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教师在点名,使我们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洁!”
“到。”
“张楚芳!”
“到。”
“徐桂真!”
“到。”
迅速而有规律性的站起来一个,又坐下去一个。但每次一喊到王亚明的地方,就要费一些时间了。
“王亚明,王亚明……叫到你啦!”别的同学有时要催促她,于是她才站起来,把两只青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着棚顶说:
“到,到,到。”
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她一点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弄得椅子响,庄严的,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英文教师笑得把眼镜脱下来在擦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响。
第二天的英文课,又喊到王亚明时,我们又听到“黑耳——黑耳。”
“你从前学过英文没有?”英文教师把眼镜移动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国话吗?学是学过的,是麻子脸先生教的……铅笔叫‘喷丝儿’,铜笔叫‘盆’。可是没学过‘黑耳’。”
“Here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读:Here!Here!”
“喜儿!喜儿。”她又读起“喜儿”来了。这样的怪读法,全课堂都笑得颤栗起来。可是王亚明,她自己却安然地坐下去,青色的手开始翻着书页。并且低声读了起来:
“华提……贼死……阿儿……”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
“2X+Y=……X2=……”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
课本“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
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声。因为是星期天的早晨,全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化着妆;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亚明,哎……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的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有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
“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像咱们中国字:什么字旁,什么字头……这个:委曲拐弯的,好像长虫爬在脑子里,越爬越糊涂,越爬越记不住。英文先生也说不难,不难,我看你们也不难。我的脑筋笨,乡下人的脑筋没有你们那样灵活。我的父亲还不如我,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记他这个‘王’字,记了半顿饭的工夫还没记住。右……爱……右……阿儿……”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地又读起单字来。
风车哗啦哗啦地响在壁上,通气窗时时有小的雪片飞进来,在窗台上结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那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像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地读起单字来。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
“妈的,吃胖了,这里吃的比咱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干吧!
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课堂上,一个星期之内,人们都是学着王亚明的父亲。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她,她向父亲要一双手套。
“就把我这副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上冬咱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
“三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了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了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着人群站到前面去:
“请到接见室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直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像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
“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该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里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钱,何况学堂呢?
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
“你的手,就洗不干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像是害怕,好像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刚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了,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
打开书箱,取出了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齐,戴手套也是不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摇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像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鸣振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噪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好暖和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荫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再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个小丘。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哭过。大风在窗外倒拔着杨树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们,对着窗外的大风哭了。那是那些参观的人走了以后的事情了,她用那已经开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泪。
“还哭!还哭什么?来了参观的人,还不躲开。你自己看看,谁像你这样特别!两只手还不说,你看看,你这件上衣,快变成灰的了!别人都是蓝上衣,哪有你这样特别,太旧的衣裳颜色是不整齐的……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坏了制服的规律性……”她一面嘴唇与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惨白的手指去撕王亚明的领口:
“我是叫你下楼,等参观的走了再上来,谁叫你就站在过道呢?在过道,你想想:他们看不到你吗?你倒戴起了这样大的一副手套……”
说到“手套”的地方,校长的黑色漆皮鞋,那亮晶晶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经落到地板上的一只手套:
“你觉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这地方就十分好了吗?这叫什么玩艺儿?”她又在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马车夫一样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地笑出声来了。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暑假以后,她又来了。夏末简直和秋天一样凉爽,黄昏以前的太阳染在马路上,使那些铺路的石块都变成了朱红色。我们集着群在校门口里的山丁树下吃着山丁。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地跑来了。只要马车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静下去,她的父亲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阶来了。我们并不立刻为她闪开,有的说着:“来啦!”“你来啦!”有的完全向她张着嘴。
等她父亲腰带上挂着的白毛巾一抖一抖地走上了台阶,就有人在说:
“怎么!在家住了一个暑假,她的手又黑了呢!那不是和铁一样了吗?”
秋季以后,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这铁手。我似乎已经睡着了,但能听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并床。”
“我也不和她并床。”
我再仔细听了一些时候,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只听到嗡嗡的笑声和绞成一团的吵嚷。夜里我偶然起来到过道去喝了一次水。
长椅上睡着一个人,立刻就被我认出来,那是王亚明。两只黑手遮着脸孔。被子一半脱落在地板上,一半挂在她的脚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过道的灯光在夜里读书,可是她的旁边也没有什么书本,并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围绕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长走在王亚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响着鼻子。她穿着床位,用她的细手推动那一些连成排的铺平的白床单:
“这里,这里的一排七张床,只睡八个人,六张床还睡九个呢!”她翻着那被子,把它排开一点,让王亚明把被子就夹在这地方。
王亚明的被展开了,为着高兴的缘故,她还一边铺着床一边嘴里似乎打着哨子。我还从没听到过这个,在女学校里,没有人用嘴打过哨子。
她已经铺好了,她坐在床上张着嘴,把下颚微微向前抬起一点,像是安然和舒畅在镇压着她似的。校长已经下楼了,或者已经离开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监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头发完全失掉了光泽,她跑来跑去:
“我说,这也不行……不讲卫生,身上生着虫类,什么人还不想躲开她呢?”她又向角落里走了几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像对着我似的:“看这被子吧!你们去嗅一嗅!隔着二尺远都有气味了……挨着她睡觉,滑稽不滑稽!谁知道……虫类不会爬了满身吗?去看看,那棉花都黑得什么样子啦!”
舍监常常讲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学。同学们问她:
“学的什么呢?”
“不用专学什么!在日本说日本话,看看日本风俗,这不也是留学吗?”她说话总离不了“不卫生,滑稽不滑稽……肮脏”,她叫虱子特别要叫虫类。
“人肮脏,手也肮脏。”她肩头很宽,说着肮脏,她把肩头故意抬高了一下,好像寒风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这样的学生,我看校长可真是……可真是多余要……”打过熄灯铃之后,舍监还在过道里和别的一些同学在讲话着。
第三天夜晚,王亚明又提着包袱,卷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脸的校长。
“我们不要,我们的人数够啦!”
校长的指甲还没接触到她们的被边时,她们就嚷了起来,并且换了一排床铺,也是嚷了起来:
“我们的人数也够啦!还多了呢!六张床,九个人,还能再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