是时代的主题，战争等风险可能性较低，这也说明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期发展经济。
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因对国际形势作出了不同的判断，“三五”计划便围绕着“三线建设”展开，提出了“备战、备荒”的经济指导方针。接下来，报告的落脚点便放在了能源资源的安全、粮食安全之上，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已经对欧美的势力范围构成了威胁，这也必然引起连锁反应。
解读“十二五”规划，除了从报告本身，还应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出发，这也是解读“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方向。
对国内经济环境的分析也比较简洁，指出了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挑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改善民生等成为中国必然认真面对的问题。
然后就是执行“十二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十二五”末期将要达到的各项经济指标，最后就是例行公事，如何落实这些经济指标及各行业的发展规划。
说到这里，似乎整个“十二五规划纲要”就说完了，而从报告本身，似乎难以再找到更多的亮点或兴奋点，几乎都是四平八稳的“八股文”，在《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各种报道中都见过相关的表述，“十二五规划纲要”只是一种篇幅上的整合。
如何更深入地解读“十二五规划纲要”呢？其实我们还需要从报告本身出发。从“十一五”开始，“国民经济五年规划”就已经取代了“五年计划”，这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
从“计划”到“规划”，这反映出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理念、政府职能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弱化了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政府的角色转向战略性、政策性、指导性的规划，更加注重公共资源、公共产品、服务配置和空间定位。
而在前九个五年计划中，“五年计划”更多的是各种极为明确的经济指标，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公司，国家计委便是车间主任，事无巨细，把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计划就是法律，是各级考核的主要指标。
“一五”计划主要是指令性的经济计划，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经济增长指标，如工业总产值增长98.3%、手工业增长60.9%、大型工矿项目施工694个，钢铁产量、煤炭产量等都有详细的指标。“一五”计划时期中央政府管理的指标就高达2万个，苏联当时派出数千位专家到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帮助实施“一五”计划。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我们看到的“发展目标”已经大大地减低，经济指标中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率，规定为7%，较前几个五年计划有一定的下降，但它并不是一个约束性的指标，而是一个预期性的指标，这也意味着它并不具备强制性。而专门将“资源环境”的指标单独列出，这倒成为约束性的指标，成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依据。
仅从约束性指标、预见性指标的区分等方面来解读“十二五”规划显然不够，我们还是要从它的名称出发，显然，“十二五规划纲要”仅是一个纲要，它主要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它本身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仅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其意义并不大。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背后还有一系列重要的规划文件，那就是各行业、各产业的执行计划，这才是“十二五”规划的精要所在。
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周恩来领导下，陈云具体组织中财委在1951年试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纲要。由于当时资料不全，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尤其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只是一个初步的规划，并没有被执行。
1952年7月，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次编制完成。这个计划还是较为详细的。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25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这也仅仅是第二稿，最终稿则是1954年4月初的第5稿，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
对比“一五”计划的所有文件，上面“十二五规划纲要”纵有5万余字，仍显得单薄。这并不是说从“计划”到“规划”，各项具体的指标就不需要了，相反，它仍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6月22日，中电联副秘书长欧阳昌裕在“2011中国清洁电力论坛上”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力需求将保持8.5%的年均增长速度，每年要增加5000亿度电。根据规划来看，按照推进的方案到2015年中国装机容量需要达到14.4亿千瓦左右，2020年需要达到18.9亿千瓦。
2010年底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9.62亿千瓦，在2015年要达到14.4亿千瓦，则需要新增4.78亿千瓦，基本上每年都需要增长1亿千瓦左右。这背后必然有一个详细的规划，每年具体的增加数，增加这些装机容量所需要的投资，具体分解到火电、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各是多少，这可是一个系统工程。
2011年初，“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已经对外颁布，在此之前，已经对“十二五”规划有深入的研究，而实际上有很多具体的细节直到2011年才正式对外颁布，而且很多还在制定和完善之中。
既然我们从“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看不到什么新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从“十二五”中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呢？这时我们应该紧盯中央政府的钱袋子了。
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
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创新，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要比市场经济超前和优越很多。20世纪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大潮汹涌澎湃之间，曾经眼高于顶的欧洲列强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只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满怀妒忌的眼光眼巴巴地看着山的那一边，苏维埃联盟的经济欣欣向荣，热火朝天。当时很多有头脑的西方政治家组团到苏联参观，回去都纷纷组织他们的计划经济学会，其中就包括后来官拜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并非非此即彼。两者完全可以相互融合。美籍俄裔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在1964年发表的“改进经济预测的建议”一文中曾指出：“自由竞争的自动调节机能和为理性判断所指导的有意识的行为法则，两者非但不是不能共存或相互排斥，相反却在我们的经济制度的运行中都起到了不同的但是同样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经济制度使北美、西欧和最近日本的经济得以迅速成长并取得至今仍然无与伦比的成就。最高管理当局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在毫无限制的竞争和全面计划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如何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不管双方的职业辩护要让我们相信什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容的哲学原理的永久冲突，而是一个对经济的运行如何有效地安排的实际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它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胜利，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实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如果要用更简洁的词来概括，则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整个汽车市场进入一个市场需求多样化的新阶段，这给企业如何组织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生产组织不顺畅，它将引发设备、人员、库存费用等一系列的浪费，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能力以至生存。
丰田公司的继承人喜一郎远赴美国亨利福特，经过不断地学习和探索，结合自身的实践，创造出一种高效的生产方法。它的做法是在装配生产线的各工序，只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必要数量的必要零件。因此，每一道工序只有在下一道工序需要的时候，才生产所需要种类和数量的零部件，这也被称作准时化生产（just-in-time，JIT）。
现代汽车产业差不多都采取的是“拉动式生产”，有订单才生产。但这带来一个难题，某一品牌它有非常多的型号，消费者会选择不同的配置，“花冠”由于品牌周期长，它的型号更多。
这样就导致每种型号的产量非常少，以某家丰田厂为例，假设这座工厂每个月装配2000辆汽车，可能有3000～4000种规格，大约一种规格只生产5辆，甚至2辆是日本用右方向盘，3辆是出口用左方向盘。
在日本的另一个管理大师、丰田副总裁大野耐一的不断探索下，完善了JIT管理理论。汽车像其他商品一样，竞争的是成本，在汽车生产过程中，物流占用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如果采取JIT的生产方式，库存就省掉了，它将极大地加快周转，而对汽车商来说，早一天交车，就可能留住更多的消费者。
1938年丰田制造基地和总部落户日本中部爱知县的一个小镇，1959年这个小镇更名为丰田市。如今的丰田市约30平方公里，人口约38万人，它的一切生产活动似乎都围绕着丰田汽车而展开。在丰田的周围有一大批零部件商，他们都是丰田的上游企业，因为丰田的JIT而成为一个整体。
丰田的故事讲到这里，一个完美的模型也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丰田汽车及其上下游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其中各个环节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汽车的生产，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如此精确，基本上没有生产过剩。
当我们将计划经济与丰田的JIT管理模式进行对比时，会发现两者有较大的相似性，如果全社会的所有生产都用丰田的JIT管理体系进行组织，它将是非常高效的，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中国经济及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经济都有这样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以前僵化的体制增添了活力，改革开放30多年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苏联解体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完全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最终使数十年的经济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从中国经济发展中，我们看出“大政府”就是“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这和“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小政府”正好相对。市场的作用不可低估，因忽视市场的力量，苏联、中国及东欧各国都曾吃过大亏，但市场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它的副作用就很不小，过度的竞争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和低效率，也必然加剧垄断，更重要的导致社会贫富的分化。
“大政府”主要表现为对经济的控制力度，它自然要求中央政府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府可对整个社会经济有支配性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央对经济控制力非常强，整个经济都是由政府控制，经济严格按照计划指令行事。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出现了“两降两升”。全社会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不断降低，企业收入不断提升，地方收入不断提升。
1978年到1991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8.19%，支出年均增长率为8.87%，收不抵支。198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3%，1991年下降到4.34%；1984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0.8%，1991年上升到1.1%。13年间，中央财政有11个年度发生财政赤字，要借债度日。
中央政府没有钱，对经济的控制力变弱。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央以费补税，先是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又开征“预算调节基金”，这些几乎都是为了平衡预算。但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分税制便提上了日程。
经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开始上升，最后基本上稳定在和地方政府的五五分成。中央本级财政开支并不算大，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地方。2010年，全国财政总收入达8.3万亿元，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元，中央税收返还3.2万亿元，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仅为1.6万亿元左右，占总支出20%左右，而分税制以前的1992年和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看似降低了，却增强了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度。（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与2011年预算草案报告）
解读中国经济的发展，解读“十二五”，我们更应紧紧盯住中央的钱袋子，紧盯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国家重点支持的地区或行业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