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翔
太阳山，原名炭山、炭烟山、炭窑山，因此地产煤，故名。有道教信徒曾名其为“太乙山”。“太乙”者，太一也，义近太极，即老子所谓“道”之别名。因老百姓不懂“太乙”为何物，故又讹为太阳山。
太阳山实际上并不高大，其高度远不及它的近邻舍儿山。只是因其山坡上有炭窑，常有人到此挖煤运煤，时间一长，知道的人便多了。而且这也是近百年的事。
太阳山虽是亘古荒原，但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却悠久而灿烂。早在西汉时期，此地附近的盐池（即今惠安堡盐池，不是宁夏盐池县）就设有“盐官”，隶属三水县（址在今红城水）管辖。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亲临此地考察，并在他的《水经注》中称，太阳山“温泉东有盐池，故《汉书·地理志》曰县（指西汉三水县）有盐官”。唐、五代此地又称温泉盐池，并设置温池县（址在今惠安堡），属灵州管辖。到了明朝，这里的温泉又名暖泉，“暖泉春涨”成为当时著名的风景。据明《万历朔方新志》记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边总制黄嘉善，—方面兴工修缮惠安堡城，一方面指示其部下卢文善将温泉“扩大其基，建亭凿池，为制府行边憩息之所”。当时的温泉“泉水环绕其间，树木茂盛”，使这里的湖光山色，呈现一派温润婉秀的美丽景象。有诗赞曰：“一脉远通星宿海，春回塞上气初融。青青石眼涓涓发，流出桃花洞口东。”但到了清代，由于滥采乱挖，太阳山的生态被破坏，小盐池的盐渐至枯竭，温泉的水流也逐年减少，呈现衰败景象。后因此地的煤炭被发掘，渐次形成一座小型煤矿。太阳山一名逐渐代替了炭烟（窑）山沿袭至今。
现已探明，太阳山地区煤炭、冶镁白云岩、石灰岩、石膏等矿产资源丰富，是宁东列入2020年开发的后方资源储备基地。2004年，中共吴忠市委和政府决定提前对太阳山地区进行移民开发，尽早把太阳山建成吴忠市最重要的能源新材料基地。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批准了吴忠市的决策，并决定将太阳山建成与宁东比翼、宁夏新的经济增长极。从此，太阳山便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进入了它历史的辉煌期。
—、秦汉以前的太阳山自然地理环境
秦汉以前太阳山地区的气候怎样？从竺可祯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看，与现在大不相同。从史前期起，历经夏、商，直到西汉，除西周时大约有一两个世纪的寒冷期外，数千年中，黄河流域的气候一直比较温暖。著名考古学家胡厚宣早在1944年就指出，在3000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湿润。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不仅气候湿润，而且广泛生长着阔叶林和大片竹林。从同心发掘的动物遗骸得知，古代的同心地区有丰富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种类。我们从唐人诗词中还能读到“灵州碧岩下，荑英初散芳”的诗句，说明那时的吴忠一带，山是“碧”的，且有茶叶生长。而茶叶是江南一带的植物，这说明，至少在唐代以前，这里的气候仍然温暖湿润，适合茶叶、竹子生长。另外，《山海经》中说古代六盘山“其木多棕”，棕也是亚热带的植物。因此，当时太阳山地区的气候和森林状况也与吴忠及六盘山差不多。竺可祯认为，距今3000～5000年时，黄河流域平均气温约比现在高2℃，冬季气温高3℃～5℃。
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和太阳山地区，森林茂密，植被覆盖率很高，到处郁郁葱葱。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原始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如此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为何在数千年之后变成了光山秃岭？“—个地方的气候变化，一定要影响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除了气候的变迁外，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也是森林绝迹、草原退化的重要因素。
春秋时期，这里一直是匈奴族的祖先朐衍戎和义渠戎活动的地方。秦灭义渠置北地郡后，即向这里迁徙人口，使这里的部分草原被开发。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加上连年战乱和过度砍伐、放牧的破坏，这里的自然环境逐渐发生变化。秦灭六国，定都关中，宁夏河东地区（古称“河南地”）是其开发的重点。因为这里土地肥饶，颇似“秦中”（即今陕西“关中”），故名为“新秦中”，并“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两汉时期，中央政府积极推行“富关中”、“戍边郡”的移民政策，吴忠地区又是其开发的重点。后来的隋、唐、宋、西夏、元、明诸朝都是如此。这样，这一带的人口迅速增长，屯垦规模越来越大，生态平衡遭到极大破坏。由于草原大规模被开垦，山地森林也遭到滥伐。加之秦汉时期生产工具的进步，铁器的广泛使用，大大加快了山林毁坏的速度。尽管当时保护森林资源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些有识之士的重视，如孟子就曾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木不可胜用。”但由于统治阶级的不重视和一般人的不觉悟，全国各地都是只顾砍伐，不问季节，当时的宁夏和太阳山地区也不例外。
秦汉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与森林联系日益密切，木材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主要耗费渠道是营建、战争、丧葬、燃料、器物以及天灾等。那时的统治者奢靡成风，各类宫室的建筑多而规模大，且建筑材料几乎全部是木材，秦代“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埋入地下的棺椁，也全部是木材所制，而且随着个人地位和财富的不同，棺椁也极尽豪华，“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梗椁”。死人所浪费的木材，不亚于活人。即使是民居，建造也以木材为主，《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安定郡和北地郡也是此习俗。东汉初年，大将来歙以奇兵袭取略阳隗嚣时，一路“伐山开道”而进，唐宋明清也是如此，只要有森林，只知砍伐而不知保护。尤以明清为甚。史念海在《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中说：“明清时代是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摧毁性破坏的时代。尤以明代中叶以后更是如此。”这与明代实行的屯垦与战争不无关系。《明史》卷七十七载：自洪武始，“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当时宁夏地区是屯垦重点。比如现今宁夏以人名命名的市（县）村镇堡寨，如吴忠、李俊、蒋顶（鼎）、掌（张）政、杨和、望（王）洪、瞿靖、邵岗（刚）……都是那时屯垦的产物。银北平罗自古无城，景泰中拨“军余（即军垦战士）”居之，“弘治六年（1493年），居人繁庶，展筑新城”。《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明代的军垦，仅在宁夏本镇（今银川）、灵州、中卫和鸣沙洲四处合计，共屯田—万五千余顷（指引黄灌溉的水浇地。《元史》及《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等记载的元初宁夏有水浇地九万多顷，与此差距甚大），养殖军马一万一千七百多匹，按当时宁夏实际人口计算，人均五人畜马一匹。不仅如此，即使是生态脆弱的草原地带，如韦州、下马关、预旺、铁柱泉等地，也被大规模开发，严重的地方，“山上悬崖峭壁，无尺寸之耕”。明代正统年以后屯政渐衰，许多已被开垦之地荒芜不堪，植被严重破坏，土地大规模沙化，银南地区除罗山保留了少量森林外，其余山上的树木全部绝迹。秦汉以前的那种“席萁侵路暗”、“荑英散芬芳”的郁郁葱葱的美景完全消失了。
二、灵州大道与太阳山
灵州大道，是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主干道之一。其名称虽出现较晚（唐代），但影响深远。
灵州大道，顾名思义，是因灵州而来。广义的灵州大道，包括灵（州）环（州）道、灵（州）夏（州）道、灵（州）甘（州）回鹘道、灵（州）凉（州）道、原（州）灵（州）道等。这几条大道，都是以灵州（今吴忠）为中心的交通干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过不同的作用。到唐末、五代及宋（西夏）时期，这里便成了丝绸之路东段北路，它既是中原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又是一个区域的泛称。而狭义的灵州大道只指长安经环州（今甘肃环县青冈峡）到灵州的这条大路。而这条大路，也因部分区段走向不同，分为三条：其一沿环州青冈峡至庆州、州至中原；另一条路是溯清水河而上至镇戎军、渭州一线至关中；第三条是沿盐州、夏州经陕北至关中。
因灵环道在通往中原的三条道路中以环庆路最为重要，且与太阳山地区关系密切，所以，本文重点只研究狭义的灵州大道即灵环道，其余偶有涉及。
历史上，灵州虽然只是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设置的一个县城，但从中原到灵州（西汉前虽无灵州，但有“灵洲”即“河奇”存在）的通道却是早已存在的。研究古代交通地理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交通道路，有的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小，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可称为随机性道路；有的则严格限制于自然条件，稳定性甚强，对人文布局起着控制性作用，称之为控制性道路。灵州大道在历史上既有随机的性质，也有控制的性质，其名称的由来、发展历史及其作用，已融会在整个历史进程之中。
早在灵州设置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古灵州一带就有了能够通行战车的道路。《诗经·小雅》描述古代宁夏、陕北、内蒙古一带“猃狁”、“鬼方”居住地的诗歌中就有“彼路斯何？君子之车”（《采薇》），“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六月》），“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旆央央”（《出车》）等诗句。这些诗句中所反映的猃狁侵“镐”（即古镐京，在今咸阳附近）及“方”（即朔方，在今内蒙古黄河以南、陕北和宁夏一带）和周政府军讨伐猃狁的战争，都是规模很大的车战，对道路的要求是很高的。《史记·秦本记》卷五记载的秦惠文王于更元五年（前320年）“游至北河”事件，《史记正义》将“北河”解释为“灵、夏州之黄河也”。夏州在今陕北，距黄河尚远，所以这个“北河”，肯定是灵州（今吴忠）段的黄河。这也说明，在秦统一中国以前，中原就有道路与宁夏相通；秦惠文王便是沿这条大道“游观北河”即吴忠的。
秦统一六国以后，始皇帝下令修筑由都城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大道，即驰道，并沿驰道五次出巡。这说明秦朝时，全国的交通状况大大好于以往。而且他还派蒙恬为大将，太子扶苏为监军，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并以河为塞，置34县城，（一说44县城），其中在吴忠就有富平、神泉障等。据专家考证，秦时富平县的辖境，包括今黄河以东的吴忠市全部及灵武、中卫市的大部。因这一带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但地旷人稀，秦王朝便“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这时的太阳山地区，当属新秦中的富平县，由于地处边远，故并未得到开发，但却是中原通往北地的道路必经之区。
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又在古灵州上设置灵州县，东汉时，北地郡的郡治由马岭（甘肃庆阳北）移至富平（今吴忠金积关马湖附近）。这说明，秦汉时的吴忠地区，已成为西北部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这一带的交通中心。从咸阳通古代吴忠的大道更加畅通了，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
《宁夏交通史》的作者鲁人勇说：能够证明两汉时期对北地郡交通道路的开拓的例子还有：
第一件：“筑卫朔方”，迁移关东、山东的成百万贫民到河套地区“实边”。公元前127～公元前121年间，汉武帝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率军击匈奴，收复了包括今吴忠、盐池、太阳山在内的“河南地”、“新秦中”大片土地，匈奴势力远徙漠北。于是，西汉王朝便迁移内地居民到此畜牧、屯垦。《史记·平准书》1422页载：“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嘈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元狩三年（前120年），山东受水灾，朝廷又将灾民70余万迁移到“新秦中”。所谓“新秦中”，是指与原“秦中”（即陕西关中）相区别的新开辟的富庶之地，具体位置在秦中之北，朔方之南，包括宁夏大部、陕西的榆林地区西部和甘肃的环县。太阳山自然亦在其内。这次移民，使这一地区，特别是今吴忠（古灵州）一带人口大增，这样，供应移民和戍边将士的生产生活用品便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据《史记·平准书》1425页载，当时，由于大量地由内地向这些新开发的地方“转漕”粮食及各类生产、生活和军用物资，“其费数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国库也空了。当然，这是开发初期的事。此后，汉武帝继续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一方面调动60万士兵到北部屯田，一方面迁移内地居民到河套地区安置。为了供应这些屯垦的戍卒、百姓，全国都大力修治道路，运输粮食，远的3000里，近的千余里。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北地郡地区道路的建设。这时期的灵州大道就更加畅通而繁忙了。因原来的建置已不适应，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遂从北地郡析置安定郡。新的北地郡移治马岭（甘肃省庆阳县西北），共辖19县（道），在宁夏境内者有5县，即：富平（今吴忠西南）、灵州（今吴忠）、灵武（今邵岗西）、廉县（今银川北）、朐衍（今盐池西北）；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县城关），共辖21县（道），在宁夏境内者有6县，即：高平、乌氏（今固原南）、朝那（今彭阳古城）、三水（今同心红城水）、卷（今中宁古城子）、月氏（今固原南六盘山附近）。这时的太阳山地区也由北地郡划属安定郡三水县。
第二件：汉武帝对安定郡和北地郡的多次巡视。汉武帝曾在元鼎五年（前112年）十月和元封四年（前107年）八月、太始四年（前93年）十二月、征和三年（前90年）正月、后元元年（前88年）正月，共五次对安定郡、北地郡进行巡视。尤其是前两次，对宁夏及吴忠地区的交通建设影响巨大。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刘彻“始巡郡国”，北出萧关，经六盘山区，猎于新秦中，其随从达“数万骑”。他到了北地郡所辖的“新秦中”，看到“千里无亭徼”，便怒不可遏，下令将北地太守及其下属官员全部治罪处死。“亭”，西汉十里一亭，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及民事；“徼”（jiào），即军事要塞。这次诛杀，震惊朝野，不仅对北地郡，甚至对全国的道路建设都具有重大影响。《史记·平准书》记载：“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县，而望以待幸。”各地官员都记取了北地郡太守的教训，不但整治好道路桥梁，而且修缮了宫殿、仓库，准备了供具，等待皇帝临幸。汉武帝对交通道路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史书对这几次战争的描述，有许多地方涉及到交通问题。当时宁夏的吴忠、固原之间有大道相通，而且还可直通长安、雒阳。《资治通鉴·光武帝纪》载：刘秀拟亲征隗嚣，朝中大臣多数反对。刘秀力排众议，正准备乘车出发，有个叫郭宪的大臣拔出佩刀，割断车斩谏阻说：“东方初定，车驾未可远征。”刘秀不听劝阻，毅然沿泾水西北出漆县（今陕西省彬县）抵达高平城（固原）。为了配合刘秀亲征，凉州（甘肃武威）牧窦融领河西走廊五郡羌族、小月支兵数万，携带辎重车5000多辆，浩浩荡荡来到“高平第一城”会师。这都说明当时由中原既有通往固原的车道，又有通往三水（今红城水）的通道，还有通往河西走廊、西域和北部的通道。
第三件：羌族起义与富平三迁。滇零是羌族的一支，东汉时多次起义。其中第二次起义的羌族义军占领了北地郡治所富平县（今吴忠金积、关马湖附近），并称天子，滇零以北地为据点，派人四处联络，武都（甘肃武都北），上郡（今榆林南）、西河（今山西府谷西）诸地的羌民纷纷加入起义行列，势力大振，四处出击，东攻赵、魏，南下益州（今四川等地）。永初五年（111年），向黄河以东进攻，东汉朝廷急忙修筑坞堡600余所进行堵截。但仍敌不住义军的进攻，朝廷于是决定将北地郡、安定郡迁往关中。在迁徙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民众留恋故土，不愿迁徙，统治者便毁坏庄稼、拆毁房舍，逼迫他们随军上路，致使百姓“驱嘁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这次起义前后延续11年，“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公元168年，聚居宁夏的东羌再次起义，并占领安定（今固原）、北地（今吴忠）两郡大部地区。汉将多次进剿，均告失败。后来，汉灵帝采纳了护羌校尉段的建议，令其率骑兵5000，步兵10000、战车300辆，各带半月口粮，快速从彭阳直扑高平，在高平西北的逢义山与羌军激战，杀死羌军8000多人。剩余的羌军又转战到今青铜峡市西北部的灵武谷一带，被段追杀得节节败退，后又转入汉阳山中。第二年（169年）段派田晏领汉军5000余人进剿羌军据守的凡亭山（今固原南），在射虎谷（今甘肃天水）羌军彻底覆没。这次起义，羌人3.8万人遭杀害，42.7万头牲畜被劫掠。
这说明，东汉时，从吴忠到固原、关中和河西走廊都有能行战车的道路相通。
由于羌人的多次起义，北地郡郡治富平县在经过数次迁徙后，最后终于落脚于陕西，这就是今陕西富平县。
虽说秦汉代时，灵州通关中的道路具体所经史无详记，但，从灵州到惠安堡、太阳山温泉、三水县城（今红城水）一定有大车道通行是确实的。
三国、两晋时期，中原连年战乱，无暇北顾，宁夏大部成为鲜卑、羌族、匈奴的游牧地，他们对道路的要求不高。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在宁夏设了两个军事重镇：设在固原的叫高平镇，设在吴忠的叫薄骨律镇，分别是南部山区和北部川区的交通中心。西魏时，高平镇改称原州，薄骨律镇改称灵州。这时期，这两个地方，尤其是吴忠（灵州）地区的水陆交通都很发达。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命令薄骨律镇镇将刁雍将河西历年屯垦积存的粮食50万斛运至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以供进击柔然军需。并指定由统万（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安定（今甘肃镇原县南）、高平及薄骨律镇调集牛车5000辆作为运输工具。后来刁雍建议改陆路运输为水路运输，魏太武帝诏准。这个故事说明，当时吴忠有发达的水路和陆路。水路路线从今吴忠到内蒙古五原，应该是非常良好的航道。河道中同时有300艘船跑运输，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难怪魏太武帝要求将水运之法“永以为式”，永远延续下去。这个故事也说明：陆路更是早已存在，否则魏太武帝就不会让刁雍调集5000辆牛车搞运输了。只不过这条陆路交通线中有沙漠阻挡，比较艰难罢了。上述故事，不但说明北魏时期，从薄骨律镇（今吴忠）有一条通往沃野的大道，而且也说明从陕西靖边白城子（统万）到吴忠（薄骨律镇）也有一条大车道。统万城的牛车要从这条路调往薄骨律镇。这条属于沙漠与农耕区交界的“沙漠边缘路”长约800里。西魏大统二年（536年）正月，灵州刺史曹泥叛归东魏，高欢派阿至罗率骑兵3万到灵州，保护曹泥部属及居民5000户，经长途跋涉到达隰城。这是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所走的路线就是统万到薄骨律镇（今吴忠）的大车道。而惠安堡和太阳山温泉则是必经之地。
在南北朝时期，还有一条大道从太阳山地区和惠安堡通过，这就是由高平至统万的大车道。这条大道由今固原过李旺、豫旺、太阳山温泉、惠安堡、盐池，直达陕西靖边。大统十四年（548年）五月，西魏丞相、太师宇文泰侍奉太子巡抚西境，从原州过长城（秦长城），大猎。东至五原（今定边、盐池县）途中，闻魏帝病重，至蒲川（地望不详，应在今固原与盐池之间）而返。“蒲川”，《北史》343页注18说：“蒲川正在今陕北、宁夏之间，正当由原州赴五原道上。”因为五原治所定边距宁夏边界仅十余公里，则此“蒲川”不会在陕北，一定在宁夏境内，而且也不会离陕北太远，很可能就在惠安堡、太阳山附近（因这里自古就有一条小河流穿过，而且曾名为“甫洛河”）。
南北朝时期，从惠安堡、太阳山温泉附近通过的道路还有一条，这就是黑盐池北通蠕蠕（柔然）、南至长安的道路。大统八年（542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娶悼皇后（蠕蠕主阿那环的长女）。陪嫁队伍携车700余乘，马万匹、骆驼千头。抵达黑盐池（又叫乌池，在今盐池东北）后，西魏的迎娶队伍才到。蠕蠕世居漠北，其风俗以向东为贵。陪送人员的帐幕门户、酒宴席位都面东。西魏大臣要公主按中原风俗面南，公主回答说，我尚未见到魏帝，仍是蠕蠕之女，你们魏国的仪仗面南，我们仍自面东。这段记载表明，当时从河套向南，经盐池到长安，有一条大路可行走车马。据日本学者前田正明所绘制的北魏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线附图看，其具体走向是：由今盐池县城至惠安堡，再南至甘肃环县、庆阳、泾川等地至长安。
这几条道路，与今天宁夏吴忠的交通干线的走向大体一致，说明现代交通干线的选线，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因而更趋合理。隋唐、五代时期，灵州一带的交通更为发达。据鲁人勇和罗丰的研究，这个时期仅以灵州为中心的陆路交通干道就有11条之多。其中，从惠安堡和太阳山巴庄温泉附近通过的就有“灵环道”（又称“灵武道”、“灵州大道”）、“灵夏道（或‘灵盐道’）”等。
隋开皇二十年（600年），晋王杨广（后登基为隋炀帝）和杨素率兵出塞，《资治通鉴》记述为“诏命晋王广、杨素出灵武道”。这是史书上最早出现的“灵武道”一名。到唐、五代和北宋，灵武道被改称为“灵州道”、“灵武大路”。灵武道的走向，由长安（今陕西西安）至凤翔、彭原（今甘肃宁县）、顺化（今甘肃庆阳）而北，经方渠（今环县），过青岗峡、同心韦州、太阳山巴庄温泉和惠安堡，最后直达吴忠。这条路线实际上是秦汉时期北地郡郡治的迁移路线：秦北地郡初治甘肃宁县，西汉时移到庆阳西北的马岭，东汉又移到富平（今吴忠西南）。到隋代，这条大道不但路线固定，而且还能行驶大量战车。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突厥达头可汗率兵由河套南下。隋以杨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由灵州出塞讨之。隋军带有大量战车。在以往的战争中，每遇突厥骑兵，隋将便指挥部众将战车围成方阵，骑兵、步兵在内，战车在外。杨素说：“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下令不用车阵，摆成骑阵。突厥兵民善骑射，骑阵对其有利。因此，达头闻讯后大喜，认为是“天赐”良机，结果大败而逃。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古代吴忠（即灵州）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灵州，既是天下粮仓、军事重镇、政治经济商贸文化中心，又是交通枢纽和民族乐园，其历史地位对于唐王朝十分重要。这个时期，朝廷在灵州所辖黄河冲积平原兴修水利，广开屯田。这些措施促进了这里的农业生产，人口明显增多。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李世民与各少数民族首领“灵州会盟”（又称“灵州受降”），归附唐朝的突厥九姓被安置在灵州境内，设“羁縻州”统领之。当时，仅在回乐县境内就设置了燕然、鸡鹿、鸡田三个羁縻州。原居住于青海的吐谷浑部，也迁到了今韦州及中宁县、青铜峡市的黄河两岸。这之前，吐谷浑多次迁徙，均因环境不好而“不安其居”，唯迁到灵州以后安居乐业了。所以，当时把韦州叫“安乐州”，又名“长乐州”。元和三年（808年），原居住在甘州（张掖）一带的沙陀部落3万余众，也辗转数千里，携带着帐幕、牲畜来此定居。至于吐蕃、党项族的迁入，人数则无法统计。这些大规模的人口和民族迁徙、民族融合，造成这一地区人口剧增，“种落愈繁”。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交通的发展。唐开元九年（721年），朝廷正式设置朔方军节度使，治所就在吴忠（灵州）。到天宝年间，它已成为全国最大、兵马最强盛的军镇，有“天下劲兵在朔方”之称。其辖区东北至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至单于大都护府，西至会州（今甘肃靖远县），南至州、州（今陕西彬县、富县），相当于今天陕西的北部、甘肃的东部、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地区及宁夏的全境。除主管上述地区的军事防御外，朔方节度使又兼领关内支度营田使、关内盐池使、关内道采访使、陇右兵马使。尤其是所领六城水陆转运使，直接管理整个河套和宁夏地区的水陆交通。灵州，一度成了关内道北部的交通中心。到了唐末、五代，朔方节度使的防区大大缩小，仅包括今宁夏中、北部，但以灵州为中心的交通网仍然存在——当然，这包括了今天的太阳山地区。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李世民答应将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部真珠可汗夷男，并拟亲自到灵州和亲。薛延陀在请婚时，也曾两次派大臣带重礼经灵州至长安。他们当时走的这条道路就是途经惠安堡和太阳山地区的著名的灵州大道。唐太宗李世民送亲走的也是这条大道。后夷男因路途遥远，未能准时赶到灵州，唐太宗李世民单方毁约，和亲未成。唐太宗布置几路大军共击薛延陀，他自己亲领大军到灵州声援，初沿泾水北行，越六盘山，在西瓦亭观看了牧马监，然后经原州（今固原）抵灵州，走的也是经韦州、巴庄温泉、惠安堡至灵州的“灵州大道”。唐太宗灭了薛延陀，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胜利，敕勒九姓酋长相继遣使到灵州投降，当时使臣多达数千人，共推唐太宗为“天至宗可汗”。唐太宗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并设宴招待了他们，又写下了“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著名诗句，命刻石立碑于灵州，史称“勒石受降”，所以，灵州又称“受降城”。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为避安史之乱，唐玄宗西走四川，太子李亨则从马嵬经今固原、同心、中宁到吴忠（唐灵州），登基称帝，是为肃宗。这走的是萧关道。这样，灵州便成了唐王朝的临时首都，不少名臣前来随驾、护驾。郭子仪、李光弼也率出征的5万朔方军从河北、山西前线返回。一时，全国各地的公文奏表集于灵州，朝廷的宣传诏命达于四方！蜀中、塞北，当今皇帝与“太上皇”互派的信使络绎不绝。唐朝派往西域求救兵的使臣也陆续从灵州出发。所以，唐肃宗在灵州登基，大大发展了以灵州为中心的交通网。根据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可以整理出11条交通干线，此处只引与太阳山地区有关的两条：一条是灵州至上都长安的“灵州道”，即隋代的“灵武道”。其走向是：由灵州向东南，经过惠安堡和太阳山巴庄温泉，再经韦州、环县（方渠）、庆阳（顺化）、宁县（彭原）、凤翔至长安。唐肃宗李亨后来率大军由灵州回长安，就走的是这条“灵州道”。另一条是灵州东至盐州的“灵盐（州）道”或曰“灵夏（州）道”。这条路又有“官路”和“私路”之分。所谓“官路”，类似今天的“国道”，当时从灵州到盐州的距离是300里，如再向东延长则可通夏州（白城子）、绥州，也可经延州、州而达长安。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城盐州》一诗中，曾描述过这条交通大道的重要性：“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藩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君臣赭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而对唐朝来说，自从有了盐州城，“灵盐道（灵夏道）”因受到保护而进一步通活，出现了“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的繁荣景象。所谓“私路”，就是民间小道。这条小道绕黑浮图堡、乌池到盐州，长约400里。
另外，还有萧关通灵州（今吴忠）、威州（今韦州）的道路。这条路起于萧关县（唐置，在今同心南吊堡子附近），经威州、温泉、惠安堡到灵州，全长380里。这是大中三年（849年）唐王朝收复萧关、威州后，由平章事兼宁节度使、招抚使白敏中规划新辟的。
唐广德元年（763年）七月，吐蕃入大震关（今陕西陇县），“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贞元初，原州及六盘诸关相继失守。至此，“丝绸之路”凉州以东的南北两条道路全部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丝绸之路”凉州以东的道路全部中断。于是，首先取代“丝绸之路”东段的是“回鹘道”，即由长安向北至天德军（今内蒙古乌加河东岸），再经“参天可汗道”至回鹘牙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然后沿杭爱山、阿尔泰山的南沿至西域。回鹘道向北兜了个大圈子，沿途尽皆沙碛，途程艰辛万分。显然，作为中西交通干道，此线当然不可取。
大中年间，张义潮收复河西走廊。这时，中西交通线改经灵州的客观条件具备了。此时唐朝在西北的门户只剩灵州了。也只有从灵州向西，才能觅得最佳路线。大中五年（851年），张义潮驱逐瓜、沙等州（均在河西走廊）吐蕃势力后，遣使至长安，仍是“东北走天德军城”。大中十年（856年），唐宣宗派使臣去安西抚慰回鹘可汗，使臣从长安出发，经州（彬县）、宁州（宁县）、庆州（庆阳）、方渠（环县）、韦州、惠安堡至灵州，共1250里。这条路线一直使用到北宋初年。
由于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均建都汴梁，后唐建都洛阳，所以，灵州到中原，可以不经长安，而改走盐州（今盐池和定边附近）、夏州（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即所谓灵夏路，这条路从灵州出发，同样经过惠安堡，从太阳山地区的边缘通过。
五代时，中原长期战乱，朝廷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无暇顾及，这就使得中西交通的主线灵州道的安全成了问题。从庆州（今甘肃庆阳）到灵州至凉州（今甘肃武威），沿途都是党项部落居地。如遇归顺了的“熟户”，行人可食宿打尖，虽要付“打当”（即费用），但数目不多，仅相当于食宿费；如遇专与朝廷作对的“生户”，就命运难测了。太阳山以南的青冈峡附近，竟恶化到“商旅行必以兵”保护。后堂清泰二年（935年）七月，回鹘入贡，朝廷竟下令、泾、郧、耀四州出兵接应。回鹘使团返回时，又派重护送到灵州。
三、汉三水属国与太阳山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吴忠市就是最早的试验地之一。秦朝有个“典邦国”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汉承秦制。只是为了避汉高祖刘邦之讳，将“邦”改为“属”，成了“典属国”制度。所谓属国者，正如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所解释的：“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这是汉廷对归顺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自治管理形式，即划定一个特殊的行政区，让居住在这一行政区内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行政事务，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语言、民族习俗以及社会组织、吏治、官号等都保持不变。但是，朝廷要在这一行政区特派一名官员，名为“属国都尉”，进行监管，并且属国在政治上必须服务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军事上还须听从中央的统一调遣，担任征战的军事任务。所以，属国的少数民族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方面，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汉族人民一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朝廷往往任命熟悉边政和少数民族情况的官员担任典属国主管官员，所属官员有属国都尉和译令等。例如汉廷曾任命苏武领导典属国衙门，因为他曾被匈奴扣留长达19年之久，又娶匈奴女为妻，长期生活在匈奴汗国中，了解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生产情况、生活习惯和风俗、语言，故有是命。后来典属国机构被省并，改由大鸿胪统一管理。
汉安定属国，就是西汉元狩间设立的原北地属国，它的主要任务是安置右匈奴浑邪部和休屠部内附民众之一部。因为属国首府设在三水县，所以史书往往又称这个属国为三水属国。那么，汉三水县在哪里呢？就在今罗山脚下的红城水。三水县管辖的地域，相当于今同心县和红寺堡开发区以及盐池县西南部分地区，这个地区恰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太阳山文化圈。属国是秦汉时期民族自治管理的一种尝试，说明宁夏吴忠市和太阳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活的大家庭，也是我国最早实行民族自治的试验地区。
四、卢芳割据与太阳山
卢芳和隗嚣是新莽末年西北地区豪强拥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两个代表。其中，隗嚣是新莽末年天水豪强拥立的一支割据势力，一度据有天水、武都、金城等郡，曾在乌氏（今宁夏彭阳县境）一带屠杀赤眉起义军，自称“西州大将军”。东汉建武六年（30年），汉光武帝刘秀扫平了关东的农民起义军及割据势力，但隗嚣不肯归顺，反而向割据蜀中的公孙述称臣。建武八年（32年），刘秀决定亲统大军征隗嚣，从雒阳来到安定。卢芳是安定郡三水县（今同心红城水）左谷人，这个地区正属于今天的太阳山文化圈。新莽末年，卢芳与三水属国羌、匈奴人起兵反莽。绿林军首领刘玄以卢芳为骑都尉，使其镇守安定（今固原）。此时，卢芳属绿林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分，牵制了王莽的部分兵力，在颠覆新莽政权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刘玄失败后，“三水豪杰”（即当时红城水一带的地方势力）拥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他遣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匈奴单于派人迎卢芳及其兄卢程“俱入匈奴”。单于立卢芳为汉帝，留居匈奴，任卢程为中郎将，使还安定。建武五年（29年），单于又令卢芳“还汉地为帝”。卢芳入塞后建都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继而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卢芳自称天子，与匈奴经常联合南侵。建武六年（30年），“匈奴与卢芳为寇不息”。建武八年（32年），汉将冯异袭击卢芳部将贾览和匈奴奥建日逐王比，破之，“上郡、安定皆降”。此后卢芳与匈奴、乌桓经常联合寇边，“北边无复宁岁”。卢芳于建武十八年（42年）“复亡入匈奴”，直至病死。又据《后汉书·冯异传》及《后汉书·卢芳传》的描述，早先随卢芳起义的胡人本已还归乡里（即安定属国治所三水县），因苦于徭役，又在一个叫驳马少伯的男子率领下起兵反抗，并与匈奴联络，屯聚青山（疑即罗山）。驳马少伯，人名，系三水县（今红城水）人。史书说他“刚壮有力”，在三水县一带很有威信，因为不堪忍受当地官吏的苛刻盘剥而起事。汉廷便派将兵长史陈诉率3000骑兵进行攻击，并将他们徙于冀县（今甘肃天水西）。
五、唐羁縻州与太阳山
唐朝的“羁縻州”也是一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当时吴忠太阳山地区就有鸡鹿州、燕然州、鸡田州等，而最著名的就是安置土谷浑的安乐州。吐谷浑原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后来申请内迁。唐朝政府起初将他们安置在别的地方，但他们都不满意。最后，将他们安置在吴忠市境（罗山脚下的韦州、下马关一带），这才感到了“安且乐”。而且民族团结的佳话不断，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弘化公主和亲。弘化公主可以说是唐朝历史上地位最高、与皇帝的血缘最近的一位公主，她是唐高祖李渊的亲侄女，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亲族妹。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七年（643年）把他的族妹弘化公主嫁给了留居灵州的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并按唐制“皇之姑封大长公主”的做法，于公元690年封弘化公主为“西平大长公主”。弘化公主生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在灵州一共生活了55年，于则天大周圣历元年（698年）五月卒于灵州，终年76岁。她远嫁吐谷浑可汗诺曷钵，缓和了两国矛盾，加强了民族团结。唐高宗时，又把宗室女（武承嗣之孙女，武则天侄孙女）金城县主（唐时亲王女封县主）嫁给了诺曷钵的长子苏度模末慕容忠，金明县主嫁给了诺曷钵次子闼卢模末，这样弘化公主与金城县主、金明县主又变成了婆媳关系。
六、温泉、盐池、唐温池县与太阳山
宁夏吴忠太阳山工业园区附近有个温泉，这个温泉历史悠久，知名度很高，而且是至今全宁夏仅存的温泉。
据史料记载，早在2000多年以前，人们就已发现了它。它与附近的盐池，是这一带的胜景和财富。西汉初年归三水县管辖。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三水）县东有温泉，泉东有盐池。”三水县，在西汉、东汉时隶属安定郡，因其地安置匈奴族，所以成为“属国都尉”治所。所谓“属国”是指：匈奴族本为—国，后来归降汉朝，但不改风俗，所以把他们的居住地叫属国。王莽时改“三水”为广延亭（“亭”是一种军事设施，即通常所谓“塞”），址在今同心县下马关乡北红城水古城。辖境约当今同心县大部、盐池县西南部及利通区南部。太阳山温泉正在其辖区内。
历史上，太阳山温泉水势较大，知名度也高。因泉旁不远有盐池，“周围三十一里”，所以，唐朝神龙元年（705年），还在这里设置过温池县（址在今惠安堡），属灵州（今吴忠），大中四年（850年）改属威州（今韦州）。温池县名，就是取太阳山之温泉的“温”字，加泉东盐池的“池”字而来。
隋唐时期，太阳山温泉是远近闻名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那时的太阳山温泉，水流量很大，常在旁边汇聚成一大湖。因温泉水里含盐量高，水味咸苦，不能食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这里有一个面积很大、且关乎国计民生的盐池就以“温泉”命名，叫“温泉盐池”。为了加强对这里的管理，唐神龙元年（705年）特意设温池县。据《唐会要·盐铁使》载，当时的温池县，专设“榷税使”1员，“推官”2员，“巡官”两员，“胥吏”39人，“防池官健”及“池户”165户。是当地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到了明代，这里的风景和重要性仍然不减当年。唐时的温泉盐池，已改名为小盐池，以与今定边境内的大盐池相区别；而温泉则以风景宜人著称。据明《万历朔方新志》记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边总制黄嘉善，指示其部下卢文善将温泉“扩大其基，建亭凿池”，建成“为制府行边憩息之所”。当时的温泉“泉水环绕其间，树木茂盛”，使这里的湖光山色，呈现一派温润婉秀的美丽景象。
到了清代，由于滥采乱挖，小盐池的盐渐至枯竭，但太阳山温泉的景色仍有可称道之处。据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银川小志》说：“暖泉（即今太阳山温泉），在盐池（惠安堡）西南三十里，泉水环绕，树木葱茏。”
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以及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使这里的环境日趋恶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笔者因工作关系，曾多次从此路过，有时是夏季，有时是冬季，虽见此地仍有“泉水环绕”之象，却无“树木葱茏”之景。不过，与今天相比，那时泉眼尚可称“多”——有20多眼，泉水也可称“大”——其中有3个大泉眼若碗口粗细，泉眼气泡翻滚，咕嘟之声此起彼伏，水流在附近汇聚了约有5亩大的一个湖泊，据当地人说最深处有2米多深，有几丛芦苇生长在湖边。湖水清澈，有鱼、鸟游翔。湖周围沙丘起伏，蒿草丛生，偶有放牧者经过，唱一支信天游，则有别样风味。冬季，泉眼不涸，泉水蒸腾，颇为可观。可惜近年来此景很难再见。泉水虽然有，泉眼却少了许多——只有13眼，流量也不大——水泡有气无力，流出的水在附近只汇聚了一个约有半亩地大小的湖面，然后从湖西向荒原慢慢流去……所幸，明代的“制府行边暂憩之所”和“暖泉亭”的遗址尚在。在温泉南面不远的沙丘之间，有一明代古堡遗址——这就是当年黄嘉善指示其部下卢文善筑建的“制府行边暂憩之所”。古堡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80米，门向东开。堡城用当地一种特有的白礓土夯筑而成，残高2～3米，堡内的荒草丛中，布满了明代的残砖断瓦、柱础及墙脚石。在古堡的西北约100米的地方，有一用白土夯筑的土墩，残高约9米，土墩上面也有残砖断瓦——很明显，这就是明代的暖泉亭。
七、长乐山、大乐山、多罗山、铎罗山、篱栅与太阳山
太阳山西南韦州附近，有一座银南最高的山峰，俗称罗山，是螺山（蠡山）的音转。《嘉靖宁夏新志》说是此山“旧不知何名，洪武中，庆府长史刘肪以其形似（螺）名之”。其实，这是不确切的。
实则，罗山旧名很多，有长乐山、大乐山、多罗山、铎罗山、篱栅等。而乐山又是长乐山的简称，早在唐代就很有名了。唐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州”条载：“长乐山，旧名达乐山，亦名铎乐山，以山下有铎乐泉水，故名。旧吐谷浑部落所居，今吐蕃置兵守之。”《宋史·郑文宝传》载：“威州（即韦州）在清远军（今甘肃环县甜水堡附近）西北八十里，乐山之西（按：据里程、方位计算，应为东）。唐大中时，灵武朱叔明收长乐州……即此地也。”《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载：“长乐山，按《十道记》云，安乐州在灵武南稍东一百八十里长乐山下北山。一名铎乐山，以山下有铎乐泉水，故以为名。旧土谷浑部落所居。”由此可知，铎乐、达乐即今大罗山，均系音近字异，其中的“乐”，与吐谷浑部落迁此安居乐业、置安乐州有关（详见本文第五节《唐羁縻州与太阳山》）。
八、宋夏战争与太阳山
西夏时，由于政治中心北移兴庆（今银川），交通中心亦随之北移。但灵州大道仍是重要的交通路线。这条道路对宋和西夏都很重要，既是各国使臣、商旅的必经之路，又是永兴军路连接银川平原的纽带。军事重镇灵州（西平府）的一切供养，全凭这条路。因此，宋、夏都想控制这条路。在这条道路上，尤其是太阳山温泉和惠安堡附近，发生了多次战争。
浦洛河劫粮之战。“浦洛河”，本是灵州川（今称苦水河）的别名，宋夏时，为了战争的需要，在今太阳山温泉附近修建了一座城池，取名浦乐河，也称溥乐河，即今惠安堡。宋至道二年（996年），宋太宗命令洛苑使白守荣、转运使卢之翰及马绍忠、周仁美等护送40万石军粮至灵州。白、卢擅自将三队军粮并为一队。运粮队伍由环州北行，刚走到名叫咸井的地方就遇到西夏劫粮部队。灵州马步军部署田绍斌前来接应，保护运粮队且战且行，总算走到了距灵州约200里的浦洛河。这时，西夏兵云集而来，以白守荣为首的大多数宋将主张主动出击，只有田绍斌审时度势，认为西夏兵狡黠，应该按辔结阵缓行，不能抛弃粮草出击。白守荣等好大喜功，对田绍斌说，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大事。田绍斌只好率部下远离运粮队四五里。白守荣指挥众军追击西夏敌兵，岂知李继迁用的是诱兵之计，先以老弱骑兵挑战，待宋军追击，则伏兵齐发。宋军大乱，丁夫自相践踏，丢弃军粮只顾逃命。只有田绍斌、周仁美两部未溃，向南退至清远军（今环县甜水堡）。这一战役，宋军损失军粮40万石及兵员无数。宋太宗闻知，气得连饭都吃不下。陕西转运使宋太初等人均受牵连被捕入狱。
旱海劫粮之战后。咸平三年（1000年），宋、夏又围绕灵州的攻守，在今太阳山文化圈范围内发生了第二次夺粮之战。这年九月，知灵州、陇州刺史李守恩，陕西转运使、度支郎中陈纬押解粮草前往灵州，宁环庆清远都部署、滨州防御史王荣等率兵护送。王荣不懂军事，不派侦察严密监视沿途动静，结果，运粮大队路过旱海（灵州到环州之间的荒漠，包括太阳山地区）时，夜间遭到李继迁的袭击。王荣所部阵脚大乱。泾原环庆都部署、博州防御史徐兴，宁环庆钤辖、六宅使、封州刺史李金海率步兵拒战，死伤甚重，而王荣无力援救，粮草损失殆尽。这年冬天十一月，辽国为拉拢李继迁，便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为“朔方节度使”，促使他加紧对灵州的进攻。咸平四年（1001年）八月，李继迁以5万重兵包围了灵州。他派兵占据了灵州城外山川险要，令士兵垦种四旁膏腴土地，作长久围困灵州的打算。九月，李继迁又攻下了拱卫灵州的“河西五镇”：保静（今永宁望洪）、临河（今永宁附近）、怀远（今银川兴庆区）、定远（今平罗姚伏）、灵武（今青铜峡市邵岗附近）。随即挥师清远军（今甘肃环县甜水堡）。宋军知军刘隐、监押丁赞等分兵抵抗。夏军擂鼓向南门发起进攻，李继迁派他的儿子何以进攻北门。宋军为了自保，把护城河上的吊桥毁了。夏军则把护城河填平，以便军队通过，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宋朝守军多次派遣密使奔赴庆州向都部署杨琼求救，杨琼派6000人增援，但自己却拥兵不进。在这种情况下，清远军都监段义越城向李继迁投降，清远军城失陷了。杨琼听到这个消息，吓得放弃青冈城（今甘肃环县北），烧毁粮草器仗，驱赶着老百姓退到洪德砦（今甘肃环县洪德乡），不敢与李继迁交锋。这样，灵州就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自此以后，宋廷朝臣围绕灵州的弃守形成两派。一派以张齐贤为代表，认为灵州孤危，难以固守，主张：招诱陇山以西诸藩牵制李继迁；募弓箭手，组织义军配合官军，在陕西沿边东西策应，以分继迁军势；封凉州六谷吐蕃首领潘罗支为六谷王，招辑西南这蕃，攻继迁西侧，与宋形成夹击之势。如此夏军必退，灵州可保。另一派以杨亿、李沆为代表，他们认为“今灵武之存，为害甚于蝮蛇”（《长编》卷48），“若迁贼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主张放弃。由于宋廷意见不一，措施失当，宋咸平五年（1002年），灵州失陷。第二年春正月，李继迁以灵州为西平府，建都于此。
宋夏灵州之战。元丰四年（1081年），宋神宗又调集50万大军，分兵五路围攻西夏的西平府（灵州，即今吴忠）。其延总管种谔领兵9.3万出绥德、经米脂仅进至夏州（陕西白城子），王中正出麟州，沿无定河上游只攻到宥州。这两路离目的地尚远。另外三路都攻入了宁夏境内。
西路统帅是李宪，他由熙州（甘肃临洮）率兵出发，下龛谷、兰州，越靖远东北的崛山，攻下天都山（海原境），烧毁了西夏设在南牟（今海原县西安州古城）的府库，最后攻到葫芦河（清水河）而还。
环庆经略使高遵裕一路有步骑8.7万，由环州北出，占清远军（今环县甜水堡），又下韦州，最后攻到灵州城下，这一路就是走的“灵州大路”。太阳山巴庄温泉和惠安堡是必经之地。
战果最好的是刘昌祚一路。他率兵5万，走的是“箫关道”，即从镇戎军沿葫芦河（清水河）北上，在磨脐隘（或称么隘口，今海原李旺附近）与10万夏兵决战，乘胜出尝口（或称尝口，今同心南），又在鸣沙夺取夏国御仓粮食百万石，再越过黛黛岭（今牛首山），最先抵达灵州城下。面对宋军攻势，西夏的梁太后束手无策。最后采取一老将的主意，坚壁清野，纵敌深入，而以轻骑专门袭击宋军的粮运队伍，断绝运道。加上高遵裕妒贤嫉能，不采用刘昌祚的正确意见，使宋军围灵州18天而不得下。西夏兵决七级渠（今秦渠）水灌宋军营，宋兵饥寒交迫，冻死淹死无数，最后惨败而还。到灵州城下时，宋军有10余万人，生还者仅1.3万余人。其他三路也由于粮草断绝而先后溃败。
这一战役，宋军损失兵员逾40万。随军的著名诗人张舜民写了两首《西征》诗，以讽喻这次战争。其中—首云：“青冈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所谓“韦州路”，就是“灵州道”或“灵州大路”。这说明，张舜民是随从高遵裕部西征到灵州的，也说明宋军围灵州失败后，其残部是沿着灵州大路溃逃的，太阳山地区是其必经之地。
九、历代驿站与太阳山
驿站，是古代的一种道路通讯设施，是古代递送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暂住、换马的处所。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周礼正义疏》亦曰：“凡急事速行，乘车曰传、曰，乘马曰遽、曰驿。”其意为乘马送信称为“驿”或“遽”，速度快；乘车送信称为“传”或，速度较慢。可知，中国驿传制度于春秋战国之际就已存在。有驿传，就必须设驿站。朱的《宁夏志》说：“古制：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皆所以待朝聘之官。驿者，又言置骑，将以备送也。今之馆驿，即古之候馆也。”所谓“庐”、“路室”，都指古代驿道上供过路人休息的小屋和客舍；所谓“委”、“积”，是指路室和候馆储备的粮草，以供过客享用。朱的这段文字，实际引自《周礼》。全文意为：古代的制度：凡是城外的道路，每隔10里就有茅草屋，茅屋里有吃的与喝的，每隔30里就有小店，小店有客舍，客舍里备有粮草，每隔50里就有集市，集市有宾馆，宾馆里有较为丰富的食品和粮草。这都是用来接待官方人士的。驿，就是准备好接力的马。今天的馆驿，就是古代的候馆。由此可见驿站的设置很早了。《史记·汲黯郑当时列传》载：“常置驿马长安诸郡。”《汉书·丙吉传》曰：“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随驿骑至公车刺取。”到了唐宋，驿站的发展更为完善，除客舍宾馆外，还设置了邮铺，并设“马递铺”。元代，驿传称“赤站”，组织规模宏大，备有快马，能供欧亚洲际交通。明、清也均有马驿，规制大同小异。古代，由于战事较多，交通道路常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和重点，所以，交通道路常被军管。其标志是在道路两旁每隔一定距离，建置一烽堠。其作用，一来是用以计算里程，五里一单堠，十里一双堠；二来战时可用来报警。唐韩愈有—首《路傍堠》的诗：“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说的就是这个情景。
宋、西夏时，由于互相对峙，原灵州大道上的驿站被扩建为军事据点。据《武经总要》和《宋史·地理志》载，当时从西平府（今吴忠）到环州（甘肃环县）道路上，共有九个站（据）点：清边镇（白土岗子）、圣泉（石沟驿）、浦洛河（惠安堡）、清远军（甜水河）、美利寨、清平关、兴平城、洪德、环州。其中，清边镇（白土岗子）、圣泉、浦洛河、都在太阳山文化圈内。
到了元代，由于没有相异政权的对立，灵州大道上的原有军事据点大都变为驿站。鲁人勇先生在“太阳山历史地理及文化考察研讨会”的发言中说：元代时，由长安经灵州至西域有一条重要的驿道经过太阳山开发区，设置的驿站有萌井驿，在今天的萌城。下一站叫朵儿灭站，设在当时的灵州。然后经鸣沙驿、应里州驿（今中卫市）、野马泉驿入河西走廊。野马泉驿在今中卫市营盘水，属“脱脱禾孙”马站，蒙语为“关会之地”，近似今之海关。到了明代，宁夏地处边防，这条驿道实行军事化管理，军需运输日益繁重，所以驿站增多，又专设递运所采取接力式运输。其中在太阳山地区及其毗邻的有：大沙井驿，在今灵武市杜木桥，设驿丞一名，编制军丁100人；大沙井递运所，编制军丁140名；石沟驿，在今石沟驿煤矿新建井之北2公里有遗址，编制甲军113名；石沟递运所，编制旗军212名；盐池驿，在今惠安堡老盐池城遗址，编制旗军113人；盐池递运所，编制旗军100名；隰宁堡递运所，编制甲军98名。
明、清时期，太阳山地区的巴庄温泉和惠安堡仍是“灵州道”上的驿站，而且距太阳山镇仅7公里的惠安堡还是一个重要驿站。在太阳山镇旁边的舍尔山上，现在还保留一座烽火台（墩），这是明代的遗留。明代对交通要道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其内容包括：
对驿站实行军管，即各个驿站、递运所由一名叫“百户”的下级军官负责。正如陆蓉在《菽园杂记》卷一中所说：“居庸关外抵宣府（北京至宣化）驿递，官皆百户为之。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亦然。盖其无州县故也”。这里所说“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今银川）”，就是古代的“灵州道”，由于沿路没有州县的设置，明朝廷便在沿线设置不少驿站，如石沟驿、大沙井驿、惠安堡驿等。
对道路实行军管，在主要交通干线沿线修建守望台。本来，墩台是在长城沿线建筑的守望台。由于宁夏的某些道路或是鞑靼的“入寇总路”，或是明军的给养线，所以也在路边建起墩台。经灵州南下环庆的驿道，每5里一墩台，“计为台五十有八”；庆阳、环州通花马池、定边营的道路，则是20里一墩台，“凡三十有四”；由花马池经铁柱泉、惠安堡、韦州、下马关南去固原的道路，因沿途水草丰美，是鞑靼“入寇总路”，也是5里一墩台。这种墩台都用黄土或白礓土夯筑，有的还“以砖石”，呈正方形，上小下大，约2层楼高，终年有士兵站在台上守望，一有紧急情况，便可逐台报警。太阳山镇旁边的舍尔山墩台，就是因此而设。
对渡口及交通运输工具的军管，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再细述。
十、朱、明王陵与太阳山
朱，号凝真，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生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册封为庆王，诏都宁夏（今银川市）。但因宁夏“粮饷未敷，命庆王且驻庆阳北古韦州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于韦州建庆王宫室。翌年五月，朱由南京至韦州就国，统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王府“置中护卫，官吏、印信如制”。有旗军5600名，校尉1120名，甲军50名，工匠360名。官吏设仪卫司正、副各1员，典仗10员，承奉司正、副各1员，内典宝、典膳、典服，门官正、副各1员，左、右长史各1员，典簿1员，教授1员，伴读1员，纪善1员，良医正、副各1员，寄理正、副各1员，工正正、副各1员，典膳1员，典仪1员，引礼舍人1员，奉祀1员，典乐1员，书办官5员，广济庠大使1员，广济仓大使1员。
庆王朱就国韦州9年，于明建文三年（1401年）“徙国宁夏”。朱“天性英敏，问学博洽”，长诗文，工草书。其著述有《宁夏志》2卷、《文章类选》40卷、《凝真稿》18卷、《集句闺情》1卷及许多零散诗篇。“其草书清放驯雅，绝无俗碍，海内传重，视为拱璧”。
朱徙居宁夏后，对当时风光秀丽的韦州仍然一往情深。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十一月，他以宁夏“卑湿卤碱”，居住不适为由，“乞将王府迂回韦州”。仁宗不允，只许其“从便往来”。朱只好于每年夏季炎热时，回到韦州避暑，并在韦州王府建有专门避暑的地宫。
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朱因受人谗言诬陷，请徙国他处以避之。英宗不许。遂郁郁不乐，于当年八月初三病殁，谥曰“靖”，翌年五月十三日，庆靖王朱被葬于距宁夏城300多里之外的蠡山（今罗山）之原。陵园内“旧有宫殿”，设专人保护。其后，朱的子孙及嫔妃们去世后，亦均葬于罗山之原，逐渐形成了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陵园区。
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宪宗皇帝为使庆王墓免遭鞑靼蹂躏，命宁夏总兵派军士500入，常年守护庆王陵园。但时过80年后的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一月，鞑靼吉能部2万余骑分头攻掠宁夏、铁柱泉（在今盐池县），南下固原，又循下马关而至罗山，“焚掠庆王陵园，全陕震动”。不过，那次明庆王陵虽遭大规模焚掠，仅只是破坏了一些地面建筑，地下墓葬文物并未受损。
公元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朱明王朝的统治。
明朝灭亡以后，罗山明庆王陵又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时期。其间，也有小股的盗墓贼频繁光顾。但是，明庆王陵最严重的破坏是在建国后大破“四旧”的时期。现在保留下来的都是经过盗掘和破坏的坟冢。
十一、诗旅文化与太阳山
由于太阳山地区正当灵环道、灵夏道等古代交通道路的中段，是古代兵家和商旅必经之地，所以，这里留下了大量军旅文化和商旅文化，而且也留下了大量诗旅文化。比如唐太宗李世民驻跸灵州时写的《饮马长城窟行》，中间有很多句子就是写太阳山地区的：“塞外悲风切，交雍已结冰。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回戍苍峰火，层峦引高节。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其中的“瀚海”（也称“旱海”）、“回戍苍峰”、“塞沙”等等，就是太阳山或太阳山文化圈内的地名和景物。李益的《盐州过胡儿饮马泉》的知名度更高：“绿杨着水草如烟，旧时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从来冰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盐州”在今定边与盐池县一带。“饮马泉”，不是定指，而是指这—带所有能供人畜饮用的水泉。太阳山文化圈内这一类的水泉有好几处，最有名的就是铁柱泉、圣泉、长流水、暖泉等。铁柱泉在明代“水涌如柱”，水质甘洌；圣泉、长流水则因水流丰富，汇成了一条河流，一直从大漠流向灵州平原，最后归入黄河。暖泉（温泉）水质虽稍有苦涩，但在缺水的旱海中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生命之源。
白居易的《城盐州》也很有名：“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君臣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毡裘不犯塞。昼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诸边急警劳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灵夏潜安谁复辨，秦原暗通何处见。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城盐州，城盐州，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完计，非关将略与庙谋。吾闻高宗中宗世，北虏猖獗最难制。韩公创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如今边将非无策，心笑韩公筑城壁。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愿分今日边将恩，褒赠韩公封子孙。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
《城盐州》这首诗的艺术价值历来为诗家所重。但学者们更看重它的史料价值。特别是陈寅恪，他对这首诗笺证甚详。他既注意到了这首诗的“诮边将之旨”，及诗中“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翻作歌词闻至尊”诸句，其“造意悉承自杜工部（杜甫）《诸将》第二首‘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之结论”，而且还建议读者“读乐天（白居易）此篇者，必应取少陵（杜甫）《诸将》第二首参互比较，始得其真解，又可知也”。下面，即征引白诗及陈寅恪的笺证说明之：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君臣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