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中一个分支，过渡经济学的基本倾向也可以简单划分为新自由主义、非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各种中间形式，但是这种简单划分并不能全面和准确了解过渡经济学的复杂内容。从具体的理论模式看，过渡经济学的范式呈现出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一）新古典经济学
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过渡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华盛顿共识坚信自由市场的有效性，认为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全面快速的改革战略，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慢步行走，摸着石头过河，最终一事无成。那么，为什么激进式改革优于渐进式改革呢？“大爆炸”理论的倡导者给出了如下理由：经济体制中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因而，部分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必须取消行政干预；只有全面快速的改革才能使新制度的受益者在力量对比上获得优势，减少改革的阻力；政府必须尽快控制通货膨胀以取信于民；局部改革虽然能持续推进，但它同时会保留旧制度的残余；只有明确迅速建立新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经济的混乱、人为的干扰和体制复归；新政府必须充分利用大选得胜后的“蜜月期”来加快改革。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观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金融组织的大力推广和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的强势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转型国家的实际政策，并形成了激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一理论所推崇的激进式改革的绩效大失人们所望；另一方面，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关于市场运作的理论，而不是市场发展的理论，它抽象掉了时间、制度以及政治和文化等重要因素作用，因而无法对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作出系统解释。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型理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众多的批评，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影响逐步扩大，在过渡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研究领域内，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模糊不清，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战国时代”。
（二）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完全且代价很高的信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不完全的竞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现实。以完全竞争范式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转型经济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即使在解释发达的市场经济方面也存在着根本的局限。过分依赖于经济学教科书的模型特别是新古典主义 的模 型是 苏联 东欧 改革 陷入 失 败的 一 个重 要原 因（Joseph。E。Stigliz，1994）。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思维方式既根源于冷战所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沉醉，经济转型的实践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同时呼唤着一种新的发展观。新的发展观认为，促进发展需要更广的目标和更多的手段，人们的目光不能只盯住GDP 数值，而应当追求民主、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市场的有效运转不仅需要自由化、稳定化和减少政府干预，而且需要健全的金融规制、有效的竞争政策、促进技术的转化和鼓励透明化、维护社会组织并提高社会资本；发展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着眼于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必须包括公共部门、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发展问题，等等。这种新的发展观就是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Joseph。E。Stigliz，1998）。马克·奈尔等以后凯恩斯主义者理论为基础，批评了激进式改革对于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他们认为，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忽视了这样一些重要事实：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资源的一种手段，它同时还具有金融、战略、生产等重要功能；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在适当的环境下，国有企业也可以对市场作出积极反应；货币供给是金融制度的内生变量，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受着严格的限制（Mark Knell and Christi ne Rider，1992）。阿姆斯旦和泰勒等认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更多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手”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的成功有赖于能够支持长期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设，包括建立明确的产权和契约法律，创建能够执行宏观政策以及贸易、竞争、技术与工业政策的私人及公共组织等，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建立，东欧建设的是“假资本主义”，之所以称为“假资本主义”，是因为保证资本长期积累的核心制度很少引用（Allce。H。Amsden，Jacek Kochanowicz，Lance Tayl or，1994）。彼德·诺兰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的不确定环境下，私人行为更倾向于短期化，市场失败的范围更大，强有力的政府的干预是解决市场失败、顺利推进经济转型过程的有效手段（Peter Nolan，1995）。
（三）演进主义
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激进式改革的挫折为演进主义提供了有利的事实根据，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的逐步扩大也是过渡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政治学和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其基本思想是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社会是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主张局部的渐进式的改革，反对全面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麦克米伦和诺顿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缺乏效率，在于计划者不能获得充分而准确的必要信息，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决策所必要的信息都集中体现在市场价格中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据一个预定的时间表进行一揽子改革时设计人和执行人同样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彼德·蒙勒认为，激进改革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因此它设计了一个理想的配置体制希望将其一步到位，渐进改革观则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手段，认为社会的信息量有一个累积过程，任何改革方案最初都是以旧体制下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对于未来，改革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Mcnillan and Naughton，1992；Peter Murrel，1994）。青木昌彦等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其内部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越强，改革的成本越高。同时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时，即使总的方向已经确定，改革的结果和过程也会有很大不确定性，制度发展过程中还必然会产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给体制改革的推进带来政治上的困难，因此，渐进式改革方式更为可取（青木昌彦等，1999）。Gernot Grabber 和David Stark 认为，从进化论观点看，没有多样性，就没有选择，制度和组织的快速变化，往往会牺牲长期效率。相反，旧体制的存在，制度变迁中的摩擦，会保留制度的多样性，为新制度的选择和产生提供广泛的空间，从而促进制度的成长（Gernot Grabber and David Stark，1998）。王辉认为，要使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高度专门化的物质资产、制度资产特别是人力资产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并提高它们的潜在价值，这需要实践和时间。没有这种恰当的转化和再升值，实行市场经济时各种资产必然会发生贬值，造成资源的浪费，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是渐进转轨的主要根据（王辉，1998）。
（四）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
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市场”中，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最大的赢家。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说，“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随着合同理论、政治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规制理论、公司财务以及应用经济理论及其他领域的发展，重点向制度学派观点的转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着”（热若尔·罗兰，1994），过渡经济学的兴盛在中国经济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80 年代，比较经济体制学曾经盛极一时，成为了中国改革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来源。90 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取而代之成为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中最重要甚至可以是主流的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合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运用；“交易费用”、“产权明晰化”、“路径依赖”、“制度成本”、“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结构”等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得到广泛流行；关于制度或体制改革的文献如雨后春笋、汗牛充栋，新制度经济学影响的迅速扩大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向。
在过渡经济学领域，与制度经济学一起走红的还有新政治经济学，所谓改革过程的公共选择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科尔内的话说的明白：“解决经济问题一个基本条件是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我不得不强调，首要的问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Kor nai，1995）。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的有效运转依赖于能促进自由交易的制度结构和能适应并按照市场理念行动的个人，而这些制度结构和具有市场理念的个人又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在没有历史、没有制度结构和没有市场理念的条件下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想法，是一种天真的想法。那些建议市场“黑箱”总是有效率的西方经济学家 们，只 能增 加 而 不是 减 少 市 场转 型 的 困 难（Ja mes M Buc hanan，1997）。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的观点更具代表性，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只有宪政制度的转轨才是衡量改革成败的最终标志，而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则只是转轨的一个部分（杰弗里·萨克斯等，2002）。过渡经济学中许多文献的名称也很能说明问题，例如：《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樊纲，1997）、《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胡汝银，1994）、《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a mes M。Buc hanan，1997）、《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张宇，2001）、《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学》（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2000）、《改革的政治经济学》（Fedrico Sturzenegger，Mqriano Tommasi，1998）、《理论化的过渡：后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Adrian Smith and John Pickes，1998）。
（五）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庞杂，流派众多，但是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机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市场机制可以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按照罗默等人的概括，迄今为止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已经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第一个阶段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不能使用自然单位，而必须求助于某种价值符号；第二个阶段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通过计算方程式来达到一般均衡；第三个阶段提出了用竞争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产生了兰格—泰勒—勒纳模式（简称兰格模式）；第四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奥塔·锡克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协调下的自由市场模式重要的改革思想；苏联东欧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五个发展阶段，产生了所谓的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是：公有制（主要是指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追求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使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结合起来。从这一认识出发，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企业制度、政治体制以及市场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John E Romer，1994）。
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苏东剧变之后，以科尔内为代表的东欧新自由主义者明确宣称，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Kornai，1995）。但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逻辑。1984 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框架内进行的，1985 年以后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了改革的指导思想，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7 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成了从反市场向亲市场的转变，市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但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姻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
（六）“新左派”
自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贫富分化、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对于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知识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即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新左派”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贫富分化、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等方面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是由政府干预和国有体制广泛存在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行彻底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路线，尽快确立私有产权的主体地位，减少和取消政府干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新左派”持坚决批判的态度。“新左派”的主要观点是：（1）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自由主义要对它导致的市场垄断、民主失落、限制人民、少数专制、权力腐败、资本支配负责。（2）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认为借自由竞争的名义而追求少数垄断资本的利益是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危险，把追求公平和公正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3）认为经济的全球化是帝国主义扩张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无条件地融入全球化过程必然会损害民族国家的利益，导致对资本主义中心国的全面依附。因此，需要揭示“全球化”背后所掩盖的不平等关系，抵制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入侵，维护民族的权利和利益。（4）认为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关键是要实行直接的经济民主，在宏观上把人民主权的原则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
“新左派”的观点对于市场导向的改革从总体上说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而这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根本对立的。20 世纪80 年代国外“新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曾经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强权和不公正，没有任何一个人类集团明显受歧视的社会。这是一个不以竞争、人皆为敌和个人发财致富的渴望、而是以合作和团结作为社会行为的主要动因的社会。废除主要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私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尽管尚不充分、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曼德尔，1992，1994）。
在他看来，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既不能克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弊病，也不能解决自由社会主义的弊端，这种理论所主张的混合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混合的神话。《每月评论》2004 年7~8 月号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的论文再一次充分地表达“新左派”的这一观点。论文认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已经使由外资主宰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它不仅造成收入与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也使大部分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停滞，大众的消费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经济的扩张日益依赖外国投资与出口，资源与环境的危机日益加剧，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国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最脆弱和不稳定的一环（Mqrtin Hart-Landsbergc，Bur kett，2004）。
“新左派”理论对市场经济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断地提醒和唤起着人们对社会公平、经济民主、国家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于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维护社会的和谐和公正，具有其积极意义。但是，由于这种关注往往是以牺牲生产力首要性为代价的，并转变成了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全面抗拒，这样就难免会陷入乌托邦的幻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