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恒文，77岁，山东青岛人；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年27岁；1989年与祖国内地的妻子在香港见面；1999年7月4日回祖国内地探亲；目前在台湾台北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9日。
采访地点：王恒文青岛红岛镇的家中。
去采访青岛红岛镇前阳村的王恒文老先生，我们跑得很远。
尽管那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已经让我们一行人很劳累，可是城阳区台办的同志仍是指哪儿，奔哪儿，让我非常感动。
到红岛去我们不仅驶上了青岛至黄岛的高速公路，还跨越了青黄高速公路上全国最长的跨海大桥。
我是第一次从跨海大桥上走过，那种壮观，那种气势，我想完全可以和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相媲美。
车在跨海大桥上急驶，两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瞬间我觉得好像是奔驰在时间的隧道，的确，我们是为了那个半个世纪后的团聚而去的。
到了红岛镇前阳村我们转到了靠海边最近的一幢房子，据介绍我知道这就是前几天刚从台湾回来不久的王恒文老人与老伴任秀芳的家。
可惜铁将军把门，不知道老人到哪儿去了。正在着急，热心的村民们帮我们找来了嫁在同一个村子的王恒文老人的女儿，听我们说明来意，王恒文老人的女儿遗憾地说，你们来晚了一步，俺爹刚刚回台湾，走了没几天呢。
跑了这么远的路，却得到一个这样的消息，我有些失望，可正在这时，一个脚步蹒跚走路不太方便的老太太走过来，女儿一见马上说，俺娘回来了，要不你们跟她谈谈？俺娘苦等了50年，也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啊！
与老太太握手做了自我介绍，任秀芳老人痛快地答应跟我们聊聊。可开开家门进入她的房间，满屋的凌乱与狭窄让我们无法坐下来长谈，这时任秀芳大娘有些为难地说：“你看我这类风湿关节炎特别厉害，现在已经是什么活儿也干不动了，家也只好这么乱扔着，这样吧，我们到大女儿家去吧，她隔我这儿不远。”
听她这样说，我明白了这位76岁的老太太为什么走路的时候腰与腿都呈弯曲状，而且，走起来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已被岁月压榨得几乎失去生活能力的老人。
我忙上前搀扶着老人让她慢慢地上车，在村里转了几圈，到了她女儿家。女儿家显然要比母亲家宽敞、干净，而且，客厅一溜沙发十分适合待客。
听台办的同志介绍，王恒文老人的女儿还曾经担任过城阳区的政协委员，是个很泼辣、能干的农村女干部，显然，她与母亲的命运有迥然的差距。
与任秀芳老人说起前不久的团聚，老人眼里已晃动着泪珠：“50年了，整整50年后他才回到这个家里来，什么都没变就是我变了，我变成现在这个不中用的样子。”
可是，您毕竟等了他50年啊！看来，大娘你当时跟王恒文先生的感情非常好，要不您怎么会这样一直地等下去？
唉，姑娘您这话一说远了，我们俩这么多年那真是生死两不知啊！要不是1985年他托了人捎了信儿来，我们娘几个早以为他死了。因为，当时有人说看见他从船上被掀进了大海，也有一些人传说，他死在了台湾，我当时夜里睡不着就想他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他走的时候27岁，我26岁，儿子4岁，女儿才刚刚100天。
当年我和他订的是娃娃亲，他家里家境不错，他也读过很多书，走之前还在我们这里的小学当过校长。
那时我识的字不多。本来我跟他一个学校念书，可当时这村里的人挺封建，觉得我们订了亲还在一起读书有些不太好，我便放弃了上学。
我19岁嫁到他家门上，当时公公婆婆都在，他还有五个弟兄。头几年，我跟公公婆婆在一起过，事事处处得守他们家的规矩，受了不少罪。
后来他走之前，我们分出来单过。那时候他经常在青岛市里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在家里带着孩子，种着地，生活得也还安稳。
可是，有一天也就是青岛快要解放的那个时候吧，他突然回来了，在家里住了一夜。青岛那边又打电话叫他去，第二天早晨他起来饭也没吃就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
我当时在家还抱着吃奶的女儿，听说青岛解放了，可是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我吓坏了，托了人去打听。结果人家说看见他上了开往台湾的船，也有人说他在船上病了，被人家掀到了大海里。
这些传闻通过不同的人传回来，我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只觉得这事情肯定是突然发生的，要不那天早晨走的时候，无论如何他也会跟我打个招呼，他不是那种把老婆、孩子一扔拔脚就走的人。
而且，结婚7岁，我们的感情特别好，虽说他读的书比我多，可是为了让我也能够看点书，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认字，他说女人有了文化就会变得聪明，就会变得有自立能力。
当时，他的这些道理我似懂非懂，但我知道他非常希望我学文化，认识字，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虽说他经常因公务不在家，可我从来没有觉着他不爱这个家，不爱我和孩子。他是那种心里有，嘴上不说的人，我了解他的脾气，所以，当时他的突然离去让我真觉得是塌了天。
那时候公公、婆婆已经走了，他们家五个兄弟轮着奉养，到我这个孤儿寡母的家里也是这样，那时的生活全靠我一个人来维持。
家里虽然有地，可我得种出来啊。许多时候，为了下地干活，我把大儿子放在地头的树下，把还在吃奶的女儿绑在背上，一点一点地耕，一点一点地种。
常常是人家的地里都冒芽了，我这边地还没有耕完一遍。可是，没有人来帮我，他家弟兄几个各忙各的，谁也不出头来问我一声。
我一边得奉养老人，一边得拉扯两个还不懂事的孩子，那日子过得真是磕磕绊绊，许多次我在地里打着滚放声地哭，我哭自己这不中用的身体，哭恒文他太狠心，扔下我们娘几个，让我们活活地受罪。
可是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还得爬起来干啊，要是种不上粮食，我和孩子们吃什么？
刚开始那几年，我还等啊，盼啊，觉着他也许没走，就在哪儿走迷了路，他清醒过来还会找着家回来的。可越等我的心越凉，越等我就越觉得没有指望。
我在想那些传闻也许是对的，也许他真的已经不在人世，否则他不会这么久不来个音信，哪怕让我和孩子们知道他平安地活着也好啊！
他没有音信十几年，村里的人也纷纷上门来给我提亲，那时，他的父母也都不在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实在艰难。
我的一个婶娘几次劝我，趁年轻再走一步吧，不为别的，为了把两个孩子好好地拉扯大。他爹是读书人，他肯定希望孩子们多读点书，可是你一个人带着他们吃上饭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让他们读书。
那会儿我母亲还在，她坚持不许我改嫁，她让我为恒文守着家，守着孩子，等着他回来。
说实在的，那时我也满脑子封建观念。认为自己终生只能嫁一次，哪怕嫁的那个人死了，我也要为他守节。
虽说有许多上门提亲的条件都不错，而且，人家还明确地说不嫌弃两个孩子，可我左思右想还是一一拒绝了。
当时我只想着自己这样做不会被村里人说闲话，孩子们也不会受继父的虐待，而恒文回来这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想到他在外面这么多年会变成什么样子。
由于我姐妹五个，我是家里最小的，那些年我和孩子全靠娘家姐妹的接济，她们的生活也不宽裕，可过年过节总要让我和孩子吃上好的。我有个二姐每年都是过年的时候，给我买上猪肉和白菜送到家里来，一直送到我的儿子长大能养家了。
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娘几个才算有了碗饭吃。那时候下地男人干重活，女人干轻活，本来就身体不好的我总是受到队里边的照顾，而吃饭的时候总是有我和孩子的份儿。
就这样我终于熬到了孩子们读中学，那时，农村的孩子能读中学是非常少的事情，尤其是女孩子。
可我这个女儿像她父亲，人很聪明伶俐，也爱读书，我就一直供她上学，后来读到了初中。
我一心培养孩子读书，也是为了将来他们不会再像我一样没有文化，愚昧得要命。
那时女儿也很有志气，一心要读到高中毕业。看到女儿这样喜欢读书，我也很高兴，将来孩子们有出息了，我见了恒天也有个交代，毕竟这是他们王家的骨肉。
尽管生活上很紧张，孩子读书费用也是我省吃俭用加上娘家姐妹的支援凑起来的，孩子有这个愿望，愿做个有出息有文化的人，我就是再累也觉着高兴。
可是，有一天，女儿却哭着回来了，她说学校里发展红卫兵，评了几次了就是不要她，而且，说她家庭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像她这样的人学习再好再积极也没有用。
女儿哭着问我，她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还在不在人世？我当时让女儿问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这么多年了我又何曾得到过她爹的信儿。可我也不明白这与无辜的孩子有什么相干？
他爹走的时候，她才100天，这个她连模样也记不得的人都成了她长大以后沉重的包袱。
无论我怎么劝，要强的女儿就是不再到学校去了，她说她受不了那些人的歧视，受不了他们的欺负，再说有这样的一个爹，读书再好又有什么用？
为了女儿不再把学业坚持下去的事儿，我哭了不知多少次。本来，女儿是我的精神寄托，我想想自己这辈子就这样过了，我希望女儿比我有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环境。
那个年月，我就是连这样一个愿望也无法实现，我们只能接受老天的安排，在这块地上刨口饭吃。不久，女儿就结婚了。女婿是我们本乡本土的人，倒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而女儿的归宿却与我的愿望相差得太远太远。
也许是很久没有说这么多话了，任秀芳老人看上去有些累。她拿一个小手绢放在嘴边咳了很久，才显得有些舒服。
我忙端起眼前的一碗茶水，有些歉意地送到她嘴边：“快喝口水，大娘，让您这么辛苦真对不起。”
嗨，姑娘，我得谢谢你到我们这儿，我这一辈子经历的事儿，自从我娘死了，我就再也没有人说道说道了。今天，我跟你好好说说，你要是能给我写成一本书，我一辈子都感谢你。我们这些人吃的苦真是够写成书的了。
我这身体这样差就是让这苦日子给熬的。
一身浅底小碎花的麻纱家居服让任秀芳老人看上去与这村里的老太太有所不同。虽然，雪白的头发与满脸的皱纹与她的年龄很相配，可透过那种苍老与憔悴，我仍可以看得出，当年，她曾经是一个多么俊俏的姑娘。
因为她那双有些陷进去的眼睛一直特别地有光彩，尤其是说话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种无助，那种坦然和那种柔弱。一个76岁的老太太还有这种能够散发出来的魅力，可以想象年轻的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可爱。
如果是这样，岁月真的是有些残忍。半个世纪的蹉跎不仅让老人已失却了往日的容颜，更重要的是把她带入了风烛残年。
可是，她等的那个人现在才走进家门。
儿子、女儿都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心里并没有轻松，我在想自己的下半辈子该怎么过，我该去向谁要个依托。
儿子、儿媳都很孝顺，可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子要去奔，我也不能拖累他们一辈子。当时恒文没有音信已经快30多年了，我几乎已经相信人们传闻他已经死了的消息，我那颗盼他回来的心也渐渐死了。
1983年，我们村里有个人到香港去，很偶然地听说恒文还活着。这时恒文在台湾已经发展得挺好，有了自己的好几家企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几家公司的董事长。我那个同乡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他的电话，并且跟他联系上，把我们家的情况告诉了他。
后来，那个同乡又给我们村里挂电话，告诉我恒文在台湾还活着，并且还挺好的。因为我们娘几个为了他父亲所遭的罪，在这个村子里也是有名的，所以，大家伙一有点什么消息都赶快跑来告诉我们，这样我们终于和恒文联系上了。
知道恒文还活着，我高兴得几夜没有睡着觉，心想我这几十年的苦日子总算有了出头之日，我这一儿一女也算没有白白为他受那些让人瞧不起的罪。
我那时以为他知道我们都还在等着他，肯定会马上回来看我们，哪怕回来看看再回台湾，我都会高兴得不得了。
可后来他来信说，他是台湾的公职人员，没有退休是不可以回来探亲的，更何况他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太太，三个儿子，也是一大家子人，就是他想家也无法马上就回家。
接到这个信儿，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其实我也明白，这么多年他一个人飘泊在外，能娶个太太，成个家有个人照顾他应该是好事，可我就是挺失望的，觉得自己等了这么多年仍是个什么也不会有的结果。
我让孩子托人给他捎了信去，告诉他家中一切还好，只是盼他早一点回来看看，因为我的身体也不好，总觉着再见他一面也算了却心事，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但是，这信儿捎走了以后，恒文那边从此再也没有音信，我知道我的信让他为难了。
一直到1988年8月，恒文从台湾来了电话，他说已给我和儿子办好到香港的手续，约我们母子到香港团聚。
那时有许多老兵因为公职在身回不了祖国内地，便用这种方式，在香港与家人团聚几天，以解自己的思乡之情。
那一次我们在香港一家酒店见了面。恒文虽然老了，可因为生活得不错，也算是事业有成，他仍是那么斯文、有礼，挺排场的一个人。
他的太太跟在他身边，对我也挺尊敬，可看得出来，他们俩人挺恩爱，太太是一步不离开恒文，倒让我有些话跟恒文说不出来，只得不痛不痒地说些客气话。这次40年后的相聚因为有他的太太在，让我感觉挺别扭的。
这时我知道了恒文为什么当时离开家时，连个招呼也没有跟我打。因为，当时他一直在国民党的区分所工作，最后撤退时，国民党部队一定要他跟着一起走，他一方面不舍得我们这个家，一方面又不敢直接跟国民党部队对抗。
直到最后那天他离开家时，都想着再去看看，也许会有什么通融的办法。可谁知这一去人就回不来了，只得上了船跟着部队走了，所以，连个信儿也没来得及给我们捎。
听恒文这样说，我从心底原谅了他当初的不告而别，更何况他这些年来，在台湾苦苦奋斗，从一个小学教员成为几家公司的董事长，也吃了很多苦。
他台湾的太太也是个很开朗、健谈的人。恒文回房休息的时候，她跟我特别亲热，把她跟恒文的恋爱经过都讲给我听，我这才知道她跟恒文结婚也是经历了一番风波。
恒文的太太是1950年从香港到台湾去教书的，恰巧与恒文在一个学校里，当初恒文孤身一人到台湾，又转行到学校里教书，也是挺穷困潦倒的。
可他太太当初出身一个将门之家，家里有权有势的，她和恒文的恋爱遭到她父亲的强烈反对，她们一家人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嫁给一个大陆来的穷教员。
可这个姑娘特别倔强，最后为了同恒文结婚，竟与自己的家庭决裂，离开了那个有钱有势的家，与恒文在外面建起了自己并不富裕的家。
后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后，生活日益地困难，加上姑娘的娘家母亲也思女心切，他们才开始逐渐地走动起来。这时女方的父母见恒文也是一个仪表堂堂、本分厚道的读书人，慢慢地也接纳了他，这样他们一家才总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
我知道恒文的台湾太太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她无非是想让我知道，她和恒文的这个婚姻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争取来的，他们这个家在台湾建立得有多艰难。虽然，我的出现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可我明白她从心底不希望我给他们之间造成什么麻烦，出什么难题。
都是女人，我又何尝不知道那种左右为难的滋味。虽说我苦苦等了40年，可她也是替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了恒文40年，这种心里的苦痛不是我们两个女人所愿意的，也不应该在我们之间产生什么矛盾和过节儿。
看着自己的丈夫仍是几十年前的文弱样子，我当然在感情上想与他亲近一些，毕竟，他是我孩子的父亲，我们曾经那么地恩爱。
可是，我要是那样做，就会让他现在的太太感到不安，就会引发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台湾的这个家再无宁日，我说什么也不能那样做啊。
就这样我一边说服自己，克制自己，一边安慰恒文的太太，让她放心，我只是带着儿子见恒文一面也就满足了，也算这么多年没有白白等他，至于他们的生活我不会参与，更不会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更何况儿女也在身边。所以，我希望她和恒文好好过下去，让恒文有个安宁的晚年。
说这话的时候，恒文的台湾太太突然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姐姐，真的很感谢你，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个人不容易，可我们都是这把年纪的人了，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恒文在我这里你放心，我会尽量地照顾好他，你也要自己多保重啊。”说完这话恒文的台湾太太哭了，我也哭了。
我们两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终于在一起抱头痛哭。也许到了这种时候，我也只有选择哭一场的权利了。
经过和恒文的台湾太太几次的交谈，我们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不少，知道我也不会给他们夫妻增加什么麻烦，恒文的台湾太太显得很大方，一会儿送我这个，一会儿送我那个，我知道她是想尽量地给我补偿点什么。
所有的东西我都婉言谢绝了，虽然，我只是农村里来的一个穷老太婆，可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些金银珠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当初等恒文回家，也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不是会发财，我是在等那个人，等那份恩爱夫妻的感情。
可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我就是穿金戴银又能怎么样，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上我原来那个完整的家和我40年的等待，对于老天这样的安排，我只有默默地承受。
说话间，任秀芳老人的女儿拿来了一本相册，老人用几乎枯干的手指着一个着西装打领带，正在唱卡拉OK的古稀老人的照片对我说：“这就是恒文，在他们公司的庆祝会上拍的。”
我拿过相册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的那个老人虽然头发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白色短袖衬衣上系一条暗红的领带，典型的一股事业有成的派头，那风流倜傥显然与任秀芳老人不可同日而语。至此，我也几乎明白了他们40年后的相聚为什么只能是一场客客气气的见面。
因为人是会变的。
随着环境与生活习惯的改变，人的改变也是很迅速的，但我相信人的感情还是有它本质的东西的。尽管生活有时会让人处在两难的境地，可王恒文老人毕竟要老伴到香港去与他团聚，可见人要忘掉过去的一切也是很难的。
过去人们常说，乡情最难忘，乡音更难改。相信王恒文老人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游子。更何况他的几十年在台湾的打拼，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
从爱情到婚姻，从生存到事业，几乎所有的老兵都会有这方面难以忘怀的经历，那些不平，那些奋争，那些苦斗，一切都在巨大的付出之后，才有让他们立足的基础。
我知道他们是多么希望家乡的亲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辛苦。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得到了亲人的最大宽容与理解，而这也正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啊。
由此，我更加理解了任秀芳老人的胸怀，这是一个宁愿把不幸深深埋在心底，也要把微笑带在脸上的坚强的老人。正是因为有了她这样的胸襟，才有了昔日游子想要回家的呼唤，因为有了她们才有了祖国，有了家。
老人喝了口水，慢慢地与我翻看着那本相册，又聊起来。
1985年，恒文又请我带女儿到香港去和他相聚，我想他这次安排我带女儿去，也许会跟我单独地待上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自从相见之后，就从来没有机会在一起说说夫妻之间的悄悄话。
可是这次到香港，他的太太仍然与他同行，并且，他还带来他的儿子，让儿子给我磕头。
自然这次相聚又是客客气气地一家人聚在一起，说点无关紧要的话，这时我问恒文，他什么时候才能退休，我打心眼里希望他回老家看看。
恒文想了一会儿说，再过10年吧，10年以后我一定退休，回祖国内地看看，回老家看看。
我当时听他一开口就是10年，心里也特别地凄凉，他走的时候我才26岁，可再次相见我已经66岁了，照他的打算，他再次回到家庭与我团聚我已是76岁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个日子。
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听他台湾的太太讲，他在台湾是几家公司的董事长，生意上的压力也很大，更何况他三个儿子都还没有成家。他当然也是很希望早点回家，可就他目前的身份和地位，他真的很难马上就回祖国内地。这一点我想我是尽量去理解。
半个月的相聚很快就结束了，我和女儿起程回祖国内地的家。他和太太、儿子回台湾的家。我是一路走一路流泪，这到底是谁造的孽，让我们一家人不得不四分五裂，这么东一处，西一处的，不得团圆。
女儿也是伤心地一路上不说话，从小父亲在她心里没有什么印象，这人到中年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亲照例是亲，可毕竟她已经过了那个不会克制感情的年纪，这让她与父亲相处有了一些拘谨。
倒是恒文那个台湾太太生的小儿子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见了我和女儿也挺亲热的，出来进去的照顾得我们很周到，让我感到很欣慰。
回到家乡以后，我照例还过我的日子，不久我的类风湿关节炎又犯了，我住进了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就想，自己的这辈子也许就这样交代了。
这时恒文捎来了信和钱，嘱托孩子们好好给我治病，让我坚持活下去，等着他回来。
恒文的信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对我的感情，我知道什么都变了，可他对我的感情没有变，对这个家的思念没有变，我要好好活着，让他回来还有个家门可以进。
就这样那场大病让我几乎瘫在床上，可我坚持着站了起来，我知道我在为恒文能够回家等待着。
过了几年，我孙子也成家了，看到我一个人过日子，身体又不方便也挺难的，他把我接到了他家，给了我一间东屋让我住，这样我等于是和孙子、孙子媳妇住在了一起。
这期间恒文也不断有信来，知道我好了，他高兴地捎了钱来，让我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虽然钱不是最重要的，可恒文一直这样牵挂着我，让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甚至觉得自己以前错怪了他，以为他对我无情无义。其实，人有的时候是由不得自己的，这我也明白。
1999年1月份他来信说正式退休了。我当时高兴极了，马上让孩子写信请他回家来过年。50年了，整整50年了，回来过个年，一家人真的团聚我做梦都想这一天啊！
可信不知道捎到没捎到，他那边也一直没有回信，我们一家人盼他回来盼着过了年又盼着过了元宵节，又盼着过了“五·一”节，他，终于还是没有机会回来。
直到今年的7月份，市里突然通知我，说恒文要带着台北青岛同乡会的会员们回来探亲，我这时才知道他是台北同乡会的会长，是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7月4日那天是政府来的车送我去机场接他。
虽说这之前我在香港已见过他两次，可那些相聚总像是在做梦似的，抓不到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今天就不同了。
我是站在自己老家的土地上迎接他，他也是奔着这块土地回来的。
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那些过去的日子，过去的事情，过去共同走过的路，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的团聚，真正的骨肉相聚。
恒文他回来了，77岁的他这次是真的回到家了，我们相牵着走进了家门，这次我觉得50年的日子没有白过，他终于又在我的身边了。
虽然，因为这次他仍是公务在身，回到青岛后有各种各样的招待会要参加，因此，只在我这里住了两个晚上，可是，那种夫妻的感情让我觉得他还是我那个恒文，那个手把手教我读书写字的小学校长。
我们唠死去的爹娘，唠长起来的孩子，唠村子这些年的变化，50年的话恨不得全在这会儿说尽，可怎么能说得完呢？
傍晚恒文要我陪他在村子里转转，我腿脚不灵便他就搀扶着我，走在海边，我们俩说着话，看着还是像原来一样蓝的海水，我流出了泪。恒文说：“老伴，我回来了，你应该高兴啊。”我说，“我是高兴啊，我这是幸福的泪，你终于回到家了。50年，60年，时间再长你也是回来了，我能不高兴地流泪吗？”
恒文望着大海长叹了一声，说：“可我还是要走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叶落归根，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知道台湾那个家在恒文的心里也是一个牵挂，我从心里希望我们这两个家能够成为一个大家，其实，我们本来不就是一家人吗？
在香港的时候，恒文的台湾太太也跟我讲过，她说要是两岸实行了三通，从台北两个小时就到了青岛。那时候，想家了就飞回来看看，恒文想我们了，就飞过去一家人团聚几天，要是能那样的话该有多好。
我们都是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按理说这点心愿并不过分吧！
像我们这些老太太等了这么多年，最终先生还是要回那边，并且他们年纪大了也不能经常来回地跑，这种分离还要我们承受多久，我不知道，也许一直要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听任秀芳老太太这样说，她快人快语的女儿不同意了。
她说，“娘，你怎么能这么没信心，咱们国家澳门回归后，剩下的大事便是台湾了，这是国家的统一大业，只会尽快不会往后拖。”
“你只要好好保养身体，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还一直乐观地要叶落归根，你没看他为两岸的统一也在做些事情嘛。有这么多人的努力，祖国的统一是肯定会实现的事情，你老人家到时候还要到台湾去看看呢，那也是咱们的一个家啊。”
任秀芳老人在女儿的劝说下，一直有些伤感的脸上有了笑容。
坐在一旁没有说话的我，却觉得她们真是一些过于纯朴善良的人，对所有的事情都抱着美好的愿望。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善良的心地，才使她们对50年的漫长等待默默地忍受，面对等待之后仍是分离的现实坦然地承受。50年啊，半个世纪的路程都在等待中过去了，台湾的亲人们，你们还要让家人等多久。
送任秀芳老人回她的家，她执意不再坐进我们的车。我知道对腰腿都已经不再灵便的她来说，弯腰屈膝地坐进车里又是一番折磨。
我轻轻搀扶她走上回家的路，她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说，“闺女，都晌午了，吃了饭再走吧，这样饿着肚子跑，大娘我怪心疼的。”
我只是微微地对她笑，却不敢开口说话，我怕一开口我的眼泪也落下来。真的，我为她50年漫长的期待终还是一场分离的结局感到心痛。
这个海边的小村庄大概只有百十来户人家，他们分散在海边的这个小岛子上，靠养殖、捕捞为生。看得出任秀芳大娘的一对儿女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们如今都已做了爷爷、奶奶，有了家里的第四代。
想来王恒文老人离家五十载再回来已是儿孙满堂，本应是一场天伦可以同享。可他在家匆匆待了数日，又匆匆踏上归途，不仅让家人们遗憾，就是村里的邻居提起来，也觉得任秀芳大娘未免有些可怜。
这就是现实，虽是面目全非，可人们只有承受，只有忍耐。
可我一直记着那句话，今天的宽容与忍耐是为了实现明天的梦想，也许我们该相信诗人的预言，祖国统一的梦想实现之日，我想也是任秀芳大娘她得偿所愿的那一天。我祈盼她好好活着，静候佳音。
叮嘱还有两个月就要生育的妻子注意身体，他拿起铁锨走出家门。26岁的他不知道那个早晨会让他从此与妻儿分离，这一走又不知道是哪年哪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