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王朱宸濠手下有六万精兵，战船数千艘，兵精器利，训练有素，而且他的战船上还配有先进的佛狼机炮，这些火炮是刚刚从西洋人手里获取图纸制造出来的，说它是炮，不如说是一枝巨型火枪，前有准星，后有照门，可以精确瞄准，而且这种火炮是用“子铳”后膛装填的，在炮尾开了一个槽，正好可以放入一支预先装好火药和弹丸的“子铳”，然后插上堵头，安上引信，立刻就可以施放，射速之快远非普通火炮可比，是一种最适合水战的精锐武器。这样的火器，王阳明和他的手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相对于宁王的兵精器利，王阳明的部下却多数都是民兵，没有合适的战船，更缺少火器，只能架着打鱼的小船和宁王的艨艟战舰交手，用弓箭、火铳和土制的燃烧瓶同宁王拼命，这场战斗对王阳明来说，真是个难以应付的挑战。所以按常理王阳明应该集中兵力死守南昌，凭他的三万人，对付宁王六万人，守上几个月也不成问题，只要守得住，湖广、福建的兵马很快就会赶到。
确实，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求稳，先守住南昌，再伺机而动。可在惯于“以我为主”的阳明先生看来，战场的态势完全不是这样。于是王阳明又使用那套精妙“片面式分析法”，对整个战局做了一番出人意料的评估。
如果宁王置南昌于不顾，攻克安庆直扑南京，那他就成了气候。可现在这一回师，等于彻底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即使他能收复南昌，也必然无力再攻南京。何况附近湖广、福建各路兵马正在集结，朝廷也已得知了宁王造反的消息，必然派京军来平叛，南京方面得到消息后也会整固城防，宁王再想冲出江西，已经不可能了。不能冲出江西，宁王的反叛还有什么意义？换言之，不论宁王攻南昌能否得手，在从安庆撤军的那一刻，宁王的叛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知道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宁王的军马虽然兵精器利，但其实早已失去了斗志。
相反，王阳明的三万大军刚刚攻克南昌，兵锋正盛，以逸待劳；宁王的六万人马前不能克安庆，后已失根本，战略态势上处于劣势，加之在安庆苦战数日，又仓促回兵，往返奔波，疲惫不堪，这么算起来，战略、战术两方面的优势都在阳明先生手中，所以根本不必守城，反而应该借劲卒锐气，击丧胆之师，采取主动攻势，反而胜算更大。
经过一番慎密的分析，阳明先生从战略态势上已经彻底压倒了宁王，下面就是和宁王展开最后的决战了。
七月二十三日，宁王的前锋部队已经沿章江而上，开进到离南昌七十里的樵舍，依他们的行进速度，大约第二天就会对南昌发起进攻。但依王阳明的用兵之道，是不会坐等着宁王率先发起进攻的。为争先手，王阳明命令自己手下的四位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各带五百兵由黄家渡口上船，打算趁夜顺江而下，偷袭樵舍的叛军前锋，打个胜仗，先声夺人。却想不到，这一次宁王方面也做出了完全相同的部署。
宁王身边也有精干的谋士，到达樵舍之后，这些人也劝宁王来争先手，于是叛军也派了一支精兵乘着黑夜摸了过来，从黄家渡登岸，准备偷袭南昌守军。结果两支精兵在黄家渡遭遇，黑夜之中一场混战。宁王兵多，又是先到渡口，已经登岸，伍文定等人本来准备登船去偷袭宁王，却在渡口和叛军遭遇，摸不清对手的虚实，难免心慌，终于被宁王击败，撤回南昌，宁王的部队也因为摸不清情况，不敢深入，登船退回樵舍去了。
黄家渡这一场遭遇战，是王阳明和宁王作战中唯一的失利，损失倒不大，而且两支部队都因为摸不清对方的虚实而退却了，只是王阳明的部队退回了三十里外的南昌，而宁王的人马却退回了七十里外的樵舍，所以对一般的将领来说，黄家渡遭遇战根本算不上失败，可以忽略不计。
可王阳明却非常重视这次失利。
阳明先生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知道己方在兵力和装备上处于劣势，又准备冲出城池，用劣势兵力主动向宁王发起进攻，这时候部队的士气特别重要。加上他手下统兵的多是文官，虽然打起仗来并不比专业的武将差，毕竟这些人信心还是不足，现在虽然只是个小败仗，但自己最倚重的这四位知府却都参与了战斗，如果他们因此信心受挫，后面的仗怕是不好打了。
在战场上，军人的士气主要有三种：一是正气，二是锐气，三是怒气。
正气，就是在心里坚定地相信自己是正义之师，在战场上的拼搏是有崇高意义的，是非常值得的，这股气是一支军队最强的士气。现在王阳明的部队在“平叛”，一直占着这股正气；原本攻下南昌后，王阳明的部下锐气正盛，而这次黄家渡小败，挫掉了一点点……
至于将士们被统帅刺激之后迸发出的怒气，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这在军事上有个专用名词叫“激将法”。现在王阳明准备调动“正气”和“怒气”，重新唤起他手下刚刚失去的锐气。
早在部队退回南昌之前王阳明已经获知战败的消息，并且做好了一番布置，现在四位出战的知府领着部队撤回来了，王阳明没有一句慰问，而是大发脾气，声言要把这四个人推出去杀头。
当然，阳明先生并不是真要杀人，四位知府也罪不至死，没理由杀他们，阳明先生这样说只是刺激他们，然后又对这几个人讲了一番大道理，指出江西平叛的“正义性”，把“忠义”二字着重强调。
其实王阳明自己并不认同“忠义”这个概念，他认同的是“仁义”。但在这几个知府面前，只有说“忠义”他们才能明白，阳明先生只好先这么凑合着了。
果然，被王阳明一通责备，激起了这几个知府的火气，而阳明先生讲的大道理又激发了他们胸中的“正气”，于是以伍文定为首纷纷请战，眼看知府们恢复了勇气，阳明先生也就原谅了他们，仍让这几个人带兵去打头阵。
二十四日一早，宁王亲率大军赶到黄家渡，打头阵的是凌十一的鄱阳湖水盗。这些人精于水战，却比较鲁莽，加之前一晚遭遇战的胜利助长了他们的骄气，果然中了王阳明的诱敌之计，一鼓劲追着做诱饵的小船不放，使得宁王舰队前锋和中军之间出现了几里宽的缺口，随着王阳明一声令下，伏兵齐起，驾着小船冲进宁王战舰的空隙，到处放火，叛军顿时大乱，前后不能相顾，两千余人被斩，落水而死的超过万人。宁王毫无战斗经验，眼看打了败仗急忙回身就跑，带着残部一路退回了樵舍。
黄家渡一场惨败，彻底动摇了叛军的军心。当天夜里，大批叛军士兵扔下战舰兵器偷偷上岸逃走了，等宁王发现情况不对派人来制止时，已有一万人逃得无影无踪。
白天的战斗损失了上万兵力，现在又有上万人逃走，宁王的六万精锐转眼折损了一小半，连唯一的兵力优势也不复存在了。无奈之下，宁王孤注一掷，放弃了被占领的九江、南康，把能调集的兵力全部调了上来，把自己历年积累的金银全都搬了出来，当场赏给手下士卒，凡追随宁王的每人赏十两，受伤的赏百两，明天决战之时愿做敢死之士的，赏银千两！
这是朱宸濠败亡之前的疯狂，这股力量很危险，但并不可怕。就像一个吹涨了的气球，看起来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但只要在要害上轻轻一戳，一切假象就都破灭了。
二十五日一早，困兽一样的叛军冲出樵舍，得了重赏的敢死队冲在最前面，以大船为先锋，用佛狼机炮开路，不惜一切代价向前猛扑，王阳明也率领船队出黄家渡迎战叛军，两军在章江上展开了一场决死的较量。由于宁王战船巨大，火炮威猛，加之风势不顺，王阳明手下的官军接敌之时受了挫折，损失不小，纷纷后退，亲自督战的阳明先生赶紧下令斩杀当先败退的兵士，阻止军卒后退。在黄家渡遭遇战中吃了败仗的伍文定也发起狠来，亲自指挥坐船向前突击，叛军的铳炮把他的坐船打着了火，伍文定脸上的胡子都烧掉了，却仍然死战不退。
正在双方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候，忽然间，王阳明的帅船上挂起了一块白布，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
精于“片面式分析法”的王阳明早就把自己和宁王双方的战略态势分析透了，虽然他不会用“气球”来比喻宁王，可心里却知道，叛军只是表面凶狠，内心里却十分胆怯，只要在他们的要害上一戳，立时就会垮掉。
宁王的要害，就是这支凶猛的敢死队，可“敢死队”是用银子“买”回来的，这些人只为宁王一个人卖命，现在“宁王已擒”，这帮人还给谁卖命呢？这帮亡命徒的信心立刻就崩溃了。加之敢死队的成员都是从各部队临时抽出来的，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原本靠着不要命的疯狂各自拼命，现在阵势一乱，各部之间无法协同，将领们根本约束不了逃跑的部下。再说，这些敢死队员都是收了银子的，所以拼命的时候他们冲在前面，可逃跑的时候，这帮腰里揣着银子的家伙跑起来最快。叛军那边本来就已经气馁，全靠买回来的一支敢死队撑着，现在忽然被这么一吓唬，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头一个溃逃而去。叛军顿时大败，几万人马各自逃生，宁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退回樵舍。不等宁王缓过劲来，阳明先生手下的三万精兵已经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奋勇突击，到处放火，宁王所部几乎未作有效抵抗就被彻底击溃了，宁王的妃子、宫女们纷纷跳水自杀，谋士大将或杀或俘，宁王自己扔下部队就跑，很快也被俘虏了。
这最后的决战，王阳明没有参加。
那些惊心动魄的大战恶战，从南赣剿匪深入丛林，到攻打南昌，决战章江，阳明先生都亲自参战了，可最后这一仗是瓜熟蒂落，阳明先生却没参战，而是回到南昌招集学生，给他们讲起“良知之学”来了。
王阳明能打赢这么一场实力悬殊、毫无胜算的恶仗，是因为他不在乎军功，他是在为老百姓打仗，在保境安民。功劳，名声，官职，爵位，皇帝的恩典，官员的艳羡，百姓的焚香跪拜，建生祠供奉……这些不是他的追求，他也不看重这些。
以前良知告诉他：为了保境安民，必须消灭宁王，于是他就打败了宁王。现在良知告诉他：仗打完了，老百姓没事了，不用你操心了。于是阳明先生就脱了甲胄，收起刀枪，换了一身布袍子，又回书院去讲他的学了。
可王阳明哪里想到，平定宁王叛乱只是一场小战役，真正残酷的战争，此时才刚刚开始。
三邪恶出笼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的速度快得惊人，从六月十四日宁王造反到七月二十六日被俘，前后总共四十二天。擒获宁王之后，王阳明赶紧写了奏章送往京城，向皇帝报捷，同时准备押送朱宸濠等人到北京献俘。可南昌这边还没动身，王阳明就接到圣旨，内容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宸濠等不得押解入京，暂寄南昌待命。”
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就在王阳明擒获宁王的同时，正德皇帝已经冲出京城，领着几万大军“御驾亲征”，直奔江南而来。
正德皇帝是个疯狂的人，早在正德十二年他就曾带着几个心腹潜出京师，跑到边关重镇宣府城去玩乐，在当地建了“镇国公府”久住不归。从这一回开始，这位正德皇帝算是玩上了瘾，只要一有空子，正德皇帝就扔下国家和朝廷，往宣府那边跑。
正德十四年二月，正德皇帝刚从宣府回到京城，不知怎么又动了下江南的念头，准备从京城出山东，游泰山，下扬州，到南京、苏杭，如果有机会，江西也不妨转转，然后进湖广，登武当山，把天下名胜都玩够了，再回京师。
眼看皇帝荒唐到这般地步，大臣们忍无可忍，纷纷上奏劝谏，不想惹怒了正德皇帝，立刻采取暴力，把领头上奏的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等人下狱严审，其他参与上奏的一百零七名官员都被皇帝罚跪，每天早上五点出来罚跪，一直跪到晚上七点才算结束，一连跪了五天。
下跪，人类所有行为中最低贱的一种，任何一个下跪的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向什么人跪拜，从理论上说，都是在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正德皇帝天生有一种邪恶的聪明劲儿，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找到了侮辱官员人格的最佳手段，并且很好地利用起来。现在他把朝廷官员“罚跪”，就是要彻底羞辱这些人的人格，践踏他们的尊严。一个人的灵魂被别人作践，他的语言和行动也就没有力量了。这些大臣们这么一跪，哪还有力量去劝谏皇帝？
把这些臣子罚跪五天，正德皇帝还没消气，又下令对他们使用廷杖，每人打五十下，让他们尝尝栗木棍子的味道，好好“战栗”一次。结果一顿廷杖，前后打死十一名臣子，所有参与官员或充军，或降级，被狠狠收拾了一遍。这件事刚消停了两个多月，忽然，宁王造反的消息送到了京城。
一听宁王造反，正德皇帝非常高兴，立刻调集军马，自任“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以太监张永为监军，带着他那帮宠臣江彬、许泰、张忠等御驾亲征。这一次大臣们实在没办法阻拦，眼睁睁看着皇帝出了京城。
想不到正德皇帝刚离京两天进至涿州，八月二十六日，阳明先生的《擒获宸濠捷音疏》就送到了皇帝面前。
按说此时皇帝离京刚刚两天，前线已经奏捷，他就应该回京才对，想不到正德皇帝竟然把这么一道重要的奏章扣了下来，带着他的几万大军离开涿州昼夜急行，一口气跑到山东临清才停下脚步。
到了山东，正德就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就算有人想来劝他也追不上了。这时候正德皇帝又想出一个奇妙的主意，以“威武大将军”名义下了一道钧帖发往南昌，命令王阳明把宁王暂押南昌，不得进京献俘，意思是他仍然要借机下江南巡幸，同时宁王既然押在南昌，那皇帝一定会带着大军进入江西，直达南昌。
这一次正德皇帝不下圣旨，却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下钧帖，又是在掩人耳目。在正德皇帝想来，既然没有圣旨，别人就不知道他下过这样的命令，当然也就不会留下话柄给天下人指责。
所谓掩耳盗铃，就是如此。
下发钧帖之后，正德皇帝以为王阳明一定会遵从他的旨意，把宁王留在南昌，等着他“大驾光临”，就带着几万军马沿运河南下，直奔江南而来。
这次追随正德南下的除了江彬、许泰、张忠、张永等一大群豹房宠幸之外，还有大批宫中管事的太监，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好几万骄横的京军，粗野的边军，这些人所到之处祸害之深，令人难以想象。正德皇帝每到一处就大吃大玩，逼着官员进贡各种食物玩器。江南水乡江河纵横，正德皇帝又喜欢打猎钓鱼，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猎一番，打到猎物就随手赏给陪在身边的官员，却不知道他手下的宠臣们竟以这些猎物作价，向接受“礼物”的官员索贿，一只野兔、一条鱼就可能“卖”到几百两银子。
正德皇帝身边这帮人已经不是受贿了，他们仗着皇帝的势力，公开向地方官员索取贿赂，这些人不是特务头子就是统兵的将军，权力大到可以任意杀人，相互之间又紧紧勾结在一起，向官员索贿稍不如意，就让特务们把当官的抓起来折磨逼迫。官员拿不出来，只好到官库去弄，交上来的银子全落进了奸党的腰包。
连地方官员都被害成这样，而且无处申诉，百姓们就更不用说了，京军、边军的士卒们在市场上公开抢劫，无人敢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