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与抑制控制
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IU）概念的界定的研究中，Young认为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病理性赌博具有相似之处，因此根据DSM-IV关于病理性赌博的标准制定出界定PIU的问题量表，首先提出了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是一种由于对网络产生心理依赖而导致的冲动控制失序的行为，重要特征表现为对上网冲动的抑制控制不能，并因此而导致了其他一系列的问题。Davis的OCS量表在中西文化背景中所进行的调查，均显示具有弱化了的上网冲动控制力（diminished impulse control）。David研究表明，正常上网者和网络成瘾者在“去抑制”（disinhibition）、“失去控制感”（feeling of control）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一项对上网体验的调查中发现，病例组比对照组有更多的上网失去控制感，且有显著差异。Shapira等人在临床实践中，对20位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进行准结构访谈，并用SCDI-IV（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isorders-IV）和针对网络使用而修改的Y-BOCS（yale-brown obsessive-com-pulsive scale）评价其网络使用行为。结果发现，20位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具有更多的冲动性和自我敏感性。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的个体访谈表明其上网前有不断增加的紧迫感，不能抑制。
罗庆华等人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的一系列神经心理测试的研究表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的记忆、注意、执行功能都比对照组差。另一项研究表明，PIU组青少年比对照组的行为抑制能力差。进一步的fMRI研究发现，完成冲动控制任务时，对照组的额叶、边缘叶激活较集中。而PIU组额叶、边缘叶激活区域大于对照组，还可见其他多处区域被广泛激活。提示PIU组被试的额叶功能异常，而额叶又是负责抑制控制机能的主要脑区，一定程度上从脑功能角度解释了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病理机制，也证实了抑制控制能力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的相关性。
以往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病因的研究多是孤立地分析其与个性特征、情绪、家庭教养方式、心理压力等的关系，而对青少年的行为问题，如冲动行为、注意缺陷、多动等问题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关系的研究甚少。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执行功能的研究较少，而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抑制控制不能的研究更是少见，因此对两者的关系的解释过于局限。而国外已较多地从抑制控制角度研究问题行为（如酗酒、吸毒）和心理障碍疾病（如抑郁症、强迫症）。已有一些研究表明，抑制控制不能是许多精神障碍的主要问题，抑制控制与其他成瘾行为的相关行为已在相关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如病理性赌博、物质依赖、强迫症、注意缺陷等。如Joel的一项对抑郁症病人的研究发现，反应抑制可以有效地预测病人的抗抑郁药物情况。
本章从抑制控制角度（包括行为抑制、认知抑制）来考察PIU青少年的特点，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从青少年的行为问题来充实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病因的解释，能进一步充实和验证已有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与抑制控制能力的研究结论。应用意义体现在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抑制控制能力的研究可以一定程度地从青少年的冲动行为等方面的问题来预测和预防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发生情况。
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抑制控制能力
前面提到Harnishfeger的观点是抑制控制功能应该从行为和认知水平上加以区分，行为抑制指对优势行为潜在地、有意识地控制，如抵抗诱惑、延迟满足、运动抑制和冲动控制；而认知抑制指对认知内容或认知过程的控制，可以是有意图和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或和意识内省不可获得的。Harnishfeger同时指出认知负荷也可能是影响抑制反应的因素之一。基于以上对抑制控制功能的理论研究，本节主要依据Harnishfeger的观点从行为水平和认知水平来考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抑制控制能力特点。
抑制控制功能主要与眼眶前额皮层有关，对该区大脑皮层敏感的行为实验主要有反应不反应任务（Go-Nogo任务）、Stroop任务或Stroop任务的各种变式，这两个任务主要是从行为水平上和认知水平上测量执行功能中的反应抑制和运动抑制。
本节的两个研究分别从行为水平和认知水平来测量和比较PIU组与正常组的抑制控制能力。本节研究的假设是：PIU组对Nogo刺激的错误执行率可能会高于对照组；认知负载可能是影响抑制控制的一个因素；PIU组在干涉测试中可能会比对照组犯更多的错误，原因可能是被试对于字面意义具有“优势反应倾向”。
（一）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行为抑制
被试的选择是通过雷雳编制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在广州市一所普通专科学院随机对部分学生进行调查。筛选出量表总平均分大于3.15分的为PIU组被试共30名，色盲的被试排除在外。其中男生18名，女生12名，平均年龄为19.4岁。在参与量表调查的同学中选取量表得分较低，在年龄、性别、专业上相匹配的30名被试为对照组。
采用Go-Nogo范式，材料的选取参考Bannon S。等人的研究，根据颜色和字母两个维度组合成四种条件。被试需要对几个经常出现的Go刺激人生作出按键反应，而对出现频率较低的Nogo刺激抑制反应，不按键。
该实验有四种刺激条件，条件一：Go刺激为蓝色的“N”、“J”、“W”，Nogo刺激为蓝色的“O”；条件二：Go刺激为蓝色的“N”、“J”、“W”，Nogo刺激为粉红色的“E”；条件三：Go刺激为红色、绿色、黄色的“O”，Nogo刺激为蓝色的“O”；条件四：Go刺激为红色、绿色、黄色的“O”，Nogo刺激为粉红色的“E”。条件一和条件三中Go刺激与Nogo刺激或字母的颜色相同，或字母相同，而条件二和条件四中Go刺激与Nogo刺激的字母和颜色都不同，因此条件一和条件三中相同的因素可能会干扰到对Nogo刺激的判断，这两个条件的认知负载高一些，而条件二和条件四的认知负载会低一些。在每一条件中，Go刺激出现的比率占75%，Nogo刺激出现的比率占25%，Go刺激和Nogo刺激随机呈现。
刺激在15英寸IBM液晶显示屏上呈现，实验程序用E-Prime软件编写，电脑自动记录被试对Nogo刺激的错误执行率和Go刺激的反应时。
采用2（PIU组，对照组）×4（刺激条件）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别是组间变量，刺激条件为组内变量。被试分批在机房统一施测，测试前，主试用统一的指导语向被试说明要求和注意事项。在正式测试前，有一个短暂的练习，在被试熟练掌握后再进行正式测验。首先屏幕中央出现“+”字，被试须两眼凝视“+”字符。500ms后，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字母，字母呈现的时间为1000ms，当呈现的字母为Go刺激时，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按下空格键作出反应；当呈现的字母为Nogo刺激时，要求被试不作反应，等待下一个刺激的出现。如上所述，实验有四种条件，按照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条件四的顺序依次进行。每个条件中包含100个Trial，其中Go刺激为75个，Nogo刺激为25个，按照完全随机的方式呈现。每个被试共需进行四组每组100个Trial的测试。在每个条件完成后，被试可在位置上闭目休息三分钟，按Enter键就可以继续实验。
统计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来比较PIU组与对照组Go刺激反应时的差异、Nogo刺激错误反应率的差异。
对Nogo刺激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组别主效应显著，认知负载主效应、组别与认知负载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认知负载对行为抑制无显著影响。组别主效应显著，即PIU组对Nogo刺激错误执行百分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特点。PIU组在Nogo刺激的抑制上相比对照组犯了更多的错误，表现出了较强的冲动性，且抑制控制能力较对照组来说明显较弱。这说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行为抑制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与罗庆华、曹枫林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认知负荷对行为抑制无明显影响，原因可能是Go-Nogo范式主要是从行为水平上测试抑制控制能力，较少涉及额外的认知成分，因此对认知负载高低反应不敏感；也可能是由于本实验的刺激较简单，没有体现出认知负载高、低的区分，以至于没有发现显著差异；又或者是由于把抑制控制分为行为抑制和认知抑制，而两者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明显相关所导致的。
对Go刺激，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PIU组对Go刺激的反应时间比对照组短，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对Go刺激的遗漏错误百分率，PIU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t（58）=1.03，p=0.30]。
PIU组对Go刺激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对照组的结果表明，PIU组被试的反应较快，可能是PIU组被试更容易形成对Go刺激的优势反应，形成按键反应的冲动性，进而缩短了判断的反应时间。结合PIU组被试对Nogo刺激的高错误执行率来看，更能说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具有较高的冲动性和较低的抑制控制能力。
（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认知抑制
被试的选择是通过雷雳编制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在广州市一所普通专科学院随机对部分学生进行调查。PIU组被试共30名，色盲的被试排除在外。其中男生18名，女生12名，平均年龄为19.4岁。在参与量表调查的同学中选取量表得分较低，在年龄、性别、专业上相匹配的30名被试为对照组。
采用Stroop范式，测验中使用一系列颜色词红、绿、蓝，但词义与该词的字体颜色不匹配。例如，“红”字的字体颜色为绿色，“蓝”字的字体颜色为红色等。实验中当要求被试判断出词的颜色，并迅速按下该颜色词所对应的键时，被试常常会自动地按成该词词义颜色所对应的键，或者反应时显著增加，这就是颜色命名过程与读词过程的竞争。
该实验分三个条件。条件一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按下屏幕上以黑色字体显示的颜色词“红”、“绿”、和“蓝”分别所对应的键；条件二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按下屏幕上一排“××”的颜色所对应的键，共有红、绿、蓝三种颜色；条件三是一个干涉测试，给被试呈现颜色词，每个词是用和它本身代表的颜色不同的字体颜色，如用红色字体呈现的“蓝”，这一条件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按下字体颜色所对应的键，抑制按下词义本身所代表颜色对应键的倾向，共有红、绿、蓝三种颜色。其中条件一和条件二为基线条件。
刺激在15英寸IBM液晶显示屏上呈现，实验程序用E-Prime软件编写，电脑自动记录被试在各个条件上的错误率和反应时。
采用2（PIU组，对照组）×3（基线条件1，基线条件2，干涉条件）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变量，刺激条件为被试内变量。被试分批在机房统一施测，测试前，主试用统一的指导语向被试说明要求和注意事项。在正式测试前，有一个短暂的练习，在被试熟练掌握后再进行正式测验。首先屏幕中央出现“+”字，被试须两眼凝视“+”字符。500ms后，在屏幕中央呈现刺激。要求被试左手食指放在F键上，右手食指放在J键上，左右手的大拇指放在空格键上，按照各个条件指导语的要求来按键。F键对应红色，J键对应蓝色，空格键对应绿色。实验按照如前所述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的顺序依次进行，每一个条件中包含有100个Trial，刺激按完全随机的顺序呈现，每一条件之间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按Enter键就可以继续实验。
统计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来比较PIU组与对照组在两个基线条件和干涉条件上的错误百分率和反应时差异。
PIU组和对照组在不同实验条件上的错误率（%）和反应时的基本情况。在错误率指标上，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组别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3.29，p＜0.1）、条件的主效应（F=12.66，p＜0.05）和组别与条件的交互作用（F=3.33，p＜0.05）均显著。也就是说，PIU组的错误率边缘显著地高于对照组，更直观地列出了PIU组和对照组在不同实验条件上的错误率的差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说明三个条件之间的错误率差异显著，对三个条件进行的多重比较发现，基线条件1和基线条件2之间差异并不显著，而干涉条件的错误率却显著高于两个基线条件（p 1=p 2=0.00）。组别与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对PIU组和对照组在不同实验条件上的错误率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基线条件1和基线条件2上，两组差异并不显著[T1（58）=0.73，p=0.47；T2（58）=0.98，p=0.33）]，但在干涉条件上，PIU组表现出比对照组更高的错误率，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t（58）=2.66，p=0.01＜0.05]。
对PIU组和对照组在不同实验条件上的反应时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6.53，p＜0.05），组别的主效应、组别与条件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F=1.19，p=0.28；F=0.47，p=0.63）。
呈现的数据表明，PIU组的反应时在三个条件上都表现出比对照组短的反应规律，直观地反映了这一规律。结合PIU组表现出的显著较高的错误执行率，较短的反应时间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反应冲动性。
Stroop范式是经典的评价执行功能的测验之一，在这一测验的干涉条件中，被试要尽可能快地按下字体颜色所对应的键，抑制按下词义本身所代表颜色对应键的倾向。这就要求被试抑制对于字面意义具有的“优势反应倾向”，或者说是被试要主动抑制字面意义引起的认知定势。彭淼等人认为Stroop任务及其变式中涉及的冲突加工可以更好地体现执行加工中的监控功能，而冲突解决过程更能体现反应抑制等执行功能的亚成分的加工，弥补了其他范式对于抑制加工体现不足的弱点。我们使用Stroop任务从认知水平研究PIU组与对照组的抑制控制功能的差异。
在干涉条件上，PIU组的错误率显著地高于对照组，这表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在主动抑制字面意义引起的认知定式时存在困难。这与罗庆华等人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进行的Stroop测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反应时间上，PIU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并不显著，但是PIU组表现出的比对照组反应时间短的规律还是值得重视的。这一结果与罗庆华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罗庆华等人的研究表明PIU组被试完成Stroop测验所需的时间要显著地慢于对照组。罗庆华等人用Stroop范式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其他许多研究者用此范式研究抑郁症患者、强迫症患者等群体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反应时间上都是PIU组比对照组慢。本实验的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相矛盾的原因可能是实验本身控制得不够严密，导致没有得出相应的结论；也有可能是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与抑郁症患者、强迫症患者在抑制控制功能障碍的表现上各有特点，在反应时间上的差异就是一个表现。
（三）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抑制控制特点
在行为抑制中，我们发现PIU组对Nogo刺激错误执行的百分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即在不按键的任务中，PIU组被试抑制按键行为失败的次数明显多于对照组，在对Go刺激的反应时间上，PIU组也显著地比对照组短，表现出更高的冲动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PIU青少年抑制控制冲动行为的能力较差。在认知抑制的干涉条件中，PIU组被试由于对字面意义具有“优势反应倾向”而导致比对照组犯了更多的错误；在反应时间上，PIU组在三个条件上又都表现出了比对照组短的反应规律。因此可以推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在认知水平上的抑制控制能力也较差。
结合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行为抑制和认知抑制的表现，可以看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冲动性较强，在抑制控制能力上存在缺陷。抑制控制能力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但是该研究并不能证明两者具有因果关系。
抑制控制能力不足的人普遍会表现出行为计划的制订和执行、排除干扰、控制冲动行为、抑制诱惑、延迟满足等方面的缺陷，因此可能会导致酗酒、吸毒、药物滥用以及反社会行为。在网络使用中，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使用者存在抑制控制不能的缺陷而导致病理性地使用互联网。另一方面，在青少年成长发展的过程中，病理性地使用互联网也可能会使青少年的抑制控制能力降低。这是因为从心理机制来看，个体在网络中常处于分散注意的状态、大脑常处于兴奋的状态，因此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对注意的主动抑制能力的发展，或者会使个体的这一能力减弱。其结果是个体的主动抑制能力低下，从而表现出对分心干扰不能抵制，以致出现抑制控制能力方面的缺陷。
抑制控制能力是执行功能的重要成分，但执行功能包含有许多复杂的成分，所以本研究的结果仅表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的抑制控制能力存在缺陷，不能说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其他成分是否存在缺陷。近年来，对执行功能的研究逐渐热起来，但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执行功能特点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来进行，如研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的抑制控制特点、认知灵活性特点、工作记忆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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