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他，”桃薏在给葡萄牙的小姑洛蒂写信，“又写了一本书，大约二百页长的小说，名字叫《暗红色研究》。昨天才寄出。我们还没得到《环石公司》的回音，希望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认为《暗红色研究》会比它哥哥《环石公司》先出版。”
这是一封那种夫妻嬉闹推挤、争着一人写一段的愉快的信。他们是在四月末的一个星期天写的，当时壁炉烟囱的烟正袅袅升向天气多变的天空；他们“正孤独的置身我们的天堂之中”——桃薏这么写着——因为其他的人都上教堂了。
可怜的洛蒂还真需要人家替她打打气。她在那家火药工厂附近的葡萄牙人的大房子里过得很好；可是工厂发生了爆炸，房子也遭池鱼之殃，几乎被炸毁，洛蒂只好另找了一个工作。她哥哥描述诊所的情形给她听：有一个叫觉生将军的人有一天是如何上门来求医；还有一位一百零二岁的女士如何懊悔她年轻时把身体给弄坏了。
一八八六年三月他开始写《暗红色研究》，四月完成。他直接寄给詹姆士·潘恩，看看是否能在书出版之前先在杂志上连载。虽然《环石公司》被退了两次，它的作者并不在乎，又第三次寄出。而这回他对《暗红色研究》却抱着非常大的期盼，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竭尽所能写了。他发现自己有某种奇特的能力（其实，这种能力在他学生时代就应有所察觉了），他能在自己与外面世界之间拉下一层心理的窗帘；而且，在进入人为的心理世界之后，他仿佛直接幻化成自己笔下的人物。詹姆士·潘恩五月初才回了信，而且他还收敛了些他那手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
“我把你的故事留太久了，”潘恩写道，“可是它实在太有意思了，我想把它看完。真是好极了。”然后是一句除了“可怕的低俗小说”这几个字外，完全无法辨认的短句。“我希望他们不会以那种价钱出版书。对《康岗》杂志而言，这部小说太长——也太短了。”
这真是令人气馁的失望；这表示《暗红色研究》对一期杂志而言是太长了，但连载又太短了。不过，詹姆士·潘恩给予很高的评价，出版社出书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当他把稿件邮寄给布莱斯佗的艾诺史密斯出版社时，他的希望又再度升起。在他生日当天，侯金斯妈妈给了他一副板球手套，桃薏绣了一双很漂亮的拖鞋给他，他自己则在侍候一篇叫《盖斯特·费尔外科医生》的小说，以消磨时间。
同时，一些政治大事正在外面世界隆隆作响。格莱斯顿先生三度出马竞选首相，他提出了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但以落选告终。在短短七个月之内经历了两次大选，整个国家的情绪沸腾起来了。整个一八八○年代之中，这种沸腾情绪更因一群号称芬尼亚运动成员的爱尔兰人而始终无法抚平。如果说远在葡萄牙的洛蒂知道了什么是炸药的声音，那全伦敦的人早就习惯了芬尼亚运动成员的所作所为。
他们放了个炸弹在苏格兰场厕所里，把建筑物的一侧炸垮。由于没人值班，所以没有伤亡。可是，除了警方在纳尔逊纪念碑下找到了十六包炸药而使爆炸没能成功之外，其他还有不少小型爆炸事件陆续发生在《泰晤士报》办公室、伦敦塔、维多利亚车站，甚至于下议院等地方。
政治方面，柯南·道尔是个自由联合党员，也就是格莱斯顿先生所谓的不赞成爱尔兰地方自治的“反自由党员”。这个父母全来自爱尔兰的人却是传统英国的典型代表人物，这是否有些自相矛盾呢？其实并不矛盾。只因为他认为爱尔兰是英国（或你要称不列颠也可以）的一部分，就像现在的苏格兰一样。
听爱尔兰人极力争自由，就跟苏格兰的反叛者在爱丁堡露天市场上磨他们的大刀一样没道理。
“爱尔兰，”他在他的笔记本中写着，“就像一个脓疱，会一直化脓直到溃烂爆裂开来为止。”在普兹茅斯，令人激荡的选举前夕，他也被牵扯了进
去。党主席少将威廉·考士曼爵士本来预定在安菲戏院的自由联合党大会中演说，威廉爵士因故延迟了。在极短时间的告知下，他们以柯南·道尔替代。
说他被吓坏了绝不会言过其实。他原本面对大众讲话就容易紧张，如果是在文学与科学学会上念一篇有关北极海的论文，可能稍稍好一点，但这可不同。他摇摇摆摆的走到演讲桌前，独自一个人站在感觉上似乎有一英亩大的讲台上，面对足足三千个人，而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或甚至简单的大纲，这让他原本就发烫的脸，在脚下反光灯的照射下更加火热。虽然如此，在并不确知自己该说些什么的要命状况下，现场气氛激动起来了，在以下二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他语如潮水侃侃而谈，台下的听众站起身来热烈的欢呼。
“英格兰和爱尔兰，”事后他大为惊异的念着自己说过的话，“是由大海的蓝宝石结婚戒指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上帝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不过，他对政治人物的信心一直不强。很久以后，他与这位威廉·考士曼爵士共进午餐，他承认，当时他心中很抱歉的想出了一首讽刺诗：
“你老了，耽于酒中的威廉，”年轻人说道，
“你喝着比茶浓烈之物；
不过我忍不住想：如果你是我们的领导者，
那么请告诉我们——
我们的另一端会是什么？”
格莱斯顿先生的自由党在大选中再次落败；暴乱似乎平静了些。七月中，有一次大规模的海军演习：挂了旗帜的铁甲船舰在斯比海德外海演习，并有模拟的鱼雷袭击。他和桃薏到康威尔少校的游艇上去观看；可是那天整日大雨，桃薏浑身淋得湿透了。也是在七月，《暗红色研究》被艾诺史密斯退了回来，他们连看都没有看。
这次的确令他十分沮丧。他又把稿子寄到弗莱德华恩公司，也同样被退了回来。“我可怜的《研究》，”他向母亲抱怨，“除了潘恩外，还没有人看过。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一粒难打开的蚌蛤。不过，到头来总会有好结果的。”
后来，他又把书稿寄到华德·劳克出版公司。
华德·劳克出版公司的主编布坦尼教授把该书稿交给他妻子去评审。布坦尼太太本身是位作家，看了《研究》的书稿，极为热衷起来：“此人是天生的小说家！此书会大大出名！”可是公司的商业头子们，不论他们是否同意布坦尼太太的意见，在与作者联系时，并没有太冲动。
他们不能在今年出版《暗红色研究》，他们说因为市场上廉价小说充斥。
如果他不反对，此书将保留一年，他们会付他二十五英镑版权费：完全把此书买断。
即使是对这位南海区的医生而言，这样的条件也太苛了点，于是他回信建议用版税抽成的方式。回答十分尖刻。
“昨日来函收悉，”他们在十一月二日回信通知他，“我们很遗憾的告知，我们无法允许你按书的销售抽成，这可能会造成一些混淆。由于此书必须与一些其他的作品一起加入我们的年度作品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支付条件——二十五英镑买断版权。”
作者接受了，似乎也别无他法可想。虽然“年度”这个字眼有点令他不安，但至少这本书可以出版了。而一本小说，如果运气好，就算一毛钱拿不到，起码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展现到大众面前。在一八八七年新的一年里，他完全换了一样新玩意儿：研究超自然的通灵之事。
在南海区的这些年是他心智发展的年份，强大的悟力自然的落入远较文学形式更深奥的问题上。表面上的，也许可以从他的书中领悟，但私下更深一层的，却只记在唯有他自己眼睛能看见的笔记本之中。一般相信，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得有着某种更高的引导：宗教，或仅仅是生活上的某些哲理。可是只有其中极少数人，如果大家坦言无欺的话，能找到自身的引导者。
他已放弃了天主教信仰。就像他十分景仰的历史学家吉本一样，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就像他写的：不错，如果你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在真空中摆荡的巨大钟表现象，那你必须确认有个造物主，因为即使是钟表也得有个设计者。可是，宇宙只是个玩具——是很精良没错，但终究是个玩具——除非它存在着自身的目的，存在着善与恶的清楚判准，在它的运作规划之中有着意义。他无法
找到人类灵魂存在的任何证据。
一八八七年年初，他的一个病人觉生将军跟他谈到唯心论。觉生将军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和数学家，后来他把《北极星船长》一文献给了这位将军。后者提到他自己转变成唯心论者是透过与他已故兄弟对话的结果。觉生将军说，死亡后生命依然存在，这不仅是事实，也由此可得到证明。
柯南·道尔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回答。但虽然如此，光是这样的可能证明令他心中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在他的笔记本中，他列出了“必读之书”，有关超自然通灵的书单，一年之内就达七十四本之多。当时，他不只是看了这些书，而是反复再三的研究，直到他把其中最难懂的臆测都弄通了为止。有一次，他颇为愤怒的引述了《古兰经》中的一句话以为眉批：“天与地，以及天地之间的一切：你认为我们创造他们只是开个玩笑吗？”他也批评海兰贝克：“怀疑主义要比一个乡下老农的愚钝还要愚蠢。”
他一面摘录各种书中的句子，一面写下这些评语。他看的书极为广泛，譬如，华勒士的《奇迹与现代灵异》，以及拜纳特与费瑞的《动物的魅力》。
“怀疑主义要比一个乡下老农的愚钝还要愚蠢。”他会是一个像那样的怀疑论者吗？他绝不是。他决定与他的朋友——一位普兹茅斯的建筑师——包尔先生一起召集他们自己的灵异聚会。
这个聚会始于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每隔一段时间聚会一次，直到七月初。他保有这些聚会的详细记录。这些记录显示他对此事的兴趣与投入有多深。有六次，他们与一位有经验的灵媒霍士丹一起聚会，“他是一位个子矮小、秃头而表情愉快的老人。”聚会开始时，“霍士丹先生说，他看见一个老人的灵魂，灰发、高额、薄唇、意志力极强，直直盯着我。”
然后，在聚会时，围坐的每一个人都收到一个讯息：
“我的是：‘这人是个医治者。叫他不要看李杭特的书。’我曾在心里自我争辩，是否要去找《王权复兴时代的喜剧作家》一书来看，因为它们颇为低俗而阻止了我。我从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事，当时心中也没想这事，因此这应该不是读心术之类的。”
可是，真的不是吗？在那晚这件颇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后，他一直反复
思考，得到了一个不同的结论。他仍然没被说服。在他热切寻求超自然事物的过程中，怀疑、不确定和拒绝相信的念头常常闪过他脑际。在查询阅读了所有此类书籍之后，他并没有看到任何肯定的结论。他还会继续研究，因为他觉得自己研究得还不够深入。
在他等待《暗红色研究》出版的这段时日，他希望自己不要被看成只是个廉价恐怖小说的作者。他长期以来一直想尝试历史小说。他的思维之中一直充满着历史、哲学与宗教，这样的走向当然不意外。
那时，他最喜爱的小说作家是麦芮迪士和史蒂文生。自从他在一期旧的《康岗》杂志上发现了未署名的《草地上的亭子》这篇小说之后，他就开始崇拜起史蒂文生。史蒂文生的才华带着某种文学的激情，存在于浓缩的文字中，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比整段的描述更能带来生动而深彻的想象。而史蒂文生也深受乔治·麦芮迪士的影响，而后者，总柳暗花明的以寥寥数语创造出畅快而涵括全局的文句，譬如：“那个农夫把他一身肥肉笑进了椅中。”
对的！还有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他的那套绿皮书，仍然高高的与查理士·李德的《修道院与家庭》并列在最显著的位置。沃尔特爵士也有同样的特质，他在书中人物飞扬起来或情节如电光石火的关口上，一改烦琐的冗长叙述，让文字轻巧的跳动起来。谁都不会忘记，在《古老的人类》中，保皇党分子包瑟威尔与清教派分子波利相互对峙的那一幕：骑在马上，气喘吁吁，波利的项上人头值一千苏格兰马克，在一阵刀刃相交声中，两人暂分开来，轻蔑的骂阵：
“到底只值一床的石南花，还是一千马克！”
“我手持上帝之剑，基甸之剑！”
可是，司各特把波利描绘成疯狂且无人性，从来没让读者了解清教徒的真正宗教狂热，只有麦考莱做到了这点。这使这位年轻的作者回到了他以前对麦考莱，以及圆颅党清教徒士兵为了和平而毅然放下武器的尊荣。麦考莱让这些人还有他们的子孙，在天主教国王詹姆士的统治下，成为十七世纪末历史上最浪漫的英雄；也让他们对着清教徒的“孟茅斯国王”旗帜，高举他们的剑，大声唱着赞美诗。这正是《麦加·克拉基》故事的根源。
他在一八八七年七月开始构思《麦加·克拉基》。然后，凭着他日益强大的记忆和创造能力（正如麦考莱），他唤回了过往饱览史籍所深埋心底的种种，以这些他对十七世纪的理解，再辅以数月的细节研究工夫，最终，在他出诊以及在普兹茅斯眼科医院学习眼科的空当时间，只花了三个月，便完成了这部著作。
本书有极其精彩的情节——沙士柏瑞平原上的侦猎犬；与国王骑兵的小型冲突；威尔士教堂中的打斗；塞吉荒漠令人目眩的战争场面——然而，《麦加·克拉基》的魅力却在于书中的人物创造：凭借史料之外的想象力，平实的细节描述，使每一个角色，在战争场面发出一枪一弹之前，已然深植于真实的生活之中。忧郁的老爸爸——英王手下的裘·克拉基，让这部小说有着阴郁沉缓的开始，然而，随着信奉国教的妈妈和虎背熊腰儿子麦加的出现，故事逐步光朗起来。
可是，不管作者是如何钦佩清教徒，多么不喜欢令人讨厌的斯图亚特王朝，他在清教徒庄严的仪式前，还是严肃不起来。柯南唯一的清教徒气质是一种维多利亚的清教徒气质。这也就是说，一种如今我们常忽视的特质——活泼的维多利亚式幽默。对任何神圣的事，不管多诚挚，柯南·道尔都忍不住要开心的讥刺一下。因此，他描述了还是个小孩的麦加，忍不住诱惑喝了两杯白葡萄酒俊，昏昏沉沉被马车送回家时，他那位严肃父亲的感觉。
“我父亲对这件意外，没有我想象的震惊，”麦加像只猫头鹰般庄重的宣称，“还提醒我妈妈诺亚也有过相同的遭遇。他还述说一位德士波诺军团的军中牧师格兰，在燥热的一天之后，喝下了几壶啤酒，接着唱出了一些渎犯神明的歌，还跳着不合他神职身份的舞。”
如此，他使普兹茅斯外的一个小镇哈凡特活跃起来。文身的水兵索罗门·史班林特喧闹的穿过榆树，走过街道到拉克比饭馆去。从海中，钻出了一个狡猾的迪西莫斯·萨克森：强健，眼睑低垂，不是和清教徒一起喃喃抱怨，就是与蓝禁卫骑兵一起掷骰子，他是一个若不与你交朋友，就是会为了一分钱在背后捅你一刀的人，而在做这些恶事的同时，他口中还说着好笑的故事。这个角色让人抓不着、握不住，既可怕又好笑。一八八七年，《暗红色研究》成
为《毕顿圣诞年刊》的主要小说刊出时，它的作者正浸沉于上述这些历险中。
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在圣诞假期间，不可能有评论家会为评论年刊的事烦心；没有任何评论文章出现。在这同时，年刊倒卖得一干二净。
一八八八年初，华德·劳克计划让这部小说出版新的单行本。虽然如此，作者仍得不到一分额外的钱，不过出版社建议由他父亲查理士·道尔来画新书的插画。既老又病的查理士·道尔仍奋勇画出六张黑白素描；当他得知伦敦仍要他的作品时，他必定老泪盈眶。
他儿子在一八八八年二月将《麦加·克拉基》完成并定稿。再一次，为了颂扬清教徒的美德，他表现出他最深的同情。由令人喜爱的好脾气大个子麦加身上，他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兄弟的形象。可是，以现代用语来说，这个故事几乎被柯凡士·吉若姆爵士篡夺：此人是个没落的贵族，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他加入了孟茅斯叛党，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为谁而战。当孟茅斯的微薄希望在塞吉荒漠被摧毁时，稍有理性的人都知道有撤退的必要。柯凡士爵士却轻蔑的拒绝撤退——就如同他那保皇党的祖父会拒绝那样——于是，他像活着时那般毫无远见的死去了。
柯南·道尔很清楚自己完成了一部极具水平的作品，在他给他母亲的信中，不经意的指出了年轻作者的种种。
“我们必须试着保有《麦加》的版权，”他说，“我相信它会带来一些收入。”他承认他已筋疲力竭，但是他对如何放松心神的想法却很奇怪。“我会休息个几天，”他在另一封信中提到，“不过，虽然我真的必须把《十六个牡蛎壳记号》的故事放下，可是，它现在却正在我的后脑某处徘徊不去。”
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他已经在他的笔记中提到了：
构想：《十六个牡蛎壳记号》。
构想：《圣安德鲁的故事》。
构想：《最后五分钟》。
这个记在他笔记本中的题目可真逗人，就像他后来投入巨大心力的福尔
摩斯探索中那些没有记载下来的案子一样，事实上，比那些福尔摩斯只提到而没真正写出的案子更令人好奇，因为他当时真的是要写出这些故事的。本书作者在柯南·道尔所遗留下的文献资料怎么也找不到这些小说，当然甚为恼火，但，有可能他还是曾经写出来过。如果真是如此，那一定是他写《可伦波神秘故事》的那段时期。
对于当时的畅销书——费格斯·汉姆的《双座小马车案件》——他有很肯定的评价。“《双座小马车案件》真是本骗人的东西！”在一八八八年三月，写给母亲的信上他说，“是我看过最烂的东西，纯粹靠自吹自擂才卖得出去。”可是，这段日子，他并不顶在意侦探小说，一切以《麦加·克拉基》为中心。他现在相信，他的医疗才能主要在于眼睛外科。于是他把新计划告知洛蒂。
“如果它（《麦加》）能脱颖而出，”他写道，“我相信，我们可以由此得到证明，我可以靠笔杆子为生。我手上应该可以有几百镑钱作为基金。我会到伦敦去念眼科，然后再到柏林继续念眼科。”他半真半假的梦想愈说愈张狂。“然后，我还要到巴黎去研究眼科。等我把‘所有’对眼睛该知道的事都学到后，我会回到伦敦来当眼睛外科医生；当然，仍然把写作当成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
在这段时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开始研究中古世纪，而且持续了两年之久。很不幸的是，没有人肯出版《麦加·克拉基》。
詹姆士·潘恩以尖锐的声音问道，他怎么能怎么能浪费时间在历史小说上？“黑木”出版社摇头拒绝；《地球》报纸供稿中心指出，书中缺乏爱情趣味；“班特尼”的人则很清楚的说，它根本毫无趣味可言。这次，这位大医生可真陷入深深的沮丧中了。有将近一年时间，这本书稿被到处踢来踢去，直到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他寄给“长人”，由安德鲁·蓝审阅。
“长人”接受了，可是他们警告他，稿子可能得删减，理由非常奇特，因为它比莱德·海格的《洞窟女王》要多出一百七十页。
再次，他喜滋滋的到伦敦，与安德鲁·蓝在沙维尔俱乐部共进午餐。
“迪西莫斯·萨克森，”这位瘦削的苏格兰评论家呵呵的笑着说，“是个
棒极了的角色！一个多好的角色！不过，我得警告你：他们会说，你是从司各特的《蒙契斯传奇》中杜勾·道吉弟这个角色演变来的。呸！我知道你不是。
可是那批亲爱的好评论家，去他们的！”
回到南海区，他与桃薏兴奋的在房间里跳华尔兹；不过当然是小心轻柔的，因为桃薏怀了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于年初诞生；他不再愿意（至少，目前）离开南海。由于“长人”似乎倾向于急于出版《麦加》，他现在开始猜测，哪一个会先露面：《麦加》，还是新生儿？
他的疑问并没维持太久。玛莉·路薏丝·柯南·道尔的啼哭声，在一八八九年一月底传了出来。她以她祖母“玛莉”和母亲“桃薏”为名。她的父亲，亲自为桃薏接生，就像他其他数百次接生那样。不过，他承认，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心中有着敬畏与昏乱。至于对母亲（他没有把桃薏产前最后的情况告知，这使约克郡那边的人颇为不悦），他描述了床单上并排躺着的两个鼻子——玛莉·路薏丝及桃薏的——以及玛莉·路薏丝戴着红斗篷帽的小小红脑袋。
“她圆圆胖胖，蓝眼睛，外弯的双腿，胖嘟嘟的身体。至于其他方面，等问了再作答。我在描述婴儿方面没有太多训练，可是她的态度却放肆得令人受不了。当她不要某样东西时，她会让你知道，而且整条街的人都会知道。”
《麦加·克拉基》在二月底出版了，他将此书题献给母亲。这位作者十分忧虑，在心底深处，他一点都不信任那些“亲爱的好评论家”。可是，他不必担心了，《麦加·克拉基》的评论招待会反应如此热烈，似乎只要他转个头，就能说服别人他有能力写出好作品。佳评一份接一份而来，还包括一封由“文学团体”捎来的不同意见来函，他把它贴在皮面大剪贴簿中。他现在知道他要写什么了。
在经历了相当时日的不很确定后，看看他的语气是怎么改变的。
“我一直在想，”《麦加》出版前，他说，“试着去写莱德·海格《印加之眼》那类的书，把它当做一个同情者题献给帝国所有坏孩子的书。我想我能写一本这样的书。运用约翰·卡德、艾文·波士柯维契、吉姆·霍士克福特，以及潘吉利·琼斯少他们在《印加之眼》之后的真实醒目经验。如何？这个开
胃菜不赖吧？”
可是，这只是空谈，是数百个突发的奇想其中一个。不错，这是他天性中十分真实的一面。他可以坐下来，兴冲冲的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可是，这只是他的一面。同样的，这位广受欢迎的医生，现在也是普兹茅斯板球俱乐部的队长、自由联合党的副主席、文学与科学学会的秘书，而在足球队中，地方报纸仍称他为“罕普郡最安全的后卫之一”。
然而，坐在桃薏与侯金斯妈妈为他布置在顶楼小书房中，他又是一个人；一个打开内心最深处思维的人；一个在周末做轻微的智力运动时，会坐下来看完狄亚尔讲法国大革命的大纲，或普里士考特谈秘鲁历史的一个人。至此，他深陷中古世纪的研究已经有一年多了。然后，忽然灵光一闪，他有了大发现。
他并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他相信纪律、规章和行为的模式。他在这里发现的正是这些，在中古世纪的断垣残壁及被埋葬了的宝剑中找到。这可以用简单几个字来表示：武士的荣誉。
每一分本能、每一丝孩童时代甚或追溯到他祖先的天性，都将他引导到这个方向。“不畏强，不欺弱。”“对任何阶层的妇女，表现侠义。”“帮助任何乞求帮助的人。”“对所有这些，我以武士的誓言起誓。”
在爱德华三世时代，他看不见侠义的奔放，他看到的只有暴行，但是道德的污秽只是苦痛。然而在暴行之下，规范仍然存在，它的根源是荣誉；每一条法律，就是一种信仰，而这个信仰有可能如同宗教那样有着强力不可撼动的支撑。即使是在这个时代的平民之间，如此的武士规范仍遍存于实际生活之中。
“有关这一点，”他自己附加，“我以武士的誓言起誓。”
如果我们想知道阿瑟·柯南·道尔内心深处的真正性格，我们就得了解这点。他极少具体提过或写过此类规范，它太神圣了，可是这却使认识他的人全都受到影响。就算他们难以表达出来，但是却清楚感觉得到。而正如我们亲眼可见的，还是有不少人能够、并且明确的表达出来，且用词相同。在他真正成为举世皆知的人物，岸然面对着所有的卑劣与不义，数以百万计没见过他的人们，仍然可从书中清晰感受到这个规范的势力。这点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他现在准备写这本书——《白色同伴》——这是他最爱的一本书。
这更可以进一步解释他在这本书上所做的耗费无数的研究工作。一八八九年复活节，他去了离家不远的新森林镇，住艾漠巷的一幢房子里。他的同伴包括觉生将军、包罗士先生，以及普兹茅斯眼科医院的凡诺·福特医生。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他们白天散步，晚上打桥牌。但后来他又只身回到那里，带了一整车有关中古世纪的书籍，把自己与外界隔绝，直到秋天为止。他研读这些书籍的同时，故事大纲就缓缓在他心中成形。
除了叙述他的武士规范之外，对于描绘为金雀王朝黄金豹而战的武士和弓箭手，他也有某个理论。不错，司各特曾经描绘过弓箭手，可是，司各特对那些全副武装武士的描绘，与一世纪前的《艾凡赫》一样，也与一世纪后在英国流行的长弓手完全一样。然而只有在十四世纪当时，每一个男孩在他们刚学会走路时，就被教以弓箭，这项技艺因此在这段时期广泛而淋漓尽致地绽放开来，也才会产生黑王子麾下横扫欧陆、所向无敌的弓箭手部队。
同时，小说中，那些佛洛沙特的伟大武士也不全然是年轻的英雄。除了年轻力壮之外，还得有着精纯的射箭技艺。在所有基督教中最好的枪骑兵是：
英国的钱度士，法国的杜格林。约翰·钱度士已超过七十岁，而且瞎了一只眼睛。这些人，十分年长而谦卑，性情温和。然而，当大地因这些军队交战而震动时，最令人畏惧的箭矢，仍是来自双鹰杜格林，或红毛钱度士之手。
柯南·道尔在艾漠巷的小屋中苦读苦思的同时，他自己小说中的角色，就在新森林镇炎夏的烈日下，一个个像活生生的人物一样挺立起来，就像他能亲眼看见他们走在真实的街道和城镇一样。他决定，每个角色都必须能贴合于一三六六年真实生活的某一个面向。秋天，他回到南海区，带着一大堆有关《白色同伴》的笔记，这些笔记本身就是一份大纲。然而，他的梦想暂时被打断了。
与伦敦的华德·劳克公司同步出版的费城《李萍考特》杂志主编，看了《暗红色研究》之后，希望再要一个福尔摩斯小说，一期刊完。柯南·道尔医生能与他在伦敦一起吃顿饭，讨论讨论此事吗？这个机会太好了，不能错失。在这次饭局中，他见到了还没被成功冲昏头、殷勤的奥斯卡·王尔德。柯南·道尔答应写这部小说。后来，一八九○年二月，《四个人的签名》在英国
与美国的《李萍考特》杂志同时出版。
他自己本人比较喜爱《四个人的签名》这个名字。但，让我们自在些，用较隐秘也较悦耳的名字来称呼。我们发现，这并不意外，他没有在任何他的信件、笔记或日记本中提到《四个人的签名》这个书名，他全神贯注于《白色同伴》上。不过，他曾不经意的对一位伦敦《回响》杂志的记者提到过，后者在一八八九年九月于南海区访问过他，可是这只是马后炮，无关紧要。
“柯南·道尔医生，”《回响》写道，“正致力于另一篇历史小说，他相信此书会为小说开创新纪元。他对这项新工作极为专注，只有当他为《环石公司》做最后审订——这份旧稿终于要出版了——或者是为《李萍考特》
杂志写小说时，才会把它暂放一边。《李萍考特》的编辑史多达特先生才刚回美国。”
在《四个人的签名》中，我们注意到，华生医生的记忆开始玩把戏。不管此书多能表现福尔摩斯和华生，它却也让我们清楚看到创造这两个人物的作者自己一些想法。
“让我推荐一本书，”我们看到福尔摩斯出人意表的行径，“是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是温悟·李德的《人类的苦难》。”
这是柯南·道尔借由福尔摩斯说出的话，完全情不自禁。《人类的苦难》
是他前一个春天看的，深受感动，密密麻麻的写了两大页的评论。“温悟·李德，”他结论道，“认为真实离一个人格神的上帝——一个反映人类想法的上帝——愈来愈远，而趋向于一个无从想象、非人的力量。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拯救我们邻近的可怜灵魂，并增进我们自身的良心！”
或许，这么感性的话语，由福尔摩斯本人说出，会有些不协调吧。可是，你难道能由这些话中清楚听见《白色同伴》的号角声吗？
顺便一提的是，《四个人的签名》，至少在英国并不算成功。在一八九○年春天由史宾塞·布莱克特印成单行本时，并没有受到像《暗红色研究》那么多评论者的注意，且整整两年之后才再版。除此之外，作者已经完成了一部三幕剧中精彩的部分，那里，华生医生……我们很快会谈到这个。
在楼上，淡蓝壁纸的小书房里，书桌上放着一颗熊的头颅，他致力于《白
色同伴》的写作工作。他从赞扬一个理想出发，然后他被故事中的某种力量攫住，就好像那年仲夏在新森林镇那样，所有他想象中的角色都有了生命。
在去基督教教堂途中，山金·艾渥德昂首阔步而行，他是个真正的弓箭手，能够在一百五十码距离，把靶心中的一根木钉射成两半。毕利教堂外头，吓坏了的修士把霍豆的大个儿约翰给赶了出来，每名修士都愤怒得捏紧拳头。
而老撒克逊后裔的年轻学生奥立埃·艾觉克森，走进了一个他前所未见的震荡世界。于是，这三个人在冒险的途中碰上了，并结为好友，一起移身纳格尔·劳瑞的五瓣玫瑰旗下，参与了这场战争。
当然，这是所有英雄冒险小说的模式，由《泰尔·尤连斯毕勾传奇》到《修道院与家庭》全一样。在这里，没有必要再多谈《白色同伴》引发骚动的特质；它的幽默，它的武艺，它的战争场面，震动了由罕普郡到法国以及西班牙等所有地方。柯南·道尔超出除了司各特以外所有人之处在于：他所写的每个字都有意义。他书中角色的所作所为，都是他自己会去做的，而且他也真的做了，直到生命的尽头。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有着真正的竞技——手中沉重的兵器，而不是无生命的金属。矮小的纳格尔爵士——年老、秃顶、声音温和，与他的随侍奥立埃·艾觉克森——永远不惧冒险去打抱不平，或争取荣誉。我们也不应该把这种特质与所谓公平竞技的特质混淆，虽然这其中一种是由另一种延伸而来。公平竞技是消极被动的：它不利用人，不欺骗；侠义行为则是积极主动的：它攻击，它毫不犹豫出手。如果我们寻求的是不带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平竞技，我们必须到弓箭手中去找，去找那走在法国街道上，一点都不会因为以国家为傲而自觉羞耻的霍豆约翰，以及山金·艾渥德。
“我们是‘自由’的英国人。”艾渥德大声说道。“自由”这个字，在一九四八年的今天，带着悲哀的乡愁回响着。然而，对山金·艾渥德而言，“自由”是真实的；对其他那些永恒不变的典型英国人——山姆·强森、山姆·华勒，也是真实的。至于柯南·道尔，他对他的爱国心，以及使英国变成一个伟大国家的所有事情，都引以自豪。事实上，是第二种力量，策动并使《白色同伴》及其作者散发光芒。
一八九○年初的几个月，他的日子因姊姊安妮特的去世而黯淡下来，他姊姊的名字取自于姑妈安奈特。不过，另一方面，家庭生活是温暖的。新生儿玛莉·路薏丝依英国国教的规矩受了洗。已转信国教的母亲意外的由约克郡匆匆赶来，参加受洗礼。桃薏十分钦佩的看着她照顾到每一处细节。
她的丈夫一整个春天和夏天都埋首于工作。七月初，当他写完最后一页时，一阵狂喜和终于让理想实现的感觉由他心中升起。“终于完成了！”他把笔往对面墙上一丢，墨水在蓝色壁纸上溅开，然后笔落了下来。几天后，他写信给洛蒂：
“我确知，你会很高兴知道，我已完成了艰巨的工程，《白色同伴》终于结束了。前半部十分精彩，接下来的四分之一还不错，最后的四分之一又十分精彩。因此，亲爱的，与我一起欢呼吧！我十分喜欢霍豆约翰、山金·艾渥德、纳格尔·劳瑞爵士，就像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一样。而且，我觉得，所有说英语的人，届时也都会喜欢他们。”
他把书稿寄给詹姆士·潘恩。吝于称赞、更吝于喜爱历史小说的潘恩，立刻接受了《白色同伴》，在《康岗》杂志连载，而且宣称，这是继《艾凡赫》
后最好的历史小说。至于作者，负面的反应和内心的不安开始侵袭着他。
在大众的眼中，南海区的柯南·道尔医生，是个宽面浓胡、不十分坚强、胆小的人。事实上，他万分勇敢坚毅，可是，他宁愿死，也不愿在公众面前显露出来，或者称赞自己的小说一句。而且，他的未来呢？
他要做什么？他会往哪儿去？在南海区一待已经八年，除了《环石》、《可伦波》等作品刊出，二本短篇小说集子，写了《暗红色研究》、《麦加·克拉基》、《四个人的签名》，以及《白色同伴》之外，到目前他得到了什么？除了存款增加了几百英镑外，没更多的了。
十月末，一大堆的新闻报告宣称柏林的考区医生发现治愈肺病的药物后，他匆匆的整理了行囊，赶到柏林去考查。除了早年此病袭击了艾玛·威顿外，他对肺病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这纯粹是为了有事可做，可以让他的不安暂时有个去处。
事实上，他确实就这项还未证实的药剂，首先向英国新闻界提出警告。这
项药剂使受肺病侵袭的可怜病人蜂拥向柏林，而且有些人因此死在火车上。他强调，他为史丹德的《评论的评论》写的一篇有关此事的论文，提供了更多的数据，“若假设这个结果已然肯定，那会给予人们错误的希望。”
在克劳斯特·史特劳斯的长灰色海琴博物馆中，一群医生聚集聊天，这个外头世界的刺激，重新激起他昔日的一个雄心。为什么不离开南海区？为什么不去维也纳研究眼科，然后回到伦敦来当眼外科医生，同时以写作为他主要的收入来源呢？到十一月，他把这个计划向颇为讶异的桃薏提出来，后者正坐火炉边做着针线。
“可是，我们该什么时候去呢？阿瑟。”
“马上！”她的丈夫说，她自己也为这五分钟的通知大感意外，“现在！”
“可是冬天就要来了啊！”
“当然，亲爱的。为什么不呢？把一切事情交给我！”
玛莉·路薏丝已经大到可以留给侯金斯婆婆照顾了。如果抓着她的肩带，她已经会走路了。家具可以卖掉或存放起来。至于诊所，由于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作上，业务已经大幅减少，歇业毫无问题。然而，整整八年的根，不是毫无痛苦就可以拔起的。
他祖父的半身像、绘画和花瓶，他都小心的打包以免毁坏。看到陈旧的红色地毯，由楼梯下贴着大理石花纹壁纸的走廊上卷起时，他心中一阵刺痛。如此多的昔日联系必须剪断。年轻的安妮特已经去世；珍伯母、舅公麦可·柯南也走了；艺术圈和社交圈的名人迪奇——他的伯父，也是威尔斯王子口中“我亲爱的道尔”，在雅典女神庙的台阶上，再次中风，从一八八三年底起，就已不省人事。
桃薏兴冲冲的准备着这趟远行。“阿瑟，”她写道，“要我和他一起前去，因此，我必须加快手脚。”由十二月十三日的《普兹茅斯时报》，我们可以知道，普兹茅斯文学与科学学会为他举行了一个饯别宴。座中，詹姆士·华生医生向他的好友柯南·道尔医生致敬。华生医生这个名字，在以后几年里，一直反复在书中出现。然后，大家一起唱《珍重再见》。
他们出发的前几天，他惊异的发现，到布西村一号来与他道别的朋友和病
人，多到难以计数。一位他老忘了寄账单给她的老妇人，带来了她最珍贵的礼物——一只蓝白花的餐盘，是她做海员的儿子，在亚历山大炮轰埃及总督府之后，买来给她的——送给他。她解释道，这是她仅有的财产；可是她要医生保有。他不停的眨眼以免泪水落下。
一八九○年十二月末的某一天，一辆四轮马车来到门前，他们的行李绑上了车顶。榆树林里，大雪不停的落下，已超过了没有窗帘的窗子高度。他把桃薏扶上马车时，他不止一次想到，在这里，他尝试了许多，而在外面的世界，他成功的却如此之少。可是，当马车在雪中离去时，他用手臂环住桃薏，把这一切想法抛诸脑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