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臭味相投，骨子里钩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丁默邨性情急躁，心地狭窄，动不动使出官僚架子。李士群则比较狡猾，外表和善，但居心阴险，手段毒辣。外人听到李士群的名字，总以为是个杀气腾腾的彪形大汉，其实他五短身材，面貌清秀，一眼望去像“白面书生”。唐惠民则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三人招收党羽，扩充势力的途径也不相同。
李士群着眼于利用金钱收买一批流氓和亡命之徒，当时“76号”的经费来源由江海关关税项下拨给，按月由日本宪兵队送去，由李士群妻叶吉卿保管，负责财务的是李士群的内侄叶耀先。
经济大权操于李士群手，李士群便挥金如土，凡是投到他门下的，首先都可得到一笔巨款，名为“治装”。凡是愿意与之合作或接受指挥的，金钱地位，从不计较，因此，羽党日丰。
如国民党上海区的特务苏成德、马啸天、万里浪等，都为李所收买，死心塌地为李士群效力。苏成德投伪不久，即被委为特工总部的“南京区长”，伪府“还都”，兼任警政部的“特种警察署署长”，以后又调“南京市警察厅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等职。
马啸天初为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后调“南京区长”，“还都”后又任“南京宪兵副司令”。万里浪初任特工总部“第一厅长”，后调“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
唐惠民的活动对象，大都是文教界人物。他曾拉拢明光中学校长汤增扬和徐则骧。汤等提出条件，为丁默邨拒绝，汤等表示不干。唐惠民即对汤、徐说：“你们既然不愿参加，还是赶快离开上海的好，否则对你们不利。”汤等即离沪。
等到丁默邨派人去逮捕时，已逃逸无踪。李士群便在丁默邨面前挑拨，说是唐惠民事先通的风。同时唐看到李士群有所要求，丁默邨总是照办，而对自己的请求则百般留难，因此丁唐之间暗地摩擦，已非一朝一夕，更兼李士群从中挑拨，裂痕日深。
某次李、唐的孩子互相争吵，唐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推翻写字台，表示不干，接着又和叶吉卿大闹一场。唐的行动明系对李士群而发，李士群则装聋作哑佯作不知。
不久，丁默邨要唐惠民去南京筹备特工总部南京区，派唐兼任区长，说是“汪先生即将还都，你的主要任务是到南京为汪先生开路”，其实这是李士群暗中使用的调虎离山之计，把唐惠民赶出了“76号”。
唐惠民到南京不久，李士群又用丁默邨名义电召唐惠民回沪，说有要事商议。唐一到上海车站，即被日本宪兵和“76号”人员押禁于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说唐在南京有擅自收编土匪等行为，同时改派苏成德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胡均鹤、萧一城为副区长。
唐惠民在新亚酒店被禁一个多月，经过疏通，才获自由。唐原住“76号”，获释后移居愚园路宏业花园。至1940年李士群任伪警政部长时，才起用唐惠民为“常务次长”，从此唐惠民对李士群唯命是听，以部属自居，不敢再分庭抗礼。
唐惠民离开“76号”后，丁默邨与李士群为了争夺权力，不时发生摩擦，矛盾日益尖锐。李士群不惜以金钱献媚日军，拉拢部属。
汪伪政权成立前，安排伪职，明争暗斗，各显神通。丁默邨本想以原任“特工总部主任”，再兼“警政部长”，而以李士群、唐惠民分任“次长”，这样警政特工可以掌握在手。不料李士群钻营伎俩，远胜于丁。
汪精卫初到上海时，李士群和公馆派的陈君慧、陈春圃等早有勾搭，接上陈璧君的内线，李士群妻叶吉卿又常在上海、南京的汪公馆走动，里应外合，使丁默邨望尘莫及。
为了不使丁、李之间矛盾加深，“警政部长”一职暂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次长两人，一为李士群，一为邓祖禹，周佛海虽兼“警政部长”，无暇顾及，实权仍操于李士群手。不久，李士群调升部长，以唐惠民为次长，李如愿以偿，唐也感恩不尽，而丁、李之间矛盾激化，终致破裂。
从此以后，李士群更是一帆风顺，除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外，又先后任伪苏浙皖鲁四省行营秘书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丁默邨则做了4年多的伪社会部长，直到1945年5月，才调任伪浙江省长。
周佛海在伪国民政府“还都”前，有必要依靠李士群在上海的势力，李士群也需要利用周佛海的地位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因此彼此互相勾结。
周佛海任伪财政部长后，为了扩充势力，在上海以伪财政部名义，办了一个税警学校，由罗君强任校长，随又成立税警总团，直属于财政部，粮饷装备都较一般伪军为优。
周佛海兼任伪警政部长，虽为过渡性质，但利之所在，从不放松一步。某次，为统一制发伪警制服，周佛海妻杨淑慧与李士群妻叶吉卿发生矛盾，杨要介绍周三宝承包，叶拟介绍上海美罗西服公司高维华承包，双方相持不下，各在自己丈夫面前挑拨是非，周佛海、李士群之间遂存芥蒂。
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后的4年中，币制尚未变更，沦陷区人民继续沿用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小四行中南、通商、浙兴、四明等银行钞票，伪华北临时政府发行的华北联合银行钞票，在南方并不通行。伪维新政府发行的华兴银行钞票，虽市面通行，但要按票面八折或九折计算，不久也告停用。
1941年1月6日，伪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总行设在南京。同月15日，在上海外滩设立上海分行。这个银行发行的“中储券”，票面分1元、5元、10元、50元四种，还有角分辅币，先在南京、上海两市与国民党“老法币”等价行使。
当时李士群任伪调查统计部部长、警政部部长兼江苏省政府主席，对在江苏省范围内推行“中储券”，起初采取拖延办法，后经周佛海暗中派人疏通，以“中央”补贴省经费名义，拨出一笔巨款交李士群收受。
李士群才以省政府名义，通令各地尽力协助推行，并指示上海“76号”不择手段地对各银行施加压力，强令推行“中储券”。
“中储券”发行伊始，在上海进行得并不顺利，人民对汪伪政权毫无信心，不愿拿金钱去换废纸，中国、农民等银行拒绝和“中储行”交换。各私营商业银行也采取一致行动，只有私营汇源银行接受收兑。
不久，该行经理季翔卿为国民党驻沪人员暗杀，上海“中储”分行也为人施放定时炸弹，死伤若干人，上海金融界对此深有戒心，“中储”前途显见不利。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周佛海即积极策划在上海收回旧法币代以“中储券”。李士群为虎作伥，令“76号”采取措施，在上海金融界制造恐怖气氛。
如1942年3月22日，“76号”在沪西开纳路一次逮捕了大小行员128人，监禁在“76号”。后来这128人，经金融界人士疏通，始获释放。此外，中国农民银行集体宿舍曾发生枪杀惨案，这也是“76号”干的。
在汪伪武力威胁下，上海各银行开始和“中储行”交换，收兑旧法币。1942年3月23日，“中储行”正式挂牌，规定旧法币100元折合“中储券”77元。
这个比率达一月余，自5月20日起至26日止，“中储行”逐日提高牌价，最后规定旧法币100元折合“中储券”50元，为二兑一之比。6月1日，伪财政部正式公告，凡一切债务、契约，均以二兑一比例，用“中储券”偿付，先在苏、浙、皖三省暨南京、上海两市实行，民间旧法币由各地银行钱庄收兑至6月23日为止，逾期旧法币作废，停止使用。
但由于民间仍抱观望态度，收兑一再展期。11月1日，伪财政部公布，自11月1日起至30日止，为收兑旧法币最后期限，逾期没收充公，禁止民间保存。
在伪中储券推行过程中，李士群与周佛海互相勾结，在上海实行恐怖措施，肆意搜刮，又欠下一笔血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