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破产就是经济出现危机的表现，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到了，这里再讲讲其他方面的重要表现。
经济危机的表现多种多样，从当时统治者的眼光来看，可能都是无法避免的。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有的是通过努力可以避免的，有的则是当时人不太可能预见到，也不太可能得到妥善解决的。下面讲到的毁灭性的经济政策就与当时皇帝们的短视分不开，而价格革命在当时来说，恐怕是既无法预见也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毁灭性的经济政策
西班牙帝国的真正衰落，即经济上的彻底衰落，从直接原因来看，很大程度上是由皇帝的毁灭性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1.卡斯提承受着惊人的财政负担
西班牙帝国的军费，16世纪中期以后，即尼德兰爆发革命以后，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美洲的金银，另一个就是卡斯提的税收。此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来源，但都不甚可靠。
美洲金银是皇帝重要的收入来源，完全受皇帝的支配，不会引起任何异议。大约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30年代末，美洲金银大量运回欧洲，帮了皇帝的大忙。但与从卡斯提得到的税收比起来，美洲来的金银也是相形见绌。卡斯提被认为是西班牙政府的“摇钱树”。即使在美洲金银运回最多的时代，也只是从卡斯提得来的税收的1/4到1/3.卡斯提600万居民为帝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为什么卡斯提要承受如此大的牺牲呢？需知西班牙帝国虽然庞大，但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帝国，虽然它在为“保卫”整个帝国而不断地战斗，但许多受“保护”的地方并不把这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西班牙本土（合并葡萄牙以前）原来由卡斯提和阿拉贡组成。拿今天的眼光看，这两个王国之间和王国各自内部都并不真正统一。阿拉贡又由三部分组成：阿拉贡本土、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这三个地方分别有自己的税收制度，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帝国对它的权力是有限的。1640年，菲利普四世企图让加泰罗尼亚人承担派到那里保卫边境的军队的开支，结果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叛。葡萄牙虽然在1580年被合并，但在经济上它是完全独立的，直到1640年脱离西班牙都不曾负担过什么“帝国的责任”。
2.政府一点也不体恤卡斯提的纳税人
对帝国政府的要求不太有怨言的只有卡斯提，或者说只有卡斯提的600万居民才把政府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使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是：需要卡斯提人承担如此沉重的负担，西班牙政府却从不好好体恤这个地区的纳税人。更可怕的是，真正缴纳税收的往往不是那些最有能力交税的贵族，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交税。他们是参与政策制订的人，所以总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这样，沉重的税收其实大都压在普通工商业者和农民身上。
16世纪中期以后，正值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展开，在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的伊比利亚，贵族势力和宗教势力膨胀，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工商业者的地位不仅不见提高，反而降低。稍有一些钱的人都希望与教会搞好关系，都想花钱买一个小贵族的头衔。整个王国的社会风气从来都不鼓励贸易和实业，到处都感到缺乏有技术的工匠，而劳动力的流动又受到传统的行业公会的限制。
就是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发展条件的地区的工商业者和农民，140年来一起承担着如此沉重的负担，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承受的。正在打仗中的皇帝们可不管这些，他们为了及时得到金钱，不惜采用竭泽而渔的财政措施，使那些从事经济活动的卡斯提人雪上加霜。皇帝们总是用各种手段来增加捐税，或尽可能快地收缴捐款。比如，为了马上得到现金，就出售各种特权、垄断权和荣誉。政府还实行一种“原始的赤字财政”。具体做法：一种是向银行大笔贷款，但把卡斯提应交的税款或美洲可能运来的财富作抵押；另一种是出售有利息的政府公债，这种公债常常数字过分庞大，结果把一部分本来可以用于生产的资金也吸收进来。这种情况在查理五世晚年便已很明显，那时政府的收入在几年前就已抵押出去。1543年，正常岁入的65%都花在偿付发行公债的利息上。这样以来，正常岁入实际上变得有名无实，于是皇帝又挖空心思寻找特别的收入来源，如征收新的赋税，用铜币来代替银币。有时，政府干脆没收私人从美洲运来的银子，强迫银子的所有者把这些银子当作公债。皇帝还不时地宣布自己暂时破产，为的是中断付息。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提的工商业者和农民怎么可能长期承受这样的盘剥呢！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破产和逃亡。
（二）难以解决的经济难题
导致西班牙经济衰落的原因中，有的是属于客观情况造成的，事先谁也想不到，发生后在当时也很难有什么处理的好办法。
1.价格革命和通货膨胀
美洲金银输入欧洲引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价格革命就是其中的一种。所谓价格革命，表面上看是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金银贬值。因为运入欧洲的金银太多了，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多了就便宜了。当时各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根据金银来定价的，所以金银价格下降，从另一面来看就是物价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
价格上涨从伊比利亚半岛开始，或者说从美洲金银的登陆地开始，再从欧洲南部慢慢向北扩展。最先受到价格上涨影响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然后是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等。从商品种类看，任何通货膨胀总是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开始，所以这次价格革命也首先从农产品开始，然后是工业品。到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倍多，谷价上涨5倍。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平均物价上涨2倍半以上。
价格革命对西班牙老百姓的打击是双重的。就西班牙本土来说，它使下层阶级走向破产和饥荒，或处于灾难的边缘。这次价格革命对西班牙或特别是对西班牙普通百姓的真正打击还在于：欧洲南部的价格上涨比欧洲北部要早，这一价格上涨的时间差是真正要命的。因为这样一来，西班牙的产品敌不过来自北方产品的竞争，因此随物价上涨而来的是西班牙商品全面失去在欧洲北部的市场，甚至失去本国市场。这无疑加速了西班牙工商业的衰落过程。又由于这一过程是逐渐发生的，即随着大量金银进入欧洲，从16世纪30年代起，物价开始上升，16世纪中叶后上涨速度加快，并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
这就使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时间里，一直受着价格上涨和市场缩小的煎熬。
2.资源和市场的依赖性加重了危机
西班牙的经济还因为市场和资源问题而变得更为糟糕。西班牙的经济即使是在其最盛期也存在三种依赖性：一种是对欧洲北部的商业网的依赖。前面我们讲到过葡萄牙对安特卫普市场的依赖情况，西班牙也是这样，它自己不可能成为西欧的经济中心，它的殖民活动的价值必须通过安特卫普的商业网才能实现。第二，它为了满足本土和殖民地的需要，不得不依赖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品，这种依赖既有人为的成分，即西班牙人热衷于殖民而鄙视劳动，但另一方面，在16世纪市场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确实也造不出那么多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欧洲其他国家的产品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程度的区别而已。第三，某些关键性的资源缺乏造成的问题非常严重，不得不依赖进口。特别是，西班牙缺乏海军的补给品，在无敌舰队覆没的那一年，西班牙就有人说，如果没有从波罗的海运来的桅杆、甲板、锚索、缆绳、沥青和铜，它就无法往海外运输哪怕是最小的一支军队。
这种情况决定了西班牙必须巩固对尼德兰的占领，并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存放大量钱款。但这样一来，它的经济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因为敌对力量切断这条供应线并不太难。
（三）封建特权横行与经济的凋敝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地理大发现的发起者，从这一点上讲，它们是最早进入近代的国家。但这个“最早”也不纯是好事。在西欧各国中，这两个国家是封建传统相当根深蒂固的国家，或者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封建国家。当然，与中国的封建王朝比起来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热衷于扩张和在一定程度上扶持工商业，这是与中国的封建王朝很不一样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封建性的。这成为它们产生经济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必须指出，16世纪正是西欧专制制度向上发展时期，总体上讲这时期的专制制度还是具有进步性的。但由于西班牙的特殊性，这里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该世纪中后期，其反动性日益明显，成了西班牙经济危机加深的重要原因。其主要表现，除了我们已经讲到过的鄙视劳动、工商业者的地位不高等，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贵族拥有太大的权力，特别是这个阶级基本上逃避了纳税。首先是大贵族逃避纳税，接着是小贵族也逃避纳税。下级贵族控制着城镇的议会，他们在国家的议会中又代表着城市，他们总是投票通过那些他们自己无需缴纳的赋税，从而把所有的征税负担都压到下层人民身上。1545年，菲利普亲王（未来的菲利普二世）给父王写信说：“普通百姓不得不缴纳税，他们被逼迫到如此贫困悲惨的境地以至于许多人赤身裸体。”他还写到，贫困也扩展到一些贵族，因为普通百姓无力向他们缴纳地租。
但是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因为他们通常能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地租。1546年，菲利普给父亲的信中又说道，帝国的赋税越来越沉重地落在平民身上。沉重到什么程度呢？达到了这个王国的本土百姓无力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程度。也就是说，这时在西班牙从事商业活动的越来越多地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商人。
2）贵族组成的特殊团体麦斯塔破坏了西班牙的农业。麦斯塔是一个强大的养羊业的同业公会，是由贵族组成的一个有特权的团体。这个团体养着大量的羊，由武装人员在全国来回看养。这个团体在1517年时就有羊286万头，到1556年增至700万头。羊群流动放牧，每一年，这些武装的养羊人赶着羊群跨越数百公里，夏季由南到北，冬季由北到南。大批大批的羊群就这样穿过整个卡斯提，践踏玉米和各种庄稼，毁坏栅栏和耕地。土地所有者强烈反对这个团体，但麦斯塔向政府慷慨付款，政府坚决保护他们的特权。这就造成了真正的羊吃人的现象。西班牙的农业也由此一蹶不振。
3）宗教迫害。这一点我们已在上面谈过，但那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来谈的，实际上，宗教迫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对西班牙经济衰退的影响非常之大。收复运动中胜利的西班牙人不喜欢经营工商业，犹太人和摩尔人成了西班牙经济的主导力量，但随着这些人被杀害、囚禁和被驱逐，西班牙的经济也随着加速衰落。1605年菲利普三世又着手驱逐摩尔人，这些人是1492年西班牙人收复格拉那大后留在西班牙的原摩尔人的后裔，驱逐的结果是使西班牙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手工艺工匠和小农。
（四）腐败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
腐败，特别是殖民地官员的腐败，是帝国经济政治危机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以马六甲官员为例，看看这些海外殖民政府的腐败情况。
在马六甲，入港贸易的商船必须向葡萄牙官员贿赂重金，这些官员暗中规定每只船不少于200个葡币，有的船甚至达到1000枚葡币以上。只有重贿，才能获得通行证。甚至在固定关税后，要塞司令仍向每条船索取大笔礼物，尽管一旦事泄，他就面临被开除教籍的惩罚。要塞司令等人还凭借权势，把入港贸易的丁香、豆蔻、白檀、胡椒和锡等获利最好的商品强行压价收买，然后要过港的商船把这些廉价得来的货物运往其他地方销售，但不付任何运费。
贪污盛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葡萄牙王国还不可能有一套监督地方最高领导人的制度，而马六甲离宗主国太远，政府无法加以控制；另一个是上行下效，总督或要塞司令“横征暴敛”，其属下所有官员无不效仿。
要塞司令等高级官员总是把三年的任职期当作难得的黄金机会，不择手段地搜刮，以便卸任时满载而归。贪污勒索所得往往超过薪俸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比如，要塞司令三年任期的薪俸是7500葡元，而三年任期的额外收入竟可达到50000-80000葡元，等于20年到30年的薪俸。
总督往往把自己的货物装在属于葡萄牙政府的船只上，要其免费运到印度、澳门和菲律宾去销售。有时，出航的船只装满了他们的货物，而葡萄牙政府则必须在印度用高价购买来自马六甲的这些货物。总督还有许多其他生财之道。比如，政策规定他可以每年在锡的贸易中抽取六个月的盈利，但他总是尽可能地拿取全年的收益。他还常常从土著王公和商人那里接受各种各样的“礼物”。
既然总督如此贪婪，其他各级官吏当然也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将虚报采购军备的费用，领取空缺士兵的薪饷，甚至克扣士兵薪饷而中饱私囊；法官通过加速审理案件或判决交纳“罚金”而获得额外利益；管理市场和海关的小官吏同私商勾结可获大利。葡萄牙政府虽长期实行垄断贸易政策，实际上其私商贸易非常活跃。有人认为葡萄牙的私商在扩大葡萄牙影响的作用上超过了官商，葡萄牙官商在东南亚的商业运输与贸易额同私商相比可能微不足道。特别是在香料群岛，葡萄牙私商的船只络绎不绝，根本不惧怕政府的任何法律。私商是腐败的温床，因为他们的活动需要政府官员的掩护。1541年至1548年，许多分成小股的葡萄牙冒险家在缅甸的马达班和暹罗一带活动，时任马六甲总督的辛莫·德·梅路抱怨说，那里有200个葡萄牙人在往来经商，“丝毫不畏惧上帝和陛下”。总督也承认走私贸易腐蚀和削弱了驻军。
16世纪中，由于官方垄断贸易无法坚持，政府不得不准许私人贸易，条件是要私商纳税。这更给了殖民官员一个搜刮的好机会。马六甲的官员对政府的商业本来漫不经心，这时就自己也做起了私商，大家都热衷于走私活动。各级官员利用国王的钱做自己的投机生意，牟取暴利但总是偷税漏税。16世纪下半叶，柔佛苏丹的武装船队一度控制马六甲一带的港口，封锁了马六甲。马六甲的一些殖民官员竟然乔装成商人进入苏丹控制的柔佛，把在柔佛买到的货物通过亚洲商人带回马六甲，这是因为那时柔佛的税收比葡萄牙人控制的马六甲要低得多。
马六甲殖民当局的腐败不是特例，而是一般现象。
殖民官员的发财手法层出不穷。西班牙的海关官员和在美洲、菲律宾的殖民官员也是这样。这既是帝国衰落的反映，又是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