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蔡锷、梁启超
中国文学史上常见以姓氏并称者，如李白和杜甫一称李杜。中国 近代思想史中则有 王 郑 并 举。王即王韬，郑为郑关应。这里仅谈王韬。
王韬（1828~1897），本名利宾。1862 年因上书太平天，遭清政府通缉而出逃。同年改名韬，一字紫铨，号天南遁叟。一遁去了香港，协助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将《四书》、《五经》译成英语后，又远渡重洋，在英伦宣讲孔学，因此在中学西渐史上占据要津。沧海归来，译事编务之余，译成《普法战纪》一书，1873 年由中华商务总局出版。凡十四卷，卷一收德诗《祖国歌》，今被学术界视为汉译德诗之萌蘖。此诗首段如下：
谁是普国之土疆兮？将东顾士畏比明兮，抑西瞻礼吴河旁？将礼吴河北葡悬纠结兮，抑波的海白鸥飞翱翔？我知其非兮，我宗邦必增广而无极兮，斥远而靡疆。①
鸦片战争以后，满清王朝纷崩离析，任人宰割。1842 年的《南京条约》，1844 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1850 年的《天津条约》，1860 年的《北京条约》，把多少罪恶的血案、辱国的事件压在了纸背。这些都为王韬亲历亲见。内振民心，外抗强权，即是他所属改良派的纲领。而以上这首译诗，明显荷载着他的兴国使命感。德国文学的输入，看来始于政治社会急需。丰富多彩的德国文学中首先引起中国文人译兴的，看来是体现日耳曼民族高昂爱国热情及刚勇民族特征的“战歌”。而王韬的著述在清末民初作为新学载体曾极一时之盛，想必也加速了这首译诗的流传。②
护国大将军蔡锷转引的《祖国歌》
叙谈王韬，通常不会扯上蔡锷。两人一文一武，气禀学养又大不相同，且一为晚清名人，一为民国斗士。恐怕也就是这首德诗《祖国歌》使他们有缘相会。
蔡锷（1882~1916），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总司令，一代名将。任诞放达，有当年同小凤仙的轶事为例；亦擅笔墨，有他为民国初年《天南新报》的亲笔题字可证。不过那是“大狮子吼”③ 四字，凛凛生气，掷地有声，尽显其大将军本色。未曾想谈德国文学在中国的流传史，也绕不过他。1902 年，他在《新民丛报》11 号署名奋翮生的《军国民篇》中，痛感中国缺少国魂，因而屡遭外侮，全文转录王韬译的《祖国歌》，称其为德国国魂之所在：“吾读其祖国歌，不禁魂为之夺，神为之往也。德意志之国魂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为录之，愿吾国民一读之。”引完全诗，他还进行音韵鉴赏：“音节高古，读之足使人有立马千仞之概。”好个“音节高古”，“立马千仞”，一代骁将品读此诗时被引发的跃马横刀之昂然豪气，实有沛然莫遏之势。
王韬译诗，衬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后，国土沦丧，民生凋蔽的时局。蔡锷录诗，则有1900 年八国联军占天津，破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浩劫的背景。那时，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有黄遵宪“可怜一炬或焦土，留与东京说梦华”为证。紧接着的《辛丑条约》，更让举国惊悸，莫此为甚。洗尽国耻，先塑国魂。德意志当为中国效法，此乃蔡锷录诗本意。
晚清举人梁启超与此诗的结缘及其他
行文至此，不得不带出梁启超。不是因为1898 年蔡锷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的就是这位任公，更因为梁启超本人与此诗的关系。在《饮冰室诗话》中，他先对作为翻译家的王韬发难：“王紫诠之翻译事业，无精神，无条理，毫无足称道者。我国学界中，亦久忘其人矣。”① 然而偏偏对包括《祖国歌》在内的两首译诗他不敢小觑：“虽然，其所译《普法战纪》中，有德国，法国国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于两国精神大有关系者，王氏译笔亦能传其神韵，是不可以人废也。”②“传其神韵”，当指译诗鼓动人心的震撼力。在这点上，他与蔡锷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蔡锷为中国缺少诸如日本武士道之类的国魂，导致国运衰竭而痛心疾首，梁启超同样把缺少这类体现民族精神的战歌，视为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① 而且，“吾中国向无军歌，其有一二……然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②“发扬蹈厉之气”的军歌与“国运升沉”有因果关系，当为梁启超、蔡锷师生间的共识，也是他们共荐此诗的缘由。
就在蔡锷引诗的次年，梁启超还身体力行，作《爱国歌》一首：
泱泱者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 我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③
这首《爱国歌》的立意与气象与《祖国歌》颇为相似，或许就是梁启超追摹这首德诗所致。
紧接着在1906 年，马君武也写下一首《华族祖国歌》。兹抄第一段如下：
华族祖国今何方？西极昆仑尽卫藏。层峦万叠金沙黄，水草无际多牛羊。黄河之源际天长，祖国无乃西界印度洋。非欤，非欤！华族祖国不以西为疆。④
试与前引王韬译《祖国歌》作比，它们押韵相同，修辞选词近似。倘若把《华族祖国歌》和《祖国歌》的全部互作比勘，比中粘结则更加明显。这位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的马君武，是中国第一位留德工科博士。一生中译过歌德、席勒，颇具文才。他1901年赴日，始识梁启超，和蔡锷一样为《新民丛报》撰稿。1902 年春，适逢梁启超赴美洲，他还代理编辑《新民丛报》。就时间上看，刊登蔡锷引《祖国歌》的那篇《军国民篇》，编自他手，也未尝不可能。
转录《祖国歌》的《新民丛报》1902 年创刊于日本横滨，但在国内十多个主要省市有销售处，是这一时期改良派最主要的舆论工具。此报名义发行人冯紫珊，实际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即是1898 年9 月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关于此报宗旨，他在1902 年的《三十自述》中说：“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①1900 年，自立军起兵失败后，蔡锷步师后尘，赴日留学，同“以为中国国民遒劲”为己任的他撰文相助，当属自然。十多年后梁启超策动反袁，也已归国的蔡锷潜出北京，率其部属，与袁军激战于四川泸州。两人再度合作，只是蔡锷笔杆换枪，大显其兼有文事武备之英雄本色。
蔡锷1916 年不幸病殁日本。而梁启超以其如椽之笔，为民主中国继续呐喊，次年在《新青年》2 卷6 号的《文学革命论》中作出传世的激狂之语：
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赫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梁启超这里大力推举的六位欧美作家中，两位是德国人。桂特即歌德，赫卜特曼今译豪普特曼。揆彼时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认识，比例不可谓不大，再次为中德文化交流史留下重墨一笔。
2 Ernst Moritz Arndt als Dichter von Kriegsliedern und chinesische Schriftsteller
《祖国歌》的原作者阿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