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到杭州以后，埋头苦干，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完成了供水系统、医院等公共建设和卫生措施，疏通盐道，重整西湖，平抑粮价，取得了很好的政绩。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同于朝廷和邻近各省官吏对百姓的漠视，为了救助群众，热心赈灾，使人民免于饥荒。
苏东坡到任那年收成不好，第二年春天多雨，但是看起来颇有希望丰收。农夫借钱整地，一心希望秋天丰收。不料五月六月暴雨降临，居民家中水深一尺，农夫的希望破灭了。一旦存粮耗尽，他们就要面临饥荒的威胁。苏东坡派人调查苏州和常州的情况，得知整个地区一片汪洋。水坝破损，不少稻田被积水淹没，秋收简直无望了。
苏东坡不愿等饥荒再来施救，他不断争取更多常平官米，以便对抗未来的饥荒。大雨连续不断，他更加奋力争取。由七月开始，半年内他送了七道表状给太后和朝廷，举出实际的灾情，请求上面采取行动。七封信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呼声，弄得朝中的衮衮大员们都恼火了。
但是苏东坡相信预防重于救急，于是赶快从外地购置粮食存起来，在必要的时候售出。苏东坡指出，相形之下他去年只用了二十万石的米粮就稳住物价，延缓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眼看要比第一次严重，就像病人旧病复发，人民的存粮一天天减少，政府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苏东坡据理力争，指出了救济的重要性。
与苏东坡相反，各地的官员对洪水使农田受到的损失漠不关心。为了保住官位，为了升官，他们总是只报喜不报忧。但苏东坡不同，出于对人民生命负责的态度，他接连向朝廷上书，不怕惹恼朝中大员。他在一道密告太后的附笔中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殍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苏东坡还要求朝廷派人来全面调查受灾的地区，如果是他多虑，如果其他官员和他看法不同，请他们签署报告，保证冬天饥荒不来，人民不会挨饿。
那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又下了暴雨；二十四日雨水稍停，晚上又下。苏东坡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就写了浙西灾况的第二状。湖泊区的洪水愈来愈严重。太后能不能立刻留意他的第一状？官差邮政系统还不错，由杭州到京城只要二十天。八月四日，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份状子，立刻采取行动。奏状照例由中书省传到户部，要求十四天内做一报告。二十天后，即八月二十五日，信件到达苏东坡手中。他立刻回信给户部要求联合调查，又要求认为不会有饥荒的人签署保证文件。
八月中又连续下大雨。情况更危急。九月七日苏东坡将拨米要求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他深怕饥荒真正来临，政府要花十倍或二十倍的数目，说不定饥民还不能全部得救。太后批准了。但是官僚总有办法阻碍圣诏。苏东坡府库中还有一些现款，但问题不是找现款，而是找米粮。商人囤积谷物，等着涨价，苏州米价已经涨到一斗九十五钱。苏东坡要买米却买不到多少，他零零落落买到三四千石，如此而已。邻区官员不愿买米存仓，因为价格太贵。苏东坡相信政府应该介入市场，付出商人所讨的数目，准备赔本卖出。
时间紧迫，因为收割的米粮几周内就会卖光，临近各地也都遭遇了很惨的水灾。九月中，苏东坡又写了一封信，要求政府下令官员由河南、安徽买米，存在扬州，准备灾后发给湖泊区。他的计划是米粮存在途中，万一不需要，可以随时送往京城，杭州可以用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贡米。他的请求又获批准，太后拨出一百万贯来实现这个计划。他在第三封信的附笔中说：“今年灾伤，实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讳言灾伤。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如果太后信赖官吏的报告，那她永远不知道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划，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由于苏东坡的呼吁，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救助，利用这些资金买入了一些官粮。不出所料，到了秋天，价格飞涨，许多人民开始断粮。苏东坡动手发卖官仓的存粮，由于赈灾有方，使很多杭州人民免于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