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妻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在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大家就谈得很亲切。老太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的倒成了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说：“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自己人说中国话。尽管他们说的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哪！这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9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在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间，弹着吉他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的开饭时间，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面，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乡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我大致就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4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着学校逃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认、恋爱、结婚，随后逃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面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是刘太太的，他租给了几个黑人做生意，但那几位却赖着不交房钱，刘太太无法只好告状。
我说：“唔，房子腾空后，餐馆可以扩大一倍面积了，您的生意会更有发展。”可是刘太太说：“我不想再扩大了，现在收入很好。做两年我们该领养老金了，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作资助，我们要歇一歇，过点清静生活了。”
这使我很意外。我认识几个定居美国的朋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扩大自己的事业与收入，很少见过这种“知足长乐”的超脱精神。我对刘太太顿起敬意，并且怀疑这是法国风尚与美国不同之处。忘了以前上学时听有位老师讲过，说法国人懂追求安逸，乐于享受，与美国人那种事业竞争高于一切作风有所不同。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和刘太太谈话间岳华去打电话，拨了许多号码。终于找到了那位被称作肥仔的朋友杨安明。恰好韭菜饺子端上桌时，肥仔来了。名不虚传，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五
肥仔实在是个可爱的朋友。没见到人我先见到车，这是辆满不错的雷诺跑车，可是天知道怎么弄得这么邋遢，仿佛不是这里少个螺丝就是那里少个零件，若认真去检查却又什么也不少。肥仔本人和他的车一样，质地很好却邋里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硕大的圓襟衬衫(这衬衫很可能原来是白色的)、黑裤子，脚上一双塑胶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经很薄了。戴着副黑架近视镜，满脸笑嘻嘻，仿佛睡醒，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声音很甜，而且懒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话。这句话没说完又对那吃饭的法国学生用法语说了句什么，那学生笑了，随后又向门外的一个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语，那孩子正偷着去捅他的汽车，一听他说话撒腿跑了。这时坐在门外的几个黑人就笑着大喊，肥仔探出头去又用英语喊了几句，这才笑嘻嘻挤进我们桌前坐下来。刘太太说：“巴黎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肥仔的，一样去买东西，他都会比我们便宜些。”
岳华问肥仔现在作什么？他说供应巴黎各中国餐馆原料，这件事只用他早上的时间，我问他：“你要开车给各家送货，一早忙得过来吗？”他说用不着他送货，告诉菜店、肉店、鱼店要什么，要多少，送给哪家就行了。我说：“这样的采购，各餐馆自己不可以办吗？”刘太太说：“有许多东西别人买不来，只有肥仔去才能抢到手。”我问肥仔：“那么剩下来白天、黑夜还有好多时间，你作什么？”他说没事干。事情是有的，他不爱干，钱够用了，挣那么多干什么？刘太太又来补充，说肥仔不断的有新计划，但多半没实行，只有买房子是他的乐趣，买了卖，卖了又买。肥仔并不反驳刘太太，只说好多事干到一半没了兴味，他在枫丹白露买了一大块地，计划挖成水塘养殖中国金鱼，可是8年过去了，塘也没挖、地还扔在那里。不过这几年地价上涨，也许比他真养金鱼赚的还多些。他还买了一幢房屋，专门接待中国来的留学生。中国学生住房免费，有的学生毕业了，回国后和他保持通信，请他回去参观。他打算去，总在打算去，但始终没去。刘太太说：“肥仔，你该成家有个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规了。”肥仔说：“我已经托回去的留学生为我找寻了，一找到合适对象，我就回国去见面，所以我现在并不着急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要从国内找对象？”他说：“法国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来作老婆还要中国人，我们这里的老徐教授，回去找来个太太，过得好美满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个新话题。他们说徐太太是当今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说得最好，车子开得最好的，又是最会持家的。岳华说打了好久电话，他家都没人接。肥仔讲：“不要找他。明天我开车去把他拉来给你就是。”
吃过饭肥仔开车拉我们去找旅馆，为翰祥他们大队人马打前站。岳华前些年在巴黎住过一家旅馆，对那里记忆犹深，但他说不出街名。尽管如此，肥仔还是把它找到了，实在不如岳华说的那么好。房间壁纸和地毯都是桃红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说中所写的春光旖旎的场面。房间低矮，楼梯窄狭，甚至走的步子重一点脚下地板都颤抖，我们把它否定了。我说岳华所以对它有好印象，可能和当时旅馆本身无关，另有原由。他说我这老大哥不厚道。
肥仔又把我们拉到另一条街，这街很僻静，在闹市的身后。也是二三层的旧式旅店，周围不断有些阿拉伯流浪汉转来转去。我觉得有某种危险性，肥仔咧开嘴大笑，说：“我是叫你们看看，还有比刚才那个旅馆更神秘的地方，这地方当然不能住。今晚我们不找了，去夜总会听歌去，正经事明天再说。”
肥仔拉着我们又一次过了塞纳河，钻进一个很深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电梯升往楼顶，进了一家夜总会。
这是一家华人夜总会，歌星、乐队、侍应生和客人全是华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肥仔，肥仔——点头、问好，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来，点了饮料、食品，也点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来的，肥仔点了两首歌，扔下1000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点的歌时，他却仰在椅上打起瞌睡来了，我推推他，他说：“她的歌我都听烦了，没趣味！”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点？”他说：“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常来？”他说：“天天都来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吗？”“是的！……‘那为什么要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别处也一样没意思，也要找瞌睡，交钱比这里还多。”
肥仔睡完1000法郎，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六
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们上午决定休息一下，8月份的巴黎雨果广场，真清静到了通街不见人影，见车迹的地步。广场上有一家餐馆，在露天摆了几副桌椅，我们就连吃馆带看街，客人除我和岳华两人外，只一位中年妇人带着一只狗，但她一个却要了比我们两人还多的饭菜，并且不声不响又极迅速地把它们全吃了进去，而我们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为止。周围几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卖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买了几个，剥开尝尝，真正“味同嚼蜡”。岳华看了大笑，说这东西不是这样吃法，应当用来做菜。我想不论做什么我也不会再吃它丫，剩下几个就扔在了旅馆的垃圾桶里。
中午睡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岳华接完电话告诉我，老徐要来。
七
徐教授是下午3时左右来的。
这几年我也算走了10来个国家，最普通的衣着见了，奇装异服也见了，但从未见过徐教授这么普通而又这么奇特的装束，他穿了一身纯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缝制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国布鞋，连头发也是中国农村青年农民式的，若说普通，10年前大陆上8亿农民中除去4亿妇女和2亿孩子，其余两亿大概都是这样的服装这样的发式。奇特的是当今在大陆农村都已少见了的这装扮竟出现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种中，我敢打赌徐教授这一身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奇装异服。
他的口音是山东味的普通话，性格也是山东式的直爽和执拗，他和我握过手，拉起岳华和我就走，说：“先去办事，有话路上说。”走出旅馆。他领我们去乘地铁。从地铁站出来，他领着我俩东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机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馆，然后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要了点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柜前割了些香肠、叉烧之类，切成一大盘，先端过来。他说：“我既是这里的东家又是供应商，吃东西钱要照付，但给自己动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识了几个小时，现在才有时间坐下谈家常。他家是山东临沂北乡的汤头。40年代中期我在这一带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过，有这么一点因缘，话题多了，壁垒就少了；他是40年代末，随着他上的中学：由临沂而青岛，青岛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湾去的，在台北戏剧学校受完教育，到大鹏剧团，工作，20年前由台湾转到法国，在这里一间大学教中国文学。我认识的不少学中文的法国朋友，都听过他的课。在法国汉学界也算是名人，我问他：“你在法国如此多年，何以还是这身国粹打扮？”
他说，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亲手做的，头发也是太太给剪的。太太8年前离开中国山东农村的。这装束、这发式全是当时最时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时髦、最漂亮。老徐爱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着满意，他认为自己没理由反对；于是他就成了现在这模样，而巴黎这地方对服装是持有兼收并蓄、见怪不怪、越奇特越有价值的观点的。老徐这身打扮从没有人认为不时髦，我听了真想把这消息传达给国内那些选服装以洋化、港化为标准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满脸像开了朵细辦菊花：太太名叫兰英，他由衷地说：“我们兰英真好，有了她，我什么都变了：整个家像个家了，她带三个孩子，还给服装公司绣花，买菜做饭，做衣服理发，从没叫过苦，我娶了她，经济上也改观了，以前一个人生活也那么多工资。虽不贫乏，可也不富裕，现在我买了幢房子，还有积蓄。”
肥仔说：“最重要的是给你生了三个儿子！”
“那当然，那当然！”老徐毫不谦虚地说：“现在两个上学，一个还小。还会说点话，法国话。两个大的能说点中国话，复杂的不行。在法国孩子也是份财产，生三个孩子，国家每月给母亲和孩子各两千法郎的补贴。等于我一年写本书，而且是销路较好的书。”
我说：“只对母亲和孩子给补贴不公平，父亲也付出劳动了！”
他说：“对父亲也有优待，我乘公共车一律是收半价呢！兰英车开得很好，可我还是乘地铁，安全，便宜，比别人便宜一半。”兰英是他们邻县，莒县人，莒县我也住过，这地方很贫瘠，但是出名人，刘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户，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铁修，抗日战争时带着武工队只身打据点。日本人闻名丧胆，后来负了伤被日本军队捉住，用尽酷刑，毫不动摇，终于又被中国军队救了出来。他的事在家乡像传奇故事般到处流传：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个剧团演过戏，而且就演丁铁修的故事。一说兰英是那里人，自然感到亲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说：“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到我家吃中饭。”
八
老徐竟然有两处住房，一个在塞纳河边距拿破仑波舒巴特的墓地不远处的一幢楼上。他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子，房东老太太到过中国，十分善良，老徐结婚后，兰英来到法国，第一位法语教师就是这位C夫人，C夫人教兰英法语，发现这个学生这么勤奋，这么聪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这么孤独，于是自愿地当了她的保护人，从兰英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她又兼了孩子们的教母、养母和家庭教师，一句话三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们吃、住、玩、清洗卫生、入学前的幼儿教育。孩子们管她叫奶奶，老徐和兰英在不在家孩子们无所谓，可这奶奶若不在就没了主心骨。老徐当然很感激这位房东，实际上也是拿她当亲眷看。可山东人的怪脾气实在难改，有时一犯脾气就几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无所谓，孩子们和兰英照样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独立性”。又在圣母院广场附近买了一处房子。这是一幢高层建筑的最下一层。把着街角，因此两个门开在两条不同的街上，如果开商店，无疑这是个好地点，但老徐把前面门的铁合页门一开到底，从后门出入，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间和一小间，大间有近30平方米，小间10多平方米，外加厨房和卫生间。而地面之下还有同样大小的地下室。地面上这间大屋内，放着一个长餐桌，一套沙发，一架电视机，还有个书柜，但没有写字台，在小间里放了一个折叠单人床，在床、桌、柜之间是各种有用和没用的杂物，如玩具、儿童画册，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还有个儿童车，而偌大的地下室里，几乎什么家具也没有，上有一架录音机和多得数不清的画册和儿童玩具。根据这些陈设，你怎样也猜不出这间屋子做什么用。给我只留下一个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绝对是中国山东农村的。
我问老徐，这栋房子他平时作什么用？他说这里离两个孩子的学校近，他们中午下学可以上这儿来吃饭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边过夜。白天全家和孩子们一起到这儿来。孩子去上学，他就在这儿备课、读书，兰英可以在这儿绣花、洗衣、做针线。不过也不是每天大家都过来。总之要有一个大人陪着过来。如果他们俩都没有空，也有房东夫人陪两个大孩子过来的时候。善心的“奶奶”中午为两个孩子做中饭，晚上再把两孩子带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开车送到这里，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样，自己下厨房去烧水、煮咖啡。老徐利用这个时间把扔在地上的画册、报纸和各种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这时后门外有了脚步声。一个10来岁的男孩子用力推开门，大叫着闯了进来。接着又跟进来一个和这孩子一模一样、除去喊叫的声音外，其他都小了一号的孩子。再后边就进来一位妇女抱着个又小了一号，和前边两个孩子长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这妇女无疑就是兰英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肯定见过这个人，甚至从她孩童时代就认识她：因为她的衣着、神态、语音都是我多年来看惯听熟了的。我简直不相信这是在巴黎，连在北京也很少见到这样打扮的妇女了，只有在十年前的山东山沟里我才能碰上这样的妇女。她们的聪明、美貌是那山区里人的骄傲，而她的衣着也就为那地方的少女们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红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浅灰裤黑布鞋，头发齐领口。不吹不烫，只在左侧卡了一个金色的发卡。她的身材是标准的中国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称而不夸张。脸上仍保留在露天劳动时染上的阳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对她介绍过我，所以进门来头句话就说：“友梅大哥还没到吗？”这样纯粹的山东乡音我已多年没听到了。听了无限亲切。我正要回答她的问话。第二个孩子和肥仔谈话的声音大了起来。他俩都用法语。两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搂着他。孩子说很长一串话，肥仔简短的问了句什么，孩子又指着他妈妈大声说了几句，这时兰英忍住装出一副嗔怒，冲他们俩说了起来。她的法语那么悦耳、自然。虽然我听不懂意思，但听得出完全像她说山东话一样地道，何以见得？我是从语气、语感、神态上判断出来的。这三个人说法语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说；肥仔半闭着眼——我怀疑他已有一半在睡着——附和着孩子说些什么同情的话，兰英一边在做事情——将怀中孩子交给老徐，理正自己衣服，从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间去洗手，拿着青菜到灶间去洗做……一边假嗔地反驳着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边笑，我问老徐他们在谈什么？老徐说孩子在抱怨这两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浑身是疱；肥仔说蚊子总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妈妈没替他们把门窗关好和没有用杀虫药去杀它们；兰英申述自己不喷杀虫药和不应当把一切责任全归于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们说中国话，不然我们至少有两个人不能参与他们讨论。大的和中自勺两个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议，他们一张嘴我才知道，他们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语，他们发“躺着”叫“切着”，称“我”为“俺”，一句长长的这种山东土话，中间还要加上不少法语词汇，岳华听了苦笑说：“我听他们的中国话比听法国话还要费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