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倦游
饥思食渴思饮
倦旅者思归
在我坐下来写信之前，似乎不能不有一点回想。一切事情不见得都有明确的开端，我们总觉得应该有一个，譬如戏与文章都有一个引子。人事是千头万绪，但愿我的野马不致跑得望不见尘影。这说法你会觉得可笑：故事还没有开头，他就忧愁着它的结尾。我却想起我的母亲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替我判定了的命运，我原来应该作一个农夫，然而大地无涯，天陲时时向我引诱，于是我幻想作一个旅客。迢遥的旅途往往令人惆怅，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方法知道我们的行程将于何处终止。
开始我要说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六月，两个不安于命运的小人物曾在浙江南部的一个山寺中落脚，其中的另一位是P先生。他们在这里住到秋初。这里的山是孤峰入云，峭壁千尺，似凤，似帆，如双笋，如合掌，如城堡，如大纛，像观音，像头陀，各如它们的命名。初来的旅客往往被它们的诡奇峨惊倒。其次是常常跟山离不开的，你大概已经猜到是水。有一天海上来了一阵风，山里落了大雨，我们坐在走廊上望岩上垂下来的瀑布以及从下面走过的乡人。他们是张着雨伞或是披着蓑衣，从家里到田里去的，有的也许是某种事情刚刚办完，从集镇上回到家里去的。他们像平常一样慢慢在下面走过，谁都不像我们——像我们可笑的客人一样仰首于瀑布的奇观。
他们是像这里岩石一样老实的吗？
他们不一定像这里的岩石，我相信他们依旧十分老实。他们在硗确的石上牧牛、砍柴、耘田、种麻，无疑的他们都是这里的土著。他们把大的阻碍他们的石头打碎，然后再把小一点的搬开，直到他们开辟成一片一片的良田。我们自然可以想到，他们是从他们的远祖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劳苦耕作。
然而这里有一个难题，我常常觉得，譬如当我们分析——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岂不以为是这样的吗？我们首先总要问到他的职业，他家乡的位置及其风尚，他父母和祖父们的身份以及性格。同样的理由，假如我们要明了一个农民，尤其是目前的中国农民，我们必须知道他有几个儿女，他负了多少债，他怎样耕种土地。这里的农民，他们的每块只有一席之大的田地是租来的，还是属于自己的，或者是原来属于自己，后来因为生计渐渐困难，因为负债累累抵押给债主了呢？我们无从知道。这些可爱的古人们，我是说这里的天性浑然的山居者，他们的世界大概是只限于几条山岭之间的狭小地带，他们至今还沿用一种近乎原始的方言谈他们的收成。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要想使会说话的人明白手势却比使哑巴更难。
我们到这里来，在我们的土著们也许是一种骚扰；不久我们都平静下来，我们已经爬倦了山，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工作。其实我应该说P有P的工作。佛号每天早晨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五点钟我们就从床上起来，我们到小溪上漱洗。水是甜的，清洌的。这时候空中溪中布满了霞彩，鸟儿自然是早在我们之前就醒来了。接着我们出去散步。到了下午——夏天的下午似乎分外的长，天气是很好的，我们在溪里洗一个澡，直浸到我们满意了时为止。晚饭后似乎是各种社会的快乐时光，我们带着电筒，假如天气不十分好，我们同时拿着雨伞跑三里路，我们希望汽车站那边有我们等着的信件。
天色已经晚了。天色早已黑下来了，连砍柴的也都回到家里，路上不再看见行人。这一天也许我们又扑了一个空，我们连报纸都没有拿到，也许我们还踩了一脚牛粪。但这有什么关系呢？P还在唱“长情短情”，我们似乎生来就喜欢在这种时候走一段路。
起先我们计划住到从山寺的走廊上，望见对面山坡上的第一片红叶。这山最初给我们的印象正和别的旅客一样，它的奇谲峭拔使我们惊异；渐渐的我们另外有了意见：先是我们发见它缺少树木，后来我们发见它太少泥土，再后我们又发见他没有照应，它的峭拔是孤立的，峭拔之外没有陪衬。总而言之，我们觉得它好像忽然从我们面前崛起，没有历史色彩，没有和我们的精神调和，没有使劳碌的灵魂得以暂时休息的人间空气。一种心理作用，我们觉得我们住得太久了。这里的怪石渐渐使我们厌倦，既然不妄想服药学道，我们还在这里住着做什么呢？
人们有时候有些古怪，当他们在一个地方住的久了，他们希望搬动一下，过后他们又想起他们过去住厌了的一条街道，一个小屋，还有他们熟习的居民和生活习惯。我们希望能提早北行。在一个八月初的晚上，天色早已黑下来了，从走廊上仅仅能够望见对面的朦胧山影。暴风雨凄惨的在山谷里唿哨，不断地从海上袭过来，钟声哀伤的缓缓的在暗中敲响着，我坐在走廊上等着到车站取信的P。钟声使我想起——我在小说里看见——爱琴海或是黑海遭了飓风，居民们打着钟招引渔船时的可怕景象，我很后悔我先前没有跟P同去。我一直等着，直到最后有一个影子在对面踟蹰着转过斜坡。P终于回来了，暴风吹坏了他的雨伞。
“怎样？”我远远的在走廊上招呼。
落汤鸡似的P走上楼来，然后不动声色的放下一束报纸。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我们打开从上海寄来的报纸，芦沟桥的战争使我们吃了一惊。我们并不谈论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开始，首先我们想到马上赶回上海。
然而人事总免不了曲折，不管是幸或是不幸。当P刻苦的赶完工作——他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两个礼拜——暴风雨又不住的从海上袭过来了。现在我还能想起我们每天坐在走廊上等待天气转好的情形，暴风在山谷里吼着，唿哨着，摇撼着山岭和树木，吹着雨丝一阵一阵像雾似的沿着狭谷驰奔。
二 鲁宾逊的风
我们得到没有期待的，失去我们期待的
我们得到的往往比失去的还要多些
我们循着公路到H镇。两个月前两个二分之一的皮丘琳（C。A。pechorin）从海上来，一个降着细雨的早晨他们在这里登岸。我在这里请求我的朋友P原谅，他其实是一个不大到家的生活趣味主义者，正同我一样和上面所说的英雄没有四分之一的关系。我们原先计划不再到这里来了，因为我们准备观光，说的好一些，我们是在旅行。然而上天的计划常常比我们有力，他使我们重来这个滨海小镇，让我们第二次看一看它的海湾和江水。
现在像是在《镜花缘》里一样，我们将乘着如同玩具的小船从一些绿色的只有鸟类生活的岛屿中间穿过；我们自然并不希望这样；不过我们有一个决心，一个主要目的：利用一切方法返回上海。你大概以为可笑，我们如果不回上海，我们便似乎和世界隔绝了。我们在这里又打一次败仗，一个礼拜的暴风雨把我们的时间吹走了，道路坏了。我们和行李一同到码头，在一家烟纸店的水牌上看了船期。
“五点钟。”这意思是我们来的这等凑巧。
我们尽管为我们的幸运高兴，轮船上却接到一个电报，从上海拍来的，他们不开了。他们也许要永远停在这小镇上了。
“上海又怎样了呢？”没有人明白。
港口好像一个心脏，它仍旧活动着：水手，妓女，脚夫，造船场。也许是心理作用，这些活动在我们看来似乎含着一种不安。我们不能回去，也不得前进，自然谁也不喜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没有希望的站在岸上远远的望着混浊的海湾，就这样在一个充满了海味腥臭的小镇上住下去。
现在还有一条路：我们溯江而上，虽然没有人担保这条路能否走通。我们已经怀疑到一种变化。
“我们又走到原定的路线上去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闻名于世的绍兴的酒瓮和粪缸，和我们两个月前在杭州的故居。晚上八点钟有一艘小船上航，在我们坐到“大餐间”里听一些做生意的意见之前，我们要逛一逛这个小镇。它大约有五百家住户，一个海关，一个警察局，三家转运公司和轮船公司，一个钟表店，一个造船场，四家或五家箱子作坊，两家也许是三家旅馆……附近有几座小山。这里自然是和许多只有在商业上才存在的地方一样，它给人的印象是混杂丑陋。几座高墙——几个银行和船公司的办事处，它们使人联想到前代的豪绅和地主曾怎样在他们的家里作一个皇帝。只有放着许多预备作龙骨用的木料的造船场上，只有当你从粗劣的，没有个性的，或说还没有长成一种个性的市屋中间走到这里的时候，你才可以喘一口气；你可以想象到一百年或是五十年前，第一艘用火行驶的船舶还没有开进这里的海口，像许多小说上所描写过的，所谓帆樯如林，人们驾了鹅儿似的帆船到海上去冒险的情形。
我们应该回到码头上去，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这里的灯火很少，而且没有精神。假如打一个比喻，譬如我们都睡过午觉，忽然间极轻微的有一点震动，我们醒过来了，我们睁开眼，我们的眼——这里的灯火，就像我们那时候的眼一样昏暗酸涩。你自然以为这情形不大合理，对于那些脚夫尤其不便；但是你应该知道这里没有什么漂亮人物，假如有人因为职务上的必要被派到这里，他会以为等于充军。其余的人们，一些苦力，一些脚夫，几个小贩和娼妇，不管怎样的路在他们走起来不都是一样的吗？
现在请小心你的脚吧，这里路是这样不平，这样泥泞，又有这样多水潭。从江上来的风送来晚凉，我们总算到了码头上了。初五六的月亮正落下去。云是明亮的鳞片状的。没有船开进港口，也没有船驶往海上。脚夫们衔着烟袋，因为没有货物等待搬运，他们坐在码头上悠然望着海湾。走私者在暗中踟蹰。在星空下面，人们共江水细语。两个穿黑衣的修道女——两个娼妇偎依着，好像两姊妹。她们和烟纸店的女店主谈着话，互相戏谑，不时的发出笑声。（从这里你可以想到很久以前，女人们是怎样等待她们的航海的情人或丈夫。）码头上没有纷扰，没有在这种地方我们常常听到的不安的声音。有时候从江上长长的送来一声唿哨，接着便是更深沉的静寂。
“你看船桅上的灯火”
“和它映照的，你看还有那边的远岭和这边的小山”
“不过这些都离不开水”
“我则以为最重要的还是那天边的月。”
昏暗的灯火，发光的薄云，西沉的月，远山近水，于是两个说话的人心里浮起半句旧诗，一幅图画：月落乌啼。正当叹赏的当儿，船离开市镇，前面已是万山丛起。就在这夜里，大约是两点，我们无意间在旅馆的桌子上看到一张地方报。
“上海也打起来了！”
“上海也打起来了？”
我们翻着报纸，但是除了从无线电收得的这一条简略消息之外，找不到任何有关系的其他记载。蚊子飞翔着。我们都很疲倦。
然而人事有这样多意外。第二天上午，其实应该说当天十二点钟，我们在某城换车，正如大半在内地旅行过的人所经验过的一样，这在中国似乎是当然的，我们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烦。在这里我很想恭维一下那地方的民团老总们的认真精神。但是我不能够，我相信他们的本领不够捉住一个最小的，即使是每天仅仅卖四五角到两块钱的奸细或间谍。他们是仅仅为了一百元的奖额发了疯。假如你懂得中国人的心理，你便会知道这种猜测不错，你会感到一种羞辱。
我完全没有怨恨之意，况且三十年来我们中国有一句口头禅：“我们的文化太落后。”这口号可以任意用到任何地方，因而原谅了一切错误和愚昧。现在我们又要改变我们的计划了。我们不再看绍兴的酒瓮和粪缸了。这种牺牲并不是毫无代价，我们无意间在一个地理书上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一个我们没有梦想到的地方生活了将近一天。我们一喜，你知道每一个真正的旅行者都应该有这一喜，我们遇到一阵鲁宾逊的风，早晨我们还在一个地方——地球的某一点上吃粥，到了下午，我们却踩着地球的另一点上的街道，我们自己先前却完全没有想到是它。在一个奔波了一天的人看来——他曾经遭遇过意外，因此各种事物似乎都走了原样，都有些神奇。我们吃了它的饭馆，睡了它的客店，虽然它本身在世界上没有一样出名，没有一样值得留恋。当我们惊异到生命的不可思解，我们已经睡到一家客店的床上。
我们住的客店是完全旧式的，它坐落在一条四尺宽的小巷里面。它有一个安在厅堂里的楼梯。你在昏暗中摸索着，最后你终于平安的爬到楼上，这是一处怎样的好地方，你丝毫都看不出它是一家客店。你自然完全明白这种情形，这种小地方平常不会有什么客人：不管是经商的，为宦的，他们决不会高兴到这里来。这时候你发现你正站在一个供着家神的大房子里，上面有三代神位，一个香炉，一对蜡台，一对红烛。这里的茶房也和你在上海见过的不同。现在他就站在你旁边（不是前面），也许他今天上午还在茶馆里吃茶或在城外锄地。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引导你穿过你上来时没有注意到的一扇小门，好像曾经使用一种魔术，你忽然站在走廊上了。这时候你才发现这里有几间小屋。茶房为你打开其中的一间，一股古老气息，一张挂着土布帐子的床，一张朱漆方桌，一把旧式椅子。这些家具都是五十年前以至一百年前的式样。你掀起鼻尖闻一闻，接着又皱了皱眉，你不大满意，你觉得太龌龊了。茶房也知道你不大满意，他装着不知道，他问你要不要替你开饭。这里的旅店是带饭的。你不要开饭，你可仍旧——你不得不住下来，因为你已经打听过，这个城里没有第二家比它更干净的旅馆。
我们也跟你一样住下来了。这里的泥土墙壁使我想起我们乡下的老屋，我喜欢它的泥土颜色和泥土气息，我小时候似乎就在这房子里做过许多梦。后面有一个方形小窗，木板做成的窗门是关闭着的。现在且让我们把它打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后面的草园，一株正从下面长上来的桐子树，一股润湿的植物的香气扑进来，外面正在下雨。雨中的草色以及树木同样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我们小的时候，每逢这种天气我们总感到哀愁。“人道山长山又断”，生活趣味派先生，喜欢泥土的乡下先生，现在你们要怎么办呢？
有自北面逃来的人在我们未到之先已经占据了楼下。我们坐在五十年前也许竟是一百年前的旧式椅子上，我们希望明天有一个好天。
三 行旅
人们是从一个客店到另一个客店
假如还需要别的题辞，我便说
杭州——小资产阶级的乐土
但是人们乃是乘了偶然的机缘从这里经过
我首先似乎应该提到杭州，两个月以前我们在那里住过。早晨我们从土布床帐里醒来，我们早已决定不看绍兴的酒瓮和粪缸了。我们离开客店的时候正落着大雨，两个人打了两把雨伞，雨脚敲打着伞顶布发出响声。这种忧愁的颇堪寻味的歌唱引不起我们的兴致，我们在伞下面担心着的是我们究竟能到什么地方，我们会不会白白的听一阵雨声。上天见怜，我们又要忍受旅途上的困顿，虽然是在好像是连气也透不转的大雨声中，公路局的人们仍旧替我们的小箱开行李票。我不愿意再提风景，我以为风景如没有人物便没啥可取了。这恰恰是一个俗人的见解。况且那些山，那些水，那些林木寺宇，现在离开我们有不可想象的遥远，我的习惯使我喜欢说人状物。
我们的车子在大雨中进行。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位同车的旅客先生——我很难断定他的身分——他的样子使我想起一个屠户和我小时看见过的几个衙役，我想他也许是一个裁缝师傅，再不然也许是一个猪商，或是一个轮船茶房。他的精神很好，一路上讲着，讲着，最后据他说笕桥的飞机已经搬家。
“搬到什么地方呢？”
这消息很新奇。
“一个小地方，”他说是前天夜里秘密迁移过去的，这新机场在离开曹娥江不远的一个小镇附近。
他讲的很确凿。但是这时候往北去的人大半都多担着一件心思：年青人的母亲，年壮人的店铺，年老人的家眷。我们毫无系念；这好像成了一种习惯，我们总想知道每一个旅客所追赶的是什么运气。我们对于他们的出身履历性格全不明白，自然照例是什么都得不到。我们的车子时常擦过所谓轿式汽车。这些汽车间或有自南京或上海来的，大部分却是只从城站到灵隐的出差车，现在因为局面紧急，开出来跑长途送客了。有钱的人什么事情都喜欢抢先，逃难自然也不肯落后。此外我们也偶然看见一两个挑担的，人们一点都不慌张。从这里你似乎可以得到又一个暗示：人们是为生命尽着力，将来也许有什么不测，但那是命运；命运如果要将人怎样，人就只好由它，反正人是已经为了生命尽过力了。你曾见过比这更使人痛苦的现象吗？然而好奇的外国人如获珍宝，他们不住的把玩着，赞叹着，他们就以“尽人事听天命”这种中国古哲学作为标准材料，把它当作一种不变的人生观写成小说。至于近数十年来的中国实际状况怎样，他们不喜欢知道，他们觉得不大可爱，这不合他们的胃口，而且使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希望中国人最好能够永远在这种没有希望的所谓东方情调中生活，永远不死不活的供他们“同情”。
我们的车子驶进钱塘江南岸的车场。在经过车场所在的小镇时候，外面仍旧大雨不停。雨水从那些高脊角的房屋的檐上流下来，一直不停的流下来，混浊的泥水汇聚到街上，使街道变成小河。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帝国主义者是怎样宣示他们的和平，一堆一堆的行李和人在水里等候着，他们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等候着车子，等候着雨打。行李是一直堆积上去，像一座一座的小屋。运输工具是这样缺乏，他们几时才可以送完，他们几时才可以在一个檐下歇一歇脚呢？离开很远你就看见了这个奇特的市场，他们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猜想——是回他们的故土去的；另一部分，我们不知道，他们大概是去找他们的没有人知道的命运。
我们不知道，人们从自己家里——从住惯了的自己家里逃出来站在骤雨下面是如何作想或怎样感觉？逃难者在大雨下面仍旧不住的涌上来，脚夫们为了贪图生意，他们的脚有许多都被草鞋勒破了。
雨脚敲打着我们的雨伞，听起来好像上面滚动着无数珠子。我们逆风渡江，这时候雨伞不但不能遮盖我们，反而成了一种累赘。当我们进了旅馆，茶房看见遍体淋漓的我们大为惊讶。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先生？”他们笑着问我们。他们自然想不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怎么能知道在这时候还有人要去上海！
我们的运气还不算十分坏；我们有一个房间，刚刚有一批客人走了，面盆里洗过脸的水还是温的，先前留下的包皮纸还没有扫去。这旅馆在四个月以前我曾经住过，它有许多许多在转角上嵌着大镜子的楼梯。那时候也和这时候一样住满了客人，从上海、苏州、无锡来的客人。我想其中定当不少先前来吃虎跑茶，看一线天，上灵隐进香的人们，现在大家被警报关起来，他们用不着看福气了。况且人们只是从这里经过，这些小资产阶级——这些常常被人瞧不起的安于温饱的小空想家，现在他们在旅馆里攒起眉头，他们不再能够乐天知命，他们不得不想一想他们的将来。他们大半是一个太太的丈夫，三个或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他们必须学一学怎样解决实际问题，灵隐的罗汉现在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云栖的竹，灵岩的楠木，小瀛洲和放鹤亭又和他们什么关系？
人们是在逃难不是游乐。你不必详问每一个人的来历去向，这种问题只要一到晚上，当解除了警报的时候，你在马路上走一走就会明白。那些路灯——我记不得是否已经换成蓝色，只有寥寥的几盏，有时连这几盏也都关掉，你很容易的就会联想到死城。一片住满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乐土竟变成一座死城，这情形你想过吗？趁着还没有戒严之前，我们不妨去活动活动我们的腿，我们在昏暗中走过街道，因为被警报禁闭了一天，我们的精神很不舒服。
这些我们熟识的街道仅仅两个月我们就不认识它们了。你在各处都看见这种情形：除了少数的几家点心店，几乎是所有的店铺和饭馆都关着门。你想起这些地方的灯火原是辉煌过的，即使不久以前也还是辉煌着的。这原因并不是人们不需要东西，因为人们是在逃难，人们首先必须替自己的荷包打算一下，其次人们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被关在外面的危险。一路上我们只碰到几个人，他们大概在旅馆里或他们自己家里已经被囚禁一天，他们到点心店里买了饼干和糖果就匆匆的走了，他们的孩子大概整整嚷了一天还没有弄到嘴里东西。接着我们看了看表，时间才刚刚过八点钟，湖滨应该还有不少人纳凉。我们想去看一看逃难的先生们是不是照样风雅。但是我们很失望，对着黑黝黝的西湖的湖水的只有几条长凳，我们连船户都没有找到。一种寂寞，一种紧张中的静寂，我们不再想到灵峰寺下的荒径去走，也再不想到西泠桥去看我们的故居。
“总是这样的。”我们说。
“总是这样的。”接着我们又说。
我们不必拿两个月来前后相比了，原来我们也和别人一样，我们也是乘了偶然的机会从这里经过。
五 上海
难道这就是上海吗
难道这不就是上海吗
现在且让我们祈祷：“我的上帝，难道这就是上海吗？”
虽然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我们却不能不这样惊讶。回答是不错的，这的确就是上海。譬如你来的时候带着简单行李，正同我们一样，你仅仅带着一只小箱，里面放了几件衬衣和在路上消遣的书。这行李自然是不管到哪里都不能算多，不过你一看形势——假如你是曾经到过上海的，并且你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你仍旧决定坐汽车。接着你想起这是上海南市，中国地带，你发现雇不到汽车。黄包车不再接你的行李。你是到租界去的，你的行李虽然少得可怜，你平常也许骄傲过，可怜的小资产阶级呀，这时候你才知道它成了你的累赘。你自己不能提着它走进租界，黄包车夫是跟你一样清楚你不能提着它走进租界。
于是你喊：“黄包车，法租界！”
“三只洋！”黄包车夫瞧不起的这样应着。
这时候无论什么地方都是“三只洋”！接着他又生气的，仿佛你雇他的车子是侮辱了他似的，他告诉你现在是在打仗，他明白向你表示他要趁火打劫了。你为什么要公平呢？在流氓世界的上海向来就没有公平。
这时候所有安全地带的大小旅馆以及客栈都住满了客人，住满了难民，自然没有人知道我们会赶回来，好像特意来加进两个尖劈。我们把行李放在一家书店的楼上。书店因为战争的缘故停止营业，在讲武的时候没有人再愿意看文章了。我们问留先生的住址或电话号码，他们——因为客人的闯入他们才从床上起来——他们不知道，因为现在是在打仗，我们的样子是这样狼狈，完全像从虹口逃来的难民，他们害怕会给留先生招来麻烦。
现在我们决定再去碰一碰运气。我们去看甘先生吧，在报馆里作事的甘先生，他住在环龙路，这大概是将来的最后安全地带，我们能想起的熟人大概只有他不必搬家。
这时候是八点钟，我们敲门。
“我们对不起。”
甘先生和他的太太还没有起来，但是他们很快的就起来了。
“你们这时候从哪里来的？”
甘先生没有想到这时候敲门的是什么人。他穿着睡衣，拽着拖鞋。甘先生看见人是喜欢笑的，这时候他却揉着眼睛，接着他又打一个呵欠，他说他在报馆里工作了一夜，他说他在天亮时候才跑回来。接着我们去敲留先生的门。留先生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我们的情形——假如有一面镜子——这时候大概有点像服尔太的憨狄德。我们刚从车站上下来，我们在装载难民的火车上过了一夜，早晨我们还没有洗脸。
你可以想见我们又怎样把人家吓了一跳。这时候找人是相当可怕，而尤其是我们的样子。我们的样子大概——我们来的又太早了，留先生喜欢夜里工作，早上迟起。我们在下面等着，好像等着我们小时候在牛屋里听见过的巨怪从楼上下来一样。
留先生终于下来了，我们从严重空气中听见楼梯上发出不稳的，仿佛仍旧在睡梦中的响声。
“哦，你们——”
我们来得这样不凑巧，留先生是在酣睡中被喊起来的，他大概夜里又做了一个什么怪梦。
我们跟着主人走上楼梯，走进一个有时候喜欢拿梦来安慰自己人的房子；我们坐在沙发上；天气是很热的；但是我们已经到了上海，并且坐在上海的三层楼上了。我们从窗户里可以望见对面的红色屋顶和灰色烟囱。
留先生的没有睡足的脸色不十分好，他说他昨天夜里睡的很晚。
“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他打着呵欠。“上海的情形——”
留先生担心我们将怎样生活，他埋怨着跑下去打电话去了。上海怎样吗？早晨我们经过南市，我们只看见往租界里逃的人和保安队；租界上比两个月前热闹了些，人口比两个月前增加了些；浦东和闸北正在打仗；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上海报纸，其余的我们全不知道。停了一刻，留先生又跑上来，和他同时上来的还有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位甘先生。
留先生说：“上海的情形——”
甘先生接着留先生说：“上海的情形：你有一张五块钱的钞票，你花不出去！”
甘先生笑着说，你拿着钱买不到米和蔬菜，米是被积囤起来了，卖蔬菜的已经有好几天不到混沌的上海来出售他们园子里的番茄和卷心菜。总而言之，上海是紊乱的。上海的商人和富翁们就像乡下地主一样，假如空气可以出卖，他们会把空气也存到货栈里去的。
我们想到前线，大家自然都想看看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中国士兵怎样作战。留先生说前敌司令部的人不让去看。甘先生说整个上海的新闻界只有三张或是四张通行证。我们回来算是白白添了一重麻烦。现在成为问题的是我们晚上将在什么地方过夜，因为大家都从不安全地带往安全地带，从安全地带往自以为好像保了险的地带迁移，人们已经住满能住跟不能住的房子。
一二 方其乐
一千九百三十八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时光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人们是快乐的；假如你不曾为了住屋的问题起过恐慌，那么在上海，你便不会想到这个国度里正进行着战争。生活是安逸的，到处是歌声和来来去去的脚步声，人们刚从火焰里逃出来，人们就忘记了火焰曾烧过自己的皮肤。在霞飞路一家啤酒店里，在靠里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我们不妨称他们作某甲或某乙。他们安闲的坐着；时光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他们既不等待什么人，也没有马上要走的意思，他们很希望让自己再陶醉一会。桌子上摆满了空酒瓶，酒正带着一种特别快感在他们胸口发酵。某乙用手支着头，毫无意思的注视着玻璃板下面压着的纸花。某甲的手指在桌面上画着，接着他打了一个呵欠。
“你认识方其乐吗，老兄？”甲先生直起来身体。
对方向他摇了摇头。
“你不认识方其乐吗？”
我说这是可能的，因为除了固定的那几个人外，我们觉得他似乎另外没有朋友。其实他——方其乐的样子丝毫都不古怪，他的身材并不高，也不算太低，一切都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他在大学里的时候是学的土木工程，他很安分的通过了他应修的学分。但这没有关系，在中国，你知道一个专门会挥霍的少爷可以作国家银行的董事，一个学采矿的他便只好跑到一家学校里去作历史教员。
（人们永远喜欢弄错，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合理。）
方其乐自然也不是例外。他从大学里毕业出来，他的证书和学位都不能帮助他，他在一家专门做投机营业的银行里谋到一个差事。他一年到头在那里摘录，登记并且核对。他和那些永不会走样的数目字一样过着生活。
他有没有想到找一个更合乎理想的职业吗？
我想他也许想到过找一个更合乎理想的职业，只是所有的门都向他关着，你让他去敲哪一扇好呢？况且他所缺的就是活动能力。譬如这里有两扇门，那方其乐走的——他走的一定是开着的一扇。他一直在那银行的写字间呆了下来，他的收入自然并不丰富。他已经讨了太太，他们生了一个孩子；他有一个母亲。他们清苦的过着日子，他们并不窘迫。他很有节制的吃一点酒，他从来没有醉过。有时候，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偶然也打几圈牌。
生活在方其乐是固定的，没有变化的，他安分的做着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太太的丈夫，一个儿子的父亲。从这里你似乎可以看到一种宿命。
然而这时候，方其乐正安分的做着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太太的丈夫，一个儿子的父亲的时候，“八·一三”来了。方其乐没有想到战争，他似乎连怀疑的工夫都没有来得及。他办事的那家银行——他们怎么能知道会打仗呢，他们大量的投资于公债和兵险，他们很聪明的自以为做着了一笔生意。大炮一响他们当然便关起门来了。从那时起他们就没有开过。三个月的战争早已把那银行打得无影无踪，人们也再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
墙上的挂钟衰老的庄严的发着声音，“滴答！滴答！”指着九点一刻，座位的大半都空起来了。乙先生点上一支香烟，——现在他已经不再用手支住头，自然也不再去注视纸花，他重新取了一个姿势，你可以想到当初“无忧王”就曾这样坐过。他把脊梁靠住椅背。
“那么当打仗的时候他作什么事呢？”
甲先生拿着酒瓶，正斟出最后一滴。听见许久都沉默着的乙先生说话，他有一点吃惊，或者是摸不着头脑。
“谁作什么事？”
“你的方其乐？”
“哦，方其乐！”
甲先生脸上抱歉似的现出微笑。
“方其乐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说。在白天，他在家里听着从闸北或是浦东送来的炮声，一面翻一翻报纸；到了晚上，中国飞机远远的飞过来了，他远远的就听出是中国飞机，于是他爬上晒台，眺望着日本军舰上发的信号，火球一簇一簇的向空中飞动着。他在那里守候一会。
甲先生放下酒瓶。乙先生仍旧回复到先前的姿势，他朝着某甲吐出一串烟圈。
“你不觉得你的方其乐无用吗？”
“那就请说一个有用的看吧？”
某甲似乎很有把握的向某乙瞅了一眼。挂钟滴答滴答的响着。他们暂时似乎没有话了。乙先生动了一下，接着他又动了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他在那时候很可以作一点事。”
那时候几乎是全国都陷入混乱状态，方其乐没有作事。三个月以后炮声渐渐的远了，人们开始从狂热和兴奋中冷静下来，人们开始而且能够想。方其乐也开始想，他是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太太的丈夫，一个儿子的父亲，首先他必须考虑到以后他们将怎样生活。于是他感到——自从他在大学里毕了业之后——他第二次感到找职业的烦恼。上海是没有办法的。方其乐曾经学过怎样造一座水泥钢骨的桥或是铁桥，怎样建筑一座小规模的工厂和在六十度的斜面上开一段路。他决定到南昌去试一试，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机会，他准备再到汉口。
我们在东方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从晒台上可以望跑马厅。方其乐要走了，在大学里学土木工程，并且得过学位，不得意的在一家小银行的写字间里蛰伏了好几年的方其乐要离开上海了，他要尽自己的才能去为抗战作一点事，大家是快乐的。房间里充满了烟雾、闹热、欢乐和笑声。大家打着牌，吸着烟，决定陪伴着方其乐直到天亮，然后和他一齐赶到码头。
方其乐拿着一副万子平和。
“假如你放倒，老方，”一个说，“你就一帆风顺。”
“让我送他几个盘缠！”另一个放出一张冷牌。
“将来你在那里可以教他们怎样建筑一条牢固战壕。”第三个说。
方其乐却想着他的母亲、太太和儿子，他将让他们住到乡下，至少是一个理想的内地的小城里；主要的自然是从此他自己可以活动活动，他可以到另一个比较生疏的，好像他好多年来就渴望着的地方换一种生活方式。大家不断的谈论着，谁也没有想到外面起了大风。第二天船没有开。飓风整整吹了两天，等到方其乐赶到码头，他仅仅能从后面看见船开出去时鼓起的浪花。
有时候你会觉得自然常常喜欢和人开玩笑。方其乐长久没有远行，第一次他就碰着了这种晦气。一阵扫兴！人们在扫兴之后往往喜欢往细处着想。方其乐觉得即使到了南昌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决定暂时仍旧留在上海。时光又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到了春天，方其乐打定主意径去汉口，人们已经像拆了巢的鸟儿似的以那里作为中心向周围活动。然而人类的生活是这样麻烦，人们往往容易被一些意外的琐碎事情绊住，因此人们又不得不在一个住惯了的地方耽搁下来。方其乐的孩子在这个时候病了，方其乐的孩子出起痧子来了。接着是汉口的形势仿佛不十分好，日本人正像毫无阻挡的蛇似的一直窜向河南平原。他——方其乐是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太太的丈夫，一个儿子的父亲，他觉得他们的将来，他们的命运完全系在他一个人肩上，假如他万一有什么不测，假如他恰恰逢着汉口的陷落，他顾虑到留在上海的他们——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因此他有点踌躇。
于是两个月又过去了。有一天早晨我接到一个电话，方其乐的电话，他通知我他当天就要离开上海。这一回他是下了决心走的，他已经在暗中办妥了各种手续。
“定规要走了吗？”我在电话上问他。
“定规要走了！”
他在电话里回答着我，一面匆忙的放下了听筒，你会以为仿佛有什么东西追赶着他，或者他在追赶什么东西。三小时以后有一个人被杀死了，当海关的大钟指着十一点，人们正在外滩码头等候着转到大船上去的渡船，忽然枪声响了。人们登时起了一阵纷乱；在纷乱中有一个人——一个并不高也不十分低的男子倒下去。捕房里有一个检查，他们从死者的皮包里查出一张到香港的船票，一张经过安南的护照，一张某种驻沪机关致昆明公路局的介绍文件。
这是方其乐！
一个水兵和一个白俄妓女走进来了，某甲停止了他的叙述。现在我们已经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某甲的天性大概倾向单纯，或者更恰当些说是喜欢开玩笑的；某乙则很少发言，我们说他是有一点“忧郁”。
“你觉得方其乐是不是和政治方面有什么关系？”他担心的望着某甲。
“不，不，”甲先生说，“一点没有！”
“那么你当真认识方其乐吗？”
甲先生喝干了酒杯，他深深的透了一口气。
“隔了几天我到方其乐家里去，”他放下杯子道，“他的太太出去了，只有他的母亲在家。老太太独自坐在窗户下面，旁边——离开她的脚大概有三尺来光景的地方，站着一匹缺了头的木马。当她看见我的时候，我说不出那是快乐还是悲哀，她的头和嘴唇都动弹着，‘他出去的时候，’她说着时茫然向旁边看了一看，她自己并不转动。‘他出去的时候，’她又说了遍，‘他出去的时候……就像他刚出门一样。’接着她的迟钝的眼里掉下两颗大泪。”
乙先生有一点惆怅。
“你似乎有意替方其乐安排一颗流弹。”他说。
“这里有许多人在等待流弹。”甲先生回答。
挂钟滴答滴答的响着，时光在不知中过去，另一个水兵和另一个妓女走进来了。乙先生不说话；乙先生想着，一面用力吸烟，好像是思索某种不能解决的问题。忽然间，乙先生忽然间如有所悟，他的嘴慢慢的向某甲凑过去。
“我似乎刚刚还和方其乐吃了一次酒，老兄？”他了眼睛。
甲先生向他做了一个鬼脸。
“我倒跟他讲了一个故事！”
于是他们拿起帽子，他们大笑着拿起帽子；他们大笑着从啤酒店里走出来。夜已经深了。人们已经回到家里，有的也正要回到家里去了。生活是安逸的，他们无所牵挂；他们为什么要烦恼自己呢？炮声和死亡都离开他们这样遥远。他们沿了空阔起来的霞飞路走着，轻风吹着树木沙沙的发出响声。
一九三九，五，十八日
一七 淑女
生活在我们这年代
闺秀已经很难得了
有的，她他会吃去
你的表甚至你的上衣
在中国的诗词中，传奇中，正史中，小说笔记中，我们常常看见这种淑女，她们有的很不幸，在长期待字的深闺中慢慢憔悴；有的她们是钟情于人，她们偶然在花园里见一个后生，于是两相恋慕，忽忽如有所失；有的她们更加命薄，当她们把终身交给别人，不幸她们所托的是一个游冶子，一个薄幸客，有一天她们终于被遗弃了。这些女子的命运是怎样动人，她们病弱、美丽、贞洁，无疑的每一个都才艺出众。当她们在窗下绣倦了花，上天往往恼人，忽然吹来一阵西风，她们敛起黛眉，来一首“赋得人人字”。
你且不要觉得她们可怜，我倒以为我们惟一足以自豪的就是中国有——或是说曾有过这种闺秀。并且你不能不承认，世界上永远不会找到比她们更理想的了，一切别的国家的少女们，美人们，连历史上最出名的倾国娇娘，跟她们比起来都只能算是东施，一串假首饰上的珠翠。你只消想一想就会知道我们中国的女子为什么会使所有别的国家的这等减色，我们可以抛开各种典籍，它们的种类太多，它们记载的美人自然更多；我们单举出《金瓶梅》，甚至连这部以丑事著名的书中也写到才艺和温柔！
以丑事著名的书中也写到才艺和温柔，世间还有比这更值得击赏的吗？不幸，这真是一种不幸，这个产淑女的时期在中国已经过去了，或者将要过去了。我在这里猜想，自然我很用力的希望我这猜想不致错误，你们那边大概已经很少看见这种好女子；你们穿着军服谈战争、飞机、政治、自由，用拈绣针的手拿枪，用哀悼花月的不大适合的声音叫喊……你们已经变得十分粗野。女人穿军服，这是难以想象的，这不是造谣，不是新闻记者捣鬼，画报出版家雇用来骗钱的吗？外国的小姐们，那些东施，那些假首饰上的珠翠看见你们将会吃惊，她们将会被你们吓跑。这是实在的情形，中国的产淑女的空气、温度以及养分，业已迁移到别的地方，别的国家，也许它业已在横渡大洋的时候消灭。中国的女人将来要变得更粗犷，或者是更普遍的变成粗犷。再过几年，人们看到过去关于女人的记载，将以为是出自神经衰弱的，带着奇妙的酸腐味的书生们的想象，犹之乎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影片，人们将以为是一篇谎言。
现在这种女人在我们中国很少了，也许只有上海才能找到她们，我很有理由相信她们大半都集中在这里。你不知道我昨天是多么恼怒，过后，真的，我又怎样悲哀。那时候已经很晚，太阳业已在树林后面落下去了；树木看起来更显得高大，更显得暗绿；地面上布满了荫影，各种形象都是不确定的，而西方的天空还残留着玫瑰色。就在这时候，我在公园里的草地上坐着，远远的走来三个小姐。最年长的一个大约是二十五岁，她是一个驼背。中间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大约是二十岁，她具备一个美人不能少的条件，生得身长玉立。第三个，最小的一个大约是十六岁，她跟她的第二个姐姐好像是一个模子印成的，一个同样窈窕，同样好看的美人胎子。我说“她跟她的第二个姐姐”，是因为一看你就知道她们是三个姊妹。她们穿着鹅儿黄的，从同一块布上剪下来的那种同样颜色的长袍。她们互相偎依着，好像她们是在互相怜惜，她们生下来就习惯了这种偎依。她们互相勾着胳膊正慢慢的从小路上走来，同时——她们自然没有注意到我，无疑的她们是把全心灵都放在她们的理想上面，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希望。
我相信你定能原谅我的偷听别人谈话。这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她们在谈论“马票”！她们母亲的跟她们自己的。她们中间有一个忽然想起她们的在内地的父亲，她们跟她们母亲等着他的电报，他答应按月拨给她们的款子。
她们的身份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接着，她们讨论她们将来要怎样处理这些钱，自然是她们买“马票”中奖得来的钱。你或许以为她们要到北戴河避暑，再不然她们去马尼拉洗澡……不，你完全错了；她们什么地方都不去；她们要继续留在上海，这里的希望——或是说机会比较多些。最小的一个要做七件长袍，另外再缝八件最新的巴黎式的，因为去年的过时了，式样旧了，今年她共总才只做了五件。
“你呢？兰馨？你说过你要买一顶帽子？”她问她的第二个姐姐。
“另外我要买一只钻石戒指，菊馨。”第二个，最高的一个回答。
“哦，我还需要一挂项链。”菊馨忽然想起来说。
“你为什么又买呢？”最大的一个插进去问。“你不是有三挂了吗？”
“老是那三挂，梅馨。你知道我常常参加茶会，你一站起来许多眼睛都望着你，老是它们，唱的时候你不知道多么难堪！”
这个菊馨为着她只有三挂项链害羞。你须承认小姐们大都有一个出奇的大胃。现在且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三个馨中最年长的可怜的驼背。她的一条胳膊是跟兰馨的勾起来的，另外一只手按在胯部，支持着她的要倾侧下去的上体。你可以看出她的脊骨断了或是受了损伤。这在一个女人完全是一种不幸，如果她少了一条腿，我以为也许比较好些，至少她不会被伤害得如此厉害，她仍旧不失为一个美人。那么这个梅馨，她说些什么呢？这个梅馨既然跟她的妹妹们不同，什么是她所要的她理想的呢？
“我呢，”梅馨轻轻咳嗽。梅馨的气力是这样微弱，好像她刚刚害了一场大病。“我吗，”她重复着说，“我要买两双高跟鞋，兰馨，一双银色的，一双金色的。”
兰馨显然对于梅馨的理想没有满足。“就只买两双鞋吗？”她问。
“不；我还要买一副手镯。”
“我猜你要买那种嵌着小星的？你带起它来，人家老远就能看见。”
“此外我买一瓶巴黎香水。”
唉，我承认……你曾经看见甚至听见比这更滑稽更可怕的事吗？你以为她——这个梅馨因此会流泪吗？完全不；她根本就没有跟她的妹妹们比拟，她正跟她的妹妹们一同陶醉在将来要令她们伤心的美梦中间。残废的梅馨不想买一根拐杖，她要高跟鞋，手镯，上品香水！
这是真的，先生，如果你需要爱人，我劝你到上海来。我有一个相识，他的太太在数年前抛弃了他，因为他的眼睛后来看不见了，他完全变成一个瞎子。然而他在恋爱场中仍旧是一个英雄，他仍旧不失为一个女人的精选家，一个对于秀色永不会餍足的食客。假如这种宣布不致使他觉得不光荣，我相信他过去的爱人至少有两打半。他曾经说过，上海最多的是女人，最可爱的也是女人。你看那些在街道上行走的粉黛，那些入时的装束，那些小小的脚踵，那些摆动着的腰肢，那些轻盈的幽雅步态……但是请注意呵，先生，这些美人们——最后残留下来的东方淑女们，在你跟她们走进冰室或酒馆之前你必须留神，她们会吃去你的手表甚至你的上衣，你的惟一的上衣。你自然——这也许更合乎传奇中的闺秀条件，你自然不一定有跟她们结婚的幸运。
选自《上海手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