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去饭店看望一位发了财的朋友,中午他请我在饭店“随便吃点儿什么”。不想饭店小姐送上账单,几碟小菜,两碗清汤,竟收费近千元!我愕然失色,朋友却不在意地说,光汤就400元一碗呢!我后悔不迭,不该一口气喝光那汤,以至没有品出任何特殊的滋味儿。
从饭店出来,我想起了那张鸡蛋饼。
因长年供职于文化单位,迎来送往、宾朋相聚是少不了的,但每当吃完中西大菜,心中总不平衡,痛惜那动辄千元的餐费,便下意识地想起那张鸡蛋饼,觉得无论是澳洲龙虾,还是清蒸盘龙鳝,都远不如那张鸡蛋饼余香满口,令人难以释怀。
其实,那是一张极普通的鸡蛋饼。
我五六岁时,正赶上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长大后才知道,那一年中国的有些省份有饿死人的,相对于他们,我还是极幸运的,但也深刻领教了什么叫做饥饿:每次做饭,年迈的爷爷都要拿秤称,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两个小窝头吃下去,根本就驱赶不走饥饿的感觉。记得当时最令我乐之不疲的就是:帮爷爷挑米中的稗子,因为间或有一些没有去壳的稻粒儿,攒到一小酒盅,我即可去皮蒸出一小碗米饭独自享用。至于零食,除了春节配给每人的一小包已有霉味的葵花籽和一小包花生外,记忆中竟是一片空白。所以,父亲在房门口种下的一株向日葵便凝聚了我的全部企盼。从破土时的幼苗一直到长出果盘,我浇水、施肥,关注着它的每一点微小的变化,随着那黄色花盘的绽开,我开始“设计”果实成熟后的“分配方案”,暗自品味着葵花子的香甜。
一位哲人说“生命是在不断地希望中延伸”,诚如斯言。如果没有了希望,人生便失去了太阳。尽管由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这希望便也迥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无论是谁,无论他的生存状态多么艰难,希望总是引导他行进的火炬,总是触发他快乐的源泉。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的“希望”受到了威胁!
那天晌午,午睡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叶片晃动发出的声响惊醒。我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顾不得穿鞋便跑出屋外。果然,一个我不认识的乡下小孩儿正用双手攥住向日葵秆儿起劲儿地摇晃。
“住手!不许晃!”我紧跑几步,冲上去掰他的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本能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而我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说,初谙世事的我还无法对眼前的事态做出“理性”的判断—他比我高大,比我蛮悍,我的制止很可能苍白而无力。果然,他不但没有松手,还抬腿一脚,正好踢中了我的下腹,巨痛使我“哇”地哭出声来,捂着小腹蹲在了地上。
首先跑出房门的是隔壁的张姥姥。她见状先上去打了那个乡下小孩儿一巴掌,“呦,我的小冤家儿,刚进家门你就给我惹祸!”随后过来搀扶我,见我仍啼哭不止,又返身跑回屋里,拿出了一只红皮鸡蛋往我手里塞。泪眼朦胧中,我看清了那只鸡蛋,在那贫瘠的岁月,在当时饥饿的企盼中,鸡蛋之于我,实在太奢侈,太昂贵,太可望而不可及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攥住那只鸡蛋,而是听凭它顺着我的手心滑落,掉在地上,“啪”地一声,碎了。
接着跑出屋门的姐姐看到了这一幕。她顾不得抚慰我,而是回屋取了小碗和铲子,一点一点地把摔碎的鸡蛋铲起,好在地面已被踩得坚实,蛋清才没有完全渗透进去。
姐姐当时正读小学,还不善于和别人“理论”,在张姥姥一迭声的道歉声中,拉起我回到了屋里。父母上班了,爷爷正在沉睡,姐姐便打开面缸,用铲子在缸壁上使劲地刮着,铲子发出一声声尖利刺耳的声响,好一会儿,姐姐终于从已经空了的面缸里刮出一捧残存的面粉,把它和鸡蛋搅拌在一起,加上水,摊了一张鸡蛋饼。
于是,我吃了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张鸡蛋饼。
长大后,幼时的许多记忆都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不留一丝痕迹,唯独这张鸡蛋饼不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特别是这些年,生计愈发好过的时候,这张鸡蛋饼似乎便成了一个“结”,缠绕在我情感的链条上挥之不去,它似乎已经成了我幼年生活的一个符号,滋养我生命的一份养料。正因为有了它的滋养,我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中,才能够不追求奢侈,不羡慕豪华;才能够在生活的多重挤压下,使生命坚韧而富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