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历经坎坷磨难。但正是这种苦难，造就了苏东坡的伟大人格，造就了他幽默、豁达、豪放的胸襟，造就了他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更造就了他仁者爱人的平民精神。他在灾难中超越了自我，成就了一代文化巨人的伟业。在文化上，他勇于革新，大胆开拓词的境界，使词能够更富有表现力，同时，他的词取材于人生百态，表现出更加深广的内容。他的词，是自我感情的真实流露，更是时代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他自由挥洒、浪漫豪放的风格。苏东坡也像那些历史上的伟大诗人那样，对词的创作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出精品，在诗词的创作上经历百般磨练，终于把自己造就成一代文化巨人。
苏氏家族早在苏东坡的祖父苏序时代，就进入了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的领域。苏序率先教子读书求学，参加科举。他的这种明智之举，为后代开辟了广阔的人生之路，同时也给社会培养了优秀的人才。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则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他以自身的经历，告诉孩子少小不学，老大发愤的艰难，让他们引以为戒，同时，还从高起点出发教育儿子。因为教子有方，他的两个儿子在文学上与政治上都很有成就，苏洵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共同成为唐宋八大家的成员。
到了苏东坡，他也像祖父、父亲一样认真培养、教育子孙，使苏氏家族的教育传统发扬下去。
苏东坡共有三子，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三子苏过。苏迈是苏东坡的前妻王弗所生，次子和三子都是第二个妻子王闰之所生。其中苏过聪明好学，能够继承父辈的才学。但苏东坡对三个孩子一视同仁，尽力为他们的成材创造条件。
苏东坡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大约在苏迈三四岁时，就得到系统的文化教育了。
在黄州时，苏迈写出两句诗：“叶随流水知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自己感到很得意，可是苏东坡见了，笑话他是官诗。苏迈才气不如父亲，但由于良好的家教，长大后学识广博，文笔工整，儒雅有礼，自有书香门第的风范。见到的人都说：到底是苏家子弟，与别人家就是不一样。在黄州，苏迈曾与父亲联句作诗，苏东坡夸奖他：“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短诗膝上成，聊以慰怀祖。”杜甫的儿子名宗武，杜甫诗中曾夸儿子聪明好学，可继承杜家诗学。苏东坡说苏迈超过杜宗武，是对儿子的鼓励。
次子苏迨生于汴京，到黄州时11岁；幼子苏过，生于杭州，到黄州时8岁，都在受教育的年龄，苏东坡亲自执教。到了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眉山故人巢谷来访，这位先生很有学问，苏东坡便留他住在学堂，做两个孩子的老师。
像祖父苏序、父亲苏洵一样，苏东坡并不把取得功名作为人生惟一的目标教给后代，决不允许子弟因不能求取到功名就放任自流，自甘平庸。看到子弟在学问诗文上有所成就时，苏东坡就欢欣鼓舞，溢于言表。有一回苏迈作诗，苏远（苏轼的侄子）唱和，两人的诗都粲然可观。苏辙见后，给苏东坡去信作诗相庆，苏东坡也赋诗一篇，寄给各位子侄。诗中称赞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要求他们：“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
苏东坡也经常用自己平生曲折坎坷的经历，教育子孙用洒脱豁达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得失逆顺。他说自己早年不得志，中年参与国政，取得了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可是内心并不感到如意。如今退居一室，却感到了平生所没有的乐趣。所以他要求儿孙们淡泊名利，也希望他们积极进取，有所作为。
苏过、苏远深受父辈的教育熏陶，很早就开始写作诗文，与长辈和同辈之间，唱和不断。更让苏东坡感到高兴的是，孙辈也渐渐长大，能够写作诗歌文章，加入了苏氏家族的唱和之中。苏东坡的长孙苏符，从小跟随祖父，有一段时间，随父亲苏迈住在惠州。苏轼有“老去仍栖隔海村，梦中时见作诗孙”的诗句，表达了他对孙子苏符的喜爱和想念。
苏过生于熙宁五年（1072年）。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做杭州太守时，苏过参加并通过了两浙路的进士考试，元祐七年（1092年）任承务郎。苏东坡贬谪惠州时，苏过22岁，从此一直过着漂泊沉沦的生活。
苏过跟随父亲从惠州到达海南后，写了一篇赋体文《志隐》，文章颇有宏通博达的气象。苏东坡看后高兴地说：我可以安居在海岛上了。苏过也善于绘画书法，苏东坡为他画的枯木竹石题诗：“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小坡”指苏过，由于苏过的才气过人，颇有乃父之风，很早就有了一个小东坡的别号，苏东坡也喜欢用“小坡”来称呼他。苏氏子弟中，苏过与苏辙的小儿子苏远、苏迈的儿子苏符，都以书法著称。当时的人称他们是苏氏三虎，其中苏过的书法造诣最高。人们说：苏氏三虎，叔党最怒。
随父贬谪海南期间，苏过一直悉心照顾父亲的生活，同时也在努力地增进学业，而且受父亲的影响，注意观察了解社会，分析政治的得失成败。他调查了解海南黎人的状况和宋王朝对待黎人的政策，写成了《论海南黎事书》。
苏过在《论海南黎事书》中，首先指出如今天下被称作能吏的，只不过是严守条令、廉洁奉公而已。最突出的，能让老百姓像对鬼神一样地尊敬他，像听到雷霆一样地害怕他，就可以说能干了。但这样上情不能通报，下情不能上达，对利与害的实际情况，从哪里得知呢？他认为要知道黎人问题的实质，就必须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苏过建议采用自治的方法来解决黎人反抗的问题：一方面严格约束汉商，保护黎人的利益；一方面任命黎族官员来管理黎人，朝廷付出少量官俸，就可省去调动军队镇压的巨额费用。
苏过由于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不能参加国家重大决策的讨论，可是他对于黎事的议论，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政治观点。《论海南黎事书》以天下之利害入题，用了大半篇幅分析用兵、用刑和绝商的利害得失，落脚却在主张平等对待黎人上。在材料的引用中始终突出父老言，强调平民百姓才是最有发言权的。既不是奢谈仁义，也不是言不及义，显示出了苏过高超的政治见识。
在苏东坡的影响下，苏过继承并发展了苏氏家族通达务实的思想传统，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远见。所以苏门弟子晁说之认为，苏东坡能够立言，苏过则可以立功。
苏东坡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这话说在苏东坡临终之前，当是对孩子们的最后遗言，有劝勉他们存善心，为善事之意。这是对他们进行道德的最后说教，也是苏东坡一生对孩子教育的思想精华。
尽管苏东坡的子女们没有像苏东坡一样成为大名鼎鼎的历史名人，但也成了对社会很有用的人，这是苏东坡教育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