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咏梅
一
我喜欢将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情一律都归结为——命运所致。其实，这不是我的新发现，我们管山人早就说过：“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如今，我每天跟命运打交道，每天对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命运进行检查、保管、周转，我对命运的魔力深信不疑。
我大学毕业时，由于所学专业冷门，得以直接分到了这里的人才交流中心档案科。我们托管着广州一个区十万人的档案，也就是说，在我座位后边的那间大房子里，熟睡着十万人经历的命运。不少档案在我们这里一睡就睡上个十来二十年。这些档案都记载着每个人曾经的人生阶段。设想一下，如果每个纸袋装着十年时间，十万人，就是一百多万年的时间在我们手里保管着，二十年就是二百多万年，三十年就是三百多万年……这样一算，你说多么震撼！然而，这些纸质的档案袋看起来却并不那么震撼，它们一只一只被编好了号，躺在岁月的温床里，不到主人叫醒，就一直沉睡不起。
我一点都不夸张地跟我父亲炫耀，我们管理这些档案，比他在家养一头指望着卖钱过年的猪要小心百万倍。当我父亲听说，我们为了给档案做恒温、干燥、防虫、避光等等措施，每年都要耗费上百万，我父亲顿时吓坏了。他死死认定我的工作是一项伟大而高级的任务，从他经常对我母亲唠叨的话中，我听出了骄傲。他总是说：别老去烦小伢，十万人的事都拿在他手上，一搅糊涂了，做错事饭碗就不保了！
我父亲不知道，其实跟一个个纸做的档案袋相处，并不是一件难事。它们多半时间都很乖，顺着序号，倒头大睡，也不管这里边曾经有过多么沉重的记录，或者多么辉煌的见证。它们睡着的时候，我就当它们是小狗小猫。可是，一旦它们醒来，我们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因为要小心地将它送还到主人指定的寄托地点。稍有错漏，那个人的命运就被打乱了，那么，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就一塌糊涂了。
你真的是难以想象，广州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有多么快。每天我们叫号办理，经手这些陌生人的来来往往，给新来的编号存档，给出去的涂销转档。这些新旧命运的进进出出，就像我老家管山屋门前那条小溪一样淌个不停。
我经手的家乡人的档案并不多。半个月前，一个叫刘长武的夹着个公文包应号到了我柜台。当我拿起他的身份证核对，我看到了我们管山县。我的心里一阵激动。不瞒你说，虽然离开家乡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但是偶尔邂逅老乡，心里都还会热乎乎的。这个刘长武，从外表上已看不出一丝我们管山县的迹象了。他的头发往后倒，露出一个油光发亮的大脑门，一开口满嘴的烟臭，嘴唇乌黑发紫，这里人称这样的嘴唇为“酒精嘴”。总之，已经看不出我们管山县山清水秀养出来的胚胎啦。倒是他一张口，才暴露了管山人民的血统。他带着浓浓的管山口音，一般人是不太能分辨的，但是这口音就如密码暗号一样，被我一对就对出来了。再加上他在激动的时候，一口一个卵蛋地叫着，我听着再熟悉不过了。
刘长武将一封调档函拿给我。我按照程序确认过所有条件之后，就到档案室去找他托管在这里十一年的档案。他的名字好找，在L柜，C栏，W列。不到十分钟，我就将那只黄黄的档案袋找到了。按照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这个四十三岁的刘长武，除开在这里睡了十一年的时光，至少有十来二十年的记录在这轻轻的袋子里边。但是，无论他有怎么复杂的经历，无论他的模样经过怎样的七七四十九变，无论他怎样翻越了九九八十一座大山来到这里，他都是我们管山人。档案就是这么奇妙，从哪里出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忠实于你的经历，谁也修改不了。
我拿着刘长武的档案回到柜台，打算核对之后装进一个指定的机要信封，按照刘长武调档函上注明的地址投递出去，这时我的老乡刘长武着急了。他眼睛死死盯住那只档案袋，并且粗鲁地制止了我。他一再强调他要自己带走档案。我告诉他档案是不能自己带走的，万一拆了，弄丢了，或者修改了，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情。刘长武一概不听我的解释，他死活要把那只档案袋带走。他看着我手上的那份档案，恨不得要将它一口吞进肚子里。我只好耐心地跟他解释起有关规定。可是这个刘长武哪里会听，他蛮横地咆哮起来——
“托管费都交了好几千，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不对吗？”
没等我开口解释，他又塞了我一句：“你们不就是变着方法要收钱吗？邮递费多少？五十块够不够？一百块？”
说着，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堆钱，挑出了一张百元钞票朝我柜台里扔。
那张一百元彻底扔掉了我的耐心。我依着我的血性，呼的一下从椅子上腾了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老乡刘长武，朝他用管山话吼了一句：“今天你要真能拿出去，我卵都不信！”说完，我将手上那份档案狠狠地摔在了柜台上。
刘长武那乌黑的“酒精嘴”上下颤抖了好几下。他并没有被这区区一句管山话耽误，他的目标太明确了，以至于我早就确定，这个家伙的档案里一定有着某个重要的“污点”。我说过，档案这种东西，大部分时间是沉睡的，只要一醒来，关键时候却是个炸弹，它可以将一个人的命运炸得面目全非。刘长武转走档案，一定有他必须要用的地方，要是我猜得没错的话，他就是想趁机将那个“炸弹”除掉。
刘长武确认我们是老乡之后，态度马上缓和了下来，他急速地压制了自己的暴躁，改用迂回的方式跟我讨价还价。他告诉我，他从管山出来二十多年了，打工、做生意、搞物流等等都干过，漂了二十多年了，也混得不那么像回事，好不容易托人找关系找到个安稳的单位上班，也就指望以后养老有保险。麻烦的是，新单位一定要对档案进行政审才接受，他害怕机会被别人占了，所以才这么着急。
刘长武完全操起了管山话，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过来，顺便也掏出了一张名片，还说以后认下了老乡，就多出来喝酒。
说实话，就算我想帮我的老乡刘长武我也没法帮。这是我们的纪律，我的脑袋上方，一支摄像枪二十四小时指着我呢。
好说歹说，当刘长武最终知道我还是帮不上他的时候，他恢复了原来的暴躁。管山人民直来直去、缺乏耐心的本性从他的血管里奔流出来。他用公文包使劲地敲着柜台，一边敲一边朝我嚎道：“你今天捏着我的档案，别以为就捏着我两只卵蛋，你走着瞧，有种你永远捏着，我让你老娘死都没人送终！”
刘长武一嚎，我们的头儿就跑过来了。他让刘长武冷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跟他讲，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刘长武跟着我们头儿走开之前，指着我说：“你这个工人要收我的保护费，说只有收了保护费才把档案交给我。”
我想我的老乡刘长武一定是看拙劣的黑帮电影看多了。
像刘长武这样的事情并不少。隔三差五，就有人来我们人才中心闹着要把档案带走。我们这里不是银行，更不是寄存包裹处，要放就放，要取就取。我们将档案视作一个人身份的证明，比身份证还要详尽的证明。要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从读书开始，就总是很害怕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你们违反纪律，这个处分就会记录在案，成为你一辈子的污点！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很深。他说，就像每一架飞机都有一只黑匣子，记录着每一次操作数据一样，你们从一出生到死，都背着一只袋子，记录着你们的荣誉和错误。所以，那时候，我们对那只谁也没见过的档案袋充满了神秘，甚至恐惧。
当然，现在我觉得档案其实并没那么神秘。它只不过是一点一滴地见证了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包括他的思想、举止、成就或者过失。然而，人们并不见得喜欢翻旧账。无论是谁，就连我那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也都害怕别人老是记起她那年在生产队烧锅时偷偷给我们先留出的一大碗红烧肉，更害怕别人指证她为了给我交学费，将几包芝麻掺了沙子卖给收购站。这样的事情，我母亲总是怕别人会记着，并且影响她现在好不容易过上的有面子的生活。但档案才不管你怕不怕。从某个方面看，它很像我们管山人不懂得拐弯的性格，有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记什么。
二
即使我大伯在他的后半生跟他那病一样的懊恼和肉痛纠缠不止，我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不是我大伯亲手将堂哥送给了别人，而是命运将我堂哥抱走了。
刚工作的头两年，为了打发孤独，我频繁地参加同乡会的聚餐。我那个在广州的堂哥李振声是从不出现的，但是他不出现并不代表他不存在。在座的每个人都会提到李振声，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聚会的场地、饮食等费用，都是李振声包办的。我们吃着李振声的菜，打着饱嗝，彼此叙旧、畅想；我们喝着李振声的酒，脸红红地谈交情、谈互助，所有管山县的儿女们都沾染到了李振声的财气。酒足饭饱，话多的时候，我还吹嘘地告诉那些离得比较远、不知情的老乡们，李振声是我堂哥，亲亲的堂哥。他们听了之后，就好像找到一个快要引爆的炸弹一样，吃惊得半天回不过神来。然后就一直围着我，他们围着我的目的，不外乎求我找我堂哥李振声办事。我心里发虚地一一推托说，我堂哥为人很低调，你看，他出了钱都不来喝酒，这么有面子的事他都不出现，是因为他做事情从来都很谨慎，他是做大事的人……
有好几次，我看着电视里的本地新闻，冷不丁就看见了我堂哥李振声的脸。他在记者采访时，淡定、稳重地回答着关于广州房地产的问题。透过高清晰图像，我如此近地看着这张脸，一张中年男人的脸。有的时候大概头晚熬夜了，黑眼圈特别明显；有的时候大概是上火了，嘴角下方长出了一颗痘痘，可是这些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屏幕下方打出“某某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李振声”这样的字幕所带给我的激动。在我看来，那字幕变成了“管山县梅林村李振声”，我的堂哥因为他的赫赫有名而在我心里直接成为了我们梅林村廖姓家族的一员。
同时，我也逐渐体会到了我大伯那种肉痛的心情。在我因为没能赶上单位集体分房末班车，注定终生要辛辛苦苦为买一套房而奋斗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是我的大伯没有把李振声送给别人，要是我的堂哥曾经带着我在村头的田埂边打过架摔过跤，要是我的堂哥曾经带着我在鱼塘里一丝不挂地摸鱼，然后摸着对方的小鸡鸡嬉笑过，要是我的堂哥曾经在过年烧炮的时候把我带在身边去吓村里的女孩……唉，要是，要是李振声真的是我堂哥，那我起码能少奋斗半辈子。每当这些时候，我都有如我大伯一般的肉痛。我肉痛的时候，就会跑到楼下的游戏室玩上一个通宵，做一个通宵的勇士，在魔兽世界里称王称霸，然后一身疲惫地回到租住的单身公寓，洗个澡，无精打采地上班。当下午的太阳照到我办公桌的时候，你说巧不巧，那门玻璃上印着的“人才交流中心”几个小字，被阳光穿透、拉远、分离之后，竟然将“人才”两个字逼到我的电脑边，其他几个字就依着方向排列到别的桌上去了。这样，我心里就觉得踏实起来，就会想起我父亲那句话——要不是小伢勤力读书，现在早就在家盯牛屁眼了。事实上，我们村的确有很多人都过着上一辈那样的生活，盯着牛屁眼，春耕秋收，日出日落。这就是多数农民的命运。
我不止一次地试图向我父亲和我大伯讲关于命运的道理，因为他们总是在我春节回家的时候争吵不休。我大伯顽固地认为，李振声身上流着他的血，就跟一张按了手印的欠条一样，走到哪儿他都得认账。他还认为，我跟他儿子李振声既然在一个地方工作，肯定很熟悉，他让我去找他儿子。我父亲则摆着一贯压倒他的气势，一口拒绝。他说，小伢在广州要努力工作挣钱，又不是去走亲戚的。再说，人家李振声会要认我们这些穷亲戚？做梦吧！说着，他睥睨着我大伯。我大伯一听到做梦，立即表现出一种羞愧来。
我大伯的确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做了一个比白天发生的事情还清楚的梦。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做一个刻骨铭心的梦，是多么的不容易。梦醒之后，我大伯披了件衣服，摸黑打开大门，坐到门前的晒谷场上，将后半夜坐完了。他把那个梦朝着冷清的月亮，照来照去，仿佛辨别一张百元钞票的真伪。他跟我父亲说，他梦到自己死了，他的儿子李振声跪在他的床头，哭着给他上供，有鱼有肉有酒，还有一辆大得吓死人的黑汽车。
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啊，奇怪啊。我大伯喜滋滋地对我父亲说，那是阎王爷托梦来告诉他，他的儿子李振声不会丢下他不管。
我父亲为了打消他要回儿子的念头，狠狠地丢了他一句：“活着的时候都没享儿福，到死了还就能享到了？什么鬼道理？”
别看我大伯是我父亲的哥哥，可是他在我父亲面前，总是显得胆小。每当被我父亲责怪，我大伯都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倔强而小心地笑着说：“鬼有鬼的道理，人的道理在那里，就是走不通！”
我父亲看不起他，又塞了他一句：“有本事你找鬼来讲道理啊，找啊，你能找来鬼讲道理，我卵都不信。”
我大伯不理会我父亲，依旧对那个如电视机画面一样清晰的梦深信不疑。他的眼睛习惯性地朝远处的岭脚望去，咧开了嘴微笑不止，仿佛昨天晚上的那一场梦又出现了。
我父亲后来跟我说，我大伯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按照我们这里的说法，宗族的血统不能混淆，阴间的祖先，只能享用真正子孙的祭祀。反过来说，子孙的祭祀，只能是真正的祖先才能享用。我父亲给我说了村里人经常说起的故事，说的是村头王三根那老头，清明的时候带着儿子去祭祀他家祖先。当天夜晚他家祖先托梦来给王三根说，东西全被村里刚死去的那个磨豆腐老六吃光了，肉都被他一刀刀割了来吃，衣服也被他一件件捡去穿了，他们一口都没吃上，一件都没穿成。王三根醒来之后，肉痛得要命，一怒之下，问他老婆到底怎么回事，他老婆吓得半死，最后承认儿子是她跟磨豆腐老六私通生下的。
我父亲把故事说得仿佛真的发生过。在我看来是为了说明一个村里人集体相信的道理：人一死了，活着的时候一直弄不清楚的事情，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我父亲还说，看来大伯非要到阴曹地府里，才能享到他儿子李振声的福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