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少一个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没有这种需要。这一缺少恰是中国封闭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专制政治到缺少抽象思辨的实用经验型思维，都深刻地与这一缺少相关。致力于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至少在三个基本方面需要一个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阶层：(1)依靠一个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阶层推进政教分离，完善社会监督，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2)制约短期行为意识，维护和发展非直接生产性的社会文化教育；(3)为商品经济提供马克思人文主义的目的和动力。后一项实质是前两项的精神概括。就其更广意义而言，马克思人文主义不仅规定着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而且对包括资本主义后工业化社会在内的全球性现代变革都具有根本的意义。正是这一高度，才使中国的现代化深刻地面向了世界并获得了选择和超越的可能。
一系列迹象业已表明，一个从自发转向自觉的时代已经开端，本世纪下半叶与下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或将更加带有超前预见性和人类整体规划性。人类开始更自觉更人道更自由地判断自己和世界。人文知识分子负有促进人类更自觉更人道更自由的使命。这一使命在现在显得更加现实和紧迫。如同意义不是世界的自发产物一样，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也不是社会自发运动或向社会吁求的结果。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独立的群体意识与独立的人格应当是人文知识分子阐释并守护世界现代意义的产物。只有超越一己一阶层利害得失，正视并投入现代化进程，同时把人类引向更高意义境界，人文知识分子才能造就和确证自己高于世界的意义使者品格身份，从而同时完成自身的安身立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知识分子的双重职志西方学者中有一种将知识分子的神圣职志与消解权威对立看待的倾向。以文艺复兴为界线，此前的神学僧侣与此后鼓动世俗主义的人文学者便是此种对立的例证。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一文中从史学角度也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中俳优与士的类型差异。在20世纪末叶全面转型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差异也演化为具有尖锐现实性、而且格外复杂的课题：对所谓知识分子痞子化的责难，以及强调个性打破权威结构、开拓新的生存维度的本源地位等等，都已是近年来颇有争议的话题。
一、知识分子与理想主义
今日中国必须强调地重申“知识分子是理想主义者”这一命题。但此命题之“理想”不可还原于意识形态形而下的政治或经济目标。对于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缺乏形而上文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提醒格外重要。
“理想”作为“主义”，是指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idea)、即康德标举的“上帝”、“自由”、“不朽”之类本体性观念。本体性亦即大全整体系统性和终极价值性，故“理想”永远高悬于既定现实前方而不同一化于现实。惟此，现实才有一个不仅在认知发展可能性上而且在价值取舍尺度上都堪作绝对根据的理想。这种理想当然有其现实的物质基础，但创造性地阐释(建构)并守护此理想者却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本性上就是理想主义者。
知识分子的理想即使体现为社会制度，如柏拉图构想的理想国，被孔子美化成中国历代向往的大同社会的尧舜之治，也依然不是社会科学的实在对象，而属于形而上理念。质言之，知识分子的理想不是通常的功利目标，而是一种意义境界。神圣性即对此意义境界而言，它并不为宗教所独有。
但这并非说知识分子的理想高高在上、与世无涉。恰恰相反，人类世俗生存要从动物界提升为人类的，形上理念与意义境界是其精神意识中必需的导引环节：它们不仅是作为世俗生活骨骼的科学技术的前提观念，也是商务等全部人类日常生活赖以成立与发展的前提条件。禅宗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是使生活意义(理念)化的极致理想，但现实与理想是不可能重合为一的。因此，理想之于现实是一种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不即不离之物。
理想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对个体差异性的专制划一(相反，个性化恰是一切人道主义理想的基本内涵之一)，理想高于俗世也绝不意味着等级蔑视(所谓的精神贵族们恰恰不懂得真正高贵的精神是非自我中心的)。理想的力量是教化性而非行政性或强制性的。这一点尤其关键，它表明；知识分子的理想无论何时都不同于以权力或势力为后盾的权威。
二、权威及意识形态
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中充满了无数的权威，它们是形形色色特定而有限的势力的表征。现状是限定的，故权威是限定的。但是，权威的基本特征之一却是本能地倾向于自我夸张而追求普遍统治，它不仅超出特定权威的真实基础，而且总要超出现实本身永恒化为神圣理念。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理想”。文中所谓“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并非指知识分子的意义境界理想，而是拥有权势背景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为权威编织理念外衣的意识形态专家并不代表人类社会，而代表特定势力(或“国家”)，因而不属于形上本体界的知识分子。
权威及其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演进中有着必然而重大的作用。作为制度性运作或与制度配套契合的主导性观念，意识形态是稳定社会、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然而，那种极力扩张控制的意识形态则把有限的权威神化为无限的权威，以至它不仅有权制定社会成员的公共准则，而且有权支配、核准包括精神世界在内的私人生活。众所周知，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国明清理学、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名义，都曾享有此种血腥的最高权威。伏尔泰因此说教士与帝国同一的制度是最可怕的制度。应当从政教分离的角度重新理解苏格拉底关于哲学家不能从政的告诫，那可以看作是对柏拉图“哲学王”设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禁令。这同时是对知识分子定位的一项重大界定。
然而，这种僭越本体的意识形态权威，其夸张无比的形式与狭隘内容的矛盾，却又同时如黑格尔在界定喜剧本质时所说，是最可笑的。当然，从可怕转化为可笑，有待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力量的基础演化。
三、知识分子二而一的职志：消解权威与守护理想
中国70年代末否弃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标志着意识形态中心时代的结束。这并不意味着否弃意识形态本身，而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新陈代谢：统治型应当让位于非统治型。这一转换须要知识分子参与，即消解意识形态旧权威。当僵化的统治型意识形态在今日仍强要维持自己的昔日权威时，它便成为可笑的喜剧对象，从而，知识分子中的俳优传统重新复活。这就是80年代末以来、喜剧突出地成为中国中心审美形态的主要根据所在：喜剧成了消解旧权威的重要手段。但也正是通过喜剧的否定形式，知识分子与痞子发生了交叉。
作为对宗法统治的反题补充，中国早有强大的痞子传统。逻辑地讲，人类社会多数成员尽管并非以意义理想为职志的知识分子，却经由宗教与其他文化形态(包括意识形态权威)而程度不等地信守某些基本的精神观念。但总有某些化外之民，即游民(流氓)，游离于社会边缘而几无任何精神观念，是为痞子。
痞子是意识形态权威与知识分子教化无意识的抵制者，但当痞子成为一种文化、即不仅是一种自发的生活态度，而且变成自觉的观念形态挑衅时，其中必定已经渗入了俳优型知识分子的创造。痞子的意识与行为缺乏分化，不会像皮浪或魏晋名士那样自觉地标榜堕落，只有知识分子才可能“渴望堕落”。
显然，渴望堕落或自觉选择痞子化，与知识分子激烈消解旧意识形态权威密切相关。
然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消解旧权威的自觉程度不能过高估计。一个基本的现实背景在此重大地起着作用，那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消解旧权威是以空前汹涌的商品化大潮为主流方向的，商品化作为肯定性价值占据着理想的地位。痞子化也就成为世俗化的组成部分。这大大降低了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亦已远离了知识分子的职志。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以否定或消解形态出现的知识分子，但人们不难辨认出，无论是鼓吹肉欲的薄伽丘，或是非礼教的竹林七贤，或是杀佛祖毁经籍的南禅临济，在其否弃一切的背后，毫无逊色地恃有同守护理想价值的知识分子一样的激情信念；哪怕是以空无为旨，那也是用遮诠法道出了本体。这就是在消解权威中知识分子与痞子的根本区别：知识分子即使在最彻底的否定一切中也以知识分子的理想(“理念”！)为根据，从而使否弃、消解权威成为与守护理想合二而一的职志，而痞子则如动物一样：》无所有。因此，如今已成气候的文化虚无主义虽然尚能以其“主义”保持在文化层面上，但当它付诸实践时，文化虚无主义者当下便只是一痞子。
真正复杂而可忧的并非俳优文人(艺人)借助痞子文化消解没落权威，而是以商品经济时潮为正面理想尺度。商品经济同全部世俗活动一样，其自身不可能包含终极意义根据，它们只有经过知识分子的人文阐释，才可能纳入人道主义的方向而获得新的意义内涵。
痞子把统治型的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不作区分地一同嘲弄，这不足为道亦不足为惧，而在商品经济主导背景下，知识分子自身也把统治型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所阐释的真正崇高的人类理想一并摒弃，那才是最可悲的。
非理想主义的消解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消解。在今日中国，那些进而只是意识形态专家、退而只知一己发财私利的人，则从来不是知识分子。我关注的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会真的痞子化，却会世俗化，这意味着他们中许多人也将不再是知识分子。明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在数百年未曾间断的社会民族患难中献身于救亡自立，不断转化为世俗社会的中坚骨干，几乎不可能建设意义本体，而今日自发性极强的商品经济大潮又席卷文化教育领域、使坚守阵地的知识分子所剩无几……在这样的形势下沉思与交谈知识分子职志又有多少意义呢？
为了回答今日中国知识界的悲观疑惑，有必要重提本文开始关于后意识形态这一时代开端：在意识形态强制性塑造的知识分子观念与强制性意识形态一齐被消解掉的同时，社会必然会空前突出地询问真正的知识分子涵义；今天尚在相互颉颃的“守护”与“消解”，分别澄清并实践着知识分子的双重职志，它们已经进入了生成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历史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