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区距斯坦福大学仅几公里，走路也不过三四十分钟；但市里有三路免费公共大巴通到校内不同的区位。上下班时发车的密度也很高，来往非常方便；因为轻轨火车站在市区，人流很旺，大巴时有拥挤。
斯坦福向来以幽静、优美和具有智慧而驰名世界。从保罗阿图市不到10分钟车程就来到像世外桃源一般的大学。一进校门，校道两旁是几千公尺长的大片大片的树林，进到校区内，停车坪的旁边，有如茵的大草坪。记得三年前到达斯坦福是盛夏，参天的古木，翠绿欲滴；这次到来却是初冬，古木树叶转黄，但草坪仍是碧绿得像湖水，一点也没有萧瑟的景况。大学的每一座建筑物，都各有风格；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与学校里浓厚的学术气氛，让人感到大学里到处都智慧洋溢，到处是灵性。
我们这一个月的工作处所是胡佛研究院的档案馆。胡佛研究院（HooverInstitution）的创立者胡佛是斯坦福的校友，后来成为美国第31任总统。该院1919年成立，在改称“院”之前，它的全称是“革命、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经过90多年的不懈努力，它一共收集到6000万份档案，仅中国的就有550多种，有关“文革”的政治海报就超过了10万份。该院还拥有160万册藏书，6万多个微缩影片文件和25000多种期刊，每年接待大约七八千名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学者。它有自己独立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我们访问时的2008年，院内有80位研究员和80位助理研究员供职于其中。当年的预算约3800万美元，全部来自社会捐助；其中图书馆的投入是600万美元，研究资金约为2000万—2500万美元。据该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他妻子是华裔）的说法，研究院上述这么丰富的收藏，“最重要的大概有四到五件，比如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这些资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次要花个把月时间探访的就是这四到五件最重要档案之一的宋子文档案。此前，我们已经得海南大学客座教授宋曹俐璇介绍。在斯坦福读“宋档”期间，又两次得到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教授的接待并详谈。
全部宋档包含了编号为1到69的69个文件盒，这其中有1个是超大号盒子，另外还有2个信封和3个照相本。69个文件盒中缺了编号为66及67的两个盒子。经询问管理人员，她很有礼貌地解释说：“那里面装的是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保密文件，不开放。”宋档开放给学者利用的文件总数达3万多件。这真是个不小的数字！
在阅读这些档案文件时，发现有些文件因为多人翻捡和复印，已经略显残损。窃想，继续使用下去，岂不造成缺陷？后来知道，自己是杞人忧天了。这个档案馆保存文件，是按严格标准程序进行的。所公开展示的文件，原件现已由副本代替。所有原件的内容都可以在公开的副本里找到。如果有读者想参见原件，经另外办手续后可在管理员的直接监督下进行。也是因为档案管理这个标准程序，我们遭遇了一次小小的波折。我们工作开始不到几天，因为不谙规定，11月6日星期四上午，我们在阅读时，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惊喜之余抓紧复印。因为复印数量过多且速度过快而至于文件放置时略有凌乱。管理人员十分警觉，过来劝阻，甚至使在阅览室中的一二位读者也惊奇。管理人员十分礼貌地说明：按规定每人每年仅复印100张；如有特殊需要经办理手续可加印300张。我们说明原委，办了手续后，每人加印300张。我们充分地肯定了他们严格管理的正确。他们也释然，愉快地嫣然一笑。
宋档里包括有关中国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经济政治状况的信件、演讲稿、手稿、备忘录、报告及相片；中国外交关系，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二战时的中国事件；战争期间的中国外交，特别是中美关系。这其中的电报函稿价值非同一般，这些函稿说明，宋子文代表中国所作的重大问题的谈判交涉，取得不少成果，包括达成多项财经援助、争取了军事援助以及与盟国进行了重大的战略协商等。这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抗日战争的胜利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些，都是宋档中关涉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宋档中也还有许多宋家的家务事、儿女情，从另外一个侧面展现了宋子文的人生，诸如股票的买卖、宋子文自美国寄一支自来水笔给宋庆龄等，也还有如1945年2月3日，宋子安电报说他妻子“其英今晨举一男，一切平安，弟生平蒙哥照护，此亦托哥洪福，请哥赐取名字为感！”宋子文于2月“鱼电”复，赐名“宋伯熊”。第二年，1946年，他第二个儿子出生时，宋子文给取名为宋仲虎，此乃宋曹俐璇丈夫。其他，也还有蒋经国对舅父的祝寿电等等。
我们联系到在国际高层的会议上，针对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关于西藏是独立国家的错误言论，宋子文义正词严地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二战结束时筹组联合国过程中他卓有成效地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所作的努力，以及他日常生活中对朋友、对亲人的态度等来看，或许是因为宋子文长期受西方教育，他工作中非常重实效而不讲关系，不讲情面；他对朋友重信义；对亲人重亲情；对韩氏祖先和对祖居地海南，深怀敬意和思念情怀。
我们另外还特别关注的，是宋档藏品中关涉海南的问题。比如，所存光绪六年（1880）续修的昼锦堂梓《韩氏家谱》，是宋子文委托侄子宋云超战时从沦陷的文昌找到辗转韶关送到重庆的，其中记录了宋氏家族奠基人宋耀如（即韩教准）“生咸丰辛酉九月十四日卯时”，即生于1861年。当前，海内外关于宋耀如生年有多种说法，且各执一词；这部我们在文昌也未曾见到的家谱于此可以定案。藏品中还有在二战期间、特别是战后关于海南问题的诸多材料，诸如战后琼崖银行的筹建、战后对海南的调查研究等等，是我们收集的重点。这次收集到大量的资料还来不及整理、消化和在学术工作中加以利用。我们向宋耀如研究会认领的两个课题也还未完成。不过，有两点是初见成效的。一是在阅读宋档期间，儿媳妇查得杜克大学藏有宋耀如档案。我们据此写了《美国杜克大学档案馆藏宋耀如档案的学术价值》一文。此文一经发表，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关注，全文收入该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10年第3期。二是在胡佛研究院阅宋档时，有一天，宋曹俐璇教授邀请我们到典雅、清静的咖啡厅品咖啡座谈。她深思熟虑地建议，海南收藏和研究宋氏家族，应有分工。她建议文昌市着重文物、海南大学着重文献。我们根据她的建议，结合多年来所收集到的宋氏家族文献，向海南大学图书馆馆长詹长智博士提出建立“宋氏家族文献室”的建议，并得到采纳；文献室在多方面努力下，至今已初具规模；2009年4月6日，宋曹俐璇教授以及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等宋氏后代6人和参加“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嘉宾参观时鼓励有加。
宋氏家族的根在海南，海南开展对这个在现当代海内外都有广泛影响的家族研究，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2010年5月22日海南大学图书馆工作室
柏拉图学园的影子
林秋（年19）
我所就读的学校是一个极其珍视古典学习与研究的文理学院——一个即使在美国这个崇尚多元、追求个性的社会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小社区。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理念，我依稀看见了柏拉图学园的影子。在这里，需要的是独立的思索，有创见的思想和发现，任何形式的模仿都被认为是低劣的，不管它是否来自完美的模型。
这里的学风是自由而保守的：人们抛弃了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偏见与误解后带着各自的观点坐在圆桌上谈论柏拉图，却不晓得近邻海地发生了毁灭性的大地震，也不在乎国会大厦里议员们正为新的改革方案吵得不可开交。在这里，学习是闲暇时分纯粹的哲学思辨，不是光明前程的铺垫，亦非社会生活的预演。当一切有关现世的忧虑和期待都必须让位给不朽的大师们对于人类自身的思考，当类似幸福、正义、永恒的抽象名词在思维中激荡，人便自然而然地发觉自己的存在有了重量，至少不会再带着俯视万物的自大漂浮于云端，亦不再怀着虚妄的卑微蜷缩在自己的角落。虽然肯定存在是有意义的远未回答存在的意义本身，却让人从此有了面对无穷生命与未知世界的力量。这便是树人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
在一个如此活跃的学术氛围里，大师们的影子无处不在。学生们餐座上讨论得最多的不是体育比赛也不是娱乐事件，而是哪个版本的柏拉图最忠实于原文，哪位导师是亚里士多德的铁杆粉丝，哪些关键词主导了索福克勒斯的悲剧，等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死读书的呆子，脱离了书本便一无是处。相反，随时、随地、随性的学术讨论让原本在岁月中沉淀已久的经典在真切的生活场景中苏醒了，大师们带着微笑，偶尔点头致意，却从不做声。因为他们深知，对真理的向往乃是人类灵魂最美好最可贵并且最接近神性的特质，因此，追求真理的过程及其带来的愉悦是每个人独有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尤其是那些先行一步已窥得天机的人。事实上，这也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理念之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曾谈到思考不仅是让人性完整的基本途径，也是唯一能独立并超越宇宙万物甚至思考者本身的存在。而其他存在的原因，方式，以及目的都将在纯粹的思考后得到解答。或许大部分人注定了无法到达如此纯粹的境界，但正如苏格拉底所说，若相信，它便能救你一命。有了力量，思想，和信念，人会走得更远，更稳当。
这里的一切学习都以logos为中心。logos源于古希腊语，是构建古希腊文化语境的母词之一。在英文里，logos通常被译作speech（演讲，言语）或reason（道理，理性），但正如白话文难以精确阐述先哲们的思想，logos的含义远非这些英文翻译所能尽述；有意思的是，我却在古汉语里找到了令我更满意的答案：道——一个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中有着同等甚至更高地位的基本词。这算是文化间的又一个巧合么？道听起来总给人一种很玄妙的感觉，仿佛它只是一个超越的哲学概念，事实上，道自在万事万物中，是离我们最近也是跟我们渊源最深的东西。
（作者现为美国圣约翰学院大一学生）
聚众灿烂，独自凋零
——关于日本人的一种文化印象
张治库
在日本旅居半年，经历了冬春夏三个季节。从看窗外的飞雪，到观赏上野的樱花，再到品尝北海道的啤酒和海鲜，日子在寂寞与宁静中悄然而逝。转瞬之间，旅居日本的生活已变成了沉淀在脑海中的记忆。
回国之后，生活依然在忙碌中展开。本以为旅居日本的点点记忆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平淡生活的磨蚀而消失殆尽，然而，每每在夜深人静或是独临黄昏之际，总有一些关乎日本的记忆与印象顽固地从脑海中浮现出来，耳边似乎总有一个柔美的声音在低吟浅唱：“樱花啊，樱花啊，暮春三月天空里，万里无云多明净，如同彩霞，如白云，芬芳扑鼻多美丽，快来呀，来呀，同去看樱花……”门前的老樱，花期盛开的蔚为壮观，凋零之际的静谧与安然，总是和一些生动的日本人的面孔纠缠在一起。是人，是花，或者花与人的合一？也许，当一种植物成为一种文化性的象征的时候，这种植物与其所象征的人，也就具有了高度的合一性了。
樱花虽非日本皇室所规定的国花，但事实上却是被日本人民所广泛认同的国花。在日本，从南到北，樱花盛开的季节，各地民众都会举行隆重的“赏樱会”。尤其是在东京的上野，樱花烂漫之际，更是游人如织，人潮涌动。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是与日本人的人生态度与文化性的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樱花盛开之时的聚众灿烂与独自凋零之际的静谧安然，正是日本人文化性人格与人生追求的象征和写照。
一
自从人类走出了生物性主导的纯粹自然性生存之后，文化就成为影响和主导人类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的丰富与多元化的发展，是人类心灵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呈现与反映。因此，文化是通向一个人、一个民族心灵的窗口。认识一个民族、一个人，最直接的途径无疑就是认识其文化性。当然，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烙刻上认知者的文化底色，从而使得一个民族的人们对于另一个民族人们的认识，浸染上由自己的民族文化性特征所造成的刻板化印迹。
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认识、记忆与评价，总是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与历史的纠结有关，也与现实观照中复杂矛盾的心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中国人在日本的记忆以及对日本人的印象，既充斥着在对现实的对比与观照之中的反思与尴尬，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杂糅着历史记忆的底色。
对于一个初入日本的中国人来说，日本人在其心目中所呈现的形象状态，是与其在头脑中已建立的刻板印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无疑是文化定型与刻板化影响的结果。事实上，作为一种感性的活动的和文化性的存在，日本人既非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也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自然性的存在，而是有着由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决定的复杂性。这种由历史文化所决定的复杂性，使得日本人无论是作为个体性的存在还是作为群体性的存在，都始终保持、传承并呈现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人格。
就像樱花一样，盛开时聚众灿烂，蔚为壮观，而凋零时则静谧无声，独自飘落，日本人的文化人格充满了矛盾的统一性。也许，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像日本民族的人们那样将人格中两种完全相反的文化特质和谐地统一于一体。这种人格特征所具有的矛盾的两极性统一性，无疑使得作为群体性存在的日本人和作为个体性存在的日本人在行为方式上具有了巨大的反差性。一方面，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存在，日本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具有极其强烈的群体黏合倾向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个体性的存在，日本人则与之完全相反，具有强烈的疏远与反群体生活的行为倾向性。
二
在群体性的公共生活中，日本人非常重视对交往礼节和公共生活秩序的严格遵守。对于一个日本人而言，不但应该知晓社会生活中与人相处的各种礼节，而且也必须懂得各种敬语使用的对象与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