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社会文化模式，理解变态行为的最佳视角是影响个人的社会与文化力量。换言之，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社会规范？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个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结构中，并处于何种地位？
一、家庭系统理论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家庭是一个家庭成员互动的系统，即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以一致的方式与他人互动，并遵循每个家庭独特的规则。家庭的每个成员以能使系统本身维持和生存的方式来互动的——一种所谓的平衡状态。该理论还认为，有些家庭的结构与沟通方式会对家庭的某个成员形成某种压力，迫使其产生从外界看似是异常的行为方式。如果家庭成员表现出外界认为是正常的行为，反而会严重破坏该家庭的平衡状态，以及该家庭多数成员习惯化的动作方式，从而增加自己或家庭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家庭其他成员的自然反应，就是抵制这种“正常”行为。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心理障碍产生于不良的家庭关系。
家庭系统理论主张，某些家庭系统具有特别容易使成员产生异常行为的功能。例如，所谓的纠结家庭（enmeshed family）就是如此。这是家庭组织的一种极端形式，家庭成员彼此关系紧密，纠葛不清，功能无法独立。家庭成员过分涉入彼此之间的活动、思想及感受。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可能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难以独立。有些家庭则显示出较强的疏离感，在这种情况下，成员之间有非常严格的界限。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可能难以融入一个小团体，既不能给予他人以支持，也难以取得他人的支持。
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意味着，任何两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都会受到第三个家庭成员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间接效应或第三方效应（indirect or third-party effect）。
家庭因素对心理障碍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例如，有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与正常儿童的父母相比，有更多心理异常的倾向。目前，人们已开始关注家庭中“交流偏差”及“情感”表达的作用。交流偏差指家庭成员之间片段、散漫的交流方式，包括在交谈中不能保持中心主题，这种交流偏差可能导致易感性的子女形成信息处理困难及思维障碍。有关情感表达的研究多集中在情感表达对预测复发的作用上。有研究指出，亲属高情感表达的患者其心理疾病复发率为50%，而低情感表达为21%。情感表达的预测作用无男女之别，通过心理生理机制促使疾病复发，更详细的研究见第十一章。
二、社会文化理论
（一）社会环境与影响
与行为理论一样，社会文化理论同样以环境为背景研究变态行为。但是，行为理论局限于即刻的环境，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行为是广泛的社会因素的产物。它强调文化、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及身份等对行为的影响。由于行为是由上述各种社会力量塑造的，因此社会文化理论家认为，要了解变态行为，就必须详细了解个人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理论的一个起点是行为的社会环境决定因素，或他人和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行为。研究发现环境能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普通人以极端的方式行动（如与社会角色相符的社会压力），而其他人可能会为这些行为方式贴上“不道德”、“心理疾病”、“变态”的标签。例如，在法律权威的命令下，大部分正常人会因诱导而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伤害性行为，甚至到犯人请求他们停止的地步。
左图：在斯坦福这个模拟监狱中的狱卒和囚犯很快就进入了自己的角色。
右图：在美国士兵侮辱伊拉克战俘的事件曝光后，菲利普·津巴尔多写道：“这与斯坦福模拟监狱里狱卒的行为有着惊人的却令人不快的相似。”他说，这种行为源于一个罪恶的环境，它可以把好人变成罪恶的替身。如果我们把好的苹果放进一个劣质的桶里，这个桶会使所有接触它的东西腐烂。
1971年，津巴尔多（Philip Zimbardo，2004）和他的学生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系地下室进行了一项监狱模拟实验。通过抛硬币来决定哪些被试扮作囚犯，哪些被试扮作狱卒。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年轻人，并通过心理稳定性测试筛选。六天后，津巴尔多提前终止了他的实验，因为被试开始越来越像扮演的角色，行为变得逐步让人害怕。正如津巴尔多所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囚犯实验的经历就消除了终身学习到的东西；人类价值开始动摇，自我概念受到挑战，最糟糕的是，人类本质中的病理性状态浮现出来，它让我们感到恐怖。”
这些发现，连同人们在伊拉克所看到的美国士兵侮辱战俘的情景正好说明了环境的力量。环境的强大力量能制造强大的社会灾难和压力，继而对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心理障碍，特别是严重的心理障碍，在低社会阶层比高社会阶层更常见。这也许是由于低社会阶层的生活往往承受更多特殊的压力——低阶层可能有更高的犯罪率、失业率、过于拥挤的居住条件、无家可归、较差的医疗照顾及有限的教育机会。
（二）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
大量研究证明，社交关系越多，接触的次数越频繁，一个人可能活得越久。相反，个人的社交指数得分越低（社交指数用来测试社交生活的丰富程度），那么他的生命就可能越短。社交关系似乎还可以使个人抵御许多身体与心理上的障碍，如高血压、抑郁、酒精中毒、关节炎、艾滋病的进程及新生儿出生时的低体重等。
甚至我们会不会感冒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交网络质量和程度的影响。柯罕等人（Cohen et al。，1997）使用鼻滴剂来让276个健康的志愿者接触两种不同的鼻病毒（感冒病毒）之一，然后将这些人隔离一个星期。研究者测量这些人对12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如配偶、父母、朋友、同事）的参与程度，同时也测量其他一些因素，如吸烟、低睡眠质量——这些都很可能增加患感冒的可能性。令人吃惊的是，社会关系的程度越高，染上感冒的概率就越小，甚至所有其他因素都被考虑进去（加以约束）以后，结果还是那样。社会联系比较少的人比那些联系最多的人感冒的可能性要高出四倍。这是否能够说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因素影响了心理上的神经生物学上的可变部分，如免疫系统，有时候这种影响还达到相当强的程度。
（三）社会支持——获取他人帮助
社会支持是他人提供的一种资源，告知某人他是被爱、被关心、被尊重的，他生活在一个彼此联系且相互帮助的社会网络中。除了这些社会情感支持的形式外，他人还可以提供有形的社会支持（财物、交通、住房等）和信息支持（建议、个人反馈、资讯）。任何一个与你有明显社会关系的人，如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及邻居——都可以成为你在需要时的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
许多研究都指出了社会支持在缓解压力带来的伤害方面的作用。当人们有他人可以依靠时，他们可以更好地处理工作压力、失业、婚姻困扰、严重疾病和其他各种灾难，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社会支持的积极效果不仅表现在有助于调节压力事件所造成的心理疾病，还可以促进个体从已确诊的疾病中康复并减少患者死亡的危险（Kulik&；Mahler，1989）。一项研究调查了严重的肾病患者的死亡率。1个百分点的家庭支持的上升，可以带来13个百分点死亡可能性的下降（Christensen et al。，1994）。
控制性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能在抗击癌症的过程中起作用。在一项研究中，患有乳腺癌的妇女被随机分配到有社会支持情境组或控制组。在有社会支持情境组的被试每周都与医生和其他患者讨论她们的问题和恐惧，而控制组中的被试则没有获得这些社会支持。这些社会支持不仅能改善情绪、减少恐惧，也能延长寿命平均达18个月（Cunninghan，Phillips et al。，2000）。对比那些被确定最有帮助的社会支持对癌症患者和其他非致命疾病（如慢性头痛和急性肠炎）患者的作用（Martin et al。，1994）。数据再一次显示，对不同的压力，有效的社会支持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所谓社会支持，即个人需求获得他人回应和接纳的感觉，并且对应对压力有相当大的帮助。例如，在地震摧毁了数以万计的房屋，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后，研究者发现，应对压力时表现最好的是那些感觉自己获得最多社会支持的人，比如有他人来和自己聊天并帮助解决困难。一般来说，有依靠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能增进健康。一项针对生活在1967—1969年的美国男性和女性进行的研究表明，具有低水平社会支持的男性在接下来的12年中死亡的概率是具有高水平社会支持的男性的2～3倍；具有低水平社会支持的女性在接下来的12年中死亡的概率是具有高水平社会支持的女性的1.5～2倍（Berkman&；Syme，1979；Stroebe&；Strobe，1996）。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经常从别人那里获得安慰和建议？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人曾提出一个“缓冲假设”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我们仅在处于压力下才需要社会支持，因为它能使我们免受压力的破坏性效应。当问题很严重时，例如，亲人患上重病，此时社会支持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帮助你：首先，它可以帮助你把困难估计得不那么严重；其次，即使你认为这件事给你带来了很大压力，社会支持同样可帮助你应付。
相关链接3-3 经济危机中失业者易受精神创伤
经济危机造成失业率攀升，找工作困难，这不仅仅体现在荷包缩水和无法应付账单的实际困难，而且对人们的心理也产生了无形的压力。最近，罗格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失业或找不到工作的人在精神上的压力和抑郁远高于其他人。也许金钱上的损失还能弥补，但失业者精神上的创伤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克里夫·祖肯教授是罗格斯大学的心理学专家，也是该项研究的负责人之一，他对经济危机下人们的心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说：“我认为这种心理影响将是长期的，人们在经济危机下失业了，他们因为开销问题而倍感压力。我们的研究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感到抑郁，四分之三的人感到了精神紧张和压力。”
研究还发现，那些由于工作上无着落的人在产生精神压力后，反过来在其他与工作相关的领域更会无所作为，如进行投资或金融借贷等。祖肯教授说：“心理问题对于个人来说有时确实很难短期内得到解决：我们在报告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是，那些失业的人需要关怀和帮助，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一定能够帮到他们。如果政府的帮助不到位的话，他们往往去寻求家人和朋友的关心。”
祖肯教授分析说，导致精神压力的原因有很多，找不到工作也许只是一个方面，由此引起的向亲友或银行借贷而造成的负债，或者积欠下来的账单和房租都有可能形成长期的、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消沉或抑郁。他说：“总之，我认为这种心理的压力是持续的，不仅仅是经济环境或压力造成的，也将是一种在心理上持续的健康问题。”
罗格斯大学的研究认为，经济不景气下，人的心理压力非常有可能因为长期的积压而演变成对精神健康的威胁。暴怒或抑郁时有发生，而这样的心理问题到后来都有可能演变成消极厌世甚至自杀的倾向。
（资料来源：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09）
三、心理异常的跨文化研究
心理障碍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观察和比较以不同的文化为背景的心理病理学状况和内容，研究文化的作用如何影响心理障碍的发病原因、症状、病程进展及治疗方法等。
1904年，克雷佩林就在其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印度尼西亚的各民族中，精神异常的表现和次数具有文化差异，他把这些归结为饮食与气候。这之后，有关像北极的歇斯底里、拉塔病，西伯利亚的痉跳病、杀人狂等具有文化特征的异常行为的报告越来越多。他对此做了观察和研究，并命名为“比较精神病学”。此后，不同的作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如社会精神病学、民族精神病学、比较精神病学、文化精神病学。有些作者在“文化精神病学”前加一个定语或字首“cross”或“trans”，意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上”，国内有人将其译为“跨文化精神病学”。
许多研究对在大多数文化中显示出来的许多心理障碍——无论成年还是儿童——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予以了支持。例如，尽管流行率与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精神分裂症所具有的思维与行为障碍的基本类型，从最原始的文化到最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几乎可以在所有文化中被发现。最近的研究表明，如为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所检验的那样，特定的心理症状一直在许多国家具有相似诊断的临床群体中被发现。例如，Butcher（1996）发现，来自意大利、瑞士、智利、印度、希腊及美国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患者会在MMPI上显示出相同的一般人格类型。
心理障碍在文化上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与文化相关的综合征上，即出现于特定文化环境中，难以按西方精神病分类归类的特殊综合征。对云南昆明市郊安登村白族所做的人类学与精神病学的考察发现，这里的白族农民存在两个突出的精神疾病问题：慢性酒精中毒和精神发育不全，而这被认为与该民族酗酒成风有关（万文鹏，1987）。湖南省湘西土家族相信万物有灵等原始宗教，“鬼神”、“无常”等民间传闻及迷信流传甚广且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该民族的精神异常者中就出现了与上述迷信有联系的症状。有的患者总认为自己寿命已尽，“无常”迟早会来索命；有的患者说看见了“无常”，出现了幻觉；有的自称是“无常”，在阳间同常人一样，在阴间充当“无常”，这些人在当“无常”时有一个发作过程，意识丧失倒地、灵魂泄出，其后灵魂回体复苏（石如平，1992）。
心理障碍在文化上的特殊性还可以通过对原始宗教和心理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加以说明。原始民族中的“咒术”、“妖术”和“巫术”等，可以看做是原始宗教，其特点是“巫师”之类的特定人物表现出能支配别人的灵魂，和死者交谈，呈现出恍惚状态，甚至人格转换。有些施巫术者表现出能支配自己身体的植物神经功能，影响内脏的活动。
日本提出的“祈祷性精神病”看似是与原始宗教和文化有关的一种精神病，它实际上是在原始宗教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感应性精神病。由于许多人在一起进行祈祷、迷信活动，很多人出现了鬼神附体的症状。有些人以救世主和先知先觉自居，有宗教内容的夸大妄想，有些则受感应而表现出看到了“神”的姿态，听到了“神”的声音。如果患者无独立主见，暗示性强，症状就比较顽固，不易消失。与具有影响的“巫师”脱离后，这类症状或迟或早会有所缓解。在城市居民中，这类精神病已极少见到。
相关链接3-4 缩阳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心理障碍
缩阳症（Koro）亦称缩阴症，Koro是马来语对此症称呼的音译，通用于西方文献。缩阳症见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各地。患者主要是华人，也有马来人、印度人、越南人、泰国人等。缩阳症明显是中华文化的产物。最早记录见于《黄帝内经》：“阳缩入腹内，不治。”又见于《灵柩经》：“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肋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缩阳症就是“阳缩入腹内，不治”这一错误信念的病态表现。患者突然觉得自己的阴茎收缩，即将缩入下腹中去，他相信如果阴茎缩入下腹，人就会死。于是惊恐万分，往往由其亲属紧握其阴茎，甚至用绳索或铁丝吊住龟头，以防其缩入。女性亦可患此症，表现为感觉乳头在缩入，但较男性少见。
缩阳症是错误信念的产物。当公众共同具有错误信念时，缩阳症可以流行。1967年，新加坡暴发猪霍乱，有一例缩阳症者怀疑是吃瘟猪肉引起的。随之谣言四起，说吃过瘟猪肉，以及吃过打了预防针的猪肉的人都会得缩阳症。顿时病例骤增，每日医院有上百例缩阳症就诊。95%为男性华人，其余为马来男人、印度男人。
1984—1985年、1987年中国海南省及广东雷州半岛缩阳症流行，患者多达三千余人。流行循交通线传播，先由迷信谣言开路，说是狐狸精来了，邻村已经缩阳，就要进我们村了。于是纷纷发病。接着全村放鞭炮、敲脸盆、拜菩萨、作法赶鬼。青年们集中睡觉，安排人值班巡逻。对发病者拉住阴茎或乳头，以辣椒姜水内服外搽，于是病人陆续恢复。此村闹罢，下村又起。但只是汉族村寨和杂居村寨发病，黎族村寨不发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文化信念。
四、素质—应激模式——对各派理论的整合
心理病理学的范围十分广泛，单以上述各派理论中的其中之一难以做出充分、全面、准确的说明或论述。对于某种心理障碍而言，我们不可能仅依据某一理论模型做出快速而准确的判定。实际上，当我们对一个患者的有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后，通常都会假设其心理病理有多重的因果关系。大部分的疾病都必须考虑到神经生理的缺陷及其与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了所谓素质—应激（diathesis-stress）模型，这是一个整合模型，将神经生理学、心理及环境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素质—应激模型并不局限于认知行为、基因学说或精神分析等某一特定学派理论。它的概念主要来自20世纪70年代，最初用于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多种病因。迄今，许多疾病都用这个概念加以解释。例如，基因和环境互动模式，就是一种对先天素质对于疾病的影响——疾病素质及其与环境、生活、障碍及应激之间关系的解释。疾病素质（diathesis）主要是个人身体的特质，会造成此人比其他人更有患某种疾病的可能与机会。
在神经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人们发现，有许多疾病都具有基因遗传疾病素质。虽然由基因遗传的素质至今仍无法确切了解，但是，我们已知，其对于许多疾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他神经生理的素质包括营养不良、母亲受到病毒感染、怀孕期间抽烟等。所有的状况都有可能导致个体出现心理病理素质的大脑改变。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易受暗示、易被催眠的人，具有分离性身份障碍的易感性；而一个长期表现消沉与绝望，或长期拥有消极自我图式的人，则具有抑郁症的易感性。可见，所谓素质—应激模式认为，个体会以多基因的方式遗传并获得某种特性或行为的倾向，然后在某种应激条件下被激活。每一种遗传倾向就是一种素质，顾名思义，就是意味着产生某种障碍的易感性。亦即，当合适的生活事件，如某种应激源发生时，就会产生某些障碍。这种倾向就叫做素质或称为易感性（vulnerability）。如果没有某种环境事件的发生，这种素质就不会充分表现出来。
这种素质可能来源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例如，可催眠性，这既是一种人格特质，同时部分也是由基因决定的。其他如绝望或消极的自我图式，可能来自严厉的父母亲和童年期的经验。儿童期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也可能造成心理上的改变和大脑的变化，让这些个体特别容易发生不同类型的疾病。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美丽”的文化标准，也可能让某些人特别害怕肥胖，更容易出现饮食障碍。素质—应激模式整合了许多理论与研究资料，对于素质的归因也是多元的。它让我们能够从许多不同的理论与研究来源去获得重要的概念。
尽管具有疾病素质会让一个人更容易患某种疾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某种疾病一定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换言之，具备某种特定易感性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得某种相关的疾病。易感的程度越小，产生障碍所需要的生活压力因素就越强；相反，易感性越强，生活压力的因素就不需要很强。在素质—应激模式中，应激部分主要的影响是将素质转化为真实的疾病。在应激背景中，通常许多有害、不愉快的环境刺激将心理病理激活。心理应激包括重要的创伤事件，如失业、离婚、配偶死亡等；许多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事件，如我们都会经历到的塞车，等等。
素质—应激模式的关键点在于：一个疾病的形成，需要同时具备导致疾病的素质和应激状态。例如，某些人通过遗传具备了某种疾病素质，因而使得他们具有了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如果在他们后来的生活中，有某种或某些应激事件发生，那么他们就具有较大的产生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同样，如果易感性基因比较少，个体即便生活、工作于各种环境中，也很少有可能发展成为精神分裂症。
素质—应激模式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心理病理学问题不太容易在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影响下被诱发。根据基因—环境互动的模式，基因传递了某些疾病素质，但是，只有在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促使该疾病发生。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其他类型的人格特质、童年期的经验所塑造的人格，以及由此形成的某些行为能力与应对策略、成年期所遭遇的应激事件、文化的影响及其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