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一）研究PIU青少年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必要性
对于影响个体情绪调节因素的探索，多数研究者是通过测评情绪调节策略进行的。这些测评工具多从应对功能角度出发，分两个维度来测评情绪调节策略，即问题指向应对和情绪指向应对。但由于个体应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两个维度无法完全解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应对的子类型，对其予以关注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个体的情绪调节特征。已有研究证实，对情境的认知评价可以直接引起情绪体验并调节情绪。面对相同的情绪唤醒，不同个体会进行不同解释，这种对事件意义的认知解释就会直接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因此，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与他们对刺激源的社会认知能力、对自己和他人情绪反应的理解能力或推测能力是分不开的。
情绪调节的发展与个体的认知发展密切相关。青少年期是个体认知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个体认知应对技能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的应对方式也由外在的行为取向转变为内在的认知取向。也就是说，随着青少年的这种认知转变，个体的情绪调节方式不仅表现为行为反应（如大喊、尖叫、哭泣、回避等），还更多地通过一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认知过程来调节情绪，前者如积极再评价、自责、灾难化等，后者如选择性注意过程、记忆扭曲、否认、投射等。一般来说，认知评价过程（也有可能是无意识地进行）之后才是采取行为的过程。从干预角度来看，相对于不关注所伴随的认知而只教会个体直接采取行为，教会个体先计划行为再有意识地采取行为的效果更好一些。鉴于认知对情绪调节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将认知取向的情绪调节方式单独抽取出来进行深入研究，以进一步促进情绪调节方式研究的发展。
（二）定义
Thompson（1991）认为，认知情绪调节方式是指“个体以认知的方式调节负性事件所引起的情绪反应”，是“个体以认知的方式来管理情绪唤醒信息的输入”。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认知情绪调节问卷
以往有关情绪调节策略的问卷虽有涉及认知策略，但大多数测评工具把认知和行为策略放在一起来考察。Garnifski等人认为，认知和行为应对策略划分在同一个维度，很难确定这些认知应对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负性情绪的调节。为确切了解情绪调节认知策略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有必要把认知应对或者认知成分的情绪调节策略从其他维度的应对策略中分离出来，综合考虑多个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Garnifski的理论构想从纯认知角度来考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方式）的个体差异，他在综合以往情绪应对理论的相关文献后，编制了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
Garnefski在制定认知情绪调节问卷时，把个体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使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分为以下九类：
1.自我责难（self-blame）
自我责难是指因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而责备自己的想法。例如：“我觉得自己会因这件事受到责备。”
2.接受（acceptance）
接受是指自己接受所发生的事情并顺其自然的想法。例如：“我认为自己不得不接受所发生的事。”
3.沉思（rumination）
沉思是指反复考虑与消极事件有关的情感和想法。例如：“我经常想自己对所经历事情的感受。”
4.积极重新关注（positive refocusing）
积极重新关注是指想一些高兴、愉快的话题而不是想实际发生的事件。例如：“我会想一些比所经历事情更美好的事。”这是一种“心理解脱”形式，为了少想实际发生的事件，转向或重新关注一些较积极的话题。从短期来看，转而关注较积极的话题是一种有用的反应，但从长期来看，它可能阻碍适应性应对。
5.重新关注计划（refocus on planning）
重新关注计划是指如何妥善处理消极事件的想法。例如：“我会考虑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应付这种处境。”这只是行为取向应对的认知部分，并不意味着随后会自动出现实际行为。
6.积极重新评价（positive reappraisal）
积极重新评价是指根据个人经历给事件赋予积极意义的想法。例如：“我认为自己会从这种处境中受益。”
7.理性分析（putting into perspective）
理性分析是指与其他事件相比时降低该事件的严重性或强调其相对性的想法。例如：“我认为此事与其他事相比并不算太糟糕。”该方式属于社会比较范畴。
8.灾难化（catastrophizing）
灾难化是指明显强调事件恐怖性的想法。例如：“我总是在想这种处境是多么糟糕。”
9.责备他人（other-blame）
责备他人是指把你所应承担的责任推卸给他人的想法。例如：“我觉得其他人应该对所发生的事负责。”
本研究使用的是朱熊兆、罗伏生、姚树桥等人对Garnifski编制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进行汉化后的版本（CERQ-C）。共36个条目，包括九个分量表：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备他人。每个分量表有四个条目。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表明在面临负性事件时个体越经常运用这种特定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全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九个分量表的α系数在0.48到0.91之间；全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56，九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36到0.69之间；全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为0.10，九个分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在0.19到0.71之间。验证性因子分析各指标：CFI（0.981）、IFI（0.981）、TLI（0.977）、RMSEA（0.062）均符合测量学要求，支持量表九因素模型的理论构想。CERQ-C具有合适的信度和效度，是评估情绪调节认知策略的可靠工具。
（二）研究对象
来自白云心理医院的23名有效被试，命名为临床PIU，平均年龄17.5岁；来自广州农工商学院、中山大学附属医院、水利水电工程学院的2500名大学生在使用雷雳“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PIUS）统计筛选后，PIU有效被试为28人，命名为问卷PIU，平均年龄20.5岁，边缘PIU有效被试9人，命名为问卷边缘PIU，平均年龄20.7岁；正常被试来自广州农工商学院和华南师范大学，共47名，平均年龄20.2岁。
（三）施测程序
白云心理医院的临床PIU直接发放CERQ-C进行施测，学校被试在使用雷雳“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PIUS）统计筛选出PIU后再发放CERQ-C，进行集体施测，予以回收。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和Excel进行统计分析。
三、总体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次序比较
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处理，所有被试群体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考虑到该问卷为九个分量表，已对36题进行分量表总分加和计算。为了使各因素之间的比较更为直观，本研究将各量表得分作了平均化处理。
问卷PIU组认知情绪条件策略的使用次序由多至少依次是接受、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自我责难、沉思、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责备他人、灾难化；问卷边缘PIU组认知情绪条件策略的使用次序由多至少依次是重新关注计划、自我责难、积极重新关注、沉思、积极重新评价、接受、责备他人、理性分析、灾难化；临床PIU组认知情绪条件策略的使用次序由多至少依次是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接受、积极重新关注、沉思、责备他人、自我责难、理性分析、灾难化；正常组认知情绪条件策略的使用次序由多至少依次是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接受、沉思、自我责难、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责备他人、灾难化。
四、临床PIU组、问卷PIU组和正常组对各策略使用的情况比较
（一）不同组别对不同策略使用差异比较
正常组的重新关注计划和积极重新评价两种策略的使用明显高于其他三组，并且灾难化策略的使用是四组中最低的。
以四个不同群体分类作为自变量，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因变量，作单因素方差分析。首先做方差齐性检验，其中接受策略维度的显著性概率Sig为0.005，小于0.05，检验结果是各水平的方差有显著差异，无法进行方差分析。其中问卷边缘PIU组样本数只为九人，将此组予以剔除后再次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各维度的显著性概率Sig值均大于0.05，检验结果是各水平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可以进行方差分析。所以，下面的方差分析结果是以问卷PIU组、临床PIU组和正常组三组分类为自变量，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为因变量进行的。同时进行了多重比较检验。
其中，自我责难策略的F=7.683，显著性概率p=0.001＜0.05，拒绝零假设。此维度的多重比较q检验和Duncan检验的结果完全一致，问卷PIU组和正常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临床PIU组和问卷PIU组、临床PIU组和正常组之间显著差异。临床PIU组显著低于问卷PIU组和正常组，是三组中使用此策略程度最低的，正常组是使用此策略程度最高的。
接受策略的F=4.160，显著性概率p=0.019＜0.05，拒绝零假设。此维度的多重比较q检验和Duncan检验两种检验的结果完全一致，临床PIU组和正常组、问卷PIU组和正常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临床PIU组和问卷PIU组之间有显著差异。临床PIU组显著低于问卷PIU组，是三组中使用此策略程度最低的，问卷PIU组是三组中使用该策略程度最高的。
积极重新评价策略的F=3.276，显著性概率p=0.042＜0.05，拒绝零假设。此维度的多重比较q检验和Duncan检验两种检验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取Duncan检验的结果，临床PIU组和问卷PIU组、问卷PIU组和正常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临床PIU组和正常组之间有显著差异。临床PIU组显著低于正常组，是三组中使用此策略程度最低的，正常组是三组中使用该策略程度最高的。
责备他人策略的F=3.569，显著性概率p=0.032＜0.05，拒绝零假设。此维度的多重比较q检验和Duncan检验两种检验的结果完全一致，问卷PIU组和正常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临床PIU组和正常组、临床PIU组和问卷PIU组之间有显著差异。临床PIU组显著高于正常组和问卷PIU组，是三组中使用此策略程度最高的。
（二）临床PIU组与正常组相比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
以组别为自变量、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为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临床PIU组对自我责难、积极重新评价这两种策略的使用显著少于正常组，对责备他人策略的使用显著高于正常组。也就是说，在遇到负性情绪事件时，临床PIU组相比于正常组习惯于责备他人，而不是自我责难。Tennen＆Affleck（1990）研究了经历过不同威胁事件的样本，研究表明，责备他人与情绪状态较差有关，这就表示临床PIU组的情绪状态较差。同时，Carver等人（1989）认为积极重新评价方式与乐观和自尊正相关，与焦虑负相关，而临床PIU组对此策略的使用显著少于正常组，表明临床PIU被试和正常被试相比，可能焦虑程度更高，乐观和自尊程度更低，这也说明可能正是由于临床PIU被试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使其面对负性情绪事件时情绪不稳定，不容易进行良性调节，无法做到积极重新评价客观事件，使得不良情绪沉淀，从而影响心理健康。
（三）问卷PIU组与正常组相比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
虽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但从均值比较来看，问卷PIU组对接受、灾难化、自我责难、沉思、理性分析和积极重新关注六种策略的使用都多于正常组，对责备他人、积极关注计划和积极重新评价三种策略的使用都少于正常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面对负性情绪事件时，问卷PIU被试比正常被试更容易接受现实情境，并明显强调事件恐怖性，反复考虑与消极事件有关的情感和想法，同时会自我责难，将责任归于自身，而无法做到赋予事件积极意义，也无法做到考虑如何妥善处理消极事件。他们会找其他严重事件作对比以强调该事件的相对性或降低严重性，或者想一些高兴、愉快的话题而不是想实际发生的事件。从短期来看，转而关注较积极的话题是一种有用的反应，但从长期来看，它可能阻碍适应性应对。已有研究显示，自我责难、接受、灾难化三个认知策略仍与焦虑症状呈正性显著相关。Garnifski等人就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自责、沉思和灾难化策略与抑郁呈正相关。这就表示问卷PIU被试所使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无法良好的处理负性情绪事件，应对消极情绪能力较差，容易使产生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积淀，从而影响心理健康。
（四）临床PIU组与问卷PIU组相比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
以组别为自变量、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为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临床PIU组对接受、自我责难这两种策略的使用显著少于问卷PIU组，对责备他人策略的使用显著高于问卷PIU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除重新关注计划策略外，剩下策略的使用临床PIU但均低于问卷PIU组。考虑到临床PIU组平均年龄为17.5岁，而问卷PIU组的平均年龄为20.5岁，这与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其认知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增强有关。问卷PIU组被试更多地使用沉思、自我责难等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这说明随着个体自我的进一步发展，个体更关注自我，更关心内心感受。
综合看来，PIU被试相对于正常被试，应对负性情绪事件时所使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无法进行良性调节，应对消极情绪的能力较差，无法使消极情绪得到疏解或消除，容易使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积聚下来，从而影响到身心健康。根据已有的研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生活事件和生活满意度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推测，正是由于无法使用有效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使这些不良情绪堆积，让PIU被试对生活满意度降低，对现实生活不满，从而在网络生活中寻找满足感，等回到现实世界时却发现现实更加难以承受，再次形成负性情绪，然后又无法进行有效的认知情绪调节，在不满感加深后又回到网络世界寻求满足感，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加深了成瘾程度。
？§§第八章 PIU青少年的情绪表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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