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少年时代,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就注意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格的不同。他在《名二子说》一文里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曾枣庄先生对此言的解释很有见地: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露在外面,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东坡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谪,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谪,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
虽然苏东坡在历次党争中都是处于被排挤、受打击的处境,但他并没有苟容取合。王安石变法,苏东坡觉得新法过于激进,危害百姓,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斥。他离京时,友人文同曾劝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意思是叫他当心,别再因为吟诗得罪朝廷权贵而惹祸上身。但苏东坡并没有听从朋友好意的劝告,他率真自然的个性,是管不住自己手中那支笔的。从通判杭州到湖州的九年间,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他写了一系列的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
但同样出于率真自然的天性,当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了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并勇于承认自己过去的某些错误。在元丰年间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坦率地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他反省了自己对新法的偏激态度。但并未利用自己认识缺点的机会去谋求上进,旧党专权后,苏东坡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因而又遭到旧党排挤,这更是他的率真自然使然。本来司马光当权时,应该是他求取功名的好时机。但他因为个性使然,放过了这样的机会,而采取了与司马光对立的政治态度。
苏东坡的率真自然个性,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为了真理,他坚守节操,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都坚定不移。苏辙的《东坡墓志铭》说他:“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敬仰他的品格,与苏东坡的蜀党相对立的朔党人物刘安世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这是说他不随俗而变,保有节操。
苏东坡在《与杨元素书》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可以看出,苏东坡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而对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其性格真是率真得可爱。
《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这一点上,苏东坡更近于道家的真质。道家对儒家的礼、仁、义的批评,和苏东坡批评程颐如出一辙。洛学传人朱熹说苏东坡:“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苏东坡并非有意诋毁端人正士,他对虽和他政见不同,但学问道德高人一品的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对于那些假道学,苏东坡则毫不留情地揭出他们的真面目。
蜀学和洛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苏东坡继承了苏洵的观点,肯定人欲的存在。苏东坡反对把情和性割裂开来。他在《韩愈论》里说:“儒者之患,患在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他大胆肯定了情欲,在《与蔡景繁》里说:“情爱著人,如黐胶油腻,急手解雪,尚为沾染。若又反复寻绎,便缠绕人矣。”苏东坡对程颐的虚伪、死板、固执十分反感。《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载:“温公(司马光)薨,朝廷命伊川(程颐)主其丧事。是如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于朱公,问之。公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自是时时谑伊川。”
据王水照先生考证,鏖糟陂之鏖糟,取其不洁之义,言其沮洳泥淖,脏乱不堪;鏖糟陂里叔孙通,意谓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则既富幽默的地方色彩,又与历史人物叔孙通之制定朝仪、举朝庄严整肃形成强烈反差,取得入骨三分的讽刺效果,引起程颐的极度嫉恨也就可以理解了。二苏由此得罪程颐,日后不断受到程颐及其门人的排挤、弹劾,但正如明人陈确所说的:“东坡虽不修小节,而表里洞然,忠直一节,卓乎君子之徒;伊川有意圣人之学,而失之固滞。”褒贬之义甚明。
苏东坡并非不知道这种真率个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也曾努力地晦藏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期间,过着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的生活。苏东坡欲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他的朋友滕达道也常写信嘱咐他要益务闭藏而已。苏东坡对此深有领悟,以为“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有至乐”,还称之为奇密之法,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他在黄州可谓缩着头过日子,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一离开黄州,他的个性就又露出来了。“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一旦有了牢骚,还是忍不住要发出来:“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苏洵当年对两个儿子的看法是对的,他担心苏东坡不外饰,将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苏东坡始终不能做到像苏辙那样深藏不露,所以他一生受到的打击也就比苏辙要大得多。他胸中毫无芥蒂,因此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意见。秦观《答傅彬老简》对比苏东坡、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这其实就是两人不同性格在文章中的反映。
苏东坡晚年非常推崇陶渊明,除了仰慕他平淡超逸的诗风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陶渊明性情真率,感情真挚。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和陶渊明〈饮酒〉》说:“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实际上苏东坡也终生保持真率孤傲的性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黄庭坚给苏东坡的挽联说:“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当非过誉之辞。
苏东坡的真率性格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父亲苏洵一样,他平生讨厌替人写碑传之类的文章。他说:“某从来不独不作不书铭志,但缘子孙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尝措手也。”每当人家仰慕他的大名来请他作文时,他一概拒绝,连一些变相的纪念文字都回绝了,他的性格使他很难措笔去写那些虚假的谀墓文字。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苏东坡:“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可惜,从古到今,这种说真话的人还是少了。
总之,苏东坡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是一任他的真率性格自然流露。后人高度赞扬了苏东坡的真。方东树《昭昧詹言》云:“东坡……自以真骨面目与天下相见,随意吐属,自然高妙。”王水照先生说:“崇尚本真自然,反对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在苏东坡的心目中,已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此可为对苏东坡真率性格最好的评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