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小说尤其如此。连小学生都晓得,“小说三要素”里排在首位的是人物。再精彩的故事也不抵一个典型人物更有生命力。没有什么人能道尽诸葛亮指挥的每一场战役、孙悟空降服的每一个妖魔、王熙凤处理的每一宗家务,但这些经典形象却永远镌刻在所有读者的心中。而对小说如此至关重要的“人物塑造”,却是武侠小说的一个软肋。
重情节而轻人物,向来是传统俗文学的通病。旧时代大多数的武侠作者一般仅满足于编造热闹有趣的故事;那时的读者们出于单纯的消遣娱乐的心理及自身欣赏水平的局限,也只喜欢读些新奇刺激的内容,对于人物形象,则希望像看京戏脸谱一样,正邪善恶越清晰分明越好,人物间的关系也是越简单明确越好。双方这样一番“互动”,势必导致大量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单薄,或者干脆没有性格,而成为了情节的附庸,为了故事的需要,人物可以被随意地扭曲变形。
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武侠人物基本上是非忠即义,或既忠且义,几乎没有什么个性深度可言。较好一些的作品也是将“侠”塑造成理想的英雄、道德的表率,这样的人物依旧是概念化、公式化的符号。真正以刻画人物为核心的古典武侠,大约只有《水浒传》了。
武侠小说不仅是“俗文学”,还是“奇文学”,往往要以故事的离奇诡异、出人意表取胜,这又常迫使人物也随之变得稀奇古怪。而唐传奇因受当时流行的道教方术影响,人物习练的尽是“飞行术”、“御剑术”之类的奇幻武功,人物更是神魔味十足,有些人物性格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比如身为杀手的聂隐娘奉命去刺杀刘昌裔,但为何就突然变成刘的忠实保镖了呢?从书中我们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
唐传奇的弊端到还珠楼主的《蜀山》系列又得以“发扬光大”,当代的玄幻武侠更是难以摆脱其阴影,塑造的人物不是半人半神,就是半人半魔,鲜有对现实中人性的真切表现。(当然,笔者并不否认神魔小说也有能写出经典人物的上乘佳作,比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但要达到那“写人写鬼,入木三分”的艺术高度又何其难也。)
由此看来,武侠小说长期难以登堂入室,也是不足为奇了。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以“人学”为标准来进行创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白羽自觉地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遵循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反英雄化、反理想化的创作精神,用社会反讽的手法来写武侠。在仗义行侠遭到世人嘲笑、比武招亲引来地痞欺辱、仁善大侠死于宵小算计等反传统的情节中,我们看到侠客与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和烦恼无奈,甚至有世故、狡诈、怯懦、迂腐等严重的性格缺陷。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大多真实鲜活,像精干老到的俞剑平、玩世不恭的陆锦镖、年少气盛的杨华、惺惺作态的袁振武等。
吴云心在《十二金钱镖》的序文中讲:作者写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仅仅与一般人不同者是有一身武艺而已”。而白羽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得好:“我愿意把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厄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然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
除白羽外,王度庐在写人方面也有所突破,他准确地表现了江湖侠客的儿女情长,使其演绎的每一段爱恨情仇都真切感人。
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五四以后的新文人,都深受西方先进的创作理念的熏陶。但他俩也有明显的不足:都是迫于生计才混迹江湖的,原本对武侠缺乏深入的探究,作品的武侠味道过淡,这也使其成就难及金庸、古龙等后辈。
港台新派武侠对人物塑造普遍地给予了重视,但受武侠小说“俗”、“奇”本质的束缚,绝大多数作家还是将主要精力用到了经营故事上面。而梁、金、古三大家之所以能在群侠中脱颖而出,显得卓然不凡,恰恰是因为这三人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刻画人物与表现人性上。仅此一点,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人的作品便难与之抗衡。但即便是这三大家,在人物塑造上也非尽善尽美。
梁羽生就太过死守侠义正道,人物道德色彩过强,正邪区分严明,犯了类型化、模式化的毛病。
金庸的人物性格丰满、复杂而新颖,常是亦正亦邪,更向普通人靠拢,故人物的真实感与深度都远胜其他作家。不过,金庸虽克服了“俗”,却仍受制于“奇”。由于所讲的故事过于神奇,人物难免夸张变形。好在金庸让作品始终以人物为中心,情节都是围绕人物性格来展开的。他先将人物刻画为奇异之人,这样由奇人来做的事自然会“奇”,读者在作者的引导下便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金庸以此高超手段使其人物达到了艺术上的绝对真实。但若将他的人物带入现实中仍旧是不可信的。
以他的《神雕侠侣》与王度庐的《宝剑金钗》做个对比。李慕白因不敢逾矩道德伦理,在俞秀莲的定亲对象已亡故的情况下,仍未能向心上人表明爱意,造成二人至死不能结合的悲剧结局。而杨过则活得潇洒且执著,大胆地挑战传统礼教,并最终与小龙女喜结连理。杨过确实比李慕白更让人钦佩与羡慕,令我等凡夫俗子望尘莫及。而正因为如此,杨过也就和真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与杨过一样,郭靖、段誉、令狐冲等也都是些理想化、寓意性的人物,其言行虽也能给读者一定的启示,但他们的奇遇和好运,普通人是注定没希望碰上的,只能当故事听听罢了。金庸最经典的人物韦小宝所以略逊于鲁迅的阿Q,也是输在这个“奇”字上。
古龙是最注重人性体验的,他擅长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一批有情有义的浪子形象。人物的现实性应在金庸之上,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古龙的人物基本上是社会的边缘人,都比较孤僻、固执、偏激、神秘,怪诞得也有些不食人间烟火,而且缺少变化,看多了则有雷同之感。
归根结底,梁、金、古塑造的还都是“神”而不是“人”。只是梁羽生笔下的是中国传统的神,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金庸笔下的是古希腊的神,有人的情感,有人的弱点,但仍是高高在上,读者还需仰视;古龙笔下的是贬谪人间的神,最为平民化,最有人情味,可毕竟非凡人可比。
三大家之后,武侠小说的人物塑造其实是在走下坡路,温瑞安、黄易等人又都多少染上了“故事重于人物”的流毒。诚然,他们也塑造了一些较有个性的人物,但总体看来,这些人物现代味太浓,已不大像古代的侠客了。
那如何让武侠小说的人物既不是神魔,还能保持超凡的魅力呢?其实这一问题《水浒传》早已给出了最佳答案。《水浒》的故事痴迷了数百年来亿万的中国百姓,书中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物也个个都是生动而真实的“人”。施耐庵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故事“传奇而不神奇”,他的人物本领“高强而少怪异”,人物性格与情感更是极力贴近生活的本来面目,人物的言行与命运走向基本上没有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正是如此,《水浒》才当之无愧地列入四大名著,成为不朽的现实主义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