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祖杖剑，武夫勃兴”后，时俗以为“剑者，君子武备，所以防身”，故佩剑击剑之风大行于世。两汉社会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小官胥吏甚至一些庶民百姓，大都身佩数尺长剑，以作健身、防身之用。在贵族举行的大小宴会上，当酒酣兴浓之际，拔身上长剑歌舞竞技成为一种极为时髦的风尚。甚或有些赳赳武夫在汉高祖大会群臣的宴会上，因相互争功而醉态大发，拔剑斫柱，狂呼乱叫。民间练剑习技者也不少见。如南方地区秉承先秦之遗风，“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生”。一些文人骚客也自幼练习剑术，与剑结下了不解之缘。汉武帝时期名扬天下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即“少时好读书、击剑”（《汉书·司马相如传》），滑稽大王东方朔“十五学击剑”（《汉书·东方朔传》）。杜陵贫士尹翁归双亲早逝，幼为孤儿，但也“喜击剑”，乐而忘忧（《后汉书·尹翁归传》）。
剑的普及和击剑之风的盛行，使两汉社会兴起了一大批精于剑术、寄食于人的“剑客”。西汉景帝时挑起吴楚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就好养剑客，多蓄死士。武帝宠臣董偃仗天子之势广纳天下豪杰，一时四方剑客云集长安董府之中，锦衣玉食，好不热闹（《汉书·东方朔传》）。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往往“养剑客以威黔首”，三国之际曹操手下虎将许褚早年就在家乡以众多剑客为部曲，称雄一方（《三国志·魏书·许褚传》）。有些剑客也怀慷慨报国之志，投军戍边，大显神威。李陵击匈奴时曾上书声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汉书·李广传附李陵传》）。当时的剑客都很讲究剑道的师承和方法，形成了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造就了一批专门从事传授剑道的大师。东汉桓、灵时有一虎贲之士王越精于剑术，名噪京师，四方前来投奔习艺者络绎不绝，徒子徒孙遍布全国各地。魏文帝曹丕是世人公认的一个剑术高手，他即常常自夸师出名门，曾学击剑于王越之徒史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一些嗜剑成癖的文人学士自不甘寂寞，把当时各派的剑术精华加以搜集整理，于是便有了一部专论长剑技击的理论著作《剑道三十八篇》问世，可惜今仅存其目，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中。
两汉时代的击剑已经走上了体育运动的轨道，出现了激烈比赛竞技的场面。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好击剑，技艺不精但骄狂自大，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后来听说郎中雷被善剑术，便盛气凌人地提出挑战。雷被自不敢与王太子拔剑相向，一再辞让不已，最后被迫应战，结果一剑即刺伤太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汉书·淮南王安传》）。这两人的斗剑显然已有了体育运动中单人对抗赛的性质，只有较量出胜负方可罢休。曹丕在《典论·自叙》中生动地记述了他同奋威将军邓展进行的一场击剑比赛。在一次宫廷宴饮中，曹丕闻人言说席中的邓展长于技击，有空手入白刃的惊人功夫，便与邓展把酒论剑，互相不服，争得面红耳赤。邓展要求与曹丕交手一见高下。当时曹丕已微有醉意，便以手中甘蔗为剑，下殿比试，结果三次击中邓展的手臂，左右皆鼓掌喝彩不已。邓展仍不服气，要求再比试一次。曹丕故意戏弄他道：我的剑法快速，讲求突击对方手臂，难于刺中面部。两人再度交手时曹丕假作深进，邓展果然中计，剑走中锋直取曹丕前胸，曹丕一个大摆柳闪过一旁，反手一击正中邓的前额。座中诸人眼界大开，连称神妙。这个故事出自曹丕本人的手笔，当然难免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但邓展为了卫护所师剑道，竟敢在大庭广众面前与皇帝一拼高低，却生动地体现了西汉以来天下剑客两两相遇论剑，稍有异辞便拔剑相向的习俗风尚。这个故事也说明了当时的击剑竞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但较量技艺，而且追求策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使人防不胜防。
两汉社会击剑运动的风行，还可从今天发现的一些汉代画像石中窥其一斑。河南唐河县出土的西汉画像石中，有一击剑图，描绘了两个勇士打扮的人正在以剑互相击刺的情形。四川成都和陕北米脂发现的东汉画像石中分别有“剑戟对刺图”和“剑对钩镶图”。从画面中看这些击剑活动大概属于早期的套路对练或武术表演，按预定的招式进行，与实战中的攻防格斗技术似乎不尽相同。
射箭，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运动风尚，依其内容和形式可分为礼射、战射（兵射）、猎射三大类型。在两汉时代，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礼射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趋势，而战射和猎射却空前兴盛起来，风行中原塞外，深入城乡民间。
兼有讲武习艺与演练礼仪双重性质的礼射，本是广大儒士生员们普遍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但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生们只要能通一经、献一策者即可卖身帝王家，出仕做官。如此社会现象自然促使儒生们倾心于全力攻读经书，不以习武为务，日渐丧失了先秦时期那种文武兼习的优良风尚，以至于后来发展到连礼射这种以演示礼仪为主、讲武健身为辅的传统活动也不屑一顾了，各级学校教育中更取消了有关“乡射”之类的教学活动内容。即使有个别儒生仍未忘怀这种“先王先圣”古礼，但也难容于社会。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王莽当政时期就有个名叫刘昆的学者，“教授弟子恒五百人，每春秋乡射，常备列典仪”，最后竟遭同行诬陷造反，被十分推崇古礼的王莽以“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的罪名，将其本人连同家属及徒子徒孙们统统逮捕下狱。实际上，在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富有开放革新气息的两汉社会，带有烦琐礼仪形式的礼射即使为儒士生员们所好尚，也不见得能为社会上其他阶层所接受。就是一些经常鼓吹以儒术治天下的皇帝，在日常生活中更醉心于骑马挽弓、自由驰骋于皇家猎场上，而不愿从事文质彬彬、意兴索然的礼射活动。因之，在汉家宫阙中虽也有着“天子射宫”之类的建筑，但仅是作为推行“古教化”的些许点缀而已，实际上形同虚设。
与礼射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射和猎射活动却风靡当时，大放异彩。汉朝在长期抵御和反击匈奴族的战争中，为了充分发挥自己“劲弩长戟，射疏及远”的兵器长技，以战射教练士卒，劝谕百姓，有力推动了射箭技艺的普及与发展。汉家军法规定，军队中无论是骑士、材官（步兵）、楼船（水兵），都必须经过“习射”的训练，而且国家每年都要定期进行校阅（《汉书·赵充国传》）。为了交流技艺和奖优罚劣，各军队中也经常举行射箭比赛。如著名的“飞将军”李广领兵出征时每到一个宿营地后，必先设置数个箭靶于帐前，亲与部下较量射技，负者饮酒为罚。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敦促训练，战射成为两汉军队重要的战斗技能，涌现出了许多善射的能手。李广即是一位誉满天下的神箭手，他平时“专以射为戏”，临战之际“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汉书·李广传》）。李广射虎、中石没矢的神奇故事至今仍在民间传为美谈。李广之孙李陵幼得祖父深传，曾以射技纵横边塞，威震匈奴。当时军中也拥有一批有名的射箭教习，称为“射师”。《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就是王贺为护军射师时总结军中战射之技的专著。李陵初投军戍边时也曾“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
汉代的战射多为骑射，不但盛行于军中，而且流行于民间。特别是西北一带边地接近匈奴，民风勇猛强悍，尤擅长骑射之术，成为藏龙卧虎、代出名将之地。汉武帝时期选拔西北六郡民间善骑射者以补充皇帝禁卫军和仪仗队——“期门御林军”，称为“六郡良家子”。每当边塞有警之时，这些“六郡良家子”便请缨出征，驰马弯弓，效命疆场。西汉时期的许多名将如李广及李陵祖孙、甘延寿、赵充国等都是“六郡良家子”中的佼佼者。那些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游牧民族更是人人自幼熟悉鞍马雕弓，长于骑射之术。如匈奴族人民的习俗风尚是，“儿能骑羊，引弓射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史记·匈奴传》）。乌桓、鲜卑等族“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羌族“以鞍马为居，射猎为业”（《后汉书·陈龟列传》）。这些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与非凡的骑射之技为当时中国体育风尚增色不少，也刺激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骑射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骑射之术也深为汉代一些帝王贵族所好尚。甚至以俭朴闻名史书的西汉文帝也经常是胯下千里马，手中金雕弓，“一日三出，击兔伐狐”（《汉书·贾谊传》）。汉武帝更是喜欢骑马持弓打猎于上林苑“自击熊豕，驱逐埜兽”，并令司马相如作天子游猎之赋以记其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常以善骑射之术而博得武帝青睐，如韩焉即因精于此技而邀宠，“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汉书·佞幸传》）。虽然当时这些皇帝所好尚的只是骑马游玩，猎射取乐，但实际上对天下骑射之术的风行演进起到了扶助倡导的作用。及至东汉三国，帝王贵族骑射之风有增无减。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及部下武功显赫的“云台二十八将”以善骑射之术驰战大江南北，纵横大河上下，最终复兴了汉家基业。东汉愍王刘宠多力善射，勇冠诸王，史称其射技“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后汉书·孝明八王传》）。汉末一代枭雄董卓出身豪门，长臂善射，能“双带双鞬，左右骑射”（《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在文坛上留下“建安三曹”千古美名的曹操父子，也以善骑射著称当时。戎马一生的曹操自不必说，其子曹丕“六岁而知射”，“八岁而能骑射”，及践履皇帝之位后仍盘马弯弓，“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另一子陈思王曹植不但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且亦工于骑射之术，堪称文武全才。
战射、猎射的广泛普及，直接推动了传统射法理论的演进发达。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记载，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射法专著有八种之多，可谓洋洋大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逄门射法》两篇，《阴成通射法》十一篇，《魏氏射法》六篇，《李将军射法》三篇，《护军射师王贺射法》五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篇。这些射法专著或出自一派射技大宗师手笔，或为家学秘传，或为军中射艺的概括总结，集当时战射、猎射技巧理论之大成，具有不同的风格和色彩，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影响极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