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后的苏东坡，在推行新政的王安石倒台之后，并没有以怒目对待之，而是以宽厚的胸怀和大家的风范，与政敌和解。回到朝廷，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官刚直，积极向朝廷建言献策；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不搞营私舞弊；他实事求是，反对尽废新法，又遭受了司马光的保守派的打击。在迫害面前，他选择了急流勇退。在杭州太守任上，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赈济灾民，兴修水利，美化西湖，为杭州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深得杭州百姓的爱戴。他在政治上的突出成就，与他的文化成就一样，永载史册。
苏东坡一生坎坷不断，但在心灵世界里，他却一直是快乐的。苏东坡善于结交朋友，上可陪皇帝，下可陪乞儿。即使是他的政敌和对手，他都可以在大是大非之外，与之成为朋友。苏东坡与王安石就是如此。
苏东坡之所以一再被贬官、移官，是因为与当权者的政见不和，具体来说，就是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和。苏东坡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在政治上，他们一直是各执己见的对手。他的贬官黄州，他所遭遇的乌台诗案，就与王安石不无关系。而后来王安石被吕惠卿所出卖，不得已退出政坛，隐居金陵。苏东坡也被宋神宗一纸诏令，移官汝州，离京师开封很近，这表示对他的政治惩罚宣告结束，他又可以重新获得政治生命了。
这时候的苏东坡，对于曾经将自己打入地狱负有重要责任的王安石，并没有采取睚眦相报的态度，而是对王安石表示了亲近。他们过去曾经是很好的朋友和诗友，现在，苏东坡依然不计较政治的恩怨。
由黄州移官汝州期间，从金陵（南京）经过，苏东坡主动拜访了住在金陵的王安石。
到了金陵，苏、王二人就直接会谈了。会谈的内容，宋人的笔记中众说纷纭。据苏东坡写给其密友滕元发的书信云：“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诵诗，说佛，是双方沟通的媒介。他们一见面，相逢一笑泯恩仇，苏东坡竟然会感到如此惊喜！这表明苏东坡对王安石这个政敌，是怀着一颗宽容大度之心的。在政治冲突烟消云散之后，苏东坡依然愿意与王安石成为好朋友。
再看苏东坡在此次分别后写给王安石本人的信：“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
这里，苏东坡照样表达了见到王安石的惊喜与庆幸之情，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说自己游门下久矣，虽然还没直说自己是王安石的门下，但也只差一点了。门下就是学生，不是通常的客套话，内含着愿为所用的意思。与此可相印证的是苏东坡赠王安石诗：“从公已觉十年迟”。就是说，他们的合作来得太晚了，反过来也便是，现在的自己愿与对方合作了。这就是说，他们的恩怨已经彻底在这次交谈中化解了。曾经十年来，王安石一直将苏东坡视为政敌，对他屡次进行打击报复，使苏东坡命运坎坷，而今，这些恩怨都被苏东坡的大度所化解了。
苏东坡与王安石分别后，即给王安石写了信《上王荆公书》，信中表达了自己欲日后买田金陵，与王安石老于钟山之下，或者住到与金陵隔江相望的仪真县（仪征），实现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的愿望。苏东坡并非客套，而是真的操作了。他先是在金陵城里选址，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选成，接着到金陵附近的仪真，专门为求田问舍之事盘桓了二十天。所有这些，苏东坡给王安石的信中都有记述，可见他是真想以王安石为邻的。
政治上的王安石位高权重，苏东坡以白眼相对；文化上的王安石则可师可友，苏东坡以青眼相加。王安石退出政坛之后，苏东坡在《上王荆公书》中，对王安石如师友般亲敬，我们感觉不到二人之间曾有过激烈的政治分歧。在信中，苏东坡甚至向王安石极力推荐自己的弟子秦观：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苏东坡如此信赖王安石，可知王安石也是个惜才的人。
王安石去世之时，苏东坡与司马光等人主张给予褒赠以励风俗，苏东坡代宋哲宗起草制书：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枇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只要对照一下苏东坡的《伊尹论》及上引之文，就可以知道，这种评价原是苏东坡给予伊尹、诸葛亮、陆贽一类巍然三代王者之佐式的人物，也就是说，苏东坡是把王安石看成诸葛亮、伊尹之流历史伟人来看待的。足可见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推崇，丝毫也看不到曾经的过节。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称颂备至，对其变法事业却数语带过，正反映了苏东坡的一贯态度。对事不对人，说明苏东坡立场的坚定、为人的宽厚，具有大家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