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总是有胡子的
“小阿倌，给我到新房子里去拾点发火柴来！”李家大妈递给我一只小篮子。我欣然应命，接过小篮子，踮着一双小脚，噔噔噔噔地出后门，穿过梅纱弄，往正在建造的新房子里去拾刨花了。——这是我关于缘缘堂最早的记忆。那一年，我虚龄5岁。以前的事，就依稀仿佛了。
所谓“新房子”，指的是“缘缘堂”。
1932年末缘缘堂开始施工时，爸爸虚龄35岁。爸爸出生于1898年农历九月廿六日，公历11月9日。在造缘缘堂以前，爸爸带着一大家子东迁西搬，用开明书店送的一支红色派克钢笔，写出了二十多本书。1932年，他总算在养家糊口之余，攒够了为自家筑一个安乐窝的钱。1933年春，缘缘堂落成。
爸爸的老师和皈依师——李叔同弘一大师，在1926年时就为爸爸的住处取好了“缘缘堂”的名称，是弘一大师在上海立达学园永义里丰家宿舍里释迦牟尼像前叫爸爸拿了两次阄所得的结果。可那个“缘缘堂”指的是永义里的宿舍。后来“缘缘堂”这名称一直随着爸爸的搬迁而转移。直到六年后，爸爸方始在自己的故乡浙江省石门镇有了自建的这个缘缘堂。（石门镇当时属于崇德县，现在属于桐乡市。）
那时的爸爸，已经长着胡子。不仅嘴唇上有髭，下巴也留着长长的胡须。他在心情悠闲时，常用手捋捋胡须，好像在自我欣赏。我从未见过没胡须的爸爸。所以，后来我看到爸爸没长胡须时的照片，总以为那是我叔叔。其实，我虽然有两个叔叔，却都夭折了。
听说爸爸的胡须是在我祖母去世后开始留的。按当时习惯，服丧期间不可理发。爸爸从此就开始蓄须，那是1930年的事。如果现在我看到一个33岁的人蓄须，一定会感到这人老气横秋。可是爸爸留胡须，丝毫没有留给我这种感觉，反而觉得他潇洒得很。
祖母死后，按当时习惯，在开吊、出丧期间，作为唯一一个“孝子”的爸爸必须穿麻衣，还要在麻冠前面挂两个棉花球，表示悲伤得要塞住双眼，什么都不想看了；两侧挂两个棉花球，表示悲伤得要塞住双耳，什么都不想听了。实际上这都是形式主义，哪有人真的塞起来的！这种丧服引起爸爸的反感，他坚决不穿。族中的长辈表示一定要穿，才算孝顺。爸爸为了彻底反抗，把别人为他准备好的麻冠麻衣裁成了数片。族中人拗不过他，只得让他和大家一样，只穿一件白衣服了事。
家里分两派
我长大后，一直在爸爸身边。人家都以为我小时候也一样。其实不然。爸爸经常带我姐姐哥哥到杭州去；我和二哥留在家里与妈妈一起生活。所以我小时候接触爸爸的时间较少。爸爸带兄姐们去杭州是为了让他们上中学；我和二哥当时还在念小学，留在镇上就行。
每逢寒暑假他们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长着胡须、戴着墨镜、手持“斯的克”（手杖）的爸爸，并无亲热之感。虽然爸爸和姐姐哥哥们有说有笑，但在我看来，爸爸永远是严肃的，而且，爸爸是属于姐姐哥哥他们的。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可能或多或少体会过这种滋味。爸爸在物质上对我们没有偏爱，但在父爱上就很难说他公平了。
据说1929年农历三月廿七日妈妈生我时，肚子疼了两天。大概因为我生出来时大头大脑，所以困难。妈妈看见我五官太大，就说：“啊也，难看得来！”当时对我不屑一顾。
照例请外公起名。外公也觉得孩子生得太多了，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一宁”，意思是“得一以宁”叫爸妈他们生了这一个不可再生，免得烦恼。你们想，我在家里怎么可能受到重视呢。不过，妈妈总是妈妈，她还是分给我母爱。即使在添了弟弟以后，她给我的母爱，也仍然是很平等的。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兄姐们都离开父母以后，妈妈分给我的爱就越来越多了。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妈妈，直到她的最后。
爸爸和妈妈在我们家里好像是两派。三个姐姐和大哥（老四）是爸爸一派的；我和二哥是妈妈一派的。之所以形成两派的局面，前面说过，主要是因为我和二哥一直留在妈妈身边读小学，而别的兄姐跟着爸爸去杭州读中学。但是两派的头头很团结，妈妈绝对服从爸爸。
李家大妈
我们的妈妈从来没有奶水，我们几个孩子不是请奶妈来家，就是“奶出去”。我的兄姐们大都把奶妈请进来，只有我这个多余的人是奶出去的，奶给一个叫陈家娘娘的人。她把我带回家，养到一周岁差两个多月的某一天，她抱着我从她乡下六塔村来到镇上，刚跨进我家（老屋惇德堂）的门，里边全家放声大哭，原来正逢久病的祖母断气。陈家娘娘连忙跪下，代襁褓中的我送终。据说这对她是不吉利的。后来陈家娘娘的腿瘸了，人们就归咎于这一次碰到了“晦气”的事。我长大后，一直和陈家娘娘保持联系。陈家娘娘死后，甚至我的奶兄弟死后，我还和陈家娘娘的媳妇保持联系。
我不吃奶以后，陈家娘娘就把我送回家。这时候我家有一个女工叫李家大妈，据说是我祖母的陪嫁丫头。妈妈就把我交给李家大妈管，一直管到1937年我家逃难的那年，那时我虚龄9岁。
当时在我看来，李家大妈比妈妈还亲，比爸爸更亲。我和她睡在一起。冬天她给我暖被窝；夏天她给我扇扇子，唱眠儿歌。唱到她打瞌睡，停下扇子不再唱歌时，我总是叫醒她：“扇呀！唱呀！”现在想起来有点残酷。她一天家务做下来，一定很疲劳，我却只顾自己舒服。
刚搬进缘缘堂的那年，我实足才4岁。据爸爸在《标题音乐》一文中说，那一年我和李家大妈之间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我问李家大妈雨是从哪里落下来的，她说是“天上菩萨”落下来的。我又问她是否天上菩萨面盆里倒出来的，她说“对的”，还夸我聪明。可是当我问她面盆在哪里时，她却责备我不该要面盆来玩水，说弄湿了衣服姆妈要骂的。由于她误解了我，我委屈得号啕大哭。爸爸那时正在楼下西间的书房里，我和李家大妈对话的全部内容他都听见，爸爸理解我哭的意义，他从我的哭声中悟到了：这就是“标题音乐”。
关于这段对话，我自己不记得了。我小时候是不受人注意的，爸爸在文章里提到我姐姐哥哥不止一次，而写我小时候的只有这一篇。虽然只有这一篇，却是专门写我的，我感到不胜荣幸。这篇文章于同年（1933）8月1日发表在《文学》月刊上。
我对李家大妈的感情甚至到了护短的程度。记得有一次她坐在扶梯间里做针线，看见桌上放着我二姐玩儿用的一盒珠子，五颜六色的，实在好看，她便偷了几颗放到旁边的针线盒里，偏偏被二姐从楼上望下来看见了。二姐没有骂她，只是趁她不在时，悄悄地把珠子放回了自己的盒子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竟袒护李家大妈，趁二姐不见，又把珠子送回到李家大妈的针线盒里。现在回想起来真好笑，这不是助长她偷东西吗！
说起偷东西，还有一件可笑的事。管我大姐的那个保姆有一次偷了东西，被妈妈发现。妈妈是个善良不过的主母。她悄悄地把东西拿了回来，没有追究她。谁知那保姆发现后，反而埋怨妈妈说：
“我拿了来，你又拿了去！”
她是绍兴人，是用绍兴口音说的，把“拿”说成“duo”（夺）的音，所以更显得可笑。妈妈对此竟无可奈何，只是作为笑料讲给我们听。偷东西当然是不好的行为。不过当时的保姆不像现在报上看到的某些保姆那样丧心病狂。她们只是拿一点生活用品。她们心里可能会想：“你们家有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多东西。我家却一无所有。天道不公平！”
于是看见了自己合用的东西，就拿了一点。就这么一点，你还舍不得，要拿回去！我对这个保姆倒同情起来了。
对李家大妈，则更加偏袒。她对我那么好，把我当成自己的孙辈。她家里可能没有孩子。不，她可能没结过婚，或者死了丈夫。不然的话，祖母的陪嫁丫头，后来总要把她嫁出去，怎么还在我们家做呢。她拿几颗珠子，说不定想作为将来陪葬用呢。有一点亮晶晶的陪葬品，见了阎王，下辈子投胎时会投到好一点的人家。我那时太小，不懂得跟她聊聊，关心一下她的情况。我光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眷恋着她。我多么自私！
接待寺
我虚龄5岁时就被送进小学一年级。石门镇上有一所初级小学，设在一座叫接待寺（为接待南宋皇家的人而造）的庙宇楼上。我们每天经过菩萨面前上楼去念书。楼上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放着四排课桌椅，由里向外：第一排，一年级；第二排，二年级；第三排，三年级；第四排，四年级。只有一个校长兼老师，叫丰铭，字云滨，排行第五，是我们的族亲，所以我们叫他五爹爹。五爹爹的祖父和我祖父的祖父是亲兄弟。在爸爸的随笔中，有一篇以“五爹爹”为题，专门写他的身世。
现在回想起来，五爹爹的本事真大；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部由他一人教。他教一个年级时，另外三个年级就没事，可以随便哇啦哇啦乱吵乱叫，真亏了五爹爹！
五爹爹自己的孙女丰明珍比我小一岁，也在这学校里念书，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到放学的时候，大家必须端坐在自己位置上，谁乖，就让谁先回家。女生总是乖一点。而在女生中，我和明珍总是最先被点名回家。这里就难免有五爹爹的私心了。明珍是他家的人；而我呢，祖父丰鐄是举人老爷，我父亲是石门唯一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何况在那时已经出名，他认为当然应该照顾我。
“一吟！明珍！”一声令下，我和明珍马上背了书包高高兴兴地回家。这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我们称明珍为“ɑo明”。这个ɑo念上声，意思是“小”。在石门话里“咬”的读音就是“ɑo”。所以爸爸后来写信给我弟媳“ɑo毛”（她的乳名，就是“小毛头”的意思）时，称她为“咬毛”。“文革”中为了忌讳，改成了“好毛”或“好猫”。读者如果去我们家乡石门镇，到处都可听见“ɑo”什么、“ɑo”什么地呼唤人。
说起五爹爹，我的名字还是他改的呢。我出生后，外公为我取的名字原是“一宁”；但我进了小学，五爹爹在写我的名字时把一宁错写成了一吟（石门话“宁”“吟”同音），从此我就成了丰一吟。人家都说我的名字风雅，还以为是我爸爸取的，其实不是。五爹爹之所以误写为吟，大概他以为丰家是诗书礼仪之家，名字应该也是这么风雅的吧。
我虽然拥有了这么风雅的一个名字，却是一个爱睡懒觉的糊涂虫。记得有一天我很迟才起身，妈妈忙着家务，顾不得我。我胡乱喝了几口粥，背了书包就去上学。走完下西弄，向左拐到寺弄口，接待寺的大门就在眼前了。谁知门口拥出一大批同学来。
“今天怎么了？你们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我问。
“你到哪里去？你去做什么？”他们反过来问我。
“上学呀！”
“哈哈哈……！”同学们大笑起来。“都放饭学了，你睡昏了，还以为是早晨！哈哈哈……快调头回家去吃中饭吧！哈哈哈……”
我脸红了，只好怏怏地转回家去。
回到家里，妈妈竟然什么也没有发觉。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自生自长。
在接待寺期间，我曾随父母去杭州，住在皇亲巷6号。爸爸让我插班进了宝极观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后来又回到接待寺来读。（直到读完“初小”，也就是读完四年级。）我自认为是省城读过书的，有点骄傲。回到接待寺小学里，看见同学们的课本，拿起来就高声朗读，以显示我的才能。谁知偏偏念错了字，引起哄堂大笑。
后来接待寺小学里请来了一位新教师，名叫丰桂，又名丰蓉赓，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姐。我叫她蓉哥哥（当时通行女的也按男的称呼）。后来我们从事“丰研”工作时靠众亲友的回忆设计了一张家谱图（请表兄马传先绘成），才知道我祖父的祖父和蓉哥哥祖父的祖父是亲兄弟。所以蓉哥哥是我的堂姐，又是我的老师。
在接待寺小学的那几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和同学们趴在窗外的瓦片上看远处广场戏台上的京剧（那时称“平剧”，因为当时京城在南京）或杂技歌舞表演，那才有劲！
记得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表演歌舞的班子。有一个节目是一排姑娘裸着大腿跳舞。一排人的大腿一起往前踢起来，忽左忽右，望过去只见一排排肉腿晃动，煞是好看。五爹爹竟看呆了。过后他对蓉哥哥说：
“你能把台上那种表演教给学生吗？”
蓉哥哥笑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当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具体读些什么，我记不起来。只记得爸爸曾说：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学，听见里面朗朗读书声，孩子们正在众口一词地高声朗读：“我每天大便一次！我每天大便一次！……”语文里还夹着生理卫生的内容，真有趣。料想我当时读的也有这类内容吧！
我还记得一个情节。有一回，我和男同学们一起在接待寺前的广场上看戏。有一个男同学不小心把旁边一个不认识的男孩推了一下，那男孩倒在石板上，头部大出血。我们都跟着肇事人慌张逃往自己学校楼下。肇事人叫其他的男同学们不要出卖他，他们都答应，他又指指我，我竟也答应了，而且自以为做了一件很讲“义气”的事。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傻！
十二年住十三处
我家搬进缘缘堂以前的情况，我都是事后了解的。
以造缘缘堂为界限，家中经济情况才开始好转。爸爸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的毕业生。他在那学校里受到李叔同（1918年出家为僧，即弘一法师）和夏丏尊两位老师的教育，提高了自己的美术、音乐和文学的修养，也向两位老师学会了日文。
爸爸1919年在浙一师念书尚未毕业时，于“花朝”日（农历二月十二日）奉母命回乡与崇德县城的望族徐芮荪家的长女徐力民结婚。1919年从浙一师毕业后，起初到吴梦非、刘质平两位高班同学创办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美术，同时在东亚体育学校兼职。因为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爸爸依靠亲友的馈赠和借贷，于1921年早春去日本游学了十个月，把自己的头脑像装罐头食物那样装满了种种知识，并学了种种外语。两千块钱用完了，只得回来。爸爸去日本前，1920年妈妈已生下我大姐丰陈宝。次年又生下我二姐丰林先。所以爸爸回国后，负担已加重。他仍然在上海专科师范任教。估计这时他住的还是师范学校的宿舍。同时，爸爸又在上海郊区吴淞中国公学兼课，同事有舒新城（该校主任）、沈仲九、孙俍工、陈兼善、匡互生、周为群、陶载良、常乃德、张作人、朱光潜、朱自清等诸先生。还有学生吴朗西、陈瑜清等。
日本回来后的12年间，为了维持越来越庞大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爸爸到处教美术音乐，有时住宿舍，有时住租屋，有时回故乡住。我统计一下，共有13处之多。
1922年，他把家人接出来，住在三在里114弄的租屋里。据说三在里以前叫静修路，今蓬莱路。
1922年秋至1925年初，爸爸应夏丏尊先生之邀，在经子渊先生当校长的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任教，住在自建的“小杨柳屋”里。这段时期很值得纪念。爸爸成为漫画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日本买到了竹久梦二的画册，对他的画风很感兴趣。加上受陈师曾等画家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他在春晖中学认识了不少同事和外来演讲、考察的人，除了中国公学的老友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先生外，还有刘薰宇、刘叔琴、王任叔（巴人）、张同光、何香凝、蔡元培、黄炎培、张闻天、胡愈之、郭沫若、叶圣陶、陈望道、刘大白、杨元华、俞平伯、吴觉农、蒋梦麟、于右任、吴稚晖等诸先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至交。1924年妈妈在小杨柳屋生下了我大哥丰华瞻。
1924—1925年的冬天，以匡互生先生为首的春晖不少教师（包括我爸爸），因不满意后来校方的教育主张，陆续离开春晖，到上海创办了自己理想中的立达中学。爸爸以七百余元卖去了白马湖畔自建的小杨柳屋，以充实办校经费。据爸爸回忆，那时他白天仍在上海南端的小西门黄家阕路上海专科师范工作，晚上赶到北端的虹口租屋里和大家一起做立达中学的筹备工作，深夜再赶回专科师范去住宿。
立达中学筹备完成时，专科师范已搬迁，就利用了专科师范的原校址开学。1925年夏，立达在上海北郊江湾自建校舍，改名为立达学园。从那时起，爸爸就率家属住进了立达学园附近的租屋。先后住过同安里、安乐里、乐盛里。到1926年4月5日，才得迁入立达自建的校舍永义里。
爸爸在立达的同仁，除了夏丏尊老师、匡互生、朱光潜、刘薰宇、陶载良、陈望道诸先生外，还有方光涛、陶元庆、夏衍、许杰、夏承法、裘梦痕、丁衍庸以及在日本就认识的黄涵秋先生等等。
由于爸爸1924所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画使上海《文学周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着了迷，后来《文学周报》为他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爸爸最早的一本画册。
1925年3月，爸爸的第一本译作《苦闷的象征》问世；1925年12月，出版了最早的音乐理论书《音乐的常识》；1928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美术理论书《西洋美术史》；1931年1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就这样，一个文艺全才渐渐地脱颖而出。
1930年我祖母去世后，我家曾迁居嘉兴，住在杨柳湾金明寺弄4号。关于这一段时期，我将在后面另设一节补叙。爸爸虽住嘉兴，也常去上海立达学园。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役中，立达学园校舍被毁，必须修缮。到秋天才能复课。那段时期，爸爸可能回石门了。石门的老屋惇德堂一直为她的游子张开亲切的怀抱。不过这时已多了另一处更好的安身地——平屋。
平屋在老屋后面，隔一条煤沙弄。平屋的那块土地，据说是我祖母手里买下的。这块地上原有三开间坍圮的平屋，不能住人。据我妈妈回忆，1919年她嫁到惇德堂来，办喜酒时有两张八仙桌放不下，就放到平屋里去。后来，1925年以后，爸爸把平屋加以修缮，就开始住人了。应该说，爸爸第一次有自家的住屋不是缘缘堂，而是平屋；不过那是祖业，不全是他自己的。
不知为什么，可能是爸爸要去商量立达复校的校务吧，1932年的夏天，我家又到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永康路）雷米坊暂住。法租界的租金当然很贵，我们只租了一所洋房的三楼，住了一两个月就退租了。
爸爸以前在上海搬来搬去时，我还没出生或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但在雷米坊时，我却留下一个回忆：那时我老是坐在楼梯转角处旋铜板。爸爸客人很多，客人经过楼梯转角处，总是俯身说一句：“一吟，你又在旋铜板了？”那时我们能有什么玩具呢！一枚铜板就可以玩很久了。
离开雷米坊后，爸爸把家人送回石门，自己先住到重建的永义里校舍中（后来家人也去住过）。
在这12年内，爸爸除了专科师范、春晖、立达以外，还在别的地方供职：上海城东女学，前述的上海中国公学，还有宁波的第四中学和育德小学，上海大学、上海的澄衷中学、复旦实验中学、复旦大学、开明书店，松江女子中学等等。
在开明书店，除了叶圣陶、方光涛、钱君匋是熟人以外，又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徐调孚、贾祖璋、顾均正、傅彬然、卢芷芬、周振甫、宋云彬、王伯祥、顾惠民、赵景深、唐锡光、宋易、金仲华、范寿康、范洗人、张沛霖、索非、章克标、章锡舟、周予同、成天昌、王统照、钟达轩、丁晓先、郭绍虞、胡伯垦、王知伊、朱达君、莫志恒等等，还有当过开明董事长的邵力子。
以上我几次都列举了爸爸的同事、朋友的姓名，其中有的人在我今天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模样就活龙活现地出现在我眼前。
12年内住了13处，爸爸的辛劳可想而知。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东奔西走。但爸爸总希望有一个较理想而又稳定的住处安置家人，让自己在奔走辛劳之余也好有一个避风港。
六年“华屋”
1933年春，新屋缘缘堂落成了。
关于缘缘堂落成的年代，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1938年作）中说“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但在1937年9月1日爸爸为天津钟怀柔先生写的自传中，却有这样的话：
“三十五岁，即一九三二年秋，缘缘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乡，居之至今。”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记载的缘缘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我觉得爸爸写文犹如作漫画（而不是作工笔画），有时只记一个大概。这种情况我发现过不少。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为1932年秋开始建堂，1933年春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缘缘堂的期间我们住到哪里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这才有李家大妈叫我到新屋去拾发火柴的情节。
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据说是用原来的平屋拆下来的材料建成的。平屋虽已被拆，也得交代一下情况。
爸爸对孩子有特殊的感情，修缮平屋时处处为孩子着想。据说平屋边的空地上有滑梯，有跷跷板，有沙坑，有跳高用的架子，可升降的。平屋的院内有竹子，有大树。那时在没有绿地的小镇上，私人住宅里置备这些设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亲友们的孩子都来玩，把它当作公园。
平屋的格式，有点像后来新建的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我二哥丰元草是1927年平屋时期出生的。
爸爸造缘缘堂的动机，还是在我祖母钟云芳（1864—1930）去世以前。爸爸虽有过两个弟弟，却相继夭折（我们都没见过）。解决住房的责任自然落到独子身上。何况爸爸那嫁在县城崇德（今崇福）的姑母丰黹红和嫁在湖州练市的二姐丰幼，常回家省亲，窄小的老屋如何容得下。那时爸爸开始有点积蓄了，便答应祖母造新房子。爸爸在《辞缘缘堂》一文（1939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三十岁上送妻子回家奉母。老屋哺育了我们三代，伴了我的母亲数十年，这时候衰颓得很，门坍壁裂，渐渐表示无力再荫庇我们这许多人了。幸而我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每年多少有几叠钞票交送母亲。造屋这念头，有一天偷偷地从母亲心底里浮起来。邻家正在请木匠修窗，母亲借了他的六尺杆，同我两人到后面的空地里去测量一会，计议一会。回来的时候低声关照我：“切勿对别人讲！”那时我血气方刚，率然地对母亲说：“我们决计造！钱我有准备！”就把收入的预算历历数给她听。这是年轻人的作风，事业的失败往往由此；事业的速成也往往由此。然而老年人脚踏实地，如何肯冒险呢？六尺杆还了木匠，造屋的念头依旧沉淀在母亲的心底里。它不再浮起来。直到两年之后，母亲把这念头交付了我们而长逝。又三年之后，它方才成形具体，而实现在地上，这便是缘缘堂。
新屋造好后，其实爸爸自己住在这屋内的日子并不多，他总是忙忙碌碌地奔走于沪杭和石门之间。不过他把缘缘堂作为永久居住的一个巢。从沪杭回来，可以尝到“童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情趣。所以他对缘缘堂要求很高，亲自设计，力求既美观又实用。他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说：
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为了这点，工事中我曾费数百元拆造过，全镇传为奇谈。）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所谓拆造，是这么一回事：那块地基是不规则形，南边比北边宽，建筑工人为了占尽地皮，把房子造成和地基一样，致使东面多了一块三角地。估计爸爸当时离开了石门几天，回来发现这一情况，哪里容得！东边的房间北窄南宽，如何摆放家具！这是艺术家绝对不能容许的。他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于是爸爸下命令：
“拆！拆了重造！”
据说工人们和看热闹的乡里们都惊呆了。砖墙都已砌好，甚至白粉也覆盖好了。窗框也已做上去，只是还没漆，还没配玻璃。
大家都劝爸爸：“算了！斜一点有什么关系？多占一点地皮还不好吗！”
可是爸爸很坚决。他说：
“不行！我不能传一幢歪房子给子孙！”
于是众人商量如何纠正。终于决定雇人来把框架抬一抬正，斜的砖墙则推倒重来。去茶馆店一号召，马上来了很多人。举人老爷的儿子艺术家丰子恺家造房子，本来就是一件轰动全镇的大事，谁都愿意帮忙，更何况每人可以得到两毛钱！
柱上捆了毛竹，众人肩上扛着毛竹，齐喊“一！二！三！”终于纠正过来了。一共浪费了数百元，却换来了正直的缘缘堂。据说爸爸还特地叫上学的儿女们早点从学校赶回来参观这一“壮举”。那是为了让他们受教育吧。
主宅所占的地成了一个标准的长方形，东边多余的三角地也并没有放弃。缘缘堂的大门是向东开的。在三角地较宽的南端，设对外的大门和通院子的二门，大门二门之间铺一条通道，两旁各种一棵重瓣桃。在1985年重建缘缘堂时，这里被误种了两株广玉兰，将错就错到如今，广玉兰长得很茂盛，也就容纳了它。
据我二姐回忆，缘缘堂“上梁”这一天，按当地习惯做了许多“上梁馒头”。为纪念长眠地下的我的祖母，爸爸书写“春晖”二字，亲手刻成图章，用红色盖在每一个馒头上，抛掷给前来看热闹的人们。
缘缘堂落成后，我们一家迁入时别提有多高兴！据说我们的姑婆和二姑妈也带了孩童仆从前来助兴，新屋里有专门留给她们的房间，新迁入时她们当然要来热闹一番。爸爸不仅姐弟情深，还想到了他姑妈，这是多么可贵的感情啊！
爸爸确实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在《辞缘缘堂》一文中，爸爸对破烂不堪的老屋也念念不忘。他说：
这是我父祖三代以来歌哭生聚的地方。直到民国二十二年缘缘堂成，我们才离开这老屋的怀抱。所以它给我的荫庇与印象，比缘缘堂深厚得多。虽然其高只及缘缘堂之半，其大不过缘缘堂的五分之一，其陋甚于缘缘堂的柴间，但在灰烬（吟按：指抗战时被焚毁）之后，我对它的悼惜比缘缘堂更深。因为这好比是老树的根，缘缘堂好比是树上的枝叶。枝叶虽然比根庞大而美观，却是从这根上生出来的。
爸爸不仅怀念我祖母，还对我祖父感到负疚。我祖父在老屋里住的是最好的“地板间”。爸爸描述说：
这地板间的窗前是一个小天井，天井里养着乌龟，我们喊它为“臭天井”。臭天井的旁边便是灶间。饭脚水常从灶间里飞出来，哺养臭天井里的乌龟。因此烟气、腥气、臭气，地板间里时有所闻。然而这是老屋里最精华的一处地方了。父亲在室时，我们小孩子是不敢轻易走进去的。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就丁艰（吟按：即丧母后守孝）。丁艰后科举就废。他的性情又廉洁而好静，一直闲居在老屋中。四十二岁上患肺病而命终在这地板间里。我九岁上便是这老屋里的一个孤儿了。缘缘堂落成后，我常常想：倘得像缘缘堂的柴间或磨子间那样的一个房间来供养我的父亲，也许他不致中年病肺而早逝。然而我不能供养他！每念及此，便觉缘缘堂的建造毫无意义，人生也毫无意义！
为了表示对老屋的怀念和感激，在新屋进二门面向院子的门楣上，爸爸不雕“克昌厥后”、“子孙益昌”等封建俗气的内容，而是按自己书写的手迹叫工人用凸出的字形刻了“欣及旧栖”四字。表示有了新屋不忘旧屋，欣喜之情及于老屋。缘缘堂主人的情怀毕竟与众不同。
缘缘堂主楼是三开间两层楼。每间又隔为前大后小的两间。楼上设有“两代姑母房”，专门用来接待归宁省亲的我姑婆和二姑妈。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三姑妈丰满，除了为她母女准备一间居室外，还有专设的佛堂。主楼前后各有一个院子。前院是水泥地，花坛内种有爸爸喜欢的芭蕉和樱桃。他经常吟诵宋朝词人蒋捷《一剪梅》中的句子：“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所以特地种上这两样植物。芭蕉倒长得很好；樱桃却枯死了。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看见樱桃树上结满了樱桃。
“咦！我上学去时还没长呢？”我十分惊讶。
爸爸笑起来，把一串串的樱桃摘下来叫大家吃。我这才知道是爸爸买来樱桃挂上去的。
后院比前院略扁，是泥地。葡萄棚下设有一架秋千，给孩子们带来莫大的喜悦。
再后面就是以平屋拆造过来的建材造成的三间平房，供厨房间、磨子间、储藏室、工人居室等用途。东边的厨房间有一条走廊与主屋相通。三间平房后面偏西有一块扁长的地，也算是一个小天井吧。这小天井北端对外开了一道门，是缘缘堂的后门。西端搭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后门口的路叫做“大井头”。我们后来到“西竺庵”的学校读高小（即五六年级）时都是走这后门的。
缘缘堂外围有一堵高墙，当地称为“包墙”的。爸爸平时虽然喜欢和乡亲们接触，但在自己家里，却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天地，不受外界干扰。
在给缘缘堂配置家具的事上，爸爸的见解也与众不同。人们一般都是以价值来判断家具的好否，爸爸却是以美观实用为准则。他亲自设计了，让木工特制。因此，家具与房屋很相配，都是中国风的，实用而又美观。爸爸上海的友人为祝贺他建造新屋，要买一个木雕的捧茶盘的黑人送他，叫他放在椅子旁边。爸爸婉言谢绝了。是啊，有的人以有人伺候为乐，而爸爸画了那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漫画，会喜欢有一个人（哪怕是假的）终日捧着盘侍立在他身边吗！况且还是一个黑人，种族歧视！爸爸立志把缘缘堂及其内部设计成灵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
1985年重建的缘缘堂，是按照原样造的。造好至今已二十多年。我回乡时总要去缘缘堂看看。虽然1933年初建至今已七十多年，但我并不觉得这式样陈腐。如果现在我能再住缘缘堂，还是会觉得很舒畅的。可想而知，七十多年前我们搬进缘缘堂，该有多高兴啊！
除了家具以外，爸爸对壁面的布置也做了精心安排。
楼下客堂中间的壁上挂上堂名。“缘缘堂”的堂名，是1926年弘一大师到江湾立达宿舍永义里来时给爸爸取的。在楼下大风琴旁释迦牟尼画像下的供桌上，弘一大师叫他在好几张小方纸上各写上一个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供桌上。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于是寓所就命名为“缘缘堂”。
次年（1927），爸爸在30虚岁生日那天（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和我三姑妈丰满一起皈依了弘一大师，成为佛门弟子。
就在那一天，爸爸在弘一大师的指导下刻了一枚释迦趺坐莲台的印章，边款是：“丁卯九月二十六日于三宝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竟，敬为弘一法师造此佛像佛弟子丰婴行时年三十岁”。婴行是弘一大师那天为我爸爸取的法名。爸爸还为姑妈刻了一枚图章，刻弘一大师为她取的法名“梦忍”二字。边款文字为：“丁卯九月廿六日在三宝前发菩提心竟为梦忍姊刻印婴行时年三十”。
且说，弘一大师在堂名决定后，就写了一纸横幅，爸爸把它装裱起来，以后这堂名就随着主人东迁西迁，直到1933年才有了这新屋。
如今新屋厅堂大了，就另请马一浮先生题了匾额。所以我看到的已是马先生的题字。
匾额下面挂的是吴昌硕的《红梅图》。两旁挂两副对联：弘一大师书写的和爸爸自己书写的。厅的两壁挂弘一大师书写的《大智度论·十喻赞》。书房里也挂了弘一大师写的法华经普门品集句的对联。
爸爸不仅把自己的住宅安排得美观大方，他甚至连缘缘堂门口的那条煤沙弄也要美化一下，把它改名为“梅纱弄”。当时镇政府对路名没什么规定，他要改就改了。缘缘堂的地址是梅纱弄8号。
对于这亲自设计的缘缘堂，爸爸十分心爱，他借用北宋王禹偁《黄岗竹楼记》中的话说：
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缘缘堂的建筑费，只花了6000元。但爸爸却视为至宝。他说：
“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我家在缘缘堂实际上住了五年还差一点，如果从1932年末动工开始算起，有六个“年头”。所以爸爸在逃难时所作的一首词中称它为“六年华屋”。
这“华屋”连电灯都没有，其实石门镇上那时已有发电厂，在运河对岸。晚上听得见发电的隆隆声。不过缘缘堂始终没有装电灯。那是因为供电只到晚上10点或11点，而且没有小火表。爸爸就决定还是用他的“昏昏灯火”（火油灯）了。
有了缘缘堂，我家从此不必再东搬西迁，爸爸可以在这里定居下来了。他辞去了一些教职，在缘缘堂内尽情享受天伦之乐，饱览四时风光。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他著述中很多都留下了对这一时期的回忆与怀念。
我们孩子们，更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的黄金时代。记得我们曾在缘缘堂自编自导自演一些小戏。除了自家的姊妹以外，五爹爹的孙女我的小学同学丰明珍和我们的堂姐兼老师丰桂也参加在内。如果练市来了表姐，也必定一起演出。好不热闹！
虽然爸爸是佛教徒，但为了给家中添些欢乐气氛，每逢圣诞节爸爸总是给我们每人买一袋礼物，等我们睡着后放在我们枕边。第二天我们醒来，他就说是圣诞老人昨夜送来的。我当时信以为真。
缘缘堂时期的童年，值得我永远怀念！
一天之内改变了称呼
爸爸是个闲不住的人，又是个喜欢变换环境的人。1933年春缘缘堂落成后，有了这么一座称心的房子，按理说他会久居常住。可是，次年他就到杭州去租了屋，戏称为“行宫”。每年春秋都在杭州住，冬夏才回到石门的缘缘堂。
爸爸在杭州租屋，是为了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要到杭州去念中学，为了让他们假日有一个归宿之处，才萌生了这个念头。其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也牵动了他的心，他就决定租了别墅。
爸爸留不住钱。钱一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会在口袋里哇哇叫”。他平生用钱，总是一手来，一手去，甚至一手还没来，一手就要去了。（我不幸遗传了他这种性格）就这样，爸爸春秋很难得在缘缘堂露面，放了寒暑假，才带了姐姐哥哥回来。一天，他们从杭州回来，我还在念书。放学回家，走到木场桥，不知为什么，姐姐哥哥都在那里。他们一见我，就“小妹，小妹”地叫起来。我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在叫谁，因为本来他们都叫我一吟的。大姐说：
“我们向你宣布一件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改变称呼了。”
“怎么改变称呼？”
“以前我们叫你一吟，今后要叫你小妹了。”
“为什么？”
“爸爸说的，兄弟姊妹之间，不可以互相叫名字。我们大家都改了。”
果然，三个姐姐和大哥之间，本来互相的称呼全按大人的叫法：阿宝，阿先，软软，华瞻。（我和二哥不知为什么倒一直称他们宝姐、先姐、软姐、华瞻哥。）现在他们已改成加姐加妹，称老大一律为“宝姐”；称老二为“先妹”或“先姐”；称老三为“软妹”或“软姐”；称老四为“弟弟”或“华瞻哥”；称老五为“草弟”，只有我叫他“阿哥”或“元草哥”；称我一律为“小妹”。他们常常叫错，叫错了就罚这样，罚那样，嘻嘻哈哈地互相指责。
我们上一代的人，子女生得太多。妈妈一共生了10个孩子。1924年在白马湖夭折了2岁的女儿“三宝”，小产了“阿难”（爸爸为他专写一文《阿难》）。1929年在平屋夭折了4岁的儿子“奇伟”。我弟弟新枚是抗战时期生的。即便死了3个，当时也还有6个孩子。要管吃，要管穿，还要管上学。父母管不过来，就疏忽了互相之间的称呼。孩子们总是爱向大人学习，于是称呼就混乱了。这一回爸爸不知怎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向大的几个做了改口的规定。从此，我们兄弟姊妹之间就改变了称呼。
缘缘堂的夏天
我家在缘缘堂一共住了不到五年。在这不到五年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爸爸带着在杭州读书的姐姐哥哥都回来了，整整两个月，家里好热闹！缘缘堂楼屋前的水泥院子很大。1985年重建的缘缘堂，比原来小一点。因为原来是地板，重建时因经费关系，改为预制板。预制板没有楼板那么宽。每间房窄一市尺的话，整个开间就要小一米了。水泥院子也就相应地窄了一米。所以当时这水泥院子在我们小孩看来好大好大。重建后感觉小了些，主要也是因为人长大了，看小时候的建筑总觉得小些。院子三边的白包墙造得很高。那是爸爸有意在这居民稠密的镇上圈出自己的独立天地。这一片天地是我们孩子们活动的独立王国。到了夏天，更是趣味无穷！
爸爸请人在院子的上空装上一大片横铺的竹帘，使院子里晒不到太阳。于是我们孩子们的活动场地就更大了。院子的西南角里种有好几棵芭蕉树，我们采下一大片芭蕉叶来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其乐无穷。身体下面的芭蕉叶凉爽爽的，上面的竹帘缝里闪烁着蓝天。这种滋味我长大后再也没有尝到过。长大后，尤其是进入老年后，我非常希望什么时候能躺在放平了的躺椅上透过大树的婆娑叶丛仰望闪烁的蓝天，大概就是想借此找回一点童年的梦影吧。可即使是这样的要求，现在也难以满足，不是忙，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还有一种游戏，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踩滑板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以为滑板车是现在的玩意儿，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爸爸就从上海买回来给我们玩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滑板车”这个名称。这种车一年四季都可以玩，暑假里当然玩得更长久。
在缘缘堂的院子里，当时还有一种游戏，那就是剥莲蓬，“抽老烟”。爸爸常常约了三朋四友在院子里摆开了桌子喝老酒。我们呢，就在一旁“抽老烟”。老烟是用莲蓬做的：我们把莲蓬齐茎切下，这茎的头部约一厘米长是咖啡色的。把咖啡色的一段内部挖空，用嘴吸另一头就可以吸通，这就是“旱烟管”。做好“旱烟管”后，就开始剥莲蓬。我很喜欢吃莲子，剥开后留着慢慢吃。先制作“老烟”。“老烟”有三种：莲蓬内黄色的纤维撕成一条条，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后，算是上好的“烟丝”；莲子周围白色的东西撕成一丝丝，那是次等；最外边的绿皮制成的“烟丝”就更是次等的了。
“老烟管”和“烟丝”制成后，我们就开始“抽老烟”。爸爸喝老酒；我们“抽老烟”。其乐融融。
如今，我对莲蓬还有忘不了的情谊。每到夏天，马路上只要有卖莲蓬的，我看见必买。家里人以为我特别喜欢吃莲蓬，其实主要是怀旧心情在起作用。不过，现在我再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来制作老烟管了。
唉！童年已成梦影，缘缘堂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石门镇不在铁路旁，交通不便，况且爸爸不常住在缘缘堂，所以外地来的访客较少。爸爸在日本时认识的黄涵秋先生倒是来过。据说他是颈子上挂了杭州买来的一串串玩具小竹篮进来的。
另外，据染坊职工章桂哥的回忆，戴葆流夫妇来过一次。章桂在《怀念敬爱的老师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大约是1934年吧，我们故乡特遇百年难逢的大旱灾。灾情严重，古运河河底朝天。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束手无策，听凭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旱之望云霓》这张画，是先生对当时劳苦农民日夜车水、艰苦挣扎的情景，发自内心的深表同情之作。此画作后，悬挂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内门后。就是那年，我国驻瑞士公使戴葆流先生夫妇，专程由沪来石湾访问先生，而先生却适去莫干山看望他的姐姐去了。因戴先生要求得到先生一点作品留作纪念，是我做主，将此画初稿赠给了戴先生。现在不知有否保留。
我也住过“行宫”
爸爸的性格，既喜欢悠闲安静，又喜欢变换花样。总之，他不喜欢受束缚，而喜欢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样就怎样。
如今我家住的房间，家具一旦摆好后，很难得做大变动。这大概是因为房间小、家具多的缘故。但更大的因素恐怕是好静不好动或者缺少革新思想吧。爸爸在缘缘堂刚住下来时感到很新鲜。没多久，就想换换花样，于是，把自己房间里的家具搬来搬去，力求搬到妥帖的位置。我们戏称他为“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
爸爸不仅把房间当作一幅画看待，时时改变构图，连壁上的钟也不放过。他看厌了钟面上枯燥乏味的数字，便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天蓝色，盖没了数字，再在上面画几根杨柳枝。然后用黑纸剪两只燕子，粘贴在长短针的针头上。这就变成了一幅《双燕逐柳图》。虽然数字没了，照样能猜出时间。如今在缘缘堂展示的那口钟不是原物，但也可给参观者留下一个印象。
在缘缘堂住了一年半，到1934年夏天，在西竺庵小学读完了六年级的姐姐哥哥们都要升初中了。爸爸把他们送到杭州去入学。我和元草哥则还在石门读小学，由妈妈照顾。
杭州的美景吸引了这位艺术家，加之四个子女寄宿在中学里，周末无家可归，也不是办法。于是爸爸就在杭州皇亲巷6号租了一个楼面，自己当上了“陪读”。寒暑假则回到缘缘堂来。这段时期，他享尽了杭州春秋的美景和故乡冬夏浓厚的乡情，度过了三年黄金时代。
杭州的别寓被戏称为“行宫”。这皇亲巷的“行宫”从1934年住到了1936年。夏天迁到马市街156号。住了两个月后又迁到田家园3号。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局紧张起来，才关闭了“行宫”回到缘缘堂。
我和二哥有幸随妈妈去皇亲巷的“行宫”住过一段时期。爸爸设法让我们插班进宝极观小学读书。但我和二哥如今都记不起来是读了一学期还是两学期。我只记得自己还很不懂事。入学前进行了一次测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手写的油印考卷。数学卷子上的数字不像手写那么一清二楚，我竟看不懂，交了一张白卷。不知怎么的也让我插入了二年级。我入学后，连课程表也看不懂。五爹爹的学校里哪有这种玩意儿！
那所小学只给我留下丢丑的回忆。有一回，雨天刚晴，我们到操场上去打滑梯。滑梯尽头着地处自然形成一个坑洼，雨后积满了水。我滑下去，一屁股正好坐在水坑里。我还没来得及“啊呀”一声，后面滑下来的人倒“啊呀”一声叫起来：
“啊呀！丰一吟，你把我的丝袜溅满了泥！要你赔！要你赔！”
这个女同学好厉害！她马上拉了我去找老师告状。我吓得要命。在老师面前，我一句话都不敢讲，全是她一人滔滔不绝地告状。她咬定要我赔。丝袜我从未见过，这玩意儿一定很贵吧。我那时的惊慌，比现在遇到车祸相差无几。幸而老师公正，指着我那一屁股烂泥说：
“人家也不是有意的。她自己一屁股烂泥好受吗！”
这件事总算了结了。我竟仍旧穿着这又湿又脏的裤子坐到课椅上，一直熬到放学回家。我家杭州的女工徐家娘娘为我“善后”时，我才向她哭诉了经过情况。
现在想想，当时我真傻。如果第一个滑下来的不是我，而是她，那就有她的好戏看了。而我哪怕被她溅了一身泥，也绝不会拉她去见老师，我可能还会帮她擦屁股呢。长大后，我发现社会上像她这样的人竟有不少。家庭教育如此不同！
弟子鲍慧和
鲍慧和可说是爸爸黑白漫画唯一的一个弟子。我之所以用“弟子”这称呼，是想区别于在校学习的学生。在校学习的学生，如今只有遵义时在浙大学习过的王质平先生。另外如“次恺”之类仿丰风格的画家也颇有几位，都不是爸爸教过的学生，而且均未谋面。还有一位上海的胡治均先生，我也称他为“弟子”。他和我一样，是在爸爸逝后才开始学爸爸画的。我只是临摹，他还创作过一些。但我们学的都是彩色人物风景画；鲍先生则学的黑白漫画，而且只创作，不临摹。如果他寿命长些，在画坛上会发出异彩，可惜于1969年57岁的壮年时期死于肝癌，比老师早走了6年。
爸爸于1930年把全家迁往嘉兴，好像就是为了结下这师生之缘似的。
我那时才一两岁，事后听妈妈、宝姐她们叙述这件事。据说有一天，邻居某君来对爸爸说，有一位叫鲍慧和的青年，高中毕业，因仰慕丰先生的书画艺术，请求拜丰先生为师，并送来拜师礼100元。（当时的100元）爸爸同意收下这个徒弟，但“拜师礼”不受，托邻居退回。
后来鲍慧和果然来拜师求学了。等到师徒二人较熟悉时，不知怎的偶然谈起这件事。鲍先生却说他并未收到这100元。原来是那邻居中饱了自己的私囊。不过那邻居后来自觉惭愧，送了一些东西来以示补偿。
鲍先生为了那100元没送到老师手里，颇有歉意。其实爸爸发现了这个人才，很高兴，才不在乎这“拜师礼”呢。为了让鲍慧和安心，同时也是为了实际需要，爸爸请他担任我姐姐哥哥的家庭教师，教他们数学，自己则以意大利亚米契斯著夏丏尊老师在白马湖时翻译的《爱的教育》为课本，教他们语文。这样一来，鲍先生就成了我家常客，关系十分亲密。
后来爸爸劝鲍先生进正规的美术学校学素描。爸爸认为，只有打好素描基础，有了画人物速写的能力，那时再学子恺漫画的风格，才是正途。如没有素描根底，临摹得再好，也只能止于“依样画葫芦”。（就像我现在这样）
于是，鲍先生于1931年秋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4年夏毕业。在学时期，他仍不断地向老师学漫画。所以毕业后已具备独立创作漫画的条件。无论画风和题字，都和子恺漫画十分相似。1935年起，他的漫画就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白》、《宇宙风》、《时事新报》和《立报》等报刊上。
爸爸十分喜欢这学生，曾对人说：“接我衣钵者，唯慧和矣！”
在抗日战争时期，鲍先生曾追随老师，于1939年从上海到桂林。爸爸见到他后。在3月10日的日记上写道：
见鲍慧和，乃我流离后快事之一。此人疏财仗义，而又厚道可风。其画之似吾笔，乃出于自然，非普通模仿皮毛之可比也。
鲍先生托爸爸找工作，爸爸介绍他去梧州中学教书。他到了那里，但因梧州被敌机狂轰滥炸，学校已迁往离梧州百里外的深山里。因语言不通，交通困难，鲍先生终于没有去。那时，在郭沫若先生的领导下，宋云彬先生正在桂林担任抗日宣传工作，鲍先生便留下来作抗日宣传画。
1941年，鲍先生到西安工作。据说次年他画了许多宣传画，发表在内地的抗日报刊上。可惜我无法去找，不然真想为鲍慧和先生出一本画册，他的画风太像爸爸的画了。
1943年爸爸曾把自己的画寄给鲍慧和，在西安、洛阳两地举办了丰鲍师生联展。
1946年我们回到上海时，鲍家也住在上海，我们就在他家落脚。
1949年初，鲍师母卜良玉去世，给鲍先生很大的打击。建国后，鲍先生一时失业，爸爸便介绍他在上海正行女中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那时曹辛汉先生介绍爸爸在景德中学任校长，挂名而已。爸爸就请鲍先生去景德中学兼任自己的代理校长。后来还介绍他到杭州文具商店和印刷厂工作，对这位高足关怀备至。
妈妈和我姨妈关心鲍先生的生活，于1950年替他介绍了自己家乡的一位勤俭忠厚的女子钟玉华为继室，他们在嘉兴安家。但鲍先生在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可能他的父祖有一些田产吧）这一“成分”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社会上倍受歧视，使他长期郁郁不欢。他的性情变得烦躁起来。一个人才就这样被埋没了十多年，终于死于肝癌。
爸爸去世后我与鲍先生的儿子鲍大昕取得了联系。在重建缘缘堂时，我经常经嘉兴坐船去石门，曾去访问鲍先生的继室钟玉华女士。如今交通方便，去桐乡转石门不必经嘉兴了。但仍想念着他们母子。
丰同裕染坊
丰同裕染坊开设在老屋第一进临河的街头，号称百年老店，是爸爸的祖父丰小康（约1843年出生）手里创办的，又说是太平天国（1851—1864）之后开张的（因为太平天国时石门镇曾被烧光）。据爸爸《两个？》（一问空间到何处为止，二问时间从何时开始）一文中所说：
那时我正在父亲的私塾里读完《千字文》，有一晚，我到我们的染坊店里去玩，看见账桌上放着一册账簿，簿面上写着“菜字元集”这四字。我问管账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我说：“这是用你所读的《千字文》上的字来记年代的。这店是你们祖父手里开张的。开张的那一年所用的第一册账簿，叫做‘天字元集’，第二年的叫做‘地字元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每年用一个字。用到今年正是‘菜重芥姜’的‘菜’字。”
爸爸再问下去，就引起自己对时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是很喜欢这篇文章的。但话题不能扯开去。且说由账簿上溯到那个“天”字，当在1844年开张，那时我曾祖丰小康还只一岁。据店员章桂哥说，是1860年丰小康手里开的，据说当时资金是1200银洋。所以丰同裕染坊究竟是哪一年创办的，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般店堂里，总有管账先生、朝奉和学徒各一人。朝奉比学徒高级，管账先生当然更高级。缘缘堂时期，我记得染坊店的管账先生姓张（据说名芝珊），我们叫他张姆爸（石门话里“姆爸”是大伯的意思）。朝奉是蓉哥哥的父亲丰嘉林，我们叫他嘉林大伯的；学徒就是章桂哥。染坊店的作坊在西边，有王阿康、夏光生两位绍兴师傅。爸爸年幼时学画，就是从作坊里拿的颜料。
据说这染坊店生意清淡。四乡农民虽有自织土布送来染色，但大多要到过年结账。所以平日进益极为有限。一向有“家养店”之称。不过，据说我祖母对这染坊店是很关心的，连职工也不随便回掉。每到年末，祖母总要请店里的人好好吃一顿。那一顿必定有鸡。端出来放到桌上时鸡头向着谁，就表示要解雇谁。祖母总是把鸡头的方向对着空处。
建国后，丰同裕染坊和另外几家合并为“石门印染小组”。
2003年，丰同裕染坊又出现在故乡。只是换了地点，建造在桐乡和石门之间的公路旁；也换了主人，改由我们的亲友经营了。规模大大地扩充，业务也变为专营蓝印花布了。
满娘
满娘在我家是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设专节介绍。
满娘是爸爸的第三个姐姐，名丰满，号庭芳（1891—1975）。皈依弘公后法名梦忍。据说曾名漫忍，所以在爸爸的文章里曾以孩子的口吻称她为“漫姑”。关于满娘的事，大多是听人说的，尤其妈妈有很多关于满娘的回忆。
据说满娘上面两个都是女孩，所以生下来时我祖母原打算把她送掉。我姑婆看她长得漂亮，劝我祖母留下她。稍长大，我祖母就给她缠小脚，她疼得流泪，晚上我祖父帮她放掉。如此反复几次，祖母就不再给她缠了。所以满娘当时是石门镇上唯一不缠小脚的姑娘。我妈妈也缠过小脚，后来放大了，但已太晚，所以走起路来还免不了小脚的样子，但比外婆正规的小脚好多了。作孽的封建残余！
1912年12月，我大姑妈丰瀛在石门镇创办了“振华女子初等高等学校”，校址起初就在我家老屋惇德堂厅内，后迁至大井头。
满娘长大后，到杭州在女子师范似培训班一类读了两年书，回来后在这振华女校教过书。第一任校长丰瀛于1918年以32足龄之英年早逝。满娘就继任了振华女校第二任校长。据说我妈妈在结婚前，曾教过多年书。所以1919年嫁到石门来后，妈妈也曾在振华女校试教过。
满娘是一个新派的女性。在1920年时就剪了双髻，改成短发。据说她和乌镇的徐叔藩先生结婚时，新郎按当时习俗穿了长袍马褂于傍晚来迎亲，满娘非要新郎改穿西装礼服不可。于是派人到崇德向我姑婆家借来换了，满娘才肯上轿，到乌镇已是半夜后。
满娘的婆母封建思想严重，要满娘留在家里不工作。满娘不耐寂寞，有时去友人茅盾孔德芷夫妇和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处走动，他们也来看他。婆母不喜欢满娘与人交往，也不喜欢她常回娘家。满娘受不了，有一次回娘家后就不肯回去了，提出要离婚。我祖父早在1906年就已去世，我祖母思想还算开通，她表态说：“糙米粉再搓也搓不成糯米团子，这两个人不可能再团圆。”当时离婚是极其稀有的事。无奈，由我爸爸约请了曹辛汉、茅盾两位朋友，一起在嘉兴曹家，与在嘉兴教数学的徐叔藩姑夫谈判。终于签约离婚，曹辛汉与茅盾两位先生就当了离婚的证人。
谁知满娘离婚前已身怀六甲。
爸爸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比他高班的吴梦非、刘质平两位同学邀请他毕业后去上海一起创办专科师范学校，由爸爸任教务主任并教图画。也不知是爸爸安排的还是满娘自己有心离开石门，她在怀孕开始明显时到上海的专科师范去读了半年书。据妈妈说，满娘肚子大了的时候，校中清洁工阿姨见了她向她要红蛋吃，她气死了。
那时妈妈也已怀孕。到了满娘快临盆时，爸爸写了一封信给妈妈，说是生病了，但又说这病不是生在他自己身上，要妈妈速来上海。
上海这个大都市，虽然诱惑人心，但没来过的人未免有点望而却步。幸而爸妈结婚后一个多月爸爸就带妈妈到上海来见过世面。那时爸爸经浙一师李叔同先生介绍，在教专科师范的同时又到李先生的好友杨白民先生创办的城东女学兼职。妈妈也就在那儿零零碎碎地念了号称一年的书。（学费很贵，妈妈说是我外婆出的钱。）所以妈妈对上海已经熟悉。据说爸妈那时各住各的宿舍，周末租个旅馆“白相相”（家乡土语：意为“玩玩”。），还邀请我外婆出来见见世面。外婆不敢穿马路，只好雇一辆黄包车穿过去。
却说妈妈当时已怀着第三胎。接信后，只得把先姐交婆母管，自己大着肚子带了宝姐来到上海。幸有五爹爹的次子“二和尚”同行。（他来专科师范念书）妈妈与爸爸见面后，才知道是满娘快生孩子了。这件事以前家里人都不知道。
所谓“二和尚”，其实不是和尚。我们家乡怕自己喜欢的孩子长不大，特地用“和尚”、“丫头”等命名。“二和尚”名丰浩，是五爹爹的次子，他弟弟名丰洁。他们和我爸爸幼时的名字丰润一样都是排行三点水旁。丰洁号平玉，我们称他为平伯，后来是我们逃难的好伴侣。我的同桌同学明珍就是他的女儿。
爸爸对妈妈和“二和尚”说：满娘声称一生下来就要掐死这孩子。于是，给“二和尚”分配了一个任务：从满娘进宁馨医院待产起，要“二和尚”一直守着她。其实孩子一生下来，满娘喜欢得要命！不过满娘提出要把生下的孩子过继到我爸妈名下。爸妈答应了她的要求。爸爸就以出生的医院为名，给这女孩取名“宁馨”，让她姓丰，称舅舅舅母为爸妈。宁馨小时候大人常叫她“囡囡”，她也自称“囡囡”，发音却像“软软”，于是就得了“软软”这个小名。
爸妈对这个继女如同己出，甚至胜过自己的孩子。我记得我家迁入缘缘堂后，满娘和软姐住在楼上西边的房间里，爸爸每次从上海回来，总是买漂亮的洋娃娃给她，陈列在玻璃橱里。满娘信佛，爸爸为她在卧室和后客房之间设置了一个佛堂。因此那西房就成了一个神圣的地方，我们轻易不敢进去。我只有偶尔有机会时能朝里望望，对于玻璃橱里那么多漂亮的洋娃娃羡慕得要命！
话说回来，满娘是以“未婚”的身份出现在上海的，所以生下孩子后和妈妈一起上街时总要让妈妈抱孩子。妈妈说：我自己挺着个大肚子，手里再抱个孩子，不知人家会怎么想。
满娘那时大概还想结婚。据说1922年爸爸应夏丏尊老师邀请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时，有一次沈泽民先生来白马湖，妈妈看见满娘和他常到山上去玩。但后来满娘在家里烤炭火盆取暖时，一滴泪水“嗤”的一声落在炭火里。说明此次谈恋爱终于没成功。满娘从此一直带着女儿住在弟弟家，直到逃难回来软姐开始在杭州大学教书时，她们母女才离开我们家迁至杭州。但爸妈始终把“软软”当作自己的女儿，我们也一直视软姐为亲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