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真的很抱歉。”致善的语气里充满了愧疚。
“不用抱歉。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失业本身是一种非常中性的状态，就好像一台开了很长一段路的汽车中途停下来稍作喘息一般。它之所以给人带来惶恐，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别人眼中的价值往往是通过我们的职业来决定。但是致善，你知道吗？当你的价值被各种具体的量化的指标衡量着，当你被不停地质疑你的能力，并被要求证明你比其他人优秀，就好像是被无端推入一个比赛里。我本来只是想要完成自己的赛程，周围的人跑得快或慢根本与我无关。但是现在，我却被迫必须要去超越一些人。”
致善坐在沙发上，双手将茶杯捧在胸前，低头轻轻地喝了一口茶，然后说：“如果真有这样的比赛，我可能连在跑道上和你们比赛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总有种信念，你想要的东西只是在某个时间空间里等着你。只要你不放弃，你们终将相遇。锦深，对的事情迟早会发生。”
“嗯。我的内心里似乎也隐藏着这样的奢望。”锦深微笑起来。那笑意，带着完全的放松和释然。
晚上，她从致善家沿着往下的阶梯走在回公寓的路上。从暖色调灯光的公寓里走出来，大衣上还留着厨房里的烟火气。路上几个裹紧衣服走路的人，匆匆地在某个大厦门口按下密码进入大楼。和致善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时炉灶上点燃的火，煲好的热汤四溢在房间里的味道，电饭锅里刚刚煮熟的米饭的蒸汽，这一切，变成一股无形的厚重的力量，让她感觉每一步好像都踏在实地般安定。
街边的百货店还开着，打着各种促销的广告，挂着喜气洋洋的装饰。她忽然想起来，很快就要到农历新年了。或许应该回一下上海。
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了。没有大量的假期，另一方面，好像是淡忘了那种关系的存在。她终究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任何其他人存在的个体。她的生活的方式，行动的准则，都遵循着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努力发展出来的，以和周围那些所谓家人亲戚区分的鲜明特色。可是这个念头，突然从心底冒起，在寒冷的冬天走在夜归的路上的时候，像一团被点燃的火种。
她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接到电话，来自那个长得像黑狐一样的男人。“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可以安排后天面试。”
锦深说：“抱歉，我现在回上海，要两周后才能回来。”
“改一下机票。你要知道机会不等人。”电话里男人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暴躁。
“如果是这样，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锦深说。
电话突然挂断了，只能听到嘟的声音，没有变化，没有节奏，像医院里心脏停止跳动时机器传来的声音。
她关掉电话，办理完登机手续，在旅程中读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眼睛疲劳的时候，就透过机窗看远方辽阔的天际线，泛出暗红色余晖，天空墨蓝。没有云，可以看到陆地、山川和灯火。
回到上海，空气清冷。那种冷，和南方城市的冷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像是在骨骼深处放上冰块，即使把衣服裹紧依然无法抵御的刺骨的冰冻。她被这种久违了的寒冷的感觉裹挟着。身体似乎是在记忆深处探寻着面对这种寒冷的自我抵御机制。
天色已晚。从计程车望出去，昏黄路灯下的高速公路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辆车。公路两边似乎是在深沉的黑夜里，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偶尔有零星灯火闪过，是亮着灯的低矮平房。司机沉默不语，把车开得飞快。
她在巷子口下车。两个穿着臃肿的人站在路口，是她的父母。她的母亲将手里的羽绒大衣套在她身上，她父亲帮她提起行李箱。
“总算到了。”他们说。
她的房间还是旧日里的摆设。单人床，印花被单。两床厚厚的棉被，鲜艳的绸缎被面。玻璃书柜里塞满了书。窗口摆着老式的带抽屉的写字台，桌面整理得非常整齐，只有一个笔筒，印着“一九九九年××中学艺术节纪念”的字样，字体的油漆有些脱落。
她躺在年少时睡过的床上。用棉被将自己裹紧闷头大睡。棉被被太阳晒过，带着干草的气息。她曾经迫切地想要逃离，切断一切关系，漠视和带着离弃之心面对这个环境对她的成长可能造成的影响。可是这么多年后，纵然她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不带任何过往色彩的生活，睡在绸缎被面，在冬日正午的阳光里晒过的被子里，她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此地一样。
她陷入深沉而安静的睡眠里。没有梦，好像是拔掉电脑电源完全停止运作进入休眠的状态。清晨醒来，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透过窗玻璃晒进来。她看了看手表，早上七点。伸出的手可以感到空气冰凉，她又把手缩回到被子里。迟疑了三十秒之后，决定起身。
衣柜的最显眼处放着洗干净的毛衣，保暖的内衣。她换上衣柜里的衣服，从行李箱里拿出运动长裤和外套穿上。
院子里种着一小片白菜，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霜，冻得硬邦邦的。墙角的一株腊梅光秃秃的只有几颗小小的花苞黏在枝干上。她推门出去。巷子里静悄悄的，地上的石板有些坑坑洼洼，凹陷处都是冻结的冰。
她慢慢跑动起来，试探性的缓慢的步调。随着呼吸的节奏吸入的空气进入喉咙和鼻翼，像灌入冰凉刺激的冷水。风吹到眼睛里，干涩得止不住流泪。她坚持了大约一公里，终于放慢脚步停了下来。
她已经走出了狭窄小巷跑在马路上。马路两边商店林立，都是记忆中不曾存在的。但风格却被保留了下来。那种小镇特有的乡土热闹的气息。街边人行道上有各种卖早点的临时推车。炸得热腾腾的油条，饭团，鸡蛋饼，冒着热气的馒头。早起的人裹着厚厚的羽绒外套等在早餐推车前，看着老板把几个生煎包利索地夹进塑料袋里。
她花三块钱买了五个，拎着一袋生煎包往回走。回到家，她的母亲盛了三碗热烫的白粥，餐桌上有刚刚炒好的鸡蛋，一碟腐乳，一小盆酱黄瓜。她喝了一碗粥，肚子里妥帖温暖。
她的父母依然维持着裁缝的生意，但也是在一种闲散的聊胜于无的状态里。平时看看电视，种花种菜，能凑出一桌人的时候就打打麻将。他们也不去打扰她，只是帮她灌上取暖用的热水袋，买来各种零食水果，在吃饭的时候去她房间门口，轻轻地唤她吃饭。
没有网络。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看书。书柜里十几岁时看过的书，纸张泛黄，重新拿出来看，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她从未意识到曾经看过那么多被标签为所谓女权主义的书。
也读《三国》、《水浒》，一边读，一边喝着热茶抱着热水袋取暖。看一阵就起身走几圈，让麻木的脚趾头恢复知觉。
偶尔骑单车出去买东西。并不是真的有什么缺的，只是在极其便利的商业环境里生活久了残留的一些习性。毕竟是极小的地方，常常遇见幼时的同学朋友。回乡过年的，或者一直都留在此地的。样貌自然是变化很多，但也是一眼能认出的那种。大多已经结婚生子，彼此寒暄，如成年人般客套而寡淡的对话。但也不令人反感，只是有些惊奇，好像突然之间拾起一些记忆一般。
她去水果摊买水果。半个菠萝，一小袋橘子，几个苹果。老板是一个矮矮胖胖三十来岁的男人，须眉浓厚，对过往的人带着朴实热情的笑意。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洋娃娃，独自玩耍。女孩子稍稍走出水果摊门口些，听到里屋一个女人的声音，制止她随便乱走。
锦深付完钱，拎起水果，在摆满水果的过道里遇见了从里屋走出来的那个女人，应该是孩子的母亲。也是胖胖的身材，穿着厚实的绿色毛衣和黑色的毛绒短靴，暗黄色的枯草一样的卷发。狭路相逢。她侧身让女人先过去。
“苏锦深！”她忽然惊呼起来。
锦深转头，愕然地望向她。那是一张圆圆的脸，脸颊上的皮肤因为寒风，有些微干燥的裂缝。看不出年纪，总之是稳妥的小镇女人的模样。
“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张晓敏。”她走近锦深，捉住她的手腕。
她想起来了，这是她中学时的同学。坐在她旁边，放学时和她走在一起回家，假期里写信给她的同学，张晓敏。
“很多年没见了呢。”锦深露出惊喜的笑容说。她从未设想过和旧友相聚的场景。即便如此，这种意料之外的相遇依然令人欢喜。那些年少时的岁月和记忆或许都已经淡忘，在彼此重新连接时过滤掉了曾经出现过的所有负面的物质，只留下纯净而美好的时光的印记。
“是啊。自从中学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吧。听说你后来去了香港？”
“是。也有很多年没有回上海了。”
“锦深，你果然一直都这么优秀啊。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和我们不一样。”
“只是在另一个城市做着很普通的工作而已。你现在看上去过得也很好哦。是你女儿吗？”锦深指着门口的小女孩问。
“对，是我女儿。那边那个是我老公。”她指了指在电子秤前忙碌地算账收钱的老板说。
“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越剧。现在还听吗？”
“哎呀，现在哪还有时间听那个。”她笑起来，好像是被发现年少无知时所犯下的错而带着些许惭愧和自嘲的笑容。
“哎，”她忽然转过头冲着老板叫道，“这是我中学时的好朋友。快点装些好点的水果。”
老板脸上仍然带着殷勤笑意，只是那笑容更丰盛了。他麻利地在一个塑料袋里装了满满一袋个头很大的苹果，梨，进口的火龙果，山竹，拎到锦深面前。
“这些拿去吃。”女人说。
锦深再三推托，终究难以推掉这份心意。离开之际，女人忽然又追出来，拿出手提电话，记录下锦深的电话号码。
她拎着沉沉的两袋水果搭车回家。电话的提示音响起来。来自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的信息。“很高兴再见到你，保持联系。张晓敏。”
那个笑起来脸颊绯红，龟裂的皮肤像盛开的石榴一样的女人，水果摊老板的妻子，五岁女孩的母亲，是那个十几岁时爱听越剧，写出瘦瘦长长绢丽字体，在印花的信纸上抄录歌词的女孩吗？
她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也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再之后呢？生活的轨迹究竟是什么形状？
她有些疑惑地望着手提电话屏幕上的这几个字。然后写道：“我也是。谢谢你的水果。”按下发送。
她回到家。剥了一只橘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吃橘子。难得的晴天，阳光热烈而慷慨。没有风，依然冷，但也是干脆不拖泥带水的冷。
电话信息的提示音再次响起。是陈致善。“这里的节日气氛日渐浓厚。不知为何，这热闹的气氛让人生发回归的冲动。好像每个人在这个时刻就应该像候鸟一样迁徙，回到出发的地方。上海是不是很冷？或许我也会回来一趟。”
“很冷。好像大部分事物都在一种僵硬的冰冻的状态里。唯一流动的，好像只有日光和时间。”
她回复完，电话进入长时间的沉默。
新年临近。没有特别的仪式或准备，但好像总有种郑重的热闹的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起来。黏在光秃秃的枝桠上的腊梅的花苞已经绽放。
亲戚们聚在一起打牌吃饭。坐在院子里看着腊梅，感叹今年的花开得比去年早。她和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的茶杯加满热水。也聊起股市、打折的电子商品这些无足轻重的话题。但也能热烈地讨论起来。她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成年的独立的个体，在这一堆人群里，而他们，却像是在渐渐萎缩，退出舞台中心，露出疲老和留守的心态。
终于只剩下他们一家三口坐在餐桌前。假期快要结束，即将踏上返程。
她的母亲在晚餐快要结束时说：“如果钱不够用，就跟我们说。不要亏待自己。”
“嗯。我有积蓄，也在找新的工作，生活完全没有问题。”
她的母亲把盛好的汤递给锦深，不再说话。她的父亲慢悠悠地喝着黄酒，问锦深：“要不要也喝一点，暖身。”
“也好。”她倒了一杯。加了姜片煮暖的黄酒，喝进嘴里是温和的味道，温热的黄酒喝进肚子里，全身都暖洋洋的。那一晚，她睡得很早，睡眠好像也还停留在那种温润里。
她搭计程车去机场。公路两边有散落的楼房、交错的电线，孤零零的电线杆立在田野里。高高架起的列车轨道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遥远的地方。没有列车开过，那轨道好像也就失去了功能般像一座废弃的建筑。计程车广播里在播放广东话老歌：“原来我非不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如能忘掉渴望，岁月长，衣裳薄。”一个女声反复唱着这几句歌词。出租车司机用不太标准的广东话跟着哼唱起来。
锦深坐在出租车里望着窗外萧条的景致。电话突然响起。是她父亲发来的消息。“在你包里放了张银行卡，密码是你的生日。”
她收起电话，将头轻轻仰起靠在后座上，内心里感觉到昨晚喝酒时的那种温热。她想：“我之所以觉得可以随时抽身而退，可以不在乎我周围的关系、情感，是因为这些人对我付出了真心实意的感情。于是我可以践踏在他们的感情之上去理直气壮地蔑视。”
她突然之间意识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开始重新审视与周围人的关系。尝试看到这种关系里的正面力量，比如亲密、联结。接受内在的复杂性和混乱性，并与之共存，将其破乱的力量减到最低。
“原来我非不快乐。只我一人未发觉。”她在心里跟着哼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