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三种传统股权结构的产生是有其政治、文化和历史根源的。本章我们将介绍三种股权结构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对其特点的形成原因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第一节 美国股权结构的发展历程
最早在欧美兴起的股份制度是一种以资本联合为核心的企业组织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在起初是以非常独立的人格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拥有者只能是某个具体的自然人。即使为了获取规模收益而需要各个自然人将资本聚集在一起组成股份公司时，离开了拥有资本的自然人，且莫说股份公司难以存在，就是资本也会失去其运动的支撑体，更谈不上资本的联合运作了。因此，在19世纪中期现代股份制度正式形成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它的存在基础就是资本多数议决制和自然人支持基础上的股东主权原则。
在这个时期，基于如此股权结构的股票市场上几乎完全是私人资本的交易，如何确保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以及资本的独立性，便成为当时法律制度的关注焦点。从经济学意义上看，那时的股票市场又促进了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分散化，这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尤其市场效率的提高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而被称为“资本家”的人毕竟是少数，不管是工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以至金融资本基本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家族资本主义”成为当时的明显特征。由于家族统治的世袭性以及边际竞争力的递减，以家族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显然日益缺乏活力，也阻碍着资本经营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而股票市场交易的延展，使得众多零星小额资本加入，家族控股的资本被股市交易予以稀释，公司的股权结构趋于分散化，打破了家族资本的垄断局面，使社会经济生活趋于活跃，市场的竞争性和效率趋于增强。
但随着金融资本的积聚和实力的增强，在对进入股票市场没有任何限制之前，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股市成为企业日渐扩大的股权所有者，比如1933年之前美国的情形。美国以1889年《新泽西州法》的修改为标志，法律许可设立控股公司，然后以控股公司方式加速了企业间的合并，从而使“股份公司以股东全部是自然人”的前提条件破裂。“大危机”之后，“分业经营”制度的实施，使金融资本通过股市对企业的控股减少，然而欧美并没有恢复到大量自然人直接持有股份的状态，而是越来越通过像共同基金、养老保险基金等这类机构投资者持有股份，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的份额日趋增大，集聚的资产也急剧膨胀。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市场组织形式的复杂化，股市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性越来越明显，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旨原则越来越失去光彩，即经济难以仅仅依靠价格机制而达到均衡，人们很难再仅仅根据价格高低来判断投资的风险与收益。比如，在日趋扩展的金融市场上出价高的人不一定就能够获得资源的所有或占有使用权，作为分散的自然人，更是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为了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损失，也为了直接降低交易费用，人们便通过共同基金这种力量集合的组织形式，专职于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投资。这也导致了欧美企业的主要股份持有者成为那些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基金形式的机构投资者仍然以具体的自然人为直接基础，因为基金制度的信托性质决定了基金投资的委托性，基金也完全是以目标企业的盈利性和有价证券的收益性为依据而进行投资与证券买卖的，它并不以支配产权为目的。目的的单一性决定了这一层次上与分散的自然人投资目标没有什么不同，反而因信息不对称性成本的降低而取得更大收益。
美国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作为纯粹的资金提供者，难以在外部治理中发挥作用。美国公司的融资方式以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即公司主要是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直接筹措长期资本，而不是依赖银行贷款。其次，迅速发展的机构投资者在外部治理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但分散的股权仍限制其作用的发挥。再次，美国公司股票的个人持有者仍占很大比例，而且个人持股者一般都只持有某家公司很小的份额。
因而目前美国除少数公司外，大多数公司的股权较为分散。机构投资者是目前美国最重要的股东，包括各种基金会、人寿保险、投资信托、慈善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他们持有大公司50%以上的股份，其中养老基金所占份额最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机构投资者控制了全美大中型企业40%的普通股，拥有较大型企业40%的中长期债权。20家最大的养老基金持上市公司约10%的普通股。但是，机构投资者并不是资金的所有者，而是机构性代理人。尽管机构所持有的持股总量很大，一些持股机构也很庞大，但在一个特定公司中持股较少，常常最多持有1%的股票。他们作为资金的代理人，主要关心的是公司能付给他们多高的红利，而不是企业经营的好坏和实力的强弱，他们无意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也存在着“免费搭车”的问题。一些机构投资者或者委托经营人往往与其所持股份的公司有利益关系，甚至与他们所持股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这样他们在行使股东权时，多从本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所有股东的利益出发，与被监督的经营者容易保持一种暧昧的合作关系，因此，难以承担监督之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只是为公司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节 日本股权结构的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支配企业和经济的是“财阀资本家”，这些家族或个人通过作为控股公司的“财阀总公司”维系这种支配。而战后，随着财阀的解体，财富向法人企业集中，企业的经营者取代了原来的家族或个人资本家而成为实际权力的拥有者（日本学者奥村宏称其为“法人资本主义”或“看不见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即使将没收财阀的股份转售给职工和市民后，这些股份不久也被法人收购所有。1953年第二次修改《垄断禁止法》之后，一些大企业通过将中小企业“系列化”（即大企业控股属下众多的系列公司）和大企业的横向联合，形成财富相对集中的大型集团。1960年后，伴随“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日本逐渐走向国际。但为了防止外国资本的侵入，日本又大规模开展了“稳定股东工作”，即各大集团一般使其内部的银行或事业公司持有较大份额的股份，除非发生非常极端情形，不得出售所持股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企业纷纷致力于这项工作，法人相互持股比率不断上升，法人股权在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占绝对优势。到70年代，所有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份比率平均已超过50%，到80年代上升为70%左右（奥村宏，1995年），形成了日本学者所称的“法人资本主义”或“企业主义”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股权所有主体多元化和股东数量迅速增长是日本企业股权结构分散化的重要表现。但在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中，股权并没有向个人集中而是向法人集中，由此形成了日本企业股权法人化现象，构成了法人持股的一大特征。
日本股份公司股权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法人持股占主要地位以及主银行制度。日本银行持股数高达25 。 2%，远远高于美国，且持股比较稳定；而机构投资者在日本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控制企业股权的主要是法人，即金融机构和实业公司等。据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统计，1994年，日本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东的持股比例为68. 4%，个人股东持股比例为23. 5%。日本的股权结构不仅是法人持股为主，并且往往是相互持股，如三菱集团的相互持股率为27 。 4%，第一劝业集团为12 。 7%，形成环状或网状持股关系，整个集团形成一个大股东会，持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的系列化和集团化。法人相互持股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垂直持股，如丰田公司、住友公司，它们通过建立母子公司的关系达到密切生产、技术、流通和服务等方面相互协作的目的。日本公司的大股东中，66%是有交易关系的银行及关联企业。
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和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日本和美国公司大股东分布的比较。
第三节 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家族企业是一种落后的企业形式，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也是一种落伍的管理方法。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都大量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据克林·盖尔西克等人的研究，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由家庭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80%。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雇佣的劳动力也占一半。在欧洲，家庭公司支配着中小规模的公司，并在一些国家里占较大型公司的大多数；在亚洲各国，家庭公司大都居主导地位；在拉美，由家族建立和控制的大型企业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中都占主导地位。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指出：大部分企业———包括美国的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都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节我们将重点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家族企业股权结构的特点，并以东南亚国家家族企业为例加以说明。
一、家族企业的界定
不少学者对家族企业做出了界定。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定义是：“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从钱德勒的定义看，这种家族企业并不是指由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而是一种大部分和基本掌握上述两种权利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个定义未将家族企业的全部外延包括进来。
潘必胜则认为，当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他还根据家族关系渗入企业的程度及其关系类型，把家族企业分为三种类型：所有权与经营权全为一个家族所掌握；掌握着不完全的所有权，却仍能掌握主要经营权；掌握部分所有权而基本不掌握经营权。这个定义的外延较宽，不把家族企业看成一个固定的模式。
台湾学者叶银华根据以前学者的研究，提出以临界控制持股比率将个别公司的股权结构的差异性与家族的控制程度纳入家族控股集团的认定，于是，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就可认定为家族企业：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临界持股比率；家族成员或具二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家族成员或具三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公司董事席位超过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这个定义比较精确，而且从股权和经营控制权的角度把家族企业看成是一个连续分布的状况，从家族全部拥有两权到临界控制权，都是家族企业。一旦突破了临界控制权，家族企业就蜕变为公众公司。
一个相关的研究列出了东亚各国及地区最大的15个家族控制的公司的市价总值分别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由高至低分别是香港（84 。 2%）、马来西亚（76 。 2%）、新加坡（48 。 3%）、菲律宾（46 。 7%）、泰国（39 。 3%）、印度尼西亚（21 。 5%）、台湾（17%）、韩国（12 。 9%）、日本（2 。 1%）。另一项研究表明，43%的欧洲企业是家族企业，在68%的欧洲企业中，主要行政人员来自操控家族的委派。
二、家族企业的合理性及效率分析
人们对家族企业的歧见，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种企业组织的合理性及其管理效率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1）对家族企业持消极的评价。认为现代工业和传统家庭是相互抵触的，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下孕育出的裙带关系对高效率的工业制度是最大的障碍。家族式经营不能摆脱传统规范，他们要想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就必须改变“企业家族化”的状况。家族主义会妨碍企业现代化，不能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过分重视私利，不肯也不愿多花研究开发费用，在技术更新上不能有创新与突破；用人为私，排斥家族圈外的人才，没有制度，造成较高的流动率；建立在家族关系和传统行为模式上的企业结构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原则。
（2）肯定家族企业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认为注重家族血亲和同乡关系，而不注重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家族式组织和企业网络是亚洲经济组织的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本身是效率中性的，即家族式组织不一定是低效率的，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比市场或科层更有效率和竞争力。家族企业不是落伍的代名词，家族成员的参与常常是创业最需要的低成本组织资源；家族成员更易建立共同利益和目标，从而更易进行合作，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道德风险；家族企业的性质更能保证企业领导的权威，有更强的凝聚力。作为一种企业制度的家族制，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
（3）对家族企业持一分为二的评价。大多数学者既肯定家族企业在特定条件下存在的积极意义，又注意分析其消极的一面。对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深有研究的雷丁从纵向合作、横向合作、控制、适应性四个方面探讨了华人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优缺点，认为华人家族企业既是一种高效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李新春指出，1978年以来，大陆的家庭制度不是限制而是大大地加速了改革和为改革做出了贡献，但是家族内外有别的伦理关系会造成企业组织内部的帮派体系和组织内耗，因此也可能导致效率低下。有人简要概括为一句话———“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如果仅从家族企业的定义看，实在难以确定哪一种状态的家族企业组织形式是不合理和低效的。即使是最极端的类型———家族拥有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也难以对其做出上述判断。在给定的条件下，如特定的规模要求、产品特征、技术特性、资金需求等，只要家族企业资源能满足这些特性和要求，那么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管理也是有效的。不能简单地从王安将总经理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导致企业破产等案例而断定家族企业组织是不合理的、管理是低效的。因为中外大量的案例也表明企业控制经营权在家族成员内传递是相当成功的。同样，根据部分家族企业的衰亡而断定“成也家族，败也家族”也不能深化人们的认识。因为即使是建立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每天都有衰亡，每天都有成功。判定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和管理效率的标准可以借用哈耶克的一个思想，即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
大量的案例表明：家族规则有利于创业，不利于发展。当市场竞争的各种条件要求家族企业突破自身的界限，需要以家族资本去有效融合社会的财务资本，需要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收益权和经营控制权时，或者甚至需要完全放弃家族控制时，家族企业主不能与世推移，依然在家族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封闭圈子内运作，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那么这时的家族企业组织就是不合理的，其管理也必然是低效的。
上述观点用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在特定条件下，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但是，当家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内部有限资源和家庭或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而导致的内部交易成本大于那些非家族制企业的竞争对手、造成竞争力低下时，那么家族企业就是不合理的和低效的。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在家族企业中，由于亲情关系的纠缠，家族规则往往不能或难以抑制家族成员的违规行为和内讧，因而造成企业的衰亡。
三、东南亚家族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东南亚家族集团主要采取金字塔型的控股公司的形式控制下属的系列企业。而韩国的财阀则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交叉持股组成的企业集团。
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控制企业的所有权或股权表现为五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单一创业者拥有，当创业者退休后，企业的所有权传递给子女，由其子女共同拥有。第二种情况是，企业的初始所有权由参与创业的兄弟姐妹或堂兄弟姐妹共同拥有，待企业由创业者的第二代经营时，企业的所有权则由创业者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或堂兄弟姐妹的子女共同拥有。第三种情况是，企业的所有权由合资创业的具有血缘、姻缘和亲缘的家族成员共同控制，然后顺延传递给创业者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家族成员，并由他们共同控制。第四种情况是，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与家族外其他创业者或企业共同合资创办企业时，由家族创业者或家族企业控股，待企业股权传递给家族第二代或第三代后，形成由家族成员联合共同控股的局面。第五种情况是，一些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家族企业，迫于企业公开化或社会化的压力，把企业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家族外的其他人或企业，或把企业进行改造公开上市，从而形成家族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格局，但这些股权已经多元化的家族企业的所有权仍然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着。
上述五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在韩国和东南亚的家族企业中都大量存在着，其中第五种情况在大企业当中正在逐渐成为主流趋势。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走向多元化的格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虽然摆脱了家族全资或者家族股份一股独大的状态，但是由于家族势力仍然占据相对控制的地位，对企业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而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这些企业依然或多或少的带有诸如企业决策家长化、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企业员工管理家庭化等家族企业的烙印。
四、香港企业的股权结构分析
2001年底，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完成了对香港企业管治的评级报告的初稿。报告认为，香港的单一家族集中控股模式，以及相应的企业文化问题，有违企业管治的精神，置小股东于无关重要的地位。
报告特别提到，香港企业管治的弱项在于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于单一家族，其他中小股东缺乏积极参与的文化，因此有必要改善家族控制公司的比重。
在谈到造成目前香港企业的股权集中于单一家族这一问题的原因时，报告认为问题不仅来源于香港家族的发展，也是香港联合交易所现行《上市规则》的副产品。因为条例规定上市公司的最低公众持股量只为25%，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股东无法实施具有真正管治力的敌意行动。
但是报告也指出，目前香港单一家庭股权集中的情况正在不断改善。截至2001年5月，由机构控股的企业占香港证券市场市值的26%，比起1987年的12%大幅上升；反之，由家族控制的公司的比重，则由1987年的37%下降到34%。对于香港企业股权结构的未来变化趋势，报告指出，随着香港强积金计划的推广和普及以及愈来愈多中国企业在港上市，家族控股的情况会继续改善。
五、小结
综上所述，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方面的背景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发展程度的资本市场；又由于各国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影响不同，因而导致了两国不同的融资方式和不同的企业行为，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股权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