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有好的吗？当然没有。
但有一种论调，认为附敌者中，确有一些好的；比较好的，由于不得已的难处而落水的好人，譬如周作人，即是。“好汉奸”论，就是这些并非等闲之辈的文章中，曲笔为之回护、粉饰、吹捧、美化，而得出的结论。随着这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的文名日盛，鼓吹愈炽，“好汉奸”论，也越来越热烈，令人匪夷所思。
想想，也不禁呜呼，与知堂老人同时代，文章写得同样好的郁达夫先生，跑到南洋去，搞“抗日”宣传，最后，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真不如去当个“好汉奸”了。他有一千次机会当，他不当，偏要让鬼子“死啦死啦”地干掉，实在是天大笨伯了。
也许由于产生卖国贼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缘故，那种曾经有过的切齿痛恨的感觉，渐渐淡了。即使在电影里出现戴墨镜、穿黑色拷纱衫裤，腰里别盒子炮的汉奸形象，也多是供人调笑的丑角。可见时间真是一帖最好的安慰剂，人们对于“二战”劫难的记忆，即或当事者本人，也远不如50年前那样强烈。
或许，这正是人的可贵之处，不能永远生活在冤冤相报、再无终结的仇恨当中。于是，说不上是宽容，还是有意地忘却，就对那些人最坏的方面，尽量不再做过多的计较。罢了罢了，无论如何，半个世纪都过去了，也不能总是没完没了地清算。这样，使得某些心有不甘的先生们，耐不住寂寞，一定要给周作人头顶上增添几道灿烂的光环。
无独有偶的，这种翻过头来倒清算的回潮现象，不仅仅在中国，西方也有呼应的，真是不亦怪哉。
最近，德国有一位叫多洛丝哈根的女作家，出版了《没有逃脱削发的命运》一书。这部名不见经传的洋人著作，国内目前还没有见到全译本，从简介的短文中，大略知道一些内容。“二战”期间，在德军占领下的西欧、北欧，有许多与德国军人“私通”的女人，战后，她们因此受到了残酷的惩罚。文章的标题，颇具耸人听闻的效果，《卐字烙在额头上》，副题《二战中与纳粹“私通”的女人们》。读了这篇肯定她们“私通”的行为，并谴责民众残暴的文章以后，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来，中国的周作人为“好汉奸”论，自然也站得住脚了。于是，敬奉者视若神明，膜拜者为之洗罪，出版者大把捞钱，别有用心者拿他来否定进步文学，知堂老人名前的兴旺香火，成了近年来文坛的一方风景，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这种脑筋急转弯，未免太快的世道，让人寒心。
“二战”中，贝当和赖伐尔的维希法国政府，被称之为法奸，那时孤岛上海的法租界里，有一条马路，叫做贝当路，义愤之士要求改过名的；挪威陆军军官吉斯林，给德国人当狗腿子，被称之为挪奸，他的名字遂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甚至在辞典中，有这样一条专属词语。如果因与法西斯“私通”，就给这些妇女，锡以法奸、挪奸的罪名，钉在耻辱柱上，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民众不肯原谅她们，也不是没有道理，她们终究和日本鬼子强征的随军慰安妇不同，不是十分强迫地为德国侵略者献身，怎么说，这是不光彩的行为，本国同胞的谴责，无可非议。
至少在战争刚刚结束之际，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报复情结，不是那么容易淡忘。任何稍有良知的人，不能忘记这样一个背景，当德国女作家笔下这些妇女，与法西斯“私通”时，就在波兰的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成千成万的妇女，还有儿童，正一个个脱得赤裸裸地，排队走进毒气室；当这些“私通”的女人，“为元首贡献一些德国人后代”的寻欢之时，也是那些受难者，头发剪下来做织物，皮肤剥下来做灯罩，金牙敲下来再熔铸，被兽性的法西斯残暴蹂躏之日。那么，饱受“二战”创伤的愤怒群众，做出一些过头的事，值得在50年后予以清算吗？
我很佩服这位女作家的无动于衷，对残酷的往事，那种“零感情”式的全然不顾。而战后当地民众，对这些附敌的女人，一时冲动的报复行为，却大做文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
应该说，与德军私通的女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弱者。很多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法西斯投怀送抱。但不能不使人思索：历史，需要公平，譬如公平地对待这些当时曾与敌人“私通”的妇女；但历史，更需要正义，否则，那边赤裸裸地死亡，这边赤裸裸地上床；那边在敌人刀下，死无葬身之地，这边膜拜之余而要洗却他的汉奸罪名，历史不是天津大麻花，可以扭来扭去的，如果将与鬼子睡觉的女人，奉为圣母娘娘，而将投江的抗联女战士，跳崖的抗日游击队，列入傻瓜卖命之流，民族大义，成为一块抹布，人间公道，只是一摊狗屎，岂不应了孔夫子的一句话，“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了。
所以，时下文坛上，鲁迅先生被老少爷们儿一股劲地开骂，周作人开光以后，浑身上下镀金，光芒万丈，如此颠倒黑白，如此罔顾是非地改写历史，不仅是对逝者的亵渎，也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精神上的强奸。在这位女作家笔下的“私通”妇女，有的描写得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与法西斯侵略军的“爱情”如何地天长地久，如何地情深爱长，以此类推，岂不是被皇军去用作性奴隶的亚洲慰安妇，万不该要去讨回公道了么？
这部《没人逃脱削发的命运》，与中国境内的“好汉奸”论，很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让人忍不住要问，这世界究竟怎么啦？
2
这篇作品的简介，在几家报纸都刊载了。
开头部分，先描写了一幕血淋淋的场面：“两名年轻的男子反剪着她的双手，另外两名男子粗暴地朝她的头发剪去。剪刀在她头皮上刺开一道道口子，鲜血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最后在她的额头刺一个血红的纳粹标志。她三岁的儿子在一旁瞪着恐怖的眼睛看着这一幕。”接着又写道：“这是1945年5月的挪威，处处是一派庆祝胜利的节日气氛。”报纸在刊出此文时，还配有一幅法国摄影师拍下的法国女人削发以后示众的照片。
霍桑的小说《红字》中，通奸者的耻辱标志红“A”，是刺在通奸女人的胸前。但对与法西斯“私通”的女人，惩罚者却将卐字明显地刺在额上。在中国古代，这是一种刑法，叫做黥刑、墨刑。我们读《水浒传》，梁山泊中，有几位好汉就曾是被刺配过的。刺，就是在脸上刺字，不论你走到哪里，明显的耻辱标志便跟随你一生。1957年打右派，惯常的说法，就是给某某人戴上帽子。这种戴帽子的惩罚，说穿了，也是黥刑的变种。如果生在宋朝，我们很可能在脸部的右颊上，要留下一些花样了。不过，终究时代在进步，这种对人身和人格的污辱，已受到文明的唾弃，只是在极个别的时期出现，所以，也难怪法国作家萨特，惊呼当时的野蛮做法：“这是沿用了欧洲中世纪的残酷惩罚方式。”
说老实话，我觉得大作家萨特，无须大惊小怪，假如他的邻居，是一位这样身份的女人，德国鬼子进来出去，他作为一个法兰西人，会感到开心吗？
随后，我在电话里问了几位作家和几位非作家，询问他们对于这则报道，这个镜头，和当时西方民众的粗暴做法，有些什么看法，是不是也像萨特那样惊呼？出乎我意料的，所有人的反应，都相当平淡。一位非作家的前中学校长，“哼”了一声以后，大不以为然地反问我：“在‘文革’当中，这种将头发剪掉，予以示众的刑法，我还亲身领教过的呢！至今被薅的头发，还留下疤痕呢！也不就这样了吗？”接着我又问，如果，万一有人认为汉奸有好的，你怎么看？
她的回答倒也简短，说：“别扯淡了。”
看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看事情，谈问题，着重点是很不相同的。外国人把脸上刺上耻辱标志，比之与侵略军睡觉这件事本身，还要在意些。中国人，认为当汉奸，是罪不可赎的，而受一点应该或不应该受的惩罚，时过境迁，往往不太在乎。削去女人头发，以示惩戒，从多洛丝哈根的书和萨特的惊呼，证实外国人当回事的事，而在中国人的眼中，就不大当回事。
因为，外国自中世纪以来，文明渐进，野蛮稍寝，削发刺面的黥刑，已不存在。而在我们这个文化古国里，将头发剃掉一半，或在头发中间，像犁地似的豁开一条沟，这种官方用、民间更用的刑法，从宇宙洪荒，到十年“文革”，断断续续，从未绝迹过。红卫兵还想出一个挺富黑色幽默意味的名称，叫做剃阴阳头。这种惩罚一旦成了家常便饭，中国人自然“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羞辱多了，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她奇怪我征询她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当即幽我一默：“你当过右派，在文革”中，没关进牛棚，没给你剃度过？说实在的，若非她的提示，我也差点忘了个干净，可见“好了疮疤忘了疼”，是我们许多人从心灵深处特别贱皮子的根源。所以，多洛丝哈根的书中，那种对于羞辱惩罚的敏感，我们中国人是不能体会的。
这或许正是东西方人的差异之处，凡着意于人身的侮辱，凡损及到人格的尊严，外国人敢跳出来，下帖子邀请对手，到郊外树林子里去决斗；普希金就一辈子与人决斗，一言不合，便掏出枪来，最后他终于死在决斗中。而中国人，一旦碰到无法咽下这口气的时候，虽然有十分豪壮的成语，“士可杀而不可辱”，把脖子梗起，把脑袋抬起，但真打算做殊死一战，来个鱼死网破者，极少。大多数到了非低头不可，不低头就杀头的那一步时，通常也就苟且偷安了。好在这时候，在汉语言里另一句差堪自慰的成语，“忍辱负重”，又能派上用场。
逆来顺受，是从有皇帝那个时代，就渐渐成了中国人的安生立命之本。剃个阴阳头算什么，又不是我一人被剃，剃了也不是不能再长，即使不再长出来，又如何，人又不是为头发活着。一个民族的语言，多少能表现出一点民族性。“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晓得外国是否也有类似的民间谚语？这七个字，可以说概括了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人生哲学。
那一天，被拘押到场的，谁也没有发出惊呼，谁都把脑袋乖乖地伸出来，等候剪子推子的光临。庆幸的是那天批斗时，比我更该“剃度”的走资派，也多了些，小将们急着往台上押解，不知哪位造反大佬发话：“算了算了，小不拉子就免了，台上也站不下，让他们滚蛋！”于是我抱头鼠窜而归。当然，免剃者我，摸摸头发尚存，竟有获得保全首级的侥幸感。但我环顾左右，同在牛棚里的其他被剃度者，也不因为失去头顶的半壁江山，而痛不欲生，而气冲牛斗，照吃照喝照睡不误。多洛丝哈根描写的两个男人按着、两个男人推剪的场面，像我等久经沧海的老运动员来说，司空见惯，肯定不在话下的。
萨特惊呼，因为他是西方人，因为他崇尚人道主义，因为在他那个具有一定文明素质的社会里，中世纪的野蛮行径，早被资产阶级革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尽管他在“二战”期间，曾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一员，或许他也并不能宽容这些与法西斯“私通”的妇女，但决不会与愤怒的民众同仇敌忾，因之，他不赞成这种削发刺额的私刑，不支持民众回到圣女贞德那个时代，是出自他的良知和文明精神，无论如何，人类已经进展到20世纪。
现在回过头去，如果做一番学究式的探讨，红卫兵在批斗会上采用的戴高帽子，挂大牌子，剃阴阳头，游街示众等等手段，在近代，只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斗争地主时用过，再早一点，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镇压汉人时用过。这些早进博物院的老古董，想不到“文革”初期，重新被小将们拣拾起来，作为武器，惩治牛鬼蛇神。毛主席发动“文革”，其中有一条，是破除四旧，但在惩罚上，革命小将却十分具有复古精神，将中国古老刑法文化中最阴暗的私刑制度，又恢复过来。
更有趣的，小将们无师自通地从旧时代汲取灵感，包括批斗会的会场布置，借鉴京剧《三堂会审》的安排站位；审问讯刑走资派的措施，受到十殿阎罗对付死鬼的启发；戴帽挂牌，槛车解送，绝对是公案武侠小说的影响所及；剪一半，留一半的阴阳头，则是加以变化的古代黥刑，纯系《水浒传》里高俅对付林冲的手段。这统统属于“四旧”的旧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披上革命的合法外衣，竟成了被允许、被鼓励的、带有政府行为性质的民间刑法，这不能不说是对“文革”的讽刺。
这样，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长期被官方的、民间的这个运动，那个运动；这种惩罚，那种处理；一会儿敌我矛盾，一会儿人民内部矛盾，折腾到心如古井，波澜不兴。因此，德国女作家写的这本书，在西方也许叫座，未必会在中国产生什么轰动效应，是可以预料的。
3
为什么不会叫座，还要从中国读者的心理状态来考量。
一方面，古代中国酷吏之多，法网之密，株连之广，刑法之严，弄得老百姓不知何时就会捉将官里去，因此对于任何或轻或重的惩罚，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另一方面，值得奇怪的是，在“国家”这个问题上，在有关“气节”或者“大节”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又常常表现得并不含糊。
外国军队被包围了，绝不会顽抗到底，不特别提倡与阵地共存亡，必须打到弹尽粮绝，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他们通常是这样：只要眼看援军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便摇着白旗，放下武器。多洛丝哈根认为那些妇女，与德国人“私通”，无可厚非。中国人则不然，大敌当前，只能循“马革裹尸”、“杀身成仁”、“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类古训行事，所以，才有投江跳崖的可歌可泣的壮举。关云长在土山，打不过曹操，只好投降，是他一辈子被人诟病的污点。苏武牧羊十九年，人们编了歌子来唱，也由于他的不屈不挠。文天祥写《正气歌》，“留取丹心照汗青”，编进教科书，千古传诵，就因为他牺牲的那一刻，也要面向故国。所以，中国人（当然也不会是全部，否则，汉奸从何而来）的多数人心中，那种“汉贼不两立”的精神，总是很当一回事的。
这种大是大非之分，是和孔孟之道、儒家学说的教导，是和说唱弹词、演义小说的熏陶，是和历代统治者把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的提倡，是和爱国捐躯的仁人志士、杀敌御侮的英雄豪杰的榜样力量，对立而产生出来的。因而，在中国，即使个别人士，发出为周作人粉饰的“好汉奸”论，决不会有市场。和多洛丝哈根的作品，不怎么引起人多么叫好的原因一样，除了对这种小小不言的惩罚，不看得那么重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尤其普通的中国人，不大肯原谅附敌者和通敌行为。
有鉴于此，一些为周作人辩解的文字，也只能闪烁其词，可读者不是傻瓜，谁能不解其中三味呢？读罢一些奇谈怪论之后，除了深感新时期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之外，惟有瞠目结舌而已。而造这种舆论者，都是饱学经纶之士，对他们金身重塑周作人的努力，所为何来，百思不得其解。
周作人的著作，几乎没有什么不曾出版的了，着实让出版社足足地捞了一把。如果“好汉奸”论继续发展下去，估计再过若干年，周佛海的言论，汪精卫的诗集，和他在河内发出的那通儿曲线救国的《艳电》，也会付梓。销路不一定会坏，读者即使出于好奇，也会掏钱购一本来看的。
我一直想，难道持“好汉奸”的论者，真是患了健忘症，怎么能忘记了南京的大屠杀、重庆的大轰炸、冀中的大扫荡、“9·18”沈阳的火光、“8·13”上海的炸弹、东北的细菌部队、平原的三光政策……就在周作人当督办之日，也是《四世同堂》里描写的北平人受苦之时。我不知道他这个汉奸，与老舍先生笔下写出的丑类，为日本鬼子做事的大赤包、冠晓荷，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启功先生讲到齐白石先生的轶事时，说他“在出处上是正义凛然的，抗日战争后，伪政权的‘国立艺专’送给他聘书，请他继续当艺专的教授，他老先生在信封上，写了五个字‘齐白石死了’，原封退回”。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节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人脊梁精神的体现，要大家都是鼻涕虫，软成一摊泥，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白石老人将这封聘书璧回那阵，说不定正是周作人以伪督察官的身份，光临沙滩北大红楼视察吧！这就是说，在沦陷了的北平，既然可以如齐白石退聘，可以如梅兰芳蓄须，那么说明当时周作人，也可以不必像大赤包、像冠晓荷那样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怜的。
也许周作人附敌，自有他的曲隐，但一旦认贼作父，做了汉奸，便无所谓好坏可言。但忽然于近年来成为一座富矿，成为某些淘金者的热点，实在令人惊诧。我想，除了商业动机外，还有其他较为复杂的心理，夹杂其中。譬如对文学上的纯以政治标准考量的绝对主义，譬如对某种文学样式、某种文学流派的特别提倡，譬如对文学急功好利而忽略文学自身规律的倾向，譬如在评价一个作家时的以文衡人或以人废文的狭隘和偏颇等等，遂形成某些人逆反心理，你认为香的，我偏以为臭，你认为臭的，我偏以为香。周作人，恰巧是一张可以打出手的牌。
于是，就出现了近年来文坛的一出出活剧，不把鲁迅先生拿了来当靶子，粪土一番，糟蹋几句，就显得自己不新锐，跟不上风气了。反之，不摇头晃脑，褒美一阵知堂老人，《谈龙》、《谈虎》如何冲淡呀，《苦茶》、《苦竹》如何清涩呀，就觉得自己很土鳖了。这样，大有将这位“好汉奸”推崇到“宣付国史馆立传”的高度。一边努力贬低，一边拼命抬高，便成学界时尚。香者不香，臭者不臭，本就很不正常，而到了香者很臭，臭者很香这一步，除沮丧于人心险恶外，夫复何言？
假如鲁迅先生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世纪末的文坛，对于自己由碧落而黄泉的行情，快要到跌停板的程度，也会感到莫明其妙的。而到阜成门内八道湾的旧宅看看，他的老弟，却正在牛市状态之中，一路攀升，狂飙不已，世道如此，恐怕也不知说什么好了。说实在的，在这场歇斯底里的诋毁中，年纪轻的，说上几句不三不四的话，量也不必介意。而一些学富五车，懂得中国过去与现在的人物，也闭着眼睛在那里瞎三话四，将这种扬此抑彼的拙劣把戏，玩得十分起劲。对这种类似在《故事新编》的《补天》中，站在女娲肚子底下、两腿之间的“咿咿呜呜”的人物，我估计鲁迅先生会抱着“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的心态，掉头不顾而去。
“好汉奸”论的出现，可算近10年来的文坛怪现象之一。
周作人在现代文学中的位置，是不会被抹煞的，正如今天我们还在读明末清初的文坛大腕，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周亮工、侯方域的作品，并且叫好一样，这是将这些贰臣的人品，像镜头似的加以虚化了以后的结果。但绝不能由于周作人的散文成就，他就不再是汉奸，不再是很坏的汉奸，而是好汉奸了。所以，“二战”50年后，多洛丝哈根的作品，与甚嚣尘上的“好汉奸”论，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偶翻旧时资料，上刊一则有关周作人的消息，原文照抄如下，以饷读者，或许有助于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
“1939年1月4日，天津抗日杀奸团枪击不抗日的文人周作人。事前，经过北平抗团宋显勇等人的调查，了解到周作人就住在北平清华园内。1月4日，李如鹏和赵尔仁携带武器，以学生的名义去拜访他。这是一所四合院，当周作人走出北房下台阶时，李如鹏掏出枪向他开火，周作人应声倒地，周的保镖扑过来捉拿李如鹏，赵尔仁见状又向保镖开了两枪，将其打倒，两人迅速撤离。事后才知道，周作人未死，子弹正打中他的腰带硬物上，保镖当即身亡。”
来自津门的抗日勇士，给予周作人的打击，要比那些与法西斯“私通”的妇女所受到的惩罚要重。削发刺额，至多皮肤的伤痛，而从手枪中射出的子弹，却是要他的命的。我不知道中国的多洛丝哈根，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为周作人所遭受的这次差点送命的惩罚，而写出一篇为之鸣不平的作品？来一次清算的反清算呢？
也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