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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台湾老兵·栾心和

栾心和,山东省青岛市夏庄村,69岁。

1949年被抓兵到台湾时年19岁。

1989年第一次回祖国内地寻亲。

目前在台湾台中市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21日。

采访地点:青岛市夏庄村栾心和家中。

到夏庄村的台湾老兵栾心和的家中时,刚刚结婚才两年多的他们夫妻,早已站在路口等着我们,见到车来了,他们在一瞬间的笑容纯朴得让人感动。

69岁的栾心和先生和太太刘美玉的家是一座新盖的两层小楼,这座修在山脚下的房子有着气派的圆形拱门和全套的红木家具,客厅正中是一块一米多长的崂山青山,看得出他们这个新家是比较讲究的。

太太刘美玉是个极大方、端庄的本地女人,她不断地给们倒茶,剥水果皮,很有一股女主人的味道。

最让我惊奇的是,她竟用那些过了期的挂历纸折叠了一只只用来盛水果皮的小碗,不仅玲珑可爱,而且花红柳绿十分漂亮、精致,让人感到女主人的匠心独具。

对栾心和先生这迟了将近50年的婚礼,我从心里感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这是一对等待了多久才走在了一起的夫妻啊!

看着他们宽敞的新房,我不由啧啧称赞,看上去非常老实、厚道的栾心和先生,脸竟有些微微的红。他说,这是村里照顾他,给他批了一块最好的宅基地,他才在这里盖的新房,迎娶的新娘。

说起村里对他们照顾,他太太也是满心感激。因为是改嫁到这个村的,本来就地少人多的夏庄村已经很多年不进新的户口了。可栾心和先生的太太跟他一结婚,村里马上就同意她把户口迁过来,并在各方面给予优待,这一切只因为栾心和先生是位台湾回来的老兵,是位回到祖国的台胞。

走了一路访了一路,老兵们对祖国对他们的关爱和照顾深有感触,许多人在台湾飘零半生,只有回到祖国才重新拥有了做人的尊严,这使他们对祖国对老家满怀感激。

也许正是这种关爱才使他们对自己的祖国一往情深,偌大年纪想方设法也要回到这个大家庭里来,这也是一种凝聚力吧。

由于在台湾老兵当中,论年龄他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与栾心和先生聊起往事,他并没有什么为难,说起他被抓走的经过,仿佛历历在目。

那是1949年,我当时19岁,家里有母亲和一个弟弟,一个姐姐。由于父亲早就去世了,那时身为长子的我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可同时也上了当兵的花名册。

当时那种情况我要是走了,家里就等于塌下天了,所以,母亲让我白天上厢房的一个夹墙里藏着,只有晚上才敢喊我下来吃饭。

我那时胆子也小,有时候在夹墙里躲一天,饭也吃不上一口,再下来我就不愿意上去。可母亲哭着求我再上夹墙里忍一忍,也许等抓兵的走了,就算躲过去了。

没办法我只好吃点饭再上去趴着。那个夹墙很窄,几乎藏不下一个人,可我只有使劲在里面侧躺着,有时候躺得半边身子都麻木得不听使唤了,也不敢动一下。因为抓兵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跟我娘纠缠呢。

就是这样我也躲了没几天,在一次下来吃饭时,被那些破门而入的人给发现了,我马上便被带走了。

被编入部队后,我们被送到了海南岛,在那里守了6个月,以后,才又撤到了台湾。

那时台湾也是很穷,没什么吃的,我们这些当兵的也很苦,每天除了训练便是训练,许多年纪比较小的兵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哭着嚎着想要回家。

可那时如何能看到家的影子,我们这些人整天吃不上喝不上的,还不断地有被传染病传染的,许多人都觉得回家没有指望,有的人受不了这种想家的折磨便自杀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我们那个部队里有不少。

像我这样胆子比较小的,就只有跟着部队混,心想混到哪天算哪天,反正家是回不去了,家里人是死是活再牵挂也顾不上了。

由于我那时年龄也很小,只有19岁,所有的忧愁对我来说就是对家的想念和对母亲弟弟的挂牵,我不知道我这个长子走了,他们如何生活下去。

那时候,国民党部队里的风气特别差,我们这些当小兵的处处受气,不仅要被长官使来唤去,还得伺候那些老兵,整天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而且,刚到台湾的时候,军队里的士气特别低沉,上面虽然整天要求我们搞整编,搞训练,可下面的兵由于几乎都是从大陆带过去的,在那样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人心涣散,人人思乡心切,夜深人静,经常听到打骂声,那是一些长官在惩罚那些悄悄盘算如何开小差返回家乡的小兵。

经过很严厉的整顿和几次的肃清军纪,士兵们基本上没人再敢提“回家”两个字,当时的那种情形,就是要我们在那个孤岛上死死地驻守,回大陆的事根本连想都不能想。

就这样我在部队里一待就是31年,最后做到了士官,50岁那年正式退役,我才有了自由。

可有了自由也意味着从此生活没有了保障,我得从头开始,四处寻找机会,给自己谋一条生路。

那时我已是50岁的人,年过半百想要找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不容易,我的身体一直又比较瘦弱,劳动强度大的干不了,轻松的也不好找,就这样我到处打工,一直很长时间没有个固定工作。

好在那时我也没有成家,因为一直当兵,根本没有能力养家糊口,所以,直到这个年龄我也没敢想娶媳妇成亲的事儿。

退役以后没有了生活保障,自己的衣食住行尚难找个着落,对婚姻家庭就更不敢问津了。

更何况我们这些老兵在台湾举目无亲,又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几乎连最底层的台湾人都不如,因为这里本地的人根本不认同我们,所以,就算有能力娶媳妇,也很难有称心如意的,有不少成亲后又因各种情况离婚的,看到这些悲剧,已经这把年纪的我,索性就打消了在台湾娶亲的念头。

几经颠沛流离,终于,由于我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还认得一些字,我在台中市文化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份帮助整理点资料,搞点辅助性研究的工作已经非常不错了,我决定在台中市留下来,不再到处奔波。

那时我们三个老兵合租一套公寓,大家都有不同的工作,只是晚上上下班才凑到一起合伙做饭吃。

因为在台湾许多老兵退役后只得自谋生路,所以,能够有条件娶亲的很少。为了摆脱孤独,也为了互相照应,几个比较合得来的老兵常常合租一套房子住在一起。

大家彼此年纪都大了,都需要互相照料。在老兵家中,我的年纪还算小的,他们有的人走的时候就三四十岁,在台湾一晃几十年过去,都已经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生活上也勉强能混个衣食温饱。

几个人在一起住一套房子,有时还为了省钱,大家合伙开饭,生活费平摊,这样每个人的负担都会小一些。

像我们这些老兵收入来源没有保障,对自己将来老了怎么办都特别地担心,因此,生活上就特别俭省。

有的人省吃俭用还是为了将来能够活着回祖国内地的家看看。虽然,那时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消息全面封锁,可思亲心切的老兵们还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想要跟家里的人联系上。

那时,与我同住的几个老兵也在不断地找机会,到处打听渠道,看到他们如此热心,从来不相信还能与家里联系上的我也开始关心这件事。

离开家乡几十年,我不知道家里的亲人是否都还活着,我想知道家里的信儿,又怕听到家里的消息,我怕心中原有的那些希望都被打碎。

直到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探亲,我才真正有机会与家里联系。那时,我的一个同乡回来探亲,大家都托他给家里捎信,我也在别人写好的信后面缀上了自己的名字。

说实在的,那时我根本没抱什么希望,我走时家里的光景我知道,弟弟又小,他们怎么撑下去可想而知。

果然,同乡回台湾以后,给我带来了家里的信儿,我母亲在我走后不到20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姐姐嫁到了外村,家里只剩下了弟弟一个人。

这个消息让我几天几夜没合上眼,想起母亲我就觉得自己是个不孝之子,要不是我离开了那个家,母亲怎么那么年轻就离开人世,我的那个家现在还能叫个家吗?

可这又岂是我自己能够主宰的命运?

同乡们一个个与家里联系上,欣喜若狂地准备行装,启程回家。他们来约我一起走,我却迟迟拿不定主意。

不是我不想家,不是我不想回家,只是我想起母亲,想起那个凄凉的家,我就无颜面对家乡的亲人,无颜去见我走时还是个小孩子的弟弟。

我不知道见了他们该说些什么,这么多年的苦我如何安慰他们,如何补偿他们。

老兵们一个个走了,一个个又回来,我在台湾一个人飘来荡去,不知道何处是归宿。只知道此生此世除了一把年纪,几捧清泪,我混过了大半辈子。

就在这时,一个回家探亲又返台的老兵给我捎来了姐姐的信。姐姐那时也已是60多岁的人了,为了找人给我代写一封信,她走了很远的路,专门到镇上的学校找了一位老师。

姐姐在信里说,“弟弟啊,自从知道了你还活着,我就到咱娘的坟上给她报了喜,我跟咱娘说,心和他还活着,他就要回来看您老人家了。可是,我们左等右盼,人家出去有的都回来了,就是不见你的影子。弟弟啊,姐姐的年纪大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姐姐也许就等不了你了,弟弟,你为什么还不往家走啊,你还在等什么?”

姐姐的信让想回家却一直下不了决心的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在心里喊着,姐呀,我又何尝不想你们啊,可我真的是个怕回家的人。我怕回家面对母亲早已不在了的现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还在想象着,母亲还活着,活的好好的,只是我隔得远,见不上她,可我这个梦回家就会再也无法圆起来。

那个给我捎信回来的老兵也劝我:“兄弟啊,年纪也不小了,趁着能走动还是赶快回家看看吧,你不知道家里的人有多牵挂啊,不为别的,为了你那老姐姐你也该尽快赶回老家去啊。”

老兵的话让我如梦初醒,我突然觉得我一直不想回家是因为太为自己考虑了,我光想到不愿意承受母亲离去的那些苦痛,却没有为家里还活着的人着想,几十年生死不知,他们该为我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

说话轻声细语的栾心和先生有着出奇的细腻,这一点从他对往事的叙述中便可以看出来。尽管,他的回忆由于年代久远而显得有些迟缓,可每一个细节,每一点情节都是那么地悠长,充满了回味。

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把家里的一切不幸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母亲过早地离世对想家的他无疑是最为沉重的打击。

因此,他宁愿自己在母亲还活着的想象中过下去,而不愿意让这个梦破碎。

想踏上归途却又忍受不了亲情的煎熬,想忘掉一切却无法割断原来的根,这种两难的境地曾经让多少台湾老兵欲归不能,欲罢还休啊!

终于,在年迈的姐姐声声的呼唤中,他再也不能也不想这么飘泊下去。归去来兮,家,终究还是他要回来的地方。可说到回来,他终于再也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1989年,我回到了家乡探亲。说是探亲,其实村里面除了弟弟一家,已经别无他人。

姐姐闻听我回来,没等我去看她,也让儿女扶着来看我,走时还是水灵灵的大姑娘的姐姐,再相见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们姐弟抱在一起,泪水流在了一起。

去给母亲上了坟,我开始真正地知道母亲是真的离我而去了。想到40年前的那些夜晚,母亲整夜地不睡守在窗前,外面一有动静,就赶快叫醒我藏到夹墙里面去,我就忍不住要心痛地叫上几声,“娘,娘,您老人家是生生为儿子遭的罪啊。”

夜里睡在自家的老屋,我好像看到母亲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那道我曾经藏身的夹墙还在,母亲叫我下来吃饭时的样子还在,可是,母亲却不在了,她是带着永远的遗憾走的,可我这个儿子又能为她做些什么。

与弟弟一家相守了几日,我渐渐有些习惯这种热闹与亲热,在台湾孤零零的40年,我几乎忘了家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村子是变了样了,村里人的生活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有不少人盖起了楼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那些原来跟我一起长大的玩伴,如今也都是儿孙满堂,当了爷爷的人,一家人就是一个大家庭,出来进去好不热闹。

他们抱着孙子来看我,见我这把年纪,还是孑然一身,都劝我在家乡找个人成个家吧,可我对他们只有苦笑。

像我这般年纪,又是这样的身份,在台湾没有什么生活保障,回大陆来也很难说会怎么样,有谁愿意在这种时候嫁给我,我又能给人家什么样的承诺。

姐姐也张罗着要给我娶个媳妇,我知道姐姐见我在台湾40年连个家也没成,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我劝她别为我伤这个脑筋了,这辈子我已经打算一个人过下去算了。

可姐姐流着泪说:“弟弟,只要姐姐还活着,说什么也要给你说上一门亲事,你现在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要是老了身边连个人也没有怎么办,我不给你操这份心,娘要是九泉之下知道了,她会怪我这个当姐姐的呀。”

我这个人生性内向,在这种事上从来不会自己去张罗,因此,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步,总想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了,60岁的人了,就不去奢想那些没指望的事了。

就这样,那几年我平均两年回一趟老家探亲,每次回来就弟弟家住住,姐姐家住住,时间到了就按时返回台湾,一直跑了七八年,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跑不动了。

那时我工作已辞了,回到台湾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整天也没有个人说说话,心情郁闷得很难受。

隔两年回来待一个月,我对老家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也许这跟年龄有关,年纪越大就越想留在家乡,觉得这里一切都是那么亲,那么熟悉。

我想留在家乡不再回台湾,可我家里又没有什么人可以照料我。像我这样一辈子没有成亲的老兵,很多人都是回到家乡过继一个侄子做养子,成为生活的指靠。

可我没有这个条件,弟弟家自有他的难处。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我真开始觉得身边没有个人不行,可是,我又上哪儿去找这么个人?

每次回来了,我就不想走,可不走又不行,回到台湾我就想家,虽然,大陆的家对我来说只是那个空空的老屋,可我还是想回来,想在老家过完自己的下半辈子。

这时我想起了姐姐的话,也许姐姐给我的打算是对的,在家乡找个人,将来回家乡安个家,也算这辈子有个安宁的日子可以过,哪怕年纪再大也不会没有依靠。

而且,少来夫妻老来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少来夫妻的滋味从没有尝过,可老了找个伴总比一个人过日子强吧。

想通了这一步,我又为难自己的身份,说实在的谁肯嫁给像我这样的半生流离失所的退役老兵。我们这些人虽然饱受了折磨,但个个都单纯得很,根本不会像社会上的那些人花言巧语,我们说到底就是些被命运抛到了最底层的老百姓。

再次回到家乡,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姐姐和弟弟,他们都很高兴我终于想通了,千方百计地给我打听起来。

我知道这种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办成的,自古以来这姻缘之事最难只凭一厢情愿,更何况我又是这么个条件。在农村,想嫁给我这样的人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的。

那次我回老家待了三个月的时间,为了寻觅一个合适的人与我共度下半生。可我们这里地处山村,气氛比较传统,人的观念也很保守,像我这样从台湾回来的老兵,各方面条件都没有什么优势,因此,找了几个见了都不是特别地合适。

几番折腾我也有些灰心了。我想自己半辈子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老了想要好好地生活身体又不行了,也许,对我来说一切都有些迟了。

就在我们坐在屋里同栾心和先生谈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雨。

栾心和的太太起身去把院子里的几盆花端进了屋,看来她是怕雨太大把这些花给浇坏了。这是个有心又很善良的女人,能够选择这样一个饱经磨难的台湾老兵做为归宿,在乡村来讲,她也一定是个有胆有识的女人。

看着那几盆被端进屋里的花,我就想曾经采访过的那些老兵,几十年的颠簸又何曾有人这样细心呵护过他们。

他们像是草的种子被风吹离了茎的故乡,落到哪里就得在哪里挣扎着生长,哪怕是岩缝,哪怕是沙砾丛中,能够活下来最终回到家乡的当是那些幸运者。而更多的人则是在这场离乱中自生自灭,抱着遗憾离开人世。

山里的雨是透明的,带着微腥的青草味沁人心脾,由于栾心和先生的家就在青山脚下,透过大大的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那雨水溅到岩石上升起的阵阵雾岚。这个时刻用来追忆历史显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望着山上那烟氤雾绕的雨景,栾心和先生不由把目光放在他屋里正中摆放的那块崂山青石上,他说:“这种石头会在外面下雨的时候,自动渗出一身水珠,甚至也会出现雾岚。”我们一听都感到惊奇,忙围了上去,果然,那块大青石的外壁挂满了沁出的水珠,滴滴晶莹,如人的眼泪,这倒让栾心和先生伤感起来。

崂山大青石会有这种现象,这还是小时候母亲讲给我听的,当时我就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同母亲一起找一块大青石验证一下,可这个机会我一等就是50年,母亲要是现在还活着,也是快90岁的人了。

“那你当时怎么跟太太刘美玉相识的呢?”

看到栾心和先生一心地沉浸在对母亲的怀念中,我有些着急,我非常地想知道当初他的太太是怎么有这么大的决心改嫁给他的,我想在乡村这不啻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举动。

一直很温和的栾心和先生有着他这个年纪的老人所少有的腼腆,听我问到这个问题,他拿眼睛瞅了瞅正在看着他微笑的太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嘛,这个也是缘分,这个……怎么说呢……”

还是他太太刘美玉比较痛快,她很温情地推了栾心和先生一把,“你瞧你这人,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你就照直说呗。”

一紧张,栾心和先生头上竟沁出了汗,我笑了,我说:“您别紧张,这不媳妇都娶进家门来了,您还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的话让大家都笑了,栾心和先生也笑了。

我怎么能不紧张呢,人家说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我这不是也是头一回嘛。唉,想想我们这些老兵实在是枉为做人一世,我这把年纪才做了新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事儿还多亏了我太太的大女儿,要不是她竭力撮合我们,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噢,原来你们之间是儿女在穿针引线啊,我风趣地说。栾心和先生与太太对视了一下都笑了起来。

我和现在的太太刘美玉原本不是一个村的,但她隔我们这个村不远,而且,她的大女儿就嫁在我们这个村里,就在我现在这个家的前面那个山腰上住。

女儿在这里,丈夫已经去世的美玉就经常过来帮女儿照看孩子,干点家务事什么的。我回家乡想要找个伴的信儿一传出去,也有不少人给我提亲。可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这事找来找去总找不上合适的。

最后,我劝一直给我张罗这事的姐姐和弟弟,我说我可能就是这个命吧,一辈子注定孤孤单单在台湾终了此生,这个家我能跑就往回跑,不能跑了就算了,你们就别为我操这份儿心了。

可就在我对这件事失去了信心,准备启程回台湾的时候,美玉的大女儿找到了我,她说,“栾叔,我听村里的人说,你想找个老伴在咱村里安个家是不?”

因为她是我的小辈,所以,我跟她说话也挺实在的,我说,“是啊,闺女,可你栾叔这个伴儿不好找啊,谁愿意嫁给我们这些要钱没钱,要家没家的台湾老兵呢,我这就打算回去了,这事看来是没有什么指望了。”

听我这样说,美玉的女儿笑了,“栾叔,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天涯何处无芳香,咱村找不上,你可以打听一下外村的,没准真的有人会因为你们遭了那么多罪而格外地心疼你们呢?”

我听她这样说话,就好像是有了目标似的,也不跟她客气了,我说:“闺女,你这么替栾叔着急,敢情是替栾叔物色好了?只要人好,心地善良,外村的栾叔也愿意啊,栾叔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这么姐姐家、弟弟家的轮流住,想想还是自己有个家好啊。”

美玉的闺女听我终于说了实话,也咯咯笑了起来。她说,栾叔,这回你终于吐真情了,你要是信我,我就给你介绍一个人,真是像你说的那样人好,又很善良,你看中不中?

就这样,那天,美玉的大闺女把她妈拽来同我见了面,跟她谈了谈,我知道她丈夫很早以前就病逝了,她自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女儿,过了十几年,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家里只剩下她一个,挺孤单的。

女儿们都很孝顺,知道母亲为了抚养她们成长熬了半辈子,都想让母亲再选择一个伴,组织一个家庭。

可美玉这人特别坚强,丈夫不在了,她忙了家里忙地里,抽空还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这么多年有女儿陪她倒也没觉出孤单来。

可人都有个晚年啊。随着年纪一天天大了,美玉也是经常想起自己的归宿问题,毕竟,她是个女人,需要有个依靠,可即便这样美玉也没有匆匆忙忙地答应那些提亲的。操劳了半生的她一定要自己找个合心意的人。

见过面以后,我们就算认识了,美玉人大方、泼辣。个性外向,又很能干,是十里八乡闻名的能干媳妇,而我人老实,个性内向,我们在性格上正好形成互补。

我这个人活到60多岁一直一个人过日子,根本不会安排生活,可美玉既会过日子又会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她的这一点让我特别满意。

最让我放心的,是她的心地善良。我们这些人坎坷、曲折受多了,如今到了晚年,再也没有力气去应付那些麻烦事。有时候,回到老家来也怕遇上这事那事的,可美玉这人特别地心眼好,总说我们这些年吃苦受罪的,如今回家了就该享享清福,她把照顾我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交往时间长了,我对她也有了很我了解,我们家乡的女人本来就是出了名的贤惠与勤快,可她的贤惠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从心里感到了幸运,她让我终于圆了在家乡有个家的梦。

1997年4月份,我和美玉正式登记结婚了,那一年我67岁,她51岁,我们俩都已进入暮年的人走在了一起,这场婚礼对我来说整整迟到了50年啊!

为了真的有个家,我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向村子里申请了地皮,盖了这座两上两下的楼房。因为我是台胞,村子里在宅基地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给我批了最好的地角,又以最快的速度把美玉的户口关系从她原来的村子转了过来。对于我这个可能是村里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新郎,村里给予了最大的照顾,让我这家安的舒心、顺利。

与美玉相处久了,我也问她,当初嫁给我这个从台湾回来的老兵,就没有多考虑什么吗?

美玉很实在地对我说,一开始女儿跟她提这事儿,她并没有答应。她说,我们这些人在外面四五十年,在性情上、生活上都与这边的人不同,她怕会跟我合不来。

再者她也担心村里的人说闲话,毕竟她守寡这么多年,那么多提亲的她都一一拒绝了,最后嫁给台湾回来的老头儿,她怕人家说她图财。

她说,你们这些人虽说也算不上有钱的,可毕竟比起在家里种地的那些人,应该还算是宽裕的,我一辈子拉扯两个女儿自己过,就是因为有这个志气,无论再怎么难,我刘美玉要靠自己生活,而不是靠别人。所以,在这种时候,我更不能让人说什么闲话。

可后来跟你见了个面,又相处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你人真老实,又单纯,我心里就有了点意思。我想,你们这些人半辈子不容易,到老找个伴肯定是为了好好地过日子,我把自己的下半生交给你们这样的人,我们在一起都会好好珍惜,这对我来说也已经是不错的归宿。

当我决定嫁给你时,村里的人当然是有说闲话的,而且我原来的婆家还有人在,他们也是挺不高兴的,但又没有理由阻挡我。

我这人就是做事干脆,自己看好的事情从来不会后悔,也不听那些人在我背后说些什么,我想自己觉得对了就照着去做,左想想右想想只会失去机会。

我们结婚当天,我就把户口关系全都带着走了,好多人劝我先别这么着急把户口迁走,对方是个什么人还需要再了解了解,我想一年多了,我了解的还少吗?我看准了的人是不会错的。

就这样美玉当时特别利索地办好了一切,就到我的身边来了,为此,我特别地感激她对我的信任和依赖,想到我这个老兵终于在67岁上找到这样一个伴,我就打心里感到满足。

栾心和先生说到这里,特意地冲太太笑了一下,一直很大方的刘美玉竟在这一瞬间红了脸,有些腼腆地低下了头。这对不知等了多久才有缘走到一起的夫妻,那种默契与相互的满足,让人觉得他们其实都还很年轻。

人们常说,爱是不分年龄和国界的,对于那些真正地付出爱和拥有爱的人们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

人世间沧桑无限,变幻莫测,可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人们渴求爱与被爱的权利。

尽管对于栾心和先生来说,爱情的幸福来的晚了一些,可毕竟它还是来了,而且,是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寻觅到的,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

对于飘泊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他来说,还有什么比祖国内地给他的这个家更珍贵,更让他满足。

这使他几十年来在台湾,一次次地思乡,一次次地盼归,又一次次地望乡而不得归的伤痛得到了补偿。

这其中最后选择了他的太太刘美玉真算得上是个有眼光的女人。正如她自己所说,老兵们流离失所大半生如今说什么也会好好珍惜这个家,好好珍惜这个寻寻觅觅才遇上的伴儿,他们的人生真的应该从他们获得幸福的那天算起。

而能够回家则是他们人生转折的最大幸运。

山里边的天有时候就是这样变幻不停,刚才还是淅淅沥沥的雨濛濛地下,才一会儿的工夫,太阳又从半山腰上笑吟吟地探出头,愈发使刚才被雨水滋润的山峦清新、翠绿起来。这种坐在窗前便可以看到的景色,让我不由得对栾心和先生在家乡的新居充满了羡慕。

想来比起他在台湾40年与几个老兵合租的公寓这又是一种天壤之别。他们千辛万苦地要往老家奔,而老家的人真的没有让他们失望,这种骨肉之情也只有老家的人会永远记得,会好好地抚慰他们为思乡而曾经有的心力憔悴。

我为他们有这样的归宿感到欣慰。可谈到目前的生活,栾心和先生流露出淡淡的遗憾。

我现在一年要在家乡住9个月,除了每年的10月份要回台湾领我的“荣民费”,我基本上都在祖国内地的家待着。这里有我的太太,我们是好不容易才走到一个屋檐下的老来伴儿,我也不想让她嫁了我,再总是独守空房。

由于我现在回来定居的条件还不够,所以,每年我还必须再回台湾,这一来一去让我觉得特别难受。本来70岁的人了,刚刚有了自己的家,可每年还必须回台湾待三个月等到一月份拿到“荣民费”才能往回走,这三个月的时间让我觉着比三年还长。

而且,我现在也许还能够承受这样频繁的往返,我在想自己老了怎么办,还这么继续跑下去吗?

所以,我现在最盼望的事儿就是实行“三通”,那样我们这样跑就方便多了,对年纪愈来愈大的我们来说,像现在这样总是中途转好几次飞机才能到家,真是有些吃不消。

过了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的折磨,我们这些人几乎用一辈子的遭遇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可台湾仍是迟迟不能回到祖国身边,作为当年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从心里感到了不平,感到了不安。

我现在是回到家了,如果不是必须回去,我肯定是想也不要去想再重返台湾。在那里待了50年,我不仅失去了自己的一切,还失去了家乡的亲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你们也看到了我现在的家,虽然为了这个家我苦苦熬了半生,可是有今天,我知足了。更何况家乡的人待我那么好,让我这个没有为家乡做一点贡献的人真是感到惭愧。

我太太现在也特别不喜欢我回台湾,我离开她的三个月,她也总是觉得度日如年,总打电话让我快点领上钱回来,其实,我又何尝不着急呢?

与许多人比起来,我有今天全是托了家乡人的福。我在台湾从早做到黑,从来没敢想自己还会在家乡找一位太太,过上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这50年是真正白白扔掉的50年,可我常问自己,人能有几个50年好活?

以前在看不到回家的希望时,我并不在乎自己的身体,甚至有些自暴自弃。可自从我回到了家,找到了亲人,又成了家,我突然觉得身体是那么地重要。

因为这团聚来得太迟了,所以,我即使好好地珍惜也只有几十年的时光,我现在格外地看重自己的健康,我相信我是在为亲人们珍惜自己,我只有好好地活下去,与亲人们相依相伴走过这几十年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对我这一生来说,现在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东这个地方民风淳厚,传统悠久,因此,人也特别地憨实、爽朗。

栾心和先生是我这次历时20多天的采访任务中,最后一个接受我的采访的台湾老兵,他的细腻、谦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67岁才娶的太太刘美玉也让我久久难忘。

这个刚刚53岁的女人,聪明能干,把个家收拾得干净利索,我问她有没有到台湾去看看,她说先生在台湾的房子是三个人合租的,她去很不方便,因此,她从来没有打算到台湾去。另外,先生娶她就是为了在家乡有个家,自从进了这个门,她就哪儿也不想去了,女儿想她了,就带着孩子来看她,她连以前常去的女儿家也不怎么去了。

“我不能让他出门回来看到家里没有人,我知道他已经孤单了大半辈子,我们这个老来伴儿走到一起不容易呀。”

她边说边红了眼圈,栾心和先生一直说他的太太很坚强,果然,她终于没有掉下眼泪来,看来是个挺坚强的女人。

这就是山东的女人。那么善良,那么宽容,又那么坚强,是个有了委屈可以俯下身来哭一场的肩膀。

我很庆幸自己在采访的最后,遇到了这对花好月圆的夫妻,它是一种象征,充满了对台湾老兵美好的人生祝愿。

我想起了那首老歌,“三百六十五里路啊,从白天走到黑夜”。对老兵们来说,他们回家的路有多少,只有他们自己冷暖自知。他们在路上走了多久,也只有他们的家人心里最清楚。

有的老兵回到家才知道,为了等他,家里的两代人都已经离去。

有的老兵还没有回家,就已经知道那个家也许只剩下了他自己。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亲人都在等待中被岁月吞噬,你说这回家的路到底有多长?

为何这么漫长?又为什么要等待?那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家呀!这是老兵们心底的呐喊,也是我辗转数千公里与老兵们促膝交谈后发出的疑问。

我实在不能想象那数百万男人的白发,数百万女人眼泪填不平一个小小的台湾海峡,它仍要隔开骨肉隔开同胞,让他们在流失的岁月中咀嚼思念的苦涩。

人类之所以进步,是因为他们总能从代价中接受教训,不断地调整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为生命营造更好的空间。

既然人活着便要有责任,那么这责任对每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中华民族从来是一个自强、自立的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她的统一与强大,台湾更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想要改变历史恐怕不那么简单。

与这些台湾老兵交谈,他们浓浓的赤子情,拳拳的报国心让我体会出一种民族的情感。

正因为祖国的强大,他们才会如此义无反顾地踏上归途。正因为祖国内地是他们日思夜想的家乡,他们才会千山万水也要回到自己的家。

而时至今日,祖国内地的家真的成了他们停靠的港湾。已进入暮年的他们别无所求,只愿他们的痛苦不再延续,过去的历史不再重演,这愿望让我的心头一阵沉重。

在与栾心和夫妻告别时,听到他们说,栾心和先生不日也将启程返回台湾。我忍不住又问了栾心和先生的太太刘美玉一个问题。

我说,栾太太,如果再有战争,再有分离,你会不会等栾先生50年或者更长?

我的问题让一直很大方的栾心和太太一下子怔住了。看来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半天,她才像反应过来似的,有些喃喃地说:“你在开玩笑?”

面对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妻,我突然想起他们都已进入暮年的年龄,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人活百年,也几乎没有再等待50年的可能。

可我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与人们心里善良的愿望相比,这的确是有些残酷,可有时候又的确是不能选择的事实,这取决于那些曾经改变过许多人的命运的人。

历史不能改变,但未来可以创造。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是20世纪末中国人的责任,我与那些台湾老兵一样,期待着,中华民族再创国家统一大业的未来,对这一天的到来我坚信不疑!

老伴离开人世的时候,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了他的手,像是在对他抱歉,“我先走一步了。”抱着老伴凉起来的身体,他拼命地哭,老伴啊,我回来了,你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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