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需要良好的家庭气氛和社会环境的支持，不良的精神刺激及精神创伤会导致儿童心理素质、个性特征、习惯行为发生偏异，以致影响儿童成人后的就业、社会技能及心理健康的发展。
儿童性虐待现象在文献中一直都有记载与描述，而作为科学研究的课题是从19世纪末才开始的。弗洛伊德（1896）发现他的许多病人在儿童时期都受到过成人或年长同胞的性骚扰和伤害，各种神经症症状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追溯至儿童时期的创伤性经历（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 CTE）。这一论断引起了人们对童年创伤性经历的重视。弗洛伊德认为，发生于童年的创伤性事件对个体以后的生活有重大影响，并决定了个体对紧张性刺激的应对方式；而在成人生活中创伤的损害程度取决于刺激的严重性同承受外界打击的人格素质间的交互作用。他认为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能够追溯到成年病人那些被压抑的童年创伤性性经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尽管有一些关于成年人童年性虐待发生率的调查研究，但这一问题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1962年，Kempe出版了《受虐儿童综合征》（Battered Child Syndrome）一书，人们才开始关注儿童性虐待对受害者的影响。这似乎表明这一问题不仅是单纯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近20年来，许多研究者对童年创伤与成人期心理、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非常关注。多项研究显示，童年创伤性经历和成人的各种精神障碍高度相关，如抑郁、焦虑、PTSD、人格障碍、品行障碍、心境障碍、反社会行为、物质滥用、自杀现象、性功能障碍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越战”后，PTSD问题的凸显，在精神医学领域人们开始重新意识到家庭环境和子女罹患精神疾病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开始关注儿童的创伤问题，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回顾性个案研究到走向结构化的统计研究。国外有报告指出，“童年被虐待和被忽视体验的心理影响经常持续终身”。国内研究探讨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成年后的人格特点的影响，病人的心理行为症状与儿时创伤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受虐待方式的研究，有调查指出，儿童虐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20世纪70年代，文献中关于性受虐儿童的个案报告和乱伦家庭的描述开始增多。虽然许多文章是个案性和印象性的，但它们扩展了我们对乱伦现象及乱伦家庭类型的精神动力学和精神病理学的认识。同时，临床医生也记录了受虐儿童描述的各种症状和体征。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有明显增加，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进步，加深了人们对儿童性虐待这一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由于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法律制度等种种原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学者对儿童性虐待的含义具有不同的认识和界定。
儿童期创伤来源可能是突如其来的一次性重大打击，也可能是一系列的打击所导致的精神后果，这些事件的发生打破了儿童的安全感、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使儿童暂时性陷入无助感，并且打破了过去常用的应对机制（Terr，1991）。创伤虽然始于外部事件，但事件一旦发生，许多内部变化就会在儿童身上出现，这种变化会持续下去，并可保持多年，成为患病的决定性原因。这样的界定强调了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内因和外因不可能完全分开，所以儿童心理的问题最终还是内、外两方面同时影响的结果。
有关童年期创伤的研究是创伤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内也有研究探讨病人的心理行为症状与儿时创伤之间的关系（孟宪璋，2002）。赵幸福，张亚林（2004）指出，儿童期创伤和虐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大量研究发现，几乎所有成年期的精神障碍都与儿童期的创伤有某种联系，但其中有一些关系更为密切。陈全花等对204例学龄期儿童受到各种精神创伤后的心理行为状况进行了调查评定研究，结果发现：精神创伤内容包括父母离异、丧父（母）或双亲、受到父母打骂、考试失败、校外人员恐吓或打骂；创伤时间为1～6个月，平均4.2个月；心理行为问题包括性格孤僻、脾气暴躁、社会交往不良、注意力不集中、情绪问题（抑郁、焦虑等）、行为问题等。
儿童虐待主要是医生或研究者从客体角度所作的临床诊断，是与儿童期创伤非常相近的一个命题。根据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儿童期虐待是指对儿童有抚养、监管义务或有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以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这个概念由三方面界定：虐待者与儿童之间存在亲密关系；虐待的严重程度标准；虐待的方式（言语虐待、情感虐待、躯体虐待、忽视和性虐待）。由此可见，如果要将一个行为认定为“虐待”，必须从社会政策、法律、心理研究和公众知觉等多个维度进行考虑。比较这两个概念可以看到，儿童期创伤是更本质的概念，而儿童期虐待则相对具体一些，临床上的可操作性也更强一些。
Lansford等对585名儿童进行了12年（1987—1999）的前瞻性研究，其中11.8%的儿童在入组前有躯体虐待史，79%无脱落，这些受虐儿童中75%以上在青少年时期易发生焦虑、抑郁、攻击、反社会、PTSD等。David等对51名惊恐障碍及社交焦虑障碍的病人用生活经历问卷进行评估，发现63%的病人儿童期有创伤性事件的发生，这些创伤性事件主要是儿童期躯体虐待和性虐待，尤其是社交焦虑障碍，它和儿童期躯体虐待和性虐待明显相关。Murray等研究发现，儿童期躯体虐待、性虐待和成人后的惊恐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强迫障碍明显相关。受虐儿童存在多方面的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和心理病理问题，高社会退缩是受虐待儿童在同伴关系中的典型表现。Bandelow对50名社交焦虑障碍的病人和健康人的对照研究发现，儿童期创伤的经历明显高于对照组，包括父母亲离异、婚姻不和谐、家庭外成员的性虐待、家庭暴力、儿童时疾病等其他因素，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父母亲离异影响最为明显。
4.1.1 儿童早期虐待的类型
儿童期的虐待研究主要类型有儿童期性虐待、儿童期躯体虐待和儿童期情感虐待。
4.1.1.1 儿童期性虐待
弗洛伊德最早认为童年期的性经验具有创伤性，不过后来他改变了这种观点。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有涉及童年期性虐待的病例报道。20世纪70年代后，个案报道逐渐增多。此外，在不同群体中的大规模调查也开始进行，人们又重新回到了弗洛伊德早期放弃的观点和立场上来。
大量研究表明，童年期性虐待事件的发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少，更不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是儿童幻想出来的，无中生有的。在性虐待中，男性儿童与女性儿童的发生率分别为5%和25%。有研究表明，在儿童虐待中51%为性虐待，34%为躯体虐待，15%为儿童忽视的报告，但大多数情况下以两种或两种以上形式共存（如任何形式的虐待都会包含一定的情感虐待）。这些都使得临床医生相信童年期的创伤具有致病作用，而且“回顾过去的创伤经验”成了心理治疗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性虐待和躯体虐待中，虐待者直接就是孩子所依赖的对象。这样的孩子往往生活在破碎的现实中，社会支持也很有限，孩子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心中的虐待者，必须保守与虐待相关的秘密，或者否认所遭受的虐待。于是，他们就会试图“忘了”这些可怕的事情，或者说那个被“我”所爱的人虐待的根本就不是“我”。此时的自我体现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仅仅只是在看着那个不是“我”的人被虐待。另外，在性虐待中，比较多见的是儿童被一个年长的男性强行施加不想要的性接触，孩子被迫屈从于另一个人的性欲望，这样一来，孩子对自己身体的内部控制感就会消失，这种对身体的失控感同样可见于躯体虐待的儿童。伴随这种对身体的失控感，也会出现对自己情感的控制感的消失。在后来的冲突性情境中，曾经受虐的儿童可能不清楚自己的情感是来自外部现实还是内部观念。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感觉不真实，周围的世界也不真实。
4.1.1.2 儿童期躯体虐待
在儿童创伤事件研究中，除了性虐待之外，得到较多关注的另一事件就是身体虐待，通俗地讲就是对儿童打骂或体罚。可以看到，在很多研究中常常是将性虐待和身体虐待同时列为研究的项目，关于虐待的发生率也常常是以“性或身体虐待”这样的形式来表述的。总之，在儿童期具有特征性的创伤性事件中，性和身体虐待是被研究最多的。
在儿童虐待的各种虐待形式中，50%以上是躯体虐待。美国的研究成果表明，每年约有200万儿童遭受虐待，其中16.9万儿童受到严重的外伤或剥削。加拿大遭受躯体虐待的儿童中，男性与女性的发生率分别约为15%和25%。
王健、孟庆跃等对济宁市郊县1139名0～17岁少儿被父母躯体虐待情况的访谈式问卷调查显示，1个月内儿童受父母责打的发生率为43.1%，男童受父母责打的发生率（46.4%）高于女童（38.9%）。父母对子女责打的方式有用手打（91%）、用脚踢（3.5%）、用器械打（4.4%）和其他方式。孟庆跃等的研究显示，父母亲小时挨过其父母的打是责打自己孩子的危险因素。
学校教师对儿童的体罚现象在我国仍然常见。刘航玲等于1997年在浙江省对592名中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受过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比例为31.6%～50.7%。教师体罚学生的形式有近20种，可归为三类：淤以直接伤害学生身体为主，如打耳光、打手心、扯耳朵、教鞭抽、罚坐、罚走、罚站、罚跪、罚晒、罚冻、罚饿、罚在碎石子上跑步等；于以侮辱学生人格为主，如讥讽、挖苦、嘲笑、谩骂、中伤、威胁、用胶带纸封学生的嘴等；盂变相体罚，如罚作业、罚劳动、罚放学不准回家等。2001年一项在我国10个城区进行的少年儿童人身伤害调查显示：2.6%的学生经常被教师罚站或罚跑，37.7%偶尔被教师罚站或罚跑；2.8%的学生放学后经常被罚留校，26.2%放学后偶尔被罚留校；1.5%的学生（男2.5%，女0.6%）经常会被教师打，13.9%的学生（男20.3%，女7.7%）偶尔会被教师打。
4.1.1.3 儿童期情感虐待
相对性虐待和躯体虐待的研究，情感虐待的研究显得很少，主要原因可能有：淤相对于其他严重的虐待，情感虐待较少引人关注；于它相当普遍；盂其定义、操作化、测量都具有挑战性。相对于情感忽视，即无视孩子的存在和需求，情感虐待是意识到了孩子的存在，却以一种不恰当的，甚至是有害的方式去应对孩子的情感需求。
4.1.2 儿童期忽视
过去，儿童忽视与儿童虐待（child abuse）常常被归为一类，在观念、语言或立法中常被相提并论，而且往往认为忽视是虐待的一种类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是不妥的。因为不仅其发生的前提、特点、产生的影响以及管理方式均有不同，而且受虐儿童和受忽视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受忽视儿童与受虐儿童本身的特点更完全不同。例如，虐待往往是施虐者故意、主动的暴力行为（作为），其后果常常有身体和精神受损的痕迹，一般易于调查、取证、诊断；而忽视者对儿童的忽视往往与无知（养育儿童知识不足）、无暇（社会竞争压力和工作繁忙紧张）有关，且多为放弃或忽略了应尽责任与义务而造成的“不作为”。正因如此，目前更倾向于认为忽视“是一种独立于虐待之外的实体”。
目前国际上比较新的定义是Golden等（2002）提出的，即“由于疏忽而未履行对儿童需求的满足，以致危害或损害了儿童的健康或发展”。研究者一般认为，心理创伤的内容是包括以上两者，即儿童忽视和虐待，无论其有意或是无意，他们都是构成儿童创伤的因素。
潘建平等对我国14个省城区3～6岁儿童忽视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3～6岁城区儿童总忽视率为28.0%，男童受到忽视的比率（32.6%）较女童（23.7%）高（主要是因为“身体忽视”的差异所致）。赵幸福等对河南省新乡农村中学生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和情感忽视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儿童期虐待通常是数种虐待类型同时存在的。
儿童忽视中对心理创伤形成影响较大的是情感忽视，情感忽视主要是对孩子情感需求（如爱与归属需要）的忽视。情感忽视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儿童期极度的多感官忽视，比如，感官剥夺，这种忽视可以导致神经生物学和功能上的明显改变；一种来源于社会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儿童社会情感潜力适时表达的机会隐匿性减少。后者对发育中的儿童有几乎是不可见的有害影响，最终将影响社会。也就是最近十年，对忽视的研究才开始渐渐受到重视。
人们之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都对此研究很少，可能的原因有：淤现在人们对儿童的那种极度的多感官忽视很少见了，多为忽视的第二种形式，由于这种忽视表现隐匿，短期内危害不可见，因此，很长时间没有走进人们的研究视线；于缺乏对忽视的统一、有效的可操作性的概念。孩子的需求在发育的过程中是不断转变的，而对孩子需求的满足有适时性的问题。忽视在一个年龄段所造成的影响未必等同于在下一个年龄段造成的，建立有关忽视的标准诊断、程序和测量会因为不断变化的发育需求和儿童期要求而变得很混乱；盂很难找到能得到证明的、有特定可控的忽视经历的大样本人群。
4.1.3 儿童早期虐待的临床症状
总结迄今的国内外研究，儿童期性虐待的受害者主要有以下几种临床症状与表现：
4.1.3.1 焦虑障碍
Stein等人（1996）将符合DSM-郁焦虑障碍（惊恐障碍、社交恐惧症、强迫症）标准的125例病人与在社区随机抽出的125例相匹配的正常人进行了对照比较研究。结果，他们发现患惊恐障碍的女性有60%存在童年性受虐史，明显高于其他焦虑障碍组的病人（30.8%）。而且，在全部病例中，女性病人的童年性受虐发生率为45.1%，明显比对照组的15.4%高。这表明，焦虑障碍，特别是女性惊恐障碍，与童年性虐待有关。
4.1.3.2 分离性症状
1998年，Muller等人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随机调查研究。他们就童年性虐待、躯体虐待、精神障碍的诊断和分离性症状等问题对1028名成人进行了半结构式的面对面调查。结果在这些普通人群中，许多人都出现过分离性症状，其中有6.3%的人出现过3次或更多次的分离性症状。在他们当中，童年性受虐率、躯体受虐率、精神病现患率分别是其他对象的2.5倍、5倍和4倍。不过，对数回归分析表明，躯体虐待、精神疾病与分离性症状的发生直接相关，而性虐待与分离性症状的发生无关。所以，童年性虐待史与成人分离性症状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关系还值得考虑。
4.1.3.3 抑郁
抑郁是有性受虐史成人最常见的主诉症状。Birie等人用Hopkins症状量表检测发现，有性受虐史的成人比没有此经历的成人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Bagley等人（1985）发现，有性受虐史的成人广泛地存在自卑感，而且与抑郁症状有关。
Briere（1984）报告，51%的有性受虐史的成人曾有过自杀念头，而对照组只有16%。此外，有些存在童年性受虐史的成人会发生自伤、自残行为。Romans等人（1995）在社区随机调查了252例曾遭到性虐待的妇女和252例无受虐史的妇女。结果，他们发现童年性虐待与故意自伤行为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关系。而且，自伤行为在遭受频繁性虐待者身上最为明显。Parker等人（1999）也证实童年性虐待史与成人的自残行为密切相关。陈晶琦（2003）对323名高中和中专女生的调查研究显示，早期经历过性虐待的被试比没有这一经历的被试具有较高的抑郁得分及较多的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刘忠晖（2004）对416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遭受过躯体暴力的被试，其自我效能感、自尊分数明显低于没有这一经历的被试。
4.1.3.4 边缘性人格障碍
边缘性人格障碍常见于有性受虐史的成年女性当中。Stone等人（1989）在美国、澳大利亚的研究证实，在有童年乱伦史的女性住院病人中，36%～41%的人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Bryer等人（1987）发现，在住院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病人中，有86%在16岁前曾遭受过性虐待。Herman等人（1989）发现，边缘性人格障碍者的童年性受虐发生率为68%，比边缘人格特质者（27%）和非边缘人格者（26%）都高。
4.1.3.5 多重人格障碍
多重人格障碍（MPD）是分离性症状最严重的类型，人们一直认为童年创伤，特别是性虐待或躯体虐待是其基本的病因。Putman等（1986）和Schultz等（1985）发现，97%的MPD病人有童年性受虐经历。Coons等（1986）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85%的MPD病人有童年性受虐经历。
4.1.3.6 性功能障碍
Meiselman（1978）报告，87%的女性童年乱伦受害者存在严重的性适应问题，而对照组是20%。Herman（1981）则发现，55%的童年乱伦受害者报告他们有性问题。Briere（1984）发现，45%的有童年性虐待遭遇的妇女存在性适应问题，而对照组只有15%。一般而言，有性受虐史的妇女所存在的性问题包括乱交、性欲减退、性回避或不能参与性活动，以及性向改变。但是，Greenwald等（1990）在非临床的社区研究样本中发现，有性受虐史的女性护士在性满意度或性功能障碍方面与对照组没有差别。Fromuth等人（1989）也曾在非临床样本中发现性适应和性行为问题与童年性虐待史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4.1.4 儿童早期虐待形成心理创伤的因素
虽然受虐儿童比未受虐的同龄人有更多的问题，但虐待并不一定使每个人都产生创伤后反应。研究表明，是否产生与虐待相关的心理创伤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4.1.4.1 虐待的严重程度
虐待越严重，就越可能使受害者产生相关的问题。一般而言，虐待的严重程度主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淤虐待发生时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年长儿童较年幼儿童更容易受到伤害或伤害更重，这与儿童的认识发育水平有一定关系。于儿童先前的个性倾向。个性外向的儿童容易将受害经历显露出来，从而得到他人及时的支持和帮助，使创伤所致的痛苦得到减轻或缓解。盂虐待的时间、方式和次数。时间长、虐待频繁（或次数多）都会加重伤害程度，接触性的性虐待，特别是涉及阴道或肛门插入的性交，比非接触性的性虐待所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榆躯体创伤与胁迫的程度。研究表明，对儿童的性虐待常伴有躯体虐待或情感虐待，发生这种混合性的虐待时，躯体创伤与胁迫的程度越重，儿童受害程度就越深。
4.1.4.2 家庭因素
来自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的理解与支持，可以明显地减轻虐待对受害儿童心灵的伤害，帮助他们更好地从痛苦中恢复。但是，若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对其施加虐待，那么这种虐待对受虐儿童造成的伤害就会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得到的家庭支持会明显地减少，甚至根本得不到支持。许多研究发现，受虐儿童与虐待者的关系越亲密，其受害程度就越重，这种情况在乱伦关系中尤其突出。
4.1.4.3 认知评价和应付方式
认知评价和应付方式可能是影响虐待相关问题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试图证明，认知功能水平越高，受害者的痛苦就越深，即认知水平与痛苦程度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儿童或具有较复杂认知功能活动的儿童更能理解被虐待的意义以及对未来的不良影响。他们对被虐待事件的评价通常是负性的、消极的和恐怖可怕的，并力图通过否认、幻想等方式加以应付，以缓解或避免痛苦。
4.1.4.4 职业性干预
包括治疗、访谈等在内的各种职业性干预对受害者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干预（如由不同人进行的多次访谈等）会增加受害者的痛苦。不过，多数研究证实，及时的治疗性干预能缓解和减轻受害者的痛苦，对维护受害者的心理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