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电影出口，很大程度上维系着的是一种战争期间的盟国情怀，那么，战后好莱坞的对华扩张则明显更多地带有功利色彩。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好莱坞重新登陆中国，不但迅速恢复战前的市场垄断地位，而且意欲有更大的扩张。当时，好莱坞的电影公司纷纷制定新的对华计划，中国成为纳入它们视野的重要国家，如环球影片公司准备拍摄《孙中山先生传》，已派人到上海搜集相关史料；泛美影片公司则想将老舍名著《骆驼祥子》搬上银幕，特遣著名华裔摄影师黄宗霑来华实地考察，和“中电”等电影界人士有广泛的接触；而好莱坞巨头米高梅更是雄心勃勃，欲在华一展宏图。它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两项战后计划：1.在中国农村小城镇大力推广16毫米小型片。2.为输入中国的影片尝试配上华语说明。《色情歌舞片已成过去，好莱坞转变作风》，载1946年11月7日《申报》。同时，它还准备在上海市中心跑马厅旁以每亩15万美金的高价征地3亩，建造一家总座位达1700余座的高级影院，专门献映米高梅出品的影片。《跑马厅将建电影院，米高梅公司新计划》，载1946年8月31日《中外影讯》第7年第25期。虽然因为上海生活指数太高，米高梅最终放弃了在沪建造影院的打算，《米高梅停建上海影院》，载1947年2月20日《中南电影》第2期。但其两项战后计划还是稳步推进，得到实施。1946年夏，米高梅出品的一些新闻片已经制成16毫米小型片，深入到中国农村放映，并被配上华语说明。当时报道云：“怕中国农民不懂英语吗？好莱坞制片家早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将准备全部给配上国语的说明与对白，加上中文的片头。这，在最近几张新闻片中大致已经透露出了些端倪。”荫槐《美国影片在上海》，载1946年8月3日《申报》）。1946年10月16日，米高梅的第一部汉语配音故事片《泰山到纽约》在上海一流影院“大华”正式公映，中国最大的新闻报纸《申报》对此有这样的报道：“美国电影制片商为争取远东市场上不解英语之中国观众，继片上附印中文说明之后，又发明一种新的技术。米高梅影片公司发明在影片上配制国语剧情说明，在影片放映时，声带上同时发出国语说明，解释电影中人物之英语对白，同时并不妨碍全片之原对白及音乐伴奏等音响效果。该公司第一张配制此项国语说明者，为新片《泰山纽约历险记》。”《米高梅新片国语配音说明》，载1946年10月15日《申报》。“泰山”系列影片在中国曾受到广泛欢迎，米高梅选择《泰山到纽约》作为首部尝试汉语配音的影片，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米高梅的这项战后计划曾引起中国影坛的很大震动，不少电影从业员对好莱坞影业在中国的长驱直入深感忧虑，演员关宏达的一番话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广大影人的心声：“《泰山到纽约》竟进一步配上国语对白了。当这片放映时候，我嚇得不敢去看，时时刻刻为咱们中国电影发愁，万一继《泰山到纽约》之后，接二连三运了过来，以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电影的观众，也许要被他们吸收光。到这地步，我只有打算到乡下去种田。安分守己做一个以农立国的国民了。”《不是滑稽语》，载1946年《莺飞人间》影片特刊。其实，为故事片配上华语并非始于米高梅，早在十年前，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就在《上海血案》中尝试过，当然那只是局部配音，当时有报道云：“美国影片公司近来有一种计划，就是将其出品，加配华语对白，在我国市场推广销路。这计划现在已在华南实行，第一部是华纳公司出品《上海血案》，里面中国大侦探陈查礼一段对白，其中一节便另换声带加配粤语，报纸上以‘陈查礼用粤语演说’作为号召，果然生意兴隆，大受欢迎。”《美片配华语开始实行，陈查礼片在粤初映，其中一段配华语》，载1937年4月16日《电声》第6卷第15期。以后仿效《上海血案》这样做的，还有《龙子》等片。当然，影片局部配制华语更多的只是表示一种姿态，商业作秀的成分更明显一些；而像《泰山到纽约》这样全片配音，郑重其事进行尝试的，显然就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市场行为了，如果反应理想，类似的影片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然而，《泰山到纽约》公映以后，并没有产生如米高梅预期的那样反响，当时有一篇影评，对此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泰山片的技巧方面说，这是上乘的一部，如象队等场景都不曾与以前雷同，高杆铁桥跳水一景极佳。加国语对白说明，不敢予以赞成，至少在已有很久西片历史的上海，恐不会受大部分人的欢迎。”祝西《一周电影短评》，载1946年10月27日《申报·电影与戏剧》。这可以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文化人的心理。如再作一些具体剖析，则《泰山到纽约》的营业不够理想，与技术上考虑不周到有关，因米高梅的这次华语配音，并非按剧中人物角色分人全部配音，“而仅系用第三者之口吻，将一部分对白之内容以国语述出而已，因此未能与银幕上角色之嘴部动作配合，情形竟颇似从前的无声电影，观众对此并不表示欢迎”。米高梅驻沪办事处曾将观众的意见反映给美国总公司，认为“此种措施不适宜于上海，因上海观众大都具有相当英文程度，且文艺片之精粹全在于对白，若改用国语简述，则必有失去原意而感索然无味。惟闻总公司方面，对此尚在考虑中，因彼等认为此种改革足以吸引不懂英文之观众，而为推广销路之途径”。《好莱坞转变作风，加插方言对白未受欢迎》，载1946年11月7日《申报》。米高梅当局以后的确还曾继续尝试过，《新大地》、《泰山大破豹人党》等片也曾使用过华语配音，但反响都不甚理想。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政治局势的进一步动荡，这方面的尝试就停了下来。
好莱坞战后在中国乃至亚洲市场上的大肆扩张，一方面是资本营业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恐怕有着更为深刻的国际背景。二战结束后，世界两大阵营间形成冷战局面，反映在文化上，也是彼此针锋相对，互不退让。1946年9月20日——10月6日在法国戛纳举行的电影节是战后第一次国际影展，苏联影片《宝石花》、《伟大的转折点》等在影展上异军突起，荣获8项大奖，成为最大的赢家，给美国以强烈刺激。同时，苏联影片也大肆进军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为了争夺不懂俄语的观众，他们除了传统的字幕方法，还率先使用了中文配音。从时间上来说，第一部采用华语配音的苏联影片是1946年春在上海试映的《索雅传》（亦名《巾帼英雄》）。这是一部展现苏联女英雄索雅英勇事迹的人物传记片，“为了适合中国观众起见，所有对白，完全采用国语，虽则银幕上的人物，完全是苏联人，但配合得相当好，似乎比译意风更进一筹”。《〈索雅传〉，一部采用国语对白的苏联影片》，载1946年5月1日《影讯》第3期。紧接着公映的华文配音片就是在戛纳影展上荣获最佳彩色片大奖的苏联神话题材片《宝石花》，时间是1946年11月，正好是米高梅《泰山到纽约》首映的一月以后。当然，华语配音当时尚属新鲜事物，苏联方面的尝试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报上有人批评《宝石花》“配音未能尽量运用，有时静止无声，没有帮助情绪”，马博良《新片杂译〈宝石花〉》，载1946年11月17日《申报·电影与戏剧》。出现的毛病几乎和米高梅的《泰山到纽约》一样。以后还有《森林之曲》、《红场大检阅》等苏联片也采用了中文配音。战后，美苏两国都将电影视作为一项有力的武器，他们当时互相争摄中文配音影片，这与两大强国之间竞相文化扩张应该有很大关系。
好莱坞影片是20世纪前期中国电影市场上最大的一般势力，但其在华发行历史和具体活动则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至于其汉译传播的历程更是一个冷门课题，既缺少文献积累，也很少有人关注。本文只是初步探索，期望有更多同道参与攻关！
抗战陪都电影市场的好莱坞景观
余纪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至此，远在西南一隅的小小山城重庆一夜间陡然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即所谓陪都。此后，直到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陪都重庆不但承担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的任务，同时也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6年4月30日，总共8年又5月零10天的陪都时期，作为中国战时的大后方和文化艺术中心，重庆的电影市场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也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观，而其中，又以好莱坞电影的消长而最见戏剧性。借助对这一有趣景观的解读，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细微轨迹。是为本文写作之缘起。
陪都时期重庆电影市场的好莱坞景观绝非天女散花、特立独行，相反，其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势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上述的一切就是好莱坞景观演出的背景，离开这一背景，则一切都将是另一番景象。所以，我们的观察也就离不开上述的一切，甚至应该将其纳入一个叙事的整体。由此，我们就只能选择抗战这一宏观的历史框架来作为本文写作的基本叙事框架，同时，其也将作为本文写作的基本立场与方法。
史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也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一段时间，称为中国抗战的前期。而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4年年底这4年多的时间，称为抗战中期。进入1945年以后，随着雅尔塔会议召开和联合国的成立，随着广岛、长崎上空的原爆点响，历史也就走进了抗战的后期。而本文对陪都时期重庆电影市场好莱坞景观的描述，也将以上述三个分期为依据。
一
国民政府自1937年11月20日决定迁都，到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统帅机关自衡阳飞抵重庆，整个迁都过程基本结束。据史料记载，至1939年1月间，已有50家内迁工厂恢复生产；及至1939年1月，内迁工厂复工率已达80％《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第40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至此，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兀然而立。由于远离战区，虽有敌机不断轰炸，但由多雾气候和地形起伏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当时敌机轰炸技术的相对欠缺，以及四川省内丰富的物产在短期内未及消耗殆尽等原因所致，颠沛流离数千里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多年未得的安定，更由于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口的比例占到陪都全市人口的70％以上，于是，其对电影市场的需求也随之凸现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陪都电影市场影片供应总量达269部。与今天电影市场的销售情况相比较，年供应总量269部绝非小数；如果加入战争背景的考量，则几乎就要令人咋舌了。
1939年陪都电影市场供应的269部影片中，国产节目为121部，占总量的近45％；进口节目为148部，占总量的55％。其中，美国电影为82部，占总量的30％；苏联电影为34部，占总量的12％；包括英国电影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为32部，占总量的11％。以上数据表明，抗战初期陪都电影市场上国产节目是占据了较大优势的，进口节目中占据第一位的美国电影数量也仅及国产节目的三分之二左右。
1940年陪都电影市场影片供应总量为160部。其中，国产节目为59部，占总量的近37％；进口节目为101部，占总量的63％多一点。其中美国电影为82部，占总量的51％强；苏联电影为12部，占总量的7·5％：英国电影为2部，占总量的1·2％；其他国家电影为5部，占总量的3％左右。
到1941年，陪都电影市场影片供应总量比上年上升51％，达到311部。其中，国产节目为121部，占总量的39％左右；而进口节目为190部，占总量的61％左右。其中美国电影为144部，在总量的46％左右；苏联电影为29部，占总量的9％左右；英国和其他国家电影共计为17部，占总量的5·4％左右。尽管这一年国产影片的供应量恢复到了1939年的数量，但在总量上所占的比例却与上年基本持平，而好莱坞影片的数量则上升了70％多，并首次突破百片大关。
比照抗战前期三年中陪都电影市场的数据，我们不难看到几个多少有几分扎眼的事实。
第一，1939年国产片在陪都市场独领风骚。造成这一景观的原因，主要在于1939年对于居住在重庆的大多数电影观众而言，是一个心理上激情喷发的时期。此前的相当长时间中，执政的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味采取退让政策，民族自尊饱受伤害。“8·13”淞沪抗战虽然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但也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同时提升了民族自尊自强自立自救的信心和决心。而此一时期陪都电影市场上供应的国产节目中，以抗战为题材的影片占据了较大份额。官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保家乡》、《好丈夫》、中央电影摄影场出品的《孤岛喋血》、《中华儿女》，以及香港大量私营影业公司摄制的大量抗战影片等，都获得了部菲的票房。尤其蔡楚生在香港导演的抗战影片《孤岛天堂》，于1939年10月10日至13日在“国泰”和“新川”两家影院同时上映，场场爆满，票房可观；11月15日后，又由“新川”独家放映至11月30日。《新蜀报》称：“打破任何影片在渝卖座纪录”。《新蜀报》1939年11月21日第一版对于数十万抛家别子，离乡背井，千里迢迢辗转来渝的外地观众而言，他们跟着政府来到偏远贫穷落后的西南后方的目的，不仅在于躲避战祸，而更多的是为了参与民族复兴的大业，因此，他们此一时期对电影的需求，就主要体现为激励斗志的抗战影片。应该说，此一时期陪都电影市场上放映的国产片最能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影需求。也正因为此，国产影片在陪都电影市场才独领了一年的风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