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中国鼠婚故事有两大类型：民俗型和招婚型。从笔者所掌握的200多个鼠婚例子来看，民俗型约占85%，招婚型约占15%。招婚型故事主要在当代流传，古代传统的鼠婚故事、清代的年画、出自农村的鼠婚民间艺术品，都属于民俗型，没有见到招婚这一故事素。
我国前辈学者和外国学者对鼠婚故事有过许多研究。他们根据招婚故事得出中国鼠嫁女故事来源于印度的结论，影响甚广，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十多年前，笔者受他们的启发和影响，开始搜集各种类型和形态的鼠婚作品，经过仔细的分析与比较，却得出了与他们不完全相同的结论。
我们先从印度和中国招婚故事的比较入手，对中国鼠婚故事的类型进行考察，看看中国的招婚故事中哪些来源于印度，哪些不是；从而探讨中国招婚型故事的派生性质，并进一步证明，民俗型才是中国鼠婚故事的原型模式。
（一）中国鼠婚故事中的招婚故事素及其独特的循环式叙事结构来源于印度
关于中国鼠婚故事与印度的关系，前辈学者季羡林、钟敬文，日本学者野村纯一，当代学者刘守华，都有过论述，一致认为来源于印度。季先生指出，印度梵文故事集《故事海》和《五卷书》（其最早形式是《说薮》）中，都可以找到老鼠招亲的记载。这里我们以季译《五卷书》第三卷第十三个故事为例。其主要情节如下：
（1）一苦行者把鹰嘴掉下的小鼠捡回，用神力使之变为女孩；
（2）鼠女长到十二岁，父亲要把她许配给一个知识、财产、相貌、年龄和门第都相当的强者；
（3）找了太阳、云彩、风、山，最后找到了强者鼠；
（4）苦行者又用神力把女变回鼠，使之与雄鼠成亲；
（5）结尾有诗云：“有那么一只小小的老鼠，不愿意做太阳、雨、风和山；它又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跳出自己的族类，实在很难。”
季羡林在介绍《故事海》中的鼠婚故事异文时，说鼠的招婚对象有太阳、云、风、喜马拉雅山，最后决定嫁给林鼠。可以看出，我国当代流传的招婚型鼠婚故事，尤其是复合二式――老人从鹰爪下救鼠，为鼠招婚，寓言式的结尾，包括喜马拉雅山，山鼠（林鼠）等形象，明显受到印度寓言的影响。所以说，招婚这一未见于古代典籍和民间流传的故事素来源于印度，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印度鼠招婚故事所特有的循环式的圆形叙事结构，同样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早在20世纪40年代，季羡林就正确地指出：“我不知道专家们怎样称呼这个类型，我想替它起一个名字，叫做‘循环式’。这类故事的起源当然也很早。”他举了印度的《故事海》、《五卷书》和中国明代刘元卿的《猫号》为例，说明它们是同一类型的故事：
在明代也有印度故事整个地搬到中国来的。我只举一个例子。明刘元卿《应谐录》里面记载了一篇短的寓言，说一家人有一只猫，起个名字叫“虎猫”。有人建议说，虎不如龙，不如叫“龙猫”。又有人建议叫“云猫”，叫“风猫”，叫“墙猫”，最终叫成“鼠猫”。这样一个故事在世界各处都可以找到；但是大家都公认，它的故乡是印度。在梵文故事集《故事海》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五卷书》里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它从印度出发，几乎走遍了全世界。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也留下了它的足迹。
季先生又说：“这两个寓言同中国……的‘猫名’寓言……都属于同一个类型……暗示出中国的‘猫名’寓言和印度的‘老鼠结婚’寓言的关系。”我以为这一同类型指的是中国的“猫号”故事与印度的鼠婚寓言，都属于“循环式”类型，都具有循环的叙述结构特点。但并不是说，循环式类型就等于鼠婚类型；也不能认为中国的《猫号》属于鼠婚类型，因为从内容来看，《猫号》讲的是给猫起名，与鼠婚没有关系，既没有鼠，也没有婚娶，不具备鼠婚故事的基本的、必备的两个故事素，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由于文化的传播，也由于季羡林、钟敬文等一批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专家学者的努力，印度的鼠招婚型故事及其独特的循环式圆形叙事结构传入我国，使我国传统的鼠婚故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招婚型故事类型，从而使故事的情节更显丰富多彩。圆形叙事结构模式的引进，使故事一环紧扣一环，更加引人入胜，使原来偏重于民俗色彩的鼠婚故事，更具情节性、文学性和艺术风采。我国的民间艺术家对招婚型故事更是情有独钟。王树村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介绍招婚故事，于平、任凭运用招婚题材创作的作品，连年获奖，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喜爱。外来文化给中国的民间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鼠招婚故事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二）印度与中国鼠招婚故事的比较
指出鼠招婚这一故事素及其独特的循环叙事结构来源于印度，并不能认为，中国的鼠招婚型故事，就其类型的整体来说，来源于印度。如果我们把印度与中国的招婚故事作一些比较，便可以看出，在情节内容、思想风格、功能作用等许多方面，二者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其一，印度的鼠招婚故事充满了宗教色彩和门第观念。其出场角色是苦行者、仙人、隐士；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圣洁的恒河；要为鼠女招婚的原因，是鼠女已长到十二岁，“一个女孩子在父亲的房子里，没有结婚而见到了月信，她就被看做是下贱的女子”；对招婚对象的要求也很严格：“两个人的门第相当，两个人的财富相等”，知识、财产、相貌、年龄也不能忽视。中国的鼠招婚故事却是世俗的，非宗教的，尽管故事中也引进了有法术的老人、仙人等角色，但这些角色只是为鼠女的变形作铺垫，是神怪故事中常见的，并不带有宗教色彩；鼠女长大，或者长大后不愿侍候老人，要找个有权有势的强者作丈夫出嫁，这种观念也是世俗的、中国式的。
其二，印度的鼠招婚故事是寓言，其功能在于给人以道德训诫，它所采用的循环式圆形叙事结构是为其寓言式的训诫目的服务的，故事的结尾“它又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跳出自己的族类，实在很难”云云，使这种训诫意义得以加强。正如季羡林所指出的，这个寓言的道德教训是“一个人不应失掉了‘本真’”。
中国鼠招婚故事的循环叙事结构，的确起到了丰富情节的作用，寓言式的训诫意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鼠事，反映的却是人类的世间相；但并非像印度故事那样成为唯一的功能，因为中国的招婚故事另有其更重要的民俗功能。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循环”，按理说应该是“如环无端”，因此，我们称印度鼠招婚故事的循环叙事结构为圆形结构，也就是说，鼠向自然界诸公招婚，最后回归于鼠，这样才能达到不失本真的道德训诫目的。而我国的鼠招婚作品中，有两种叙事方式（结构）却不是圆形的，用鲁迅的话说，就像“‘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须更改，但其实是应该称为‘连续图画’的，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讫的画本”。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不完全的循环叙事方式。这种叙事结构在我国的儿歌和故事中并不少见，下面举两首台湾歌谣为例。一是1923年《歌谣》周刊刊登的《一只鸟》：“一只鸟仔，要嫁。嫁哪位？嫁树尾。树尾无火烟，嫁烟鹑……树榴要结子，嫁老鼠。老鼠要挖孔，嫁与钓鱼翁……”接着，这只鸟仔又要嫁给酒桶、扫帚、司公、乳、蛋……老鼠只是鸟仔要嫁的一个对象，是循环中的一环。另一则20世纪90年代在台中沙鹿镇搜集的有嫁鼠情节的歌谣《知了》，采用的也是不完全的循环叙事方式。歌中唱道：“知了知了，哭要嫁。嫁到哪里，嫁树上。树上没胭脂，嫁水鱼。水鱼水底游，嫁石榴。石榴要结子，嫁老鼠。老鼠要打洞，嫁渔翁鸟……”这类歌谣循环咏唱是为了教儿童讲话、引起儿童的兴味，毫无训诫意义可言。
第二种，非圆形循环叙事方式，即循环招婚至鼠不是终点，其招婚对象延伸至猫。中国的鼠招婚故事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有猫出场，猫是作为鼠招婚的被招女婿的身份出现的。猫的出现，破坏了印度式的招鼠为婿的圆形叙事方式，带有中国鼠招婚故事所独有的民俗色彩和以禳鼠为目的的民俗功能。可以看出，中国的鼠招婚结构既采用圆形的循环叙事方式，也采用不完全的循环叙事方式，和非圆形的循环叙事方式；后两种叙事方式是中国式的，与印度的叙事方式有相当大的差异。
其三，从故事的情节内容来看，鼠招婚便是印度故事的全部；而对于中国故事来说，招婚只是在民俗型的鼠婚故事的基础上外加的一个故事素，其基本情节仍然是民俗型的（如鼠择日婚嫁、交代鼠婚由来、渲染鼠婚场面、猫捕鼠等），说明招婚故事只是民俗型鼠婚故事的一种派生类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