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书外闲话(3)
三种气节
中国古代读书人最重气节，甚至看得比生命还重，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天地有正气”。读书人失节之耻甚于妇人失贞。在方孝孺、柳如是、范凤翼身上体现了常人难见的一种气节。确切地说，是一种气节的三种表现形式。一个人的气节在平时不容易看出来，在天崩地坼、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时期，表现得最明显，所谓“板荡识忠臣”。
方孝孺（1357—1402），明代初期著名的理学家。朱元璋去世后，方孝孺任建文帝的侍讲学士，有关诏檄都由他起草。燕王（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攻下南京，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断然拒绝：“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燕王以灭九族相威胁，方孝孺针锋相对：便灭十族又奈何！燕王大怒，对方孝孺割舌，处以磔刑，灭其九族及其门生游党，死者共873人，开了灭十族的先例。方孝孺有《逊志斋集》传世。著名选本《古文观止》，上起《左传》，下迄明代张溥，收录两千多年间的文章共222篇，其中就有方孝孺的《深虑论》《豫让论》。他被后代视为忠于理想，以身殉职的完人，读书人的典范。
柳如是（1618—1664），幼年被诱拐卖入妓院，所幸受到鸨母徐佛的琴棋书画教育。14岁被离职宰相周道登强纳为妾，不久再次沦落风尘。她广交名士，眼界大开。24岁嫁给当时的文坛盟主钱谦益。清兵攻下南京，柳如是劝当时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殉国以保气节，钱谦益却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而拒绝。柳如是奋然欲投水自尽，被强行拦住。真是须眉愧对巾帼！钱谦益辞去清朝的官职，赋闲在家，柳如是则激励他与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联系，积极反清复明，以弥补失节的大错。柳如是自己更是倾尽珠宝，资助义军；以自家作为秘密联络点；在义军举事前夕，柳如是还亲赴舟山慰劳鼓劲。
范凤翼（1575—1655），26岁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直隶永平府滦州知州。当时的说法是：“金宝坻，银滦州。”然而，范凤翼一听此说，竟深以为耻、上疏皇帝，放弃此肥缺而自愿去顺天府当儒学教授。因正直敢言而为奸佞忌恨，被迫于万历三十八年辞职回乡。三十余年不复出山，皇帝八次下诏，希望他重回朝班，而范凤翼不为所动，被后学们誉为“真正的隐士”——真隐先生。而正是这位真隐先生，据收藏鉴赏家、散文名家张传伦先生研究考证，在南通被清军围攻，危如累卵，生死系于一发之时，为保古城生灵免遭涂炭，毅然出山，不计个人之生死荣辱、千秋功罪，力劝清军统帅多尔衮。因此，南通得以免遭浩劫，未蹈扬州屠城十日之厄。
巨劫奇变之时，乾撼坤岌之日，两种道德双轨制并行。被一方誉为宁死不屈、忠贞不二的人，就会被另一方斥为顽固不化、死不改悔。对于气节之士，所谓的硬骨头，放在前朝可喜，放在本朝就一定要消灭，再硬的骨头也要砸碎，再直的脊梁也要打断。即使平反也是几代以后的事，于事无补。而对于所谓的“识时务者”、降将（包括内奸），敌方是抱持“其事可喜，其人可鄙”态度的——既然能因为我而背叛别人，也会为了别人而背叛我，对他们不会信任重用。如钱谦益，投降了清朝，被明朝视为叛逆，于清朝列为贰臣，两面不受待见，里外不是人，既失了气节，又失了尊严。
所谓“两世重臣”“三朝元老”，其气节基本可疑，最极端的例子是冯道（882—954），历事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等五姓，共侍奉了十位君主，“视丧君亡国亦以屑意。”“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新五代史》）”冯道“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旧五代史》）”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在“笑贫不笑娼”的乱世（“盛世”的另一种说法），倘若妇人能以事“二夫”（频繁离婚的大款小官）、当二奶为荣，那读书人不以气节为然，不以失节为耻，也就不足为奇。等而下之的是徒弟背叛师父，养子讨伐义父，盖缘于强势压力兼忘恩负义。范凤翼能用一己之气节，拯救满城百姓的生命，这是需要大智大勇的，非平常人所能做到。即使为此“失去”了气节，那也是值得的，何况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的气节观与朝廷的气节观不可能是一样的。
后记
这是我的第二部随笔集。
本书分四部分：一、书评集萃，收入了我近五年的部分书评，主要是文史方面的；二、书人书事，写的是与书有关的同事、朋友、自己。作为编辑，这应该是自己的主业；三、书生意气，现在这个世道，聪明人越来越多，书生越来越少。既然是“书声！书声！”丛书，总要有意气风发，发言出声的时候，否则，枉为书生，尽管书生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贬义词和不识时务的同义词；四、书外闲话，谈的是书生的日常衣食住行。
我国年出书十多万种，其中许多是可有可无的。编辑最大的悲哀，是在不断地把有用的树，变成无用的书。希望本书能对世道人心有些微帮助，哪怕作用类似于竹头木屑、牛溲马勃。
读别人的书，对长长的鸣谢名单总是没兴趣，或者说有反感，以为俗不可耐。轮到自己写后记了，却发现源自内心的感谢是不能省略的，否则，岂不成了忘恩负义之人？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王春瑜先生。1997年我组织“说文谈史丛书”，与王先生相识。王先生不仅很快提供了稿件（这就是1998年出版的《漂泊古今天地间》），还介绍了自己的朋友、中国台湾著名学者苏同炳（庄练）。我先后责编了苏先生的四部书《长河拾贝》《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国古代名女人》《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王先生还为我策划了好几套丛书，并且促成了我第一部随笔集《徘徊在门外的感觉》的出版。就连这部《书缘与人缘》的书名，都是王先生替我取的。
感谢《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副主编黄桂元两位先生。作为兄长似的老师，不但为我改稿件内容，还替我改篇名，对我帮助、促进极大，使我那些幼稚的短文，能够经常接受读者的批评，这对于重树我的自信心，有非常大的作用。
感谢伍立杨、雷电、徐冰、党明放、刘运峰、罗文华等朋友的鼓励。朋友，是永远的财富。
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宋玉成社长的大力支持和李玉鹏主任的辛勤劳作。是你们提供了拙作出版的机会，也使这些短文能与广大读者见面。作为同行，你们的辛苦我感同身受。多谢多谢！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二十多年来陪着我受苦受累受罪，却很少有怨言，把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积是25平米，我虽然有35年的工龄，却生活在平均值之下，真正是愧对长辈和妻子女儿，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偶尔想起，不禁悲从中来。
什么也不用再说了。
201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