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使得朝廷之上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曾布等人被提拔上来。而旧党首领司马光,也在搜罗人才,与新党相抗衡。朝廷中两党相互攻击,党同伐异,闹得乌烟瘴气。苏东坡对此非常反感,他深知历史上的朋党之害,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参与任何朋党。
对于两党,苏东坡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们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两人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从感情上,他与两派势力都有很好的感情基础。如果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这时王安石在台上,苏东坡加入王安石一党,自会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但苏东坡不是那样的人,他做事有着自己的原则。因此,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东坡觉得他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而不顾实际情况。
神宗听了苏东坡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东坡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
苏东坡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听了,觉得苏东坡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政。
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的关键时候,不仅不因个人感情支持王安石,反而拆王安石变法的台,这使王安石很是恼火。显然,苏东坡的做法得罪了王安石。
反对派首领司马光知道了苏东坡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东坡是他的一党,对苏东坡大加称赞。当不久后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东坡,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东坡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东坡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东坡知道他想将自己拉入一党,很是反感,于是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预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之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东坡。
一天,王安石派人把苏东坡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作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东坡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东坡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东坡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苏东坡既不加入王安石之新党,也不加入司马光之旧党,导致自己处于夹缝之中,没有任何政治依靠。但不搞朋党,不搞党同伐异,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与原则,这种不计个人私利的为国的赤子之心,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