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自己的交游中，最值得系念的老是一些少年时代以来的朋友。
中年的寂寞——夏丏尊
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什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到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
不消说，相识的人数，是随了年龄增加的，一个人年龄越大，走过的地方，当过的职务越多，相识的人理该越增加了。可是相识的人并不就是朋友，我们和许多人的相识，或是因了事务关系，或是因了偶然的机缘，——如在别人请客的时候同席吃过饭之类。见面时点头或握手，有事时走访或通信，口头上彼此也称“朋友”，笔头上有时或称“仁兄”，诸如此类，其实只是一种社交上的客套，和“顿首”“百拜”同是仪式的虚伪。这种交际可以说是社交，和真正的友谊，相差似乎很远。
真正的朋友，恐怕要算“总角之交”或“竹马之交”了。在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容易结成真实的友谊，那时彼此尚不感到生活的压迫，入世未深，打算计较的念头也少，朋友的结成，全由于志趣相近或性情适合，差不多可以说是“无所为”的，性质比较地纯粹。二十岁以后结成的友谊，大概已不免搀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分子在内，至于三十岁四十岁以后的朋友中间，颜色分子愈多，友谊的真实成分也就不免因而愈少了，这并不一定是“人心不古”，实可以说是人生的悲剧。人到了成年以后，彼此都有生活的重担须负，入世既深，顾忌的方面也自然加多起来，在交际上不许你不计较，不许你不打算，结果彼此都“勾心斗角”，像七巧板似地只选定了某一方面和对方去接合，这样的接合当然是很不坚固的，尤其是现在这样什么都到了尖锐化的时代。
在我自己的交游中，最值得系念的老是一些少年时代以来的朋友。这些朋友本来数目就不多，有些住在远地，连相会的机会也不可多得，他们有的年龄大过了我，有的小我几岁，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平日各人所走的方向不同，思想趣味，境遇也都不免互异，大家晤谈起来，也常会遇到说不出的隔膜的情形。如大家话旧，旧事是彼此共喻的，而且大半都是少年时代的事，“旧游如梦”，把梦也似的过去的少年时代重提，因了谈话的进行，同时就会关联了想起许多当时的事情，许多当时的人的面影，这时好像自己仍回归少年时代去了。我常在这种时候感到一种快乐，同时也感到一种伤感，那情形好比老妇人突然在抽屉里或箱子里发现了她盛年时的影片。
逢到和旧友谈话，就不知不觉地把话题转到旧事上去，这是我的习惯，我在这上面无意识地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可是这些旧友，一年比一年减少了，本来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少去一个，是无法弥补的。我每当听到一个旧友死的消息的时候，总要惆怅多时。
学校教育给我们的好处，不但只是灌输知识，最大的好处，恐怕还在给与我们求友的机会一点上。这好处我到了离学校之后才知道，这几年来更确切地体会到，深悔当时毫不自觉，马马虎虎地过了。近来每日早晚在路上见到两两三三地携着书包，携了手或挽了肩膀走着的青年学生们，我总艳羡他们有朋友之乐，暗暗地要在心中替他们祝福。
天下事只要有努力去干，什么事不可能？
什么事不可能——邹韬奋
驾雾腾云，在从前哪一个人不视为“封神传”里的“瞎三话四”？不但在中国，就是在西洋，他们原来也有一句俗谚，遇着你说出不可能的事情，往往挪揄地说道：“你不如尝试去飞上天吧。”“Youmighjustwelltrytofly”。可见他们原来也是把“飞”视为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试一考这件由不可能而变为可能的事情所经过的大略情形，便觉得很饶趣味。在西洋一百二十年前已经有人在那里实验这件“瞎三话四”的事情，他们看见鸟有翼膀能飞，所以实验的时候，总在那里用尽心力于构造人工的翼膀。最初不但在实验方面屡次失败，而且被人笑为发痴，这是所谓“意中事”。这几个“痴子”里面有一位叫做凯雷（Georgecavley），在一八○九年（即距今一百二十年）做一篇文章登在一家杂志上，大发挥他的精密的“痴想”，据说现在飞机里的许多机件和原理，没有一件不被他猜着，所以现在说起飞机的发明家，有许多人推他做“鼻祖”。他原是英国一位有名的哲学家，不知怎地会跳出哲学的范围，想起什么飞上天的把戏来。他不但实行“痴想”，而且就在发表该文的第二年，竟造了一个飞机实验起来，起先上面没有什么原动机（Motor），后来竟给他配上了一个原动机。但是他发明的飞机在实验时，非但飞不起来，而且炸毁得一塌糊涂，算是失败了。但是从此以后，便唤起若干人的注意，有的研究机件，有的研究机身，慢慢地比以前较为端倪，不可能的程序已渐渐减少。不过这还是极少数“痴子”的信心，一般人还是嗤之以鼻。
许多“痴子”虽仍在那里继续的研究来，研究去，但是总飞不起来，一点距离都未曾飞过。一直到了一八九六年（距今三十三年前），有位美国物理学家叫蓝格雷（SamuelPieapntboglcy）造了一个飞机，才算第一次有些效验，不过这个飞机还不能在空中飞，不过在波陀马克河（PotomacRiver）旁，沿着地飞了半英里左右的距离。同时有一位由学徒出身的在美国的英国发明家，叫做麦克沁（Hi。M。），和还有一位发明家叫做爱德（N．C．Ader），也在那里“痴干”，改良了许多地方，但弄来弄去，还是飞不起来。后来爱德也在一八九六年总算造成一个飞机，能稍微离开地面飞过三百五十码的距离。同时在德国柏林也有一位工程师名叫李令索（ottolilienthal）对飞机的研究也有些成绩，他实验了二千次，最后一次由八十米达之高跌下来，把头颈跌断，做了科学界的“烈士”。
以上所说的实验，都还不够真正说得上一个“飞”字，可是没有先锋队的牺牲，真正的“飞”当然也无从达到。到了一九○三年的十二月十七日（距今二十六年前），美国有一位叫赖奥维（orvellewrigh）和他的弟弟赖威柏（WiburWright），他们不过受过初等教育，后来做机匠，不过做做寻常的机器脚踏车，竟对于飞机大饶兴趣，尽心研究，一跃而为发明家，根据他们研究所得，算是第一次乘着飞机飞了起来，但是只飞了二百六十码的距离。前年第一次一口气飞越大西洋而到达法国，以三十二小时飞过三千六百三十三哩（即一万余中国里）的林德白（CharesA．Lindbergh）当时还不及两岁。
赖奥维一九○三年的飞机也还不是一蹴而成的，他们弟兄在一九○○年最初制成的飞机格式，原是想照放纸鸢办法，上面本预备坐一个人，但因为气力不足，只得让飞机独自飞翔，他们弟兄在一九○一实验用的第二个飞机，要载人上飞还是不行，若在地上沿地拖着飞，可以一口气飞二十七哩，在水面可一口气驶三百尺，他们弟兄在一九○三年，替航空事业开新纪元用的飞机，上面装有汽油原动机，其构造比之现在的飞机当然粗率得很，在当时则已经是空前的完备（该机现在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院陈列）。赖威柏已于一九一二年逝世，赖奥维尚健在，已经五十八岁了。自他成功以后，从前似乎不可能的“飞”，已经成为无疑的可能的事情了。
天下事只要有努力去干，什么事不可能？但是我们对此问题至少还有下列两个更为明确的要点。
（一）事业愈大则困难亦愈甚，抵抗困难的时期也随之俱长，有的尽我们的一生尚不能目见其成者，我们若能尽其中一段的工夫，替后人开辟一段道路，或长或短，即是贡献。有所成功以备后人参考，固是贡献；即因尝试而失败，使后人有所借镜，亦是贡献。所以能向前努力者，无论成败，都有贡献。最无丝毫贡献者是不干，怕失败而不敢干，或半途遇着困难即不愿干。
（二）林德白可以三十二小时一直不停的飞渡万余里，在最初发明者横弄竖弄，竞飞不起来，至赖奥维算是成功了，也不过飞渡二百六十码。可见从不可能达到可能的境域，不是由这一点到那一点的那样简单。必须经过许多麻烦，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时间，经过许多筹划，经过许多手续，经过许多改进，若是性急朋友，老早丢下哪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昔贤告诉我们说“欲速不达”。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
世故三昧——鲁迅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辨，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介绍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曼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霉。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于；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他是以我为狡猾的。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签，不再能得三昧。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心知其意可也，唵！
当托尔斯泰重读这些幸福美好的时光记录时，两人都失声痛哭起来；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那甜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后悔已晚——刘强
托尔斯泰伯爵和他妻子都应该是最幸福的。他是世界上最着名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两部名着《战争与和平》禾《安娜·卡列尼娜》在人类的文学宝库中永远光芒四射。他们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孩子们。他们双双下跪，祈求上帝使他们的幸福长存。
后来，惊人的变化发生了。托尔斯泰渐渐对他写出来的巨着感到惭愧，此后他全力撰写呼吁和平、制止战争和消弭贫困的小册子。他放弃了全部田产，过着清贫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的生活是一场悲剧，而原因就是他的婚姻。他的妻子喜爱奢华，而他鄙视排场。她追求社交界的名声和赞誉，而这些浅薄的事情丝毫不能吸引托尔斯泰。她渴望金钱和财产，但他却认为：财富与私产是一种罪恶。当他违拗了她的意志时，她就歇斯底里大发作，把装着鸦片的小瓶子凑到嘴边，在地板上打滚，发誓要自杀，还说要跳井自尽。
他们刚刚结婚时是誉满迩、幸福美满的。可是过了48年之后，托尔斯泰甚至连看妻子一眼都忍受不了。一天晚上，老迈的、心灵破碎的妻子跪在丈夫面前，恳求他为她大声朗读他日记里那些有关爱情的精彩段落。那是50年前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关于她的片断。当托尔斯泰重读这些幸福美好的时光记录时，两人都失声痛哭起来；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那甜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终于，82岁的托尔斯泰再也忍受不了家中悲惨的不幸，于1910年10月的一个飘着雪的夜晚离开了自己的妻子，逃入寒冷黑暗之中，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11天以后，他在一个火车站上死于肺炎。他临终前最后的要求是，不许妻子前来看他。
这就是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为自己的吹毛求疵、抱怨不休和歇斯底里付出的代价。
凯瑟琳作为母亲，是一位出色的指导者。如果她发现孩子们当中有人对某件事感兴趣，只要有可能，她就会鼓励孩子发展这种兴趣。
出色的母爱——斐克尔
凯瑟琳·杰克逊是世界超级摇滚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母亲，她和蔼、善良，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在她很小的时候，由于患小儿麻痹症成了跛足。但这没有影响她对音乐的爱好。她认为：这个病虽然耽误自己很多学业，但对她来说这不是灾祸，而是上帝赐予她要她获胜的一次考验。
在迈克尔小的时候，她经常唱歌给他听。还教他演奏单簧管和弹钢琴。
她对迈克尔说：“你们的演唱和舞蹈天资，就像美丽的落日或风暴后留给孩子们玩耍的白雪一样，全是上帝所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