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府为了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逐步提高了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价格。自2004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稻谷（早稻）最低收购价由0.7元/斤提高到2009年的0.9元/斤（政府有关部门已明确表示2010年还要提高），小麦（白麦）最低收购价由0.72元/斤提高到2010年的0.9元/斤。至于玉米、大豆，自2008年，政府也提出了类似最低收购价政策的临时收储政策。
毫无疑问，粮食价格上涨有利于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这可从2004年以来连续六年的粮食增产得到证明。但是也有人担心，这种持续的粮食价格上涨会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谈到2010年的通货膨胀时就明确表示：“只要粮食价格稳定，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言下之意，粮价如果持续上涨，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但是，这种粮价上涨将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值得商榷。
导致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是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
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Inflation）一般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从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的上涨现象。
因此，若要寻找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那唯一的原因就是货币供给超出货币需求，而物价的持续上涨仅是表象。任何商品的价格上涨均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仅是印证了通货膨胀的发生。正如商品紧俏导致了商品价格上涨，而不是价格上涨导致了商品紧俏。
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发生在认定上是需要“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的，因此部分物品价格上涨，并不能认定通货膨胀发生。实际上，只要货币的供给保持稳定，那么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并不会导致社会物价的整体上涨；相反，部分商品价格的上涨，必然意味着部分商品价格的下跌。举个例子，粮食价格上涨，消费者花在食品上的支出必然增加，相应的，花在其他商品上的支出则必然会减少（在支出预算一定的情况下），那么其他商品必然会由于需求减少而价格下跌。因此，总体物价并不会由于粮价的上涨而上涨。
现代社会，通货膨胀都是由CPI来近似衡量的，而中国CPI中食品的权重较大，占了近1/3.因此，粮价上涨对CPI的整体影响可能是正的，因为那些因粮价上涨而价格下跌的商品要么没有被纳入统计范畴，要么只被赋予较低的权重。因此，仅从CPI判断，粮价上涨也许确实推动了统计上的物价整体上涨，但是，CPI不是通货膨胀全面真实的衡量指标，它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一个近似刻画指标而已。所以，CPI上涨并不能完全等同于通货膨胀。
一、商品货币与纸币的区别
在这里，我们不妨对通货膨胀作进一步的说明。
通货膨胀是在信用货币（也即纸币）流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现象。在商品充当货币（如金银货币）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
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如果纸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社会产出的增长速度，那么单位纸币所对应的产出必然下降，也即货币不值钱了，表现为物价的普遍上涨，这就是通货膨胀。由于纸币在理论上可以近乎零成本地无限供给，并且由政府掌控发行，而政府总有以各种理由扩张纸币的冲动，可以说通货膨胀是伴随纸币流通而出现的一头怪兽。纸币确实有着商品货币所不具有的种种优越性，但是因之而起的通货膨胀却是发行纸币最大的代价。
那么，为什么商品（如金银）充当货币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呢？因为地球上金银的储量是一定的，不可能像纸币一样能够无限供给。金银的产量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远落后于社会其他商品的生产速度。实际上，如果金银一直充当货币，社会的整体物价水平是会不断下降的。因为金银的供给增长速度难以赶上社会整体产出的增产速度，这必然导致单位金银所代表的真实产出在长期内呈现出上升趋势。
实际上，只要是商品充当货币，货币的增长就要受到该种商品生产能力的制约，而不可能像纸币一样能够以近乎零成本地印刷出来。由于货币的发行受到天然的制约，而不能由人的意志来自由主宰，因此通货膨胀不可能发生。
二、信贷扩张是导致货币供给超过需求的主要因素
货币的购买力只有在花钱中才能体现出来。例如，你领了3000元的工资，如果这个月只花了2000元，另外1000元以现金的形式放在手头，那么你的购买力只是增加了2000元，另外的1000元对商品市场的供需没有影响，因为你没有花出去。但是，如果你将剩下的1000元存在银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1000元放在银行，那就不是闲置了。银行会用来放贷，如果贷出去800元，那么拿到这800元贷款的企业或个人会用它来购买生产资料或消费，因而这800元会增加对社会产品的需求，兑现了其购买力。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信贷扩张是增加货币供给的主要形式。因为信贷扩张就是一个花钱的过程，拿到贷款的企业和个人会用来生产消费，企业会用来购买原材料、机器、雇佣工人，这会相应增加原材料、机器的价格和工人的工资；个人拿到消费信贷会增加对消费品的需求，从而有利于推高消费品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相关数据。从1999年末到2009年10月，中国流通中的现金（人民币）从13456亿元增加到35730亿元，10年增幅为165.5%；而同期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却从93734亿元增加到417494亿元，10年增幅为345.4%，远超过流通中现金的增幅。单纯从现金角度来看，其增长幅度仅略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幅度（1999-2009，中国真实GDP约增长150%），但是如果考虑到信贷扩张，货币供给则远超同期GDP的增幅。可以说，信贷的大肆扩张是中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最为根本的原因。
具体到粮价上涨，有人将其主要归于政府的强力托市政策，但少有人看到随着粮食生产成本的逐年上升，种粮的经济效益在不断下滑。粮食生产所需的土地、化肥、农药、水电、人工等生产要素成本，自2004年以来，总体上呈现刚性增长态势（这些要素价格的上涨正是信贷扩张造成经济过热的产物），而又由于“民工荒”（这也是信贷大肆扩张所支持的对劳动力需求的盲目扩张），进城务工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种粮的机会成本上升，种粮比较效益下滑。多重因素导致种粮成本不断上升，粮价上涨具有内在的动力。可以说，政府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报告”了粮价上涨，而非“提高”了粮价。而粮价的上涨实际上是报告了通货膨胀的发生，而非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粮价上涨乃至所有的商品价格上涨均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充其量只是通货膨胀发生的证据。“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我们应谨记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半个世纪前的洞见。
（2009年12月）
时下，国内股市、楼市大幅上涨，不少人将之归结于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预期。2009年以来，以原油、金属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强劲反弹，不少人也将之归结于全球的通胀预期。之所以说是通胀预期，而不是通胀，是因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当前的物价仍然是负增长或增长幅度很小，全球通胀并没有发生。
何谓通货膨胀？直观上解释，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而过多的货币必然导致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关于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费雪方程式，即MV=PT。其中，M代表货币的数量，V 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根据这一方程式，P的值取决于M，V，T这三个变量。费雪认为，V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而制度因素变化缓慢，因而在短期内可视为常数；T与产出水平保持一定的比例，也是大体稳定的。因此，P和M的关系最重要，所以P的大小主要取决于M值的变化。在其他变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多发货币（M上升）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P）普遍上涨。这就是通货膨胀会被视为物价上涨的同义词的原因。
那么，当前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到底有多少呢？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09年6月底，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现金加活期存款，亦称M1）量为193138亿元，2008年同期为154820亿元，同比增长24.8%。而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快17.7个百分点。GDP可简单视作MV=PT中的T，假定V不变，那么在M增长24.8%，T（GDP）增长7.7%的情况下，简单推导可得出P将同比上涨16.5%。这就是时下通胀预期的逻辑基础，因为货币供需方程式告诉我们，当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大幅高于GDP增长速度时，物价必然承受极大的上涨压力。虽然当前通胀还没有发生（实际上上半年CPI还是负增长，同比下降1.1%），但是人们预期在不久的将来，通胀将会发生。
一、钱多了，为什么物价并没有立刻上涨
从MV=PT，可以很直观地理解为什么钱多了，物价就会上涨。但是真实的经济世界却没那么简单，这表现为钱多了，物价却往往并没有立刻上涨。
打个比方，直升机在一个封闭的迷你国上空大肆抛撒现金，使该“幸运国”每个人手持的现金都增加了一倍。接着会发生什么？是那里的每个人都得到多一倍的商品，还是该国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一倍？显然是后者。在这里，货币似水，流到人间就迅速、均匀地流淌开来，对所有人的机会均等。于是货币供给增长，物价也随之上涨。但是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假设是不对的。2009年上半年国内通货同比增加24.8%，但是你我手头的货币都同比增加了24.8%吗？显然没有，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手头的货币同比增长是少于24.8%的。
于是就有了“货币似蜜”说：新增的货币投放到经济中，并不是均匀撒钱的过程，而是首先会聚集在一些部门，接着才会向其他部门流动。货币的流动不像水，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均匀分布开来，而是像具有一定黏度的液体如蜂蜜一般，在流淌的过程中可能在某一位置鼓起一个包来，然后再慢慢变平。这意味着，过量的货币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漫游”，结果就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了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2009年上半年新增投放的38318亿元的通货以及新增的7.7万亿元的银行贷款，显然一开始大部分是聚集在企业而不是个人手中，而在流向企业的过程中，又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曾导致企业现金流普遍紧绷，许多企业在破产边缘挣扎（现金流是企业的紧箍咒，一家企业不管其业务有多么庞大，历史有多么悠久，盈利能力有多么强大，如果现金流管理不善，破产是分分钟的事）。以负债水平最高的房地产为例，在金融危机最为水深火热、房地产价格最为低迷的时候，曾有人预言中国房地产将会有一大批企业死去。然而，在企业流动性最为缺乏的时候，政府雪中送炭，打开货币的闸门，那些原本要降价卖房、卖车、卖原料、卖产品以回笼资金增加流动性的企业，发现有大量的廉价的资金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流动性问题不但解决了（企业不用贱卖产品了，于是在号称大萧条以来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物价居然跌幅甚小，要知道大萧条期间美国物价水平下跌了25%），而且是过度解决了——企业由流动性不足转向流动性过剩。
降低利率、银行信贷扩张等均会造成通货供给的增加。利息是持有现金的成本，降低利率会使得人们倾向于多持有现金，这表现为定期存款活期化，于是通货增加。利率的降低还减少了贷款成本，激发了社会贷款积极性，再加上上半年银行受命放贷，现金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最先流向企业，大量的廉价资金在企业手里聚集。钱多了，怎么办？实体经济领域由于经济还未全面复苏，资金吸纳能力有限，这个时候过量增发的货币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从实体经济领域游离出来。这些不能服务于生产的“游手好闲”的资金基本上类似于那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游手好闲的人往往喜欢三五聚在一起赌博，而这些四处游荡的资金也投机性十足。既然是奔投机而来，肯定要找一个场子大的、进出容易的、交易成本更低的市场。相较于商品市场，资产市场显然是一个更理想的场所。资产市场不但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商品市场，而且流动性也远远高于商品市场，并且交易成本也比商品市场更低。于是过量增发的货币往往首先流动到资产市场，从而推高了股价、房价。由于暂时还未流到或者很少流到商品市场，于是商品特别是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大体上仍保持稳定。这就是钱多了物价没有立刻上涨的原因。
二、“货币之蜜”为什么难以直接流淌到粮食
如果政府不及时收回流动性（过量增发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迟早要在商品市场上兴风作浪。如果选择大宗商品，那么可能是金属、能源还是农产品？也许很多人会选择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理由是粮食直接关系人的生存，需求存在刚性，对生存必需品的炒作更能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如果通胀发生时，金属、能源是更好的选择，而非农产品。翻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图我们会发现，本世纪以来在美元持续贬值（也即美元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际原油价格、金属铜的价格到目前（2009年8月17日）为止均较本世纪初上涨了200%，而同期国际玉米价格仅上涨了56%，小麦、大豆价格上涨了100%，棉花价格上涨了17%。也就是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对金属、能源价格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实际上，自2009年以来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国际小麦、玉米价格在近期甚至创下下跌以来的新低。
事实证明，在大宗商品上，“货币之蜜”更倾向于流到金属、能源而非农产品上。也就是说，相较而言，金属、能源而非农产品是更适合于炒作的大宗商品。为什么？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农产品特别是粮食虽然也是大宗商品，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粮食价格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这是其他商品价格所不具备的。粮价过度上涨、价格过高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因此各国政府对粮价的上涨是有一定的忍耐限度的。当粮价上涨超出政府认可的限度时，必然会招致政府的强力调控。也就是说，投机农产品缺乏政策面的最终支持。这是任何一个投机者在进行农产品投机前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金属、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虽然也不是政府所乐见的，但是，一来金属、能源不是生活必需品，二来工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比农业部门要快，金属、能源等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可以部分为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所抵消（这从长期内虽然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但是大多数工业品的实际价格却不断下跌中可以看出），因此政府较能容忍工业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第二，农产品是可再生的，而金属、能源等却不是可再生的。投机的最高境界是垄断市场，形成坐庄，操纵价格。理论上，供给有限的商品都可能被操纵，这也是庄家喜欢在小盘股坐庄的原因，因为小盘股的筹码少，更容易被操纵于庄家之手。但是农产品是再生的，当某一年度价格过高时，必然会激励下一年度供给的大幅增加（实际上，全球还有很多耕地处于半荒废或待开垦状态，并且单产也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全球粮食供给仍有很大的潜力，缺乏的仅是价格上的激励而已）。农产品的再生性是一个天然利空因素，是没法回避的。金属、能源等却没有这样的天然“缺陷”，它们在地球上的存量是一定的。投机者从而更容易制造概念（如散布地球原油很快枯竭等论调），引发恐慌。
第三，粮食的储藏和运输比金属、能源等工业原材料成本高，农产品的储存期有限，并且储藏条件要求高，运输方面也有更多的讲究，这也是影响投机资金进入的一个因素。
第四，粮食的需求缺乏弹性的说法，值得商榷。人们经常拿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来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寻找理由，实际上当粮价过高时，肉类价格会更高，这时人们可能会减少禽肉蛋奶制品的消费，转而直接消费更多的粮食，这实际上会减少粮食的总量消费。当前，粮食消费中存在相当大的浪费，粮食价格上涨，会抑制粮食浪费现象，从而也会减少粮食的消费总量。总体而言，目前的粮食消费存在相当大的无效率，粮价上涨会提高粮食的消费效率，从而表现为粮食消费总量的减少。所以，粮食需求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弹性的。
三、谁主粮价沉浮：货币、供需还是政策
因此，“货币之蜜”是很难直接流淌到粮食上的，也即在农产品上的投机要明显少于在工业基础原材料上的投机。货币因素对粮食价格当然有影响，但更多的是间接的。过量增发的货币首先流到资产市场，如推高房价，这意味着城市生活成本提高，那么会倒逼工人工资的提高，工人工资的提高一方面使之有能力承受更高的粮价，另一方面产业工资的提高会吸引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间接拉动农业从业人员的工资，结果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民将会为出售的粮食要价更高。同时，过量的货币流动到工业原材料，导致农业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农机价格的上涨，粮食生产成本提高，也会造成粮食价格的上涨。也就是说，过量增发的货币要经过迂回才能对粮食价格造成影响。这是与资产市场和其他大宗商品市场的显著不同之处。过量增发货币能对资产价格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很难直接作用于粮食。因此，当有人鼓吹说，过量货币正从资产市场流出，进入粮食市场时，我们应对此观点抱有必要的警觉。
实际上，农产品供需更多地还是取决于供需状况，为什么2009年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国际主要粮食价格反而在不断下跌？一个主要原因是小麦、玉米近年丰产，库存得到很大的修复。前几年国际粮价又为什么会大幅上涨？主要炒作的也是供需概念，当时为粮价上涨寻找的一个首要理由便是国际主要粮食品种库存消费比创下二十几年来的新低。在中国，粮食价格的涨跌还取决于政府的政策。从纯粹的供需观点看，中国的粮食库存消费比最高，供给相当充裕，粮价应该是下行才对。然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是，2009年上半年全国小麦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69%，稻谷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82%。为什么？这是政府的强力托市政策所致。因此，下半年粮价走势的关键还是政府的政策。
（2009年8月）
2008年11月上旬，号称百年一遇的暴雪席卷我国中北部多个省份，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黑龙江等地区相继告急，当地交通瘫痪、生活设施受损，严重影响了群众的日常生活。不仅北方同胞受到雪灾的困扰，远在千里之外的南方人民也因农产品价格的连日上涨而真切地感受到雨雪带来的阵阵寒意。据农业部监测，自发生雪灾以来，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连日上升，截至11月23日，该指数已由10日的147.9上升至156.7，累计升幅达8.8点，而此前一直运行较为平稳；南方销区农产品价格更出现整体性上涨，其中以玉米最为突出。连日来，广东港口的玉米报价也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其中深圳港口东北玉米成交价报1950元/吨，较雪灾前上涨90元/吨；广州花都港东北玉米成交价报1920元/吨，受灾后累计上涨70元/吨。而玉米产区港口每吨价格普遍涨幅维持在40元左右。雪灾使得销区特别是广东市场的玉米供应受阻，市场转向临时储备玉米，移库到广东市场的玉米成交火爆。据11月17日临储跨省移库玉米成交信息显示，当天在销区共抛售15.83万吨，实际成交9.76万吨，成交率达61.66%，其中在广东省抛售3.32万吨，全部成交，一扫前几周成交率不足10%的低迷，成交价也从1824元/吨上涨至1853元/吨。而反观同一天的东北临储玉米竞价销售情况则显得较为冷清，成交率仅为23.66%，与雪灾前相比变化不大。销区大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雪灾的影响。据监测，雨雪天气使得销区市场大米到货量较平时减少，价格上扬，相比之下，产区大米出厂价变化并不大。
销区粮食价格的波动幅度为何比产区更大？我们认为这与销区粮食库存相对薄弱高度相关。这次雪灾的袭击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就是粮食安全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既包括总量安全，也包括结构安全；既包括生产安全，也包括流通安全，只强调一方面的安全是危险的。实际上我国在粮食供给总量上是充足的。不久，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粮食清仓查库总结会议上表示，以2009年3月末为时点，全国国有粮食企业粮食库存为4508亿斤，这说明我国粮食库存是充裕的，质量是过关的。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粮食供给总量的充足不能掩盖其在供给结构上的薄弱，这主要体现在产销区库存分布的不平衡。眼看就要迎来连续六年的粮食丰收了，全国库存消费比近几年都保持在40%左右的高位，而销区库消比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因此抗击风险能力较弱，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粮食生产和消费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近年来，粮食生产逐渐向主产区集中，主销区粮食产需缺口则逐渐加大，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粮食供求的区域性矛盾日益突出。以广东为例，其粮食自主率不足40%，60%以上的粮食需求只能通过外省调入或进口来满足。本来，在全国一盘棋的视角下，不同省份根据自身的经济、地理条件发展不同的产业是一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资源是可以充分流动的，也就是说粮食流通体系必须是畅顺的。可这一点恰恰是我国粮食市场建设的软肋。在现行情况下，由于产销区之间的运距很大，运输时间过长，使得销区粮食供应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如粮食从东北产区运往南方销区通常需要20～30日。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那么销区对粮食的饥渴便难以通过北方产区这口“远水”来解救。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这使得销区粮食供应的脆弱性和易波动性问题更加突出。
销区粮食供应短缺，即使是短暂的供给紧缺，也容易造成粮价的过度波动，继而在全国范围引发联动，其效应不可小觑。销区价格因短暂的供应短缺而上涨，这等于向产区农户传递了市场供不应求的信息，在粮食卖跌不卖涨的惯性心理支配下，农户很可能会惜售，这样进一步加剧了销区的供应压力，粮价也因供求关系更趋紧而出现新一轮的上涨，产区粮价受销区影响而上涨，从而波及全国范围。可事实上，我国粮食总体供给是充足的，当灾害消退之后，市场回归理性，农户手中惜售的粮食越发显得过剩，由灾情带来的粮价上涨预期骤然消失，导致部分资金紧缺的农户只能以低价抛售余粮。不但如此，非正式时期下销区粮食的过度波动还会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一方面，销区广大消费者因价格飞涨而不得不增加食品支出，减少了可支配收入。虽然销区总体上经济相对发达，居民恩格尔系数较低，大部分消费者可以承受价格的短暂上扬，但部分低收入者仍难以为继。而与此同时，消费者利益的受损却未能为生产者带来相应幅度的利益增加。我们看到，尽管产区粮食收购价也会有所提高，但上涨幅度远小于销区价格的上升，这是因为在受灾的时候，运输成本而非粮食收购成本的增加才是销区粮价大幅上扬的主要原因。我们来对比一组数据，目前玉米产区磅秤收购价环比上涨了26.9元/吨，南方销区玉米港口报价普遍上涨70元以上，局部地区甚至达100元，经过中间流通环节，产区价格的上涨幅度被放大了，这其中的大部分涨幅可归结为运输成本的上升。由于雪灾的发生，这部分成本的上涨主要用于克服恶劣天气和运力紧张等问题而产生的额外支出，它并没有为社会任何一个部门带来相应的利润，而是被灾害所吞没，可算作整个社会福利的一种减少。我们绝不能把特殊时期粮价的上涨等同于正常时期粮价提高带来的农民增收效应。
要消除销区粮价过度波动为社会带来的负效应，有效控制销区粮价向全国范围传导，关键是要合理配置全国粮食储备，增加销区粮食库消比。我们知道，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若能对资源的配置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也可引发质变。在这个问题的应对上，国家于《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各省（区、市）储备数量按“产区保持3个月销量、销区保持6个月销量”的要求，由国家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并做好与中央储备的衔接。同时，优化储备布局，逐步调整中央储备粮油地区布局，重点向主销区、西部缺粮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充分利用重要物流节点、粮食集散地，增强对大中城市粮食供应的保障能力；健全中央储备粮吞吐轮换机制，建立销区地方储备粮轮换与产区粮食收购紧密衔接的工作机制。这些政策都体现了国家对销区粮食安全的重视。这其中，“销区保持6个月销量”的要求，为各省（区、市）科学核算储备规模提供了重要依据。以广东省为例，2008年年底全省粮食总消费人口在1.1亿人以上，按照当前我国人均粮食年消费量380公斤计算，广东省全年粮食需求超过4000万吨，根据《规划》销区应保持6个月销量的要求，广东省需保有2000万吨以上的粮食储备，现行储备明显不足。同时，“6个月的销量”也进一步提出了储备规模具有动态性和前瞻性。
把产区的临储粮食按照“销区保持6个月销量”的库存规模提前运到销区，既能解决主产区仓容不足的问题，又避免了主销区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而供应不足的局面。在粮食产需总体平衡的前提下，要稳定全国粮食市场，减少非正常波动，关键在于销区市场的稳定，销区稳则全国稳。而稳定销区市场的关键在于提高销区粮食储备量，目前粳稻、玉米等临储跨省移库到销区正是这个思路的一种体现。因此，国家应进一步加大粮食移库的政策力度，使粮食产、销区的资源得到充分的配置，以有效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09年11月）
据可靠消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继续锁定“三农”问题，此前六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与“三农”相关，今年将是一号文件连续七年“情定”“三农”。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而农民的增收问题则是关注的焦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都在提高，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提高得更快，这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公报，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3.31：1，绝对差距达到11020元，城乡收入差距创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值。早在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得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更是认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是世界之最。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我们知道，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如继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他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农民提供的是农产品，因此农民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农产品的价值。2008年中国第一产业（农业）产值为340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1.3%。那么有多少人从事农业生产呢？据统计，农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约为42%。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88.7%，相应的从业人员的比例为58%。简单计算可以得出，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均产值仅是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的17.6%。如果收入完全取决于产值的话，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应该是农业从业人员的5.68倍！这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因此，要缩小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就要缩小城乡人均产值的差距。这就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农业产值在GDP中的份额；二是降低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
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着眼的是前者，但是空间有限。粮食或农产品价格即使在目前的基础上翻一番（估计是世界最高的粮价），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不变，使得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20%以上（这么高的比例在工业国家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约为1%），城乡人均产值差距仍达到2.84：1.
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根本上还得从降低农业从业人员比例着手。不把42%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降下来，要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农业从业人口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不到1%，其对应的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也约为1%。因此，美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明显（考虑到美国对农业的补贴，美国农民人均收入甚至高过城市居民）。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的农业人口也不到总人口的5%。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就是要把大部分的农民变成市民，大幅降低农业从业人口，提高农业人均产值，从而缩小城乡人均产值的差距。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辅之以相应的农业扶持政策如提高种粮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政策可以加速这一进程。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适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工业化进程国家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远快于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表现为工业部门的收入必然要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如果城乡收入没有了差别，农村劳动力怎么会有积极性转移到城市？实际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到重视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穷人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达30%以上，那个时候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许比现在小，但是那时候城乡的整体生活水平能与现在相提并论吗？因此，单纯比较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是没有意义的。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2010年1月）
每到粮食收购时节，农民“惜售”行为是被经常提及的字眼。时下正值夏粮收购高峰及早稻上市收购期，针对农民“惜售”行为的种种说辞估计仍将挂在政府官员、商家、粮食市场分析人士等众多人士嘴边。政府劝导农民尽快卖掉粮食，以免日后遭受跌价损失；收储企业抱怨农民的“惜售”行为已严重影响新粮的收购进度；市场分析人士则将“惜售”行为作为一种影响因素来分析、解释粮价的波动等。
一、“惜售”行为及其产生的根源
何谓“惜售”行为？这还没有准确的定义，我们认为“惜售”行为是指农民对当前农产品（这里主要指粮食）的价格不满意或预期价格会上升而采取的一种持粮观望或少卖粮食的行为状态。普遍的“惜售”行为是现今中国粮食收购中特有的现象，但并非早已有之，而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惜售”行为的产生一般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农民具有粮食自主支配权。在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作为一种长期短缺的物资，国家对其购销进行严格的控制。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一部分以赋税的方式上缴国家，剩下的大部分也必须按计划价格卖给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可以说，粮食虽然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但是农民对其并没有完全支配权。在粮食统购统销时代，农民的新粮收购工作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以任务式完成的，那时农民将把收获了的新粮卖给国家说成是“卖粮食任务”。此时的粮食看似为农民所有，实则国家才是整个粮食的真正所有者。因为唯有国家方能决定粮食的价格及其售卖的时机和方式，作为粮食生产者的农民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农民只是一个简单的生产执行者。故而在农民对粮食缺乏完全支配权的情况下，“惜售”行为难以发生。
第二，自由开放的粮食市场。粮食市场的开放是指粮食购销市场的放开，购销主体不再限于国有企业；同时粮价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再实行计划价格。市场决定的粮价有波动，农民就会根据自己对价格的判断来决定售卖的时机，当对粮价不满意或预期粮价会上升时，“惜售”行为便会发生。
第三，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具备第一、第二个条件并不会使“惜售”行为必然地发生，要使“惜售”行为真正可能发生，农民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农民若认为目前的价格不合理，决定“惜售”，那么其必须至少有经济实力来解决由于粮食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变现所带来的经济压力。这一点较为关键，因为它决定了粮食买卖双方——农民和粮商——力量的对比（我们这里提买卖而不是供需，因为在粮食购销市场上，粮食收购者并非真正的需求者，实际上粮食收购者是粮食由生产者过渡到主要的需求者的中间环节）。如果农民有较多的经济来源，那么在决定粮食价格方面便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能在不合理的价格面前以“惜售”的方式进行抵制。同时，“惜售”的结果便是暂时囤积收获的粮食，如果没有一定的仓储条件也是难以办到的，而仓储也是一种成本支出。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便说明了在农民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即使认为价格极其不合理，但迫于经济压力，也必须立刻卖掉刚收获的粮食。可见农民要对价格说“不”（“惜售”）还需底气足（经济基础）。
当然，农民“惜售”行为的产生也有其特殊的国民心态原因。中国古谚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长期以来的自给自足经济造就了国民存粮防变的心理，华夏大地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饥荒强化了人们对粮食独一无二的重要性的认识。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粮食较为充足的今天依然如故，2003年的“非典”危机引发的粮食抢购风潮就是明证。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弱小，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储备足够的粮食以灾年防饥是大多数人下意识的选择。此时，“惜售”行为往往是出于生存安全的考虑，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倒在其次。另外，当存在通胀预期时，农民也倾向于多持有粮食少持有现金，以适当抵消通胀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惜售”行为影响分析
“惜售”行为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在粮食购销市场化中的一种自觉保护自己利益的选择，虽然脆弱，但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一，农民的“惜售”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粮价的波动幅度。不同于工业品，农产品在生产和流通中具有强烈的年度特征。工业品可以常年生产常年消费，农产品却是常年消费集中供给。因此在集中供给时若单靠市场的力量，由于供需过于悬殊，粮价往往偏低，从而对农民造成巨大的伤害，这对稳定粮食生产是极为不利的。“惜售”行为可放缓新粮上市的步伐，使粮食供给在时间分布上趋向均衡，从而避免了新粮上市期间粮价偏低。但是农民由于个体经济力量弱小且分散，在买卖双方的较量中往往处于劣势，“惜售”不足以解决根本的问题。因此，政府为保护农民利益，稳定粮食生产，往往在粮食收购时期实行保护价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2004年出台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就对此作了相关规定。
第二，改变国家单一的粮食储备格局。在粮食短缺的年代，政府粮食收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掌握尽可能多的粮源，充实国家及地方各级粮食储备。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粮食安全储备规模是次年消费量的18%，而实际上中国的粮食储备规模远远超出这一比例。粮食储备可为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重要的保障，但并非越多越好。国家粮食储备有着很高的成本，中间涉及运输费用、转接损耗、保管费用及保管不善的坏粮等，这些都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在国家储粮不堪重负的情况下，有必要重视民间储粮的积极作用。我们知道，“惜售”并非不售，而是暂时储存粮食，等待合适的售卖时机。那么中间的缓冲期便形成了民间的储粮行为。民间分散储粮有着显著的成本优势，节省了中间的运输费用、途中损耗及保管费用等。在粮食供给较为充足的今天，政府应考虑引导农民的“惜售”行为逐步转化为自身的储粮行为，鼓励农民充分利用自身的仓储设施储存粮食，避免新粮大规模集中上市，给粮价下行造成压力。
三、新形势下政府应适当鼓励农民“惜售”行为
随着中央全面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实施，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而由于市场化的发展，农民经济来源也日趋多元化。随着农民经济实力的增长，“惜售”行为将会更持久更深刻地影响粮食价格决定的方式。政府应顺应趋势的发展，适当对农民的“惜售”行为加以鼓励。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延长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期，同时可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提高最低收购价。比如，目前的最低收购价集中在新粮上市三个月，可考虑加以延长，农民每推迟一个月卖粮，收购价提高一定幅度以弥补存粮的利息支出，鼓励农民存粮。
美国于1977年4月开始鼓励农场主自主储备粮食，其主要目的是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减少国家粮食保管和库存的费用。参加储粮的农场主必须与商业信贷公司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签订合同，商业信贷公司负责按合同规定的数量向农场主支付储藏费用和低利率贷款，参加储粮的农场主必须执行政府的粮食生产计划，不能自行处理储备粮，否则要罚款。当市场粮价高于政府规定的投放价时，农场主方可将储备粮出售，如果农场主想将储备粮留着，商业信贷公司就不再支付储粮费用，但农场主仍可获得低息贷款的优惠。近年来，由于美国政府更注重减少运行成本，压缩财政开支，联邦储备的数量不断缩小。相反，农场主储备和自由储备的规模正不断扩大。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01年度，美国全国玉米的总库存为10.59亿蒲式耳（1蒲式耳约合36.4升），其中政府的库存仅有500万蒲式耳，占总库存的4.7%。高粱、大麦、燕麦的总库存量分别为4500万、9200万和5700万蒲式耳，全部是市场自由储备。与美国相比，我们的政府储备规模太大，而民间储备太少。据估计，中国政府、企业和农民的全部储粮约为2.5亿吨，其中政府储粮占了绝大多数，有专家估计，中储粮就占到2/3左右，约1.67亿吨。现今的中国粮食市场，政府垄断了粮源，粮食价格表面上是由市场形成，但实质上仍由政府说了算。国内粮食连年丰产，政府仓容已经非常紧张，在当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美元持续走软、通胀预期急升的今天，如果适当分散储备，增加民间储粮，一方面可以节约大量的仓容建设支出及巨额的保管费用，另一方面可以培育出真正有活力的粮食市场。这对中国粮食市场的长远发展而言，是十分有利的。
（2009年7月）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则关于农村居民收入的信息值得关注。
信息是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1月21日公布的。在“2009年12月份及全年主要统计数据”中，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同比增长8.5%。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以下五个大的来源，分别是工资性收入2061元，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收入1988元，第二、第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539元，财产性收入167元，转移性收入398元。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首要来源。进一步分析发现，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9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207元，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42元，第二、第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增长49元，财产性收入增长19元，转移性收入增长75元。工资性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为52.8%，第一产业的贡献仅为10.7%，排在倒数第二位。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居然不是来自务农而是来自务工。2009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中仅有约一成来自务农，务农收入被彻底边缘化。兼职收入高于本职，这在个人身上是可能出现的，但是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具有同类职业的群体中。一个医生在股市上投资挣的钱可能比当医生的收入多，但是全国医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炒股票而不是行医看病，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医生这个群体还叫医生吗？该叫职业投资者了。同理，我们可以这样发问，务工收入超过务农收入，农村居民这个群体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吗？
答案是否定的。农村居民非农民，这一点政府其他部门也是认可的。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1月26日在《2009年价格工作回眸之二》一文中指出：“种植养殖收入仍是当前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粮食、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有很大影响。”种植养殖收入属于第一产业经营收入，大约占第一产业产值的1/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9年第一产业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8.6%，那么按1/3的比例计算，种植养殖收入约占13%，再考虑到整个第一产业对农村居民增收的贡献排在倒数第二位，如果将发改委文章里面的“农民”理解为统计局数据中的“农村居民”，那么发改委的说法就与统计事实不符。显然，发改委这篇文章里面的“农民”是指真正意义上的以务农为生的人。对于那些真正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村居民来说，种植养殖收入当然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粮食、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当然对其收入有很大影响。
实际上，统计局数据中的“农村居民”包括真正的农民以及常年在外打工甚至已经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农民工。农民工由于不拥有城市户籍，因此他们的收入只能算作“农村居民”的收入，虽然农民工日常从事的工作以及绝大部分收入来源已经和“农村”没多大关系了。许多企业中高层、私营企业老板，由于学历低，达不到大城市落户门槛，户口仍然在农村，但人已经在大城市买房生活多年，是一个实质上的城市居民，但统计局在统计收入时，仍将其按“农村居民”对待。这些人的收入一个人可能抵得上100个农民的收入，在统计收入时，把这些人强行和真正的农民捆绑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们压根就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我们在作统计时，归类的目的是为了容易看清问题，便于分析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农村居民”已经失去了统计本质上的意义。它不但不能有助于分析问题，反而容易把水搞混，从而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
国家分别统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为了比较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两个群体间的收入情况，大家关注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也是基于这两个指标计算出来的。但是，如前所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不能反映真正生活在农村的人的收入水平，因此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很大的失真情况。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包含了太多来自务工的收入，真正的农民人均收入“被提高”了，因而真正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也“被缩小”了。并且，不明其理的大多数人一般都会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再一看，原来2009年务农收入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仅有10.7%的帮助，这样一来，政府近几年大力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意义就被抹杀了。实际上，对于真正的农民而言，收入的增长绝大部分肯定来源于农业，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对于农民增收绝对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不是统计数字上的只有10.7%的影响。但是由于统计上的不加以区分，人们看不到政策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大意义。笔者相信，如果真正的城乡收入差距超过我们当前的估计（当前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值），政府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的决心会更大，力度也会更大。
（2010年2月）
近期，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暗示要求人民币升值；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公开撰文批评人民币汇率机制；4月，美国130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美商务部和财政部，要求对中国施压以迫使人民币升值，甚至要求把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
在人民币升值与否的问题上，我们应摒弃“美国赞成的，我们就反对”的简单思维。实际上，中国政府持有的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事实，已经表明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人民币低估固然可以刺激出口，但是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失衡、经济波动等。当前资产价格泡沫与人民币低估导致的货币过量发行及国际热钱的投机炒作有很大关系。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
未雨绸缪，人民币升值会给国内粮食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意味着进口粮食价格下降，国内消费者对进口粮食的需求将会上升，对国内粮食的需求相对下降，整体上有利于抑制粮价的上涨。但具体到不同的粮食品种，存在较大的差异。
人民币升值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大豆市场。2009年中国进口大豆4255万吨，同比增长13.7%，创下历史纪录。而同年国产大豆的产量仅为1343万吨（USDA的估计）。进口大豆占中国大豆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76%。造成进口大豆激增的原因有以下三个：第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用油及饲料需求激增，大豆难以自给，必须依赖进口；第二，进口大豆物美价廉；第三，国家取消了大豆进口配额限制。后两个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当前港口进口大豆到岸税后价3600元/吨左右，比当地国产大豆进厂价要低200元/吨以上。进口大豆不但有价格上的优势，在质量上也有优势，那就是出油率高。美国大豆出油率高达20%，而国产大豆只有16%。大豆主要用来榨油，进口大豆出油率高，价格又便宜不少，自然赢得了大豆压榨企业的青睐。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大豆势必更加便宜，那么国产大豆的市场空间将会更少。现在政府为了保护豆农利益，以高于进口大豆的价格搞托市收购，国产大豆库存基本上集中在政府手中。人民币升值后，国产大豆托市收购政策必将面临更艰巨的挑战，政府有可能成为国产大豆唯一的收购者，这会给仓容造成很大的压力。另外，大豆储存不易，政府最终很可能不得不高价收购、低价销售。取消大豆进口配额也是促使进口大豆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四大粮食品种中，大豆是唯一被取消进口配额的品种。由于超出配额外进口粮食要征收高达40%～60%不等的关税，而配额内关税只有1%～9%，因此配额相当于一个保护，配额外的高关税基本排除了超出配额进口的可能性。1996年，国家取消了大豆进口配额，无论进口多少大豆，进口税率都是3%。这就为外国大豆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据说国家有关部门为了解救东北豆农及托市收购困境，有可能考虑恢复大豆进口配额。若此，国内大豆产业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人民币升值对玉米市场也有很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的玉米出口一直大于进口，2003年以前大量出口，没有进口，个别年份出口超过1000万吨。2003年后玉米出口开始减少，近两年更是大幅下降到只有一二十万吨。在出口下降的同时，玉米也开始少量进口，2009年玉米进口达到8.4万吨。国际市场预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的改善，国内玉米需求将继续持高增长态势，中国很快将会由玉米净出口国变成玉米净进口国。人民币升值则会加快这一进程。当前，美国5月船期2号黄玉米对中国港口CNF报价为232.4美元/吨，到港之后完税价为1911元/吨，目前深圳蛇口港一等玉米成交价为2010元/吨，比美国玉米到港价高99元/吨。如果人民币在目前的基础上升值20%，那么进口玉米就具有更大的价格优势。人民币升值也基本上宣告了中国玉米在国际上彻底丧失竞争力，中国玉米很可能步中国大豆的后尘，由出口变成进口，且对进口的依赖一步步加深。但是由于玉米有关税配额保护（2009年配额是720万吨），玉米市场受到的冲击不可能达到大豆的程度。
小麦和稻米是中国的口粮，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看得很紧，小麦、稻米目前的供需格局是自给略有盈余，有少量出口和进口，但比例都很小。2009年，大米进口356810吨，占国内总消费的2.8%；出口786199吨，占当年产量的5.9%；净出口429389吨，占当年产量的3.2%。2009年，小麦进口904125吨，占国内总消费的8.8%；出口245027吨，占当年产量的2.2%；净进口659098吨，占国内总消费的6.4%。小麦、稻米的进出口都属于调剂性质。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对进口小麦、大米的消费，但是难以导致大量的进口。目前国际小麦、大米到岸税后价均高于国内，其中进口大米的价格要比国内高出近30%。但是，由于进口大米、小麦均属于优质高档品种，人民币升值后，国内优质大米、优质小麦将会受到较大的挑战。
人民币升值总体上有利于增强进口粮食的竞争力，但也不是对国内粮食生产全然不利。人民币升值会有利于抑制当前的通胀，降低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及中间环节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国内粮食的竞争力。中国是世界上使用化肥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进口国。尽管我国的化肥产量连年增长，但优质化肥生产能力仍十分不足，市场供不应求，需要进口来调节，其中尤以钾肥供需缺口最大，2007年以前对外依存度达到70%以上，近几年才稍有改善。据研究，化肥对粮食生产总成本的贡献率高达20.62%。随着粮食生产机械作业比例的增加，农业正成为石油消耗大户，油价的变动对粮食生产也有很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化肥、燃油的价格，有助于有效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进口粮食竞争力的提升，在挤压我国粮食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极有可能为国内粮食市场带来“鲶鱼效应”，注入产业升级的新动力。多年来，国内粮食市场除了大豆完全放开之外，玉米、小麦和稻米等品种都在国际贸易中有严格的限制，来自国外粮食企业的竞争大部分被挡在门外。现在国际粮价波动通过货币因素传输到中国，虽带来了风险，但也使长期处于低级、无序竞争的国内粮食市场不得不直面新的竞争形势，从而倒逼国内粮企重新审视自己。犹如在一群沉寂的沙丁鱼里放入一条横冲直撞的鲶鱼，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依靠来自外界的“负激励”来为某个停滞的系统带来生机。
（2010年5月）
近期，国内及国际上发生的两件事情值得关注。一个是上海国庆期间出台楼市新政，即一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住房。此前，政府刚刚出台了2010年以来的第二次楼市调控政策，宣布全面停止三套房贷，限制购房的意图明显。另一个是全球汇率战山雨欲来风满楼。美元自6月份以来再次进入贬值通道，各国货币均面临升值压力。日本央行双管齐下，在直接干预外汇市场之后再推宽松政策，但日元强势难挡；澳元兑美元汇率创下实行浮动汇率27年来新高；泰铢兑美元汇率创下近13年来的新高；新加坡元连续触及汇改以来的高位；巴西雷亚尔汇率也连续攀升。泰国政府高层表示，将密切关注汇率升值的原因，相机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哥伦比亚央行近期宣布，每日开始买进至少2000万美元以阻止本币比索升值；韩国也通过购买美元以避免韩元上升太快；越南更是数次将本币贬值以刺激出口。
旧时，乡下人有了闲钱就会广置田产，商人会广置商铺房产，土地、房产千百年来都是财富的一种可靠积累方式，其可靠性甚至胜过黄金。1626年，荷兰人以24美元的价格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24美元很低吗？据巴菲特测算，如果印第安人当年收下的24美元以每年6%的贴现率增长，印第安人现在也可以把曼哈顿买回去。就是说，房地产可以抵御年均6%的通胀。没有任何其他的资产能做到这一点，包括黄金。该时期是黄金涨幅比较大的历史时期，也是黄金投资收益率比较高的时期，但即使如此，该时期的黄金投资收益率仍不超过年均6%。金融危机以来，为刺激经济增长，银行不断放出大量信贷，经济体充斥了过多的货币，这些货币需要寻找出路，房地产作为长期投资，稳定可靠，且市场容量大，吸引了大量资金进入，但这也直接推高了房价。政府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推出限购政策，说白了，就是有钱也不能砸在房地产上。不能买房，总得买点啥，毕竟钱留在手里一天，就贬值一天。
各国竞相打汇率战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谁都不想自己的货币升值，谁都想自己的货币贬值，理由是这有利于出口，有利于走出经济衰退。要想本国货币币值不能升得比别国的快，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印钞的速度要比别国快。因此，汇率战意味着各国将会竞相打开货币的闸门，全球性的流动性货币泛滥将会再次发生。
一方面，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流动性都在日趋泛滥。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这扇门正在逐步关上，流动性需要重新寻找宣泄的闸口，会是哪里？只能是大宗商品、贵金属、农产品，粮食、黄金更是其中的代表。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推动下，国际黄金价格已经屡创新高，在突破1300美元/盎司的情况下，继续向1400美元/盎司的关口进发。
粮食呢？历史上，粮食一直是投机者的宠儿。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投机就是针对粮食的投机，乃埃及的约瑟夫法老所为。约瑟夫这位聪慧且具洞察力的法老，从七个好年份和七个坏年份的统计规律中，作出正确判断。在好年景时，他囤积大批粮食，好在日后歉收的年份以高价投入市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粮食投机事件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上海。当时全国经历了一段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上海也不例外。法币发行量数倍甚至二十倍地增长，物价当然飞涨。而随后发行的金圆券，几百万的面值更是随处可见，形同废纸，被人们弃用。局势动荡，战争损耗，政府开动印钞机，物价当然是疯长。是时通胀如虎，加上粮食歉收，大批商人囤积居奇，上海粮食交易市场的价格节节攀升。为了对付居心不良的囤粮粮商，陈云密令东北、四川和其他地区运送大量粮食支援北京及上海等地，在上海及周围囤积了大量粮食，并且让国有粮店不断低价抛售。那些囤积了不少粮食的商家最后是欲哭无泪，迁居他方、跳楼自杀者众。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的重头戏。
可见，当经济体中充斥过多货币时，投机容易在粮食市场上发生，必须高度警惕。房地产新政出台后，主要粮食品种期货大幅走高，10月11日，玉米、大豆期货齐齐涨停，小麦、稻谷也以大幅度的上涨报收。显然，市场已经作出了反映。所以说，此次楼市限购令将投机资金从楼市驱赶到了其他商品市场，如粮食市场。楼市的投机暂时偃旗息鼓了，但粮食市场的投机有可能因之愈演愈烈。当前正处于秋收高峰期，秋粮上市后，粮食价格将处于敏感期。历史上的多次粮食涨价均发生在秋收后，为什么呢？农民普遍有储存秋粮的习惯，并不急于出售，因为秋粮之后距离下一次的收获要等待冬、春两季。所以一旦今年秋粮产量不理想，就会引发大面积的惜售行为。他们会把粮食囤积起来，一直到来年春天才卖。这有可能引发粮价的进一步上涨。在通胀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农民存粮自保也是对抗通胀的一种有效方式。可能这也是在2010年早稻减产高达6.1%的情况下价格涨幅却不及连续七年增产的小麦的原因。因为早稻减产农民还可以指望中晚稻，惜售心理不是很明显，中晚稻一旦减产，农民就得指望明年了。所以，农民售卖秋粮必然会非常谨慎，在通胀的影响下，这种谨慎心理还会加剧。楼市的投机资金被驱赶到粮食市场，粮食需求被放大。两者发生共振，粮价进一步上涨的概率较大。
如何应对？当年陈云通过调集大量粮食投放市场，打退了投机者的进攻。这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运用。只不过，今天我们没那么麻烦，也许不用调集那么多的粮食，我们只需在必要的时候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公开竞价销售政策性粮食，给市场以明确的信号，投机者也许就不攻自退了！当然，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措施，譬如及早制订防止企业囤积粮食行为的有关预案，以楼市为例，如果楼市限购能更早地出台，那么房价也许就不至于涨到现在这么高，局面不至于如此被动；也可以增加成品粮库存比例以防居民抢购，通过控制农发行贷款等办法控制企业任意库存的增加等。只要预防准备工作到位，即使投机资金涌到粮食市场，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波动。
（2010年10月）
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在2005年已基本结束，中国农业也从这一年开始进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外资充分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逐步进入中国农业领域。以下五桩标志性事件，引起了媒体的热议：一是2009年高盛斥资将近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湖南、福建等重点地区全资收购了十家养殖场；二是2010年上半年黑石集团出手6亿元收购山东寿光物流园30%的股权；三是高盛收购双汇；四是食用植物油市场85%为外资控制；五是益海嘉里等外资开始进军中国粮食收购市场。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直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发展，抵抗风险的能力很差，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增长缓慢，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更是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投资的长期不足，农业的人均资本存量低下。从经济学角度看，决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是劳动力素质、技术和人均资本存量。同样一个人，干同样的工作，为什么移民到美国的收入往往比在国内要高？这就是中美之间人均资本存量差异的结果，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远高于中国。我们常说，资本剥削劳动，其实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劳动力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落后国家大力引进外资、加强储蓄的举措都是为了快速提高本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因此，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可以有效地改善农业领域投资不足的现状，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均资本，从而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当然，资本也不是活雷锋，外资不远千里到中国来也不是为了做慈善，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利润。哪里利润高，资本就会流到哪里。到底哪里利润高呢？资本越稀缺的地方，资本的利润就越高。这正是外资进入农业领域的背后动力，因为农业领域普遍缺乏资本。早期外资进入领域主要在制造业，但该领域目前已是过度竞争，相对而言，农业价值洼地明显。
也就是说，外资进入农业领域，无论是对外资本身，还是对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而言，都可能是一件好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