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傅伟勋先生曾在《从德法之争谈到儒学现代诠释学课题》（《21世纪》1993年4月号）一文中提出，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创造的诠释学可以分为五个辩证的层次。其一，“实谓”层，即原典（作者）实际说了什么？其二，“意谓”层，即原典（作者）想要说什么？真正意思是什么？其三，“蕴谓”层，即原典（作者）可能想说什么？其四，“当谓”层，即原典（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其五，“创谓”层，即为救活原有思想，我必须创造地表达什么？前四层属于客观诠释，第五层是建立在客观诠释基础上的主观的创造性的诠释，是前四层“继往”基础上的“开来”，其实质也就是原典新释。三卷本《体系》在原典释读上之所以不少地方新见迭出，同其对原典新释这一学术理念的自觉追求恐怕不无关系。例如《原人论》中的“心化”论就是典型的原典创造性阐发。其基本步骤是，首先从中国哲学原典中清理出“人”的核心与灵魂在于“心”，然后进一步从“诗言志”说（诗学原典）的字源学考察中清理出“诗言志”的核心精神符合文学“本于心”的原则，在古代“原人”文学本体论与“心化”文学特征论之间，通过对原典的客观诠释，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又通过哲学原典厘定出“心”的内涵包括“性”与“情”，然后再次返回到诗学原典中去考察文学与“性”和“情”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发现哲学中的“心统性情”命题在诗学领域中也呈现出对应关系，即文学的“心化”实际就是人的“性情化”。在经历一番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的原典释读后，作者将哲学家张载的“心统性情”命题和诗学家刘熙载的“文，心学也”的命题结合起来，将“原人”文学论的首要特征创造性地诠释为“心化”论，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古代文论以言志写心为核心的特点和诗化、心化的整体倾向。《范畴论》中对古代文论范畴的诠释不少是重返原典的客观阐释，如释“响”、释“脉”、释“波澜”、释“圆”、释“老”、释“俊”、释“幻”等，在笔者看来，更具创造性的是对风骨、平淡、格调等范畴的诠释。例如“平淡”范畴，著者通过对原典的清理，指出“平淡”范畴以道家思想为底里，在宋代以后受沉潜于内省境域的时代思潮和创作风尚影响，其内质表现为“平”“简”“清”“野”之美，指向一种对繁华刊落之内美的刻意追求，是宋元士人心境与文境的曲折映射，这种诠释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性思考，是一种创造性诠释。
对古代文论进行原典新释，是符合现代诠释学的价值取向的。在现代诠释学看来，人类是通过与历史文本或原典的“诠释学相遇”来达到理解的真实的。面对传统，人类只有在创造性诠释中不断超越自身，才能真正实现对文化与自我的反思与批判。梁启超说得好：“吾人做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可以不作。历史之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不断的予以新的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一章）古文论研究要想摆脱材料史研究的困境，必须有这种原典新释的学术理念的有力支撑，同时又不能陷入另一个理论误区，即只重视体悟性阐发而忽视对原典客观、准确的释读。陆贾在《新语》中说：“善言于古者，合之于今。”我们是通过原典或历史文本来接近历史真实、反思历史真实并最终走出历史的，只有神会于古人和历史，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就需要在古文论研究中辩证地处理好“旧学”与“新知”的问题。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哲学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对原典释读中遭遇的“旧学”与“新知”问题很有启发意义。“照着讲”就是历史面貌的本真还原，“接着讲”则是寻求对原典客观诠释的突破以及理论形态的创造自新。三卷本《体系》在“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方面结合得比较成功，是值得肯定的。
四、用中国的思维方式体悟中国的理论
深度直觉是悟性思维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介于感性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极富理论的生命驱动力。深度直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在思维活动中以其穿透功能和联结功能在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材料与理论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与文学创作需要悟性一样，学术研究同样也需要这种深度直觉，去点醒和激活已有的历史材料，去透过现象窥见本质，去化感性材料为理论形态。对于古文论研究和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而言，深度直觉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就古代文论的历史文化资源来看，其历史源远流长，资料浩瀚繁杂，理论形态多种多样，概念、范畴模糊且多富歧义，批评方式也是因人而异、因体而异（或诗话、词话，或书信、序跋，或单篇，或专著），此外，由于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文论资源更呈浑融驳杂的特点，没有深度直觉的穿透功能和联结功能，要想在数千年来蔚为壮观的文论历史长河中清理出其嬗变规律和理性线索，谈何容易！所谓“不抉其根，日滋灌培，但培其恶”欧阳竟无：《孔学杂识》引王阳明语，3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如何从古文论多样繁杂的现象中抉其“根”，见其“一”，没有深度直觉恐怕很难办到。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说：“思考发展成为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提供非同寻常的、可供人们去思考其他问题时使用的‘思路’。”［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联结此一问题与其他问题，使思考变成理论的这种“思路”没有悟性思维或深度直觉的参与恐怕也难形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古文论研究或体系建构而言，深度直觉是不可或缺的。
三卷本《体系》在理论体系建构中所体现的深度直觉颇有特点，那就是文、史、哲相互参证，从容沉潜，化书卷材料为性灵。例如，《原人论》中将“原人论”具体化为“心化”“生化”“实化”三个方面，就是深度直觉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对中国原人哲学精髓的揣摩、品味，也有对中国诗学历史（从“诗言志”开山纲领一直到清代刘熙载的“文，心学也”的著名论断）的钩沉、涵泳，更有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现象的博观通识，从文、史、哲内在精神的相互比照、相互发明、互相统摄中探骊得珠，窥见中国文学的心化特征、生命化特征和实用化特征。《方法论》中第一编以批评意识的历史流变（从文化历史意识到人物品鉴意识、审美超越意识、批评的自觉自主意识）提摄批评意识与方法的内在关系，以史为主，以文、哲为辅；第二编从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体用不二、整体直觉、通观整合、圆融不执）入手把握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哲学来源，以哲为主，以文、史为助；第三编探讨批评方法在文学中的具体体现，以文为主，以哲、史为佐。第三编中文、史、哲有主有从又相互参照，将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哲学思维和批评方法的辩证互动和相互涵摄的特点合情合理地凸现了出来。通过这种相互参证，沉潜默识，作者拈出知人论世、附辞会义、品藻流别、明体辨法作为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四大基本类型，既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又有作者的自得之见。
在古文论研究与古文论体系探索中提倡运用深度直觉，笔者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文化、文学、文论的智慧优势本来就在于以生命体验为底里，以整体直觉为依托去参证和感悟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就古文论的实际面貌而言，其批评的言说方式和言说结构也多是直觉体悟的结果，如果一味套用西方的知性分析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对古文论的内涵或精髓进行手术刀式的解剖，反而会损害古文论概念、范畴、命题神完气足的原貌。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于连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法］弗朗西斯科·于连：《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21世纪》，1999（4）。以中国自己的思维方式体悟中国自己的思想，这也许就是三卷本《体系》在学术理念上的自觉追求。
五、融综合与创造为一体
创造激活是在现象通观、原典新释、深度直觉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的综合思维活动，往往成为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志。创造激活在理论建构上体现出亦包亦扫的理论魄力，即既包容前人又扫除陈说。从学术理念上看，创造激活又表现为：融综合与创造为一体。所谓融综合与创造为一体，就是在综合中有创造，在创造中又有综合。分解开来看，就古文论体系建构而言，综合的创造，其重要性在于掌握中国诗学内在的理性线索与生命而不失其原始根气，在诗学历史的批评与反思中从事理论理性的构建；创造的综合，则是跳出历史，以理性的逻辑的眼光提出诗学新问题，设计未来，开拓未来。没有综合的创造，中国诗学的内在构架及其生命精神就难以揭示，而没有创造的综合，亦即缺乏理性的说服力及融通古今的理论范式或命题，中国诗学之智慧也就无法发挥其现实作用。《原人论》中“原人”说的提出，正是这种融综合与创造于一体的学术范例。从综合的创造方面看，“原人”二字是对中国诗学人本主义特质的高度提炼和概括，极其准确地敞现了古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核心精神和民族特点，其理论价值不容小觑。因为，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看，古代诗学关注的是人而非文艺，是文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而非人培养什么样的文艺。从其逻辑展开看，也是人的精神决定艺术精神，艺术精神反过来又塑造人的精神。从古代文化的生命线看，人学也一直占主流地位。“原人”说正是从古代诗学内在理性脉络中神会古人、推阐义理综合而成，故能击中肯綮，化成直取心肝、独具只眼之论。从创造的综合方面来看，“原人”说植根于历史理性之中，又跳出历史之外，具有强大的理论涵摄力和包容力，对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和中国文艺的未来走向颇有提示之功。究其原因，乃在于文学即人学，即人的心灵学、灵魂学、精神学现已成为学界共识，“原人”说把握住文学的人学基本特质，可以说又与当代学术思维实现了较为成功的对接。换言之，“原人”说不仅可以从文学内在精神特质上成为古文论实现现代转换的入口，同时也可以从人文关怀的共性角度形成与西方诗学平等对话的出口，因而其理论构架在设计未来、开拓未来方面更具胜义。从更深层面看，著者大胆摒弃此前学界几成思维定势的“原道”论，把“道”的基本内核（“礼”“心”“天”）具体落实到人的本源性层面，以“原人”论昭示出全新的古文论的文学本原论，一扫陈说，这种“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的学术勇气和重视独立又非“鼓励放恣”的学术智性，没有创造激活的学术理念清醒而沉着的支撑，恐怕亦难办到。百年来中国文论屈从于西方文论而裹足不前，古文论之现代转换一再跬步即止，需要的也许正是这种融综合与创造于一体的创造激活的学术理念。
古文论研究及古文论体系的探索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并还将延续下去。回首这段历程，成绩固然可嘉，教训也是促人深思的。三卷本《体系》的得失已有行家里手作出过恰当的评价。本文只就《体系》的学术理念对当代古文论研究的开示意义略陈己见，也算是对当代古文论研究及体系构建中存在的困惑略谈一些自己的感想。无论这段探索历程的得失成败如何，在笔者看来，浮躁时代里的寂寞学者，他们隐忍着时代的命运，默默探索着通往智慧和灵性的道路，仅就这一点，我们都应该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