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算起来30年过去了，我心中一直有个遗憾：多次去过大同云冈石窟，却从来没能了解有关它的更多知识，也许是太忙，再就是习惯使我在用哪方面知识时才去突击。但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把大同的云冈石窟好好了解一番。
这桩心事还是1973年埋藏下来的。那时，我已经在山西插队5年了。1971年“9·13”，发生了党的副主席林彪出逃并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事件，这个事件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不亚于原子弹在心头爆炸，进而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所谓的“反修防修”真是通往光明的必由之路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走“五七道路”真的能强国富民吗？“文革”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如果诸多的治国方略都难以经受住“为什么”的考问，那么，你还有什么必要可悲地坚守根本就没人前来攻打的阵地呢？是不甘于继续受愚弄的心思，让我们开始挖掘自身的潜能。既然谁也靠不住，那就靠自己吧。那年春节，返京过年的插队学生反复聚会，交流“觉醒”的经验并且开始要逃离城市那无休止地鼓吹“战略部署”的高音喇叭，也要摆脱农村那十分原始的劳作与束缚。而在全国各城市游走，见识见识祖国的大好河山，自然是活力四射的年轻人的首选。也许我们几位属于先知先觉的知识青年，突然感受到自己被驱使的荒唐途径是如此低劣，于是突然产生了怀古之幽情。时间反正有的是—插队学生嘛，农村里没你们那一两个狗屁不顶的劳力没啥，照样春种秋收，该分多少工分、该分多少口粮，跟你们在不在没啥两样。所以我们可以想在村里待就待、想离开就离开。
这年的早春。我和同村插队好友郑光召（后来的山西专业作家郑义），还有我的另一个邻居，一行3人从北京出发，路线是早就商定的：先去大同看云冈石窟，再去北岳恒山，然后去浑源县的悬空寺，再去五台山，再去太原的晋祠，然后分手，光召和我回坐落在太行山上的窑子头公社的大坪村，那位邻居则返回北京。
在料峭春寒中，我们在各自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大同火车站。记得那是个深夜，到处都是灰蒙蒙雾霭，地面上盖着一层黑色的煤屑。空旷的大街上人迹寥寥，只是从冷寂破败的街道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天色已晚，我们在车站小饭铺里随便吃了点面条就在车站的大木椅子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一边打听路一边朝武周山走去。那时候不知道累，说说笑笑中就来到破败的云冈石窟面前。这里不像北京那些著名的寺庙都驻扎着军队，而是极端的冷落荒凉，给人的印象是根本就不见人的踪迹。进门时那片显然在过去是相当辉煌的建筑，如今极其破败荒芜。这一点倒是与北京的各大名胜相同。当然啦，根本就没门票收售的问题存在。毕竟，“文革”中已经关闭了公园，人们已经除了投身到“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其他一切都属于“封资修”了，均属被涤荡之列。所以，前来这里游玩的我们，总是在当地民众怪异的目光中接受洗礼。
出发前，我翻看了一本很老旧的中国地图册。那是一本挺厚的老地图册。上边有中国各省市名胜的详细介绍。我还记得去太谷插队前，翻看它时，得知太谷是孔祥熙的老家，记得还说太谷是“屋舍俨然”，“食馍饮琼”，“经商者多”，“大烟枪多”……至于大同云冈石窟，介绍得当然也只是大致的轮廓：位于大同市西十六公里的武周山南麓。东西绵延一公里，为全国石窟之冠。也是研究我国雕刻、建筑等方面的博物馆。远在1500多年前，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建造出如此雄伟而精美的石窟群，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惊人的创造才能……原以为能在这里通过石碑或一些文字记载，了解到更多的知识，但是，根本没有。其实我们当时的期望值也并不高。按照当年流行的观念，哪个名胜古迹不被列入“四旧”的行列呀！伟大领袖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那是何等深入人心的口号呀。
其实在此前，北京众多的名胜古迹都留下过我们结伴而游的足迹。最多的当然是长城。每当大雪纷飞时，我们就招呼上一帮同学，直奔清华园火车站，搭上火车就走。那是“停课闹革命”时期，上火车根本就不买票，来查票了，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红卫兵小将，没钱！人多势众，验票的工作人员也不敢惹，男男女女的同学吵吵嚷嚷地在居庸关车站下车。下车先看看詹天佑的铜像，还会有同学论证一番詹天佑像该不该被推倒—他算不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云云。当然也没人付诸行动。然后再到长城上体会一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雄浑景致。再如上方山云水洞、鸠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等，都是我们神游的绝妙去处。有时是当天往返，有时则背个小小的行囊，徒步前往，随便在野地或农舍里忍上一宿。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留下的痕迹。遭到破坏的地方，一般都经历过这样的步骤：先是红卫兵小将将佛像、神龛砸毁，将香炉以及供佛的一应用具都当“牛鬼蛇神”扫地出门，砸个稀巴烂。上山来踏青或野游的“逍遥派”前来寻幽访古的还真是不多，但来了就破坏则是众人的通病。那时交通不便，也没有饭馆之类的商店，所以，前往者一般都是在破庙前野炊烧饭，晚上则龟缩在破庙里。烧饭的柴草或是找些干枯的树枝，再就是将破庙的门窗踹下，点燃篝火，就聊上一夜……事后，就留下一片狼藉的景观。
但是云冈石窟似乎没有新近破坏的痕迹，看上去就像是已经遭到上百年的冷落了。而且除了我们三人，就再没人前来光顾。踏在吱吱呀呀作响的楼梯踏板攀高时，还必须拂去经年尘封的蛛网。手使劲地抓住那很陡同时又摇摇欲坠的楼梯木扶手，生怕它突然坍塌。光线黯淡，室内的佛像肃穆无声，只有突然被惊起的蝙蝠，突然间发出被打扰的不满的怪声，以及急速周旋的掠影。
说实话，我们看不懂云冈石窟的一切。北魏王朝为什么在一千多年前开凿这样的石窟？为什么选择大同的武州山（如今叫武周山）？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如此栩栩如生，那些千年的色彩如此斑驳而又如此鲜艳不退，那些错落无致的涵洞，有的落在地面，有的开凿在半山腰，有的巨大，有的则小如斗室—是随意开凿还是起始时就具有蓝图？到底是什么人、多少人在这里、历时多少年才完成的呢？是民间自发的呢还是帝王或乡绅凭借权势下令的？而且各个洞窟都不见碑文，这也是很奇怪的事儿。按照我们对名山大川粗浅的认识，虽然到处在破“四旧”，但总会在名胜的残墙断桓之内外，会有断碑上的文字可以在荒草中让你在凄风苦雨中念诵。而这里，竟然根本就看不见任何文字的介绍。只是在斑驳、赤裸而且风化得很厉害的岩壁上，疑似刻有“第×窟”的字迹。根据种种破败的迹象我判定，这大同的云冈石窟，所遭浩劫大约并非从“文革”始……
这里佛像的雕凿艺术也让我震惊。真的，它比我去过的众多庙宇里的塑像要大气多了。那些庙宇中的佛塑，大多出自匠人之手，往往流露出众多败笔。而这里，无论佛像的造型、气质、乃至其中的细部，都是一丝不苟的。能感觉到凡在这里从事开凿者，若非大师一级的人物，是不可能涉足的。但是是这样吗？还有那些石窟门面上巨大的石笋——就叫它石柱吧，它们都是这山岩整体的一部分，一根根地支撑着石窟宽广的室内空间—我在村里跟石匠干过活计，知道将大山开凿出点模样需要付出怎样的血汗。眼前的一切实在让我震惊得目瞪口呆。尽管没有任何文字介绍任何有关石窟及大佛，但它那雄浑的气势和无声的辉煌，还是让我十分震撼。那就还是用“文革”中很流行的话吧—“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建造出如此雄伟而精美的石窟群，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惊人的创造才能。”
是呀，1500年前雕刻在石头上的艺术，何等非凡呀！
仅仅是带着这样的粗糙的观感，我们就奔赴浑源县去看北岳恒山和悬空寺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秋季，周恩来总理便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了云冈石窟大佛。
看到这条消息，尽管我们为自己“早了一步”而颇有些得意，但是，有关云冈大佛的更多的知识，我们依然毫不知晓。报上对它的介绍大约也是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也相当有限。以后多年，曾有几次被当做上宾邀请前往云冈石窟参观，自然是免收门票并享受专业人员相当专业的讲解。而此时，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云冈石窟，已是修葺一新。最初我们攀登的那个破败的楼阁，高层已经被铁将军牢牢锁住，一般游客是不许入内参观的。可我们照例能享受特权，被专门人员打开并详细地介绍一番。但心情总是不像当年自己扒车时徒步来到这个无人光顾的石窟的心情一样，那时受到的冲击和感受要强烈得多。也许是处于这样的心情，每次来参观云冈石窟，尽管那些专业人士讲解得很是精彩，却还是没能进入自己的脑海里形成理念。所以，当很多朋友谈起云冈石窟时，我顶多很自豪地讲一讲自己当年的经历。如果让咱说说石窟的子卯寅丑，那绝对是除了露怯就是露怯。
但是对云冈石窟这么伟大的奇迹没能深入了解的遗憾一直留存在心里。
二
去年岁末的一次文友聚会时，遇见了山西作协副主席聂文贵，席间谈到我在山西插队也谈到去云冈石窟的老事儿，于是以“老乡”相称。他送我一本大作《雕刻在石头上的王国》。回家一翻看，立即被本书的学术氛围及作者广博的知识面所吸引，竟一口气从头读到尾，有很多地方还画了记号，准备做笔记。读着它，我就心说：它简直就是一部有关云冈石窟的百科全书！
一下子，我关于云冈石窟的所有空白，都被聂文贵娓娓道来的优美文字填满了！
聂文贵不是想当然地说，而是有根有据地旁征博引。请看这段文字—
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十寺之外，西至悬空寺，在焦山之东，远及一舍，皆有龛像。……此寺之建，肇于神瑞，终乎正光，凡七帝，历百一十一年。……叠嶂峥嵘而西去，长河浩渺以东来。岚影相连，波声不断，势壮京邑，润分林毅。岂特国家之宝，抑亦仙圣之宅！此则形势之大略也。峰峦后拥，龛室前开，广者容三千人，高者至三十丈。三十二瑞相，巍乎当阳；千百亿化身，森然在目。烟霞供宝座之色，日月助玉毫之辉；神龙天矫以飞动，灵兽雍容而助武。色楯连延，则天皇弥勒之宫；层檐竦峙，则地通多宝之塔。以至八部之眷属，诸经之因地，妙笔不能同其变，辩口不能谈其目，巧力不能计其数。况若神游于鹫岭，宛如身诣于耆，此则制底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珍禽时聚，毒虫屏迹。此则灵感之大略也……《尔雅》云：“石山戴土，谓之崔嵬。”此山外积黄壤，中含翠石，高卑莫测，厚薄难知。然而良工预为其制，群匠争奋其力……虽大禹之凿龙门，六丁之开蜀道，不过摧其顽险，务于通达而已，方之于此，未足为难，倘非诚心一发，圣力潜扶，安能至是哉？……呜呼，青鸳肇于西域，徒见其名；白马兴于中土，景隳其志。未如此寺殊功圣迹，亘古今而常存者也。
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功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久同，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上以为室，即石以成像。
哦，多美的古散文！
当然，这并非聂文贵所写。但是他引其出处确让我佩服。据他介绍，以上文字出自《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人们常以《金碑》简称，是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1947年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时，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并校注的。聂文贵“珍然录其一节，以略窥云冈的来龙去脉、旧日景致。”即使我去国家图书馆检索，恐怕也不能将这些文字顺手拈来。但聂文贵却画龙点睛地在开篇就介绍出来了。不能不说这些材料都早已烂熟于胸，让我在欣赏之余还萌生了些许敬意。
再如各石窟的风格以及雕凿的年代及背景资料，都有详细的考证。于是，石佛、石窟就都有了生命，仿佛那些居住在大大小小的岩洞里的风格各异的石佛都活动起来，从阅读中你能感到，这个王国真是充满了生命！
原来，北魏兴盛佛教。“连臣民庶人也有资格‘拟状金石’，‘随像拟仪’”，为自己造像塑身。文中引用资料介绍，“太和十九年，有七女为其夫及儿女造三躯释迦牟尼佛像”。而在“第11窟东壁上面有一方石刻题志，是太和七年，54位善男信女慷慨解囊，上为孝文帝、文明冯太后、七世父母，下给亲朋邻友、‘同邑诸人’祈福而‘敬造石厝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的事迹载录。第17窟明窗东侧，也有一小处摩壁阴刻，镌于一组三像龛下，是一位法号为惠定的比丘尼，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筹钱出力，造释迦、多宝、弥勒三像，惟愿以此功德，福泽‘无边众生’的拳拳心曲。”
只这几个例子，便活脱地勾勒出北魏兴佛的热闹程度。难怪有云冈石窟呢！特别是到了“兴安春日，北魏平城永安殿，文成帝亲谕圣旨：凿石造佛，如我帝身”。于是，“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于是，大佛的一颦一笑、莲花的一舒一展、飞天的一屈一伸、琵琶的一弹一拨，就在凿凿琢琢、平平仄仄的节奏和韵律中，深入浅出地清晰起来，明亮起来，生动起来。或“石含玉润，鉴照映彻”，或“麟甲飞动，每天欲雨”，或“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或“婵娟春媚，云雾轻笼”，或“庄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或“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雨急”，并以“生机盎然的光芒，照耀脚下春来秋往的土地、头顶上斗转星移的天空，还有身边流动不息的风。”
也许我引用的聂文太多了。但是怎么办呢？因为我找不出别的字句能更准确地描述云冈石窟呀。聂文贵真是将云冈石窟吃透了，他真的把这个王国写活了！
“凿石造佛，如我帝身”！于是，一些重要的佛像就都有出处了。如文成帝自作“模特”，对统帅雕造石像工程的师贤面授机宜，密约在先。于是，“石像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
再如北魏太武帝“灭佛”与文成帝“兴佛”的历史，“昙耀五窟”跌宕起伏的生死故事……书中都有相当翔实的披露。
顺手拈来这样一段话：“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境内，是北魏时代佛教美术的大制作。但到了千余年后的近代，仅见于传记，中国人皆不知其所在。……1903年，始由日本人伊东忠太在山西境内发现其实物。其后经法国美术家沙畹的研究、解说、图解，并广为介绍，就闻名于世界，而为东洋最大的艺术”。此话是谁说的呢？丰子恺！聂文贵连漫画家关于云冈石窟的言论都搜索到了！学问做到如此地步，不能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总之，与云冈石窟相关的任何文献，聂文贵都了如指掌，而且触类旁通—这功夫绝非一蹴而就的，显然他是下了大的工夫了。果然，在书中他这样说：“欲将历代抒写云冈石窟的诗歌、散文、论文、碑碣，分门别类地作一发掘整理，并冠以‘云冈学丛书’。孰料，竟被一个现象所迷惑——如此一座浩然奇伟的历史文化遗存，却被忽略于北魏以降历朝的视野之外，端的是好生奇怪。”一系列谜团更激发了他“穷经”求索的意志！为解开这些千年谜团，不但翻阅大量古今史料，而且整理了相当可观的有关云冈石窟的民间传说！进而一发不可收地“链接”到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建筑学、雕塑艺术，甚至人类学、种族学……真是庞大得非同一般！
哦，原来，云冈石窟一直被忽略着！难怪丰子恺这样说，难怪清初浙西词派的创始人朱彝尊游云冈吟诗道：“城晚角声通雁塞，关寒马色上龙堆。故园望断江村里，愁说梅花细细开。”他“睹石佛之怪伟，退而作”《云冈石佛记》。文中有讥讽拓跋氏开凿云冈：“自谓极天下之智慧，不知其陷于至愚也。”（引自聂书）怎么叫“至愚”？是不是有大汉族主义情绪在作祟？这里当然有复杂的历史和民族情节在里面，当然也说明：面对有着1500年沧桑的云冈石窟这样伟大艺术，应该说，绝非是30年前我个人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遗憾，而应该是历史的也是整个民族的“跨世纪”的遗憾啊！
而聂文贵《雕刻在石头上的王国》一书，却为弥合这个遗憾，开了个很好的头。
真的，这是一部值得认真拜读的书。古典诗词、中外古今名家大师那些深邃而富有哲理的人生与艺术的对话，妙语如珠，启迪心智！而云冈石窟及万千佛雕、北魏王朝、拓跋鲜卑、族群融合的历史，栩栩如生，相当质感地再现了！
所以我说，这是一部有关云冈石窟的百科全书！是“底蕴厚重、思考深彻、想象辽阔、笔调诗意、文学性、思想性、学术性、史料性、鉴赏性熔为一炉的五彩火焰”。
当然，在我看来，聂文贵也有些对云冈大佛痴迷过分之处，而这些更表现出聂文贵对大佛的赤子之心。如下句话：“在云冈大佛面前，《大卫》、《思想者》、《维纳斯》显然不可同日而语，那一度曾经传得有点神乎其神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更显得微不足道、渺如草芥了。”我以为，世间有些东西是不能随手拿来就相比的。特别是那些都属于一方神圣的“实物”，它们同样是人类伟大灵魂的延伸，在它们面前，充满敬畏地渴求灵感、顶礼膜拜，而不是在比较中“挤对”一方。这才是人间正道。
但是面对本书的作者、一直生活在云冈大佛的庇护下的聂文贵，一定要原谅他。在他的赤诚面前，他所表现的价值取向，绝不会因此而有所折损，相反，更应值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