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包括泉州、漳州、兴化，这个地区通常叫做闽南；而闽南作为一个地区，只是一个概念，是由人定的（人来界定的）。其实所有地区，都没有固定的范围，只是用一个概念来界定，因为某些原因，把这个空间集合起来，这便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东西。空间的概念是可以改的，而我研究的正是这样的泉州。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泉州经济较为落后，但近年发展很快，到处都有建设和拆卸工程。在1980年，泉州的交通并不是十分方便，船只不能靠近，码头亦不能上岸，也没有通火车，只能靠由公路过去。
围绕繁荣、区域、制度三大主题分析城市
我对泉州城市的历史研究，主要围绕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也在书名上反映了出来，包括繁荣（Prosperity）、区域（Region）和制度（Institution）。
一个地方的经济搞得好，就会“繁荣”。在研究繁荣时，一定要由一个特定的地方和时间出发，因为有了空间，才会有数据去阐述繁荣的状况；到底城市是不是繁荣，不可以离开空间去陈述；因此“区域”是研究的主题。
而经济的表现，亦必须顾及一般的市场供求和技术的因素。因为市场供求是一定存在的，而有了科技，就会有生产和生产力。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制度。制度现时习用的叫法是“体制”，一个市场一定有体制，没有体制是不能运行的。但经济的表现或者繁荣，不单单是因为市场的供求或者生产力和科技的出现。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却未能完全解释为何城市一定会出现繁荣。
繁荣除了要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外，尚须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因为繁荣只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不会永远存在，经济一定有起有落。这三个主题，就是我想在书内探讨的。
要探讨这三个主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例如以数学模型计算，完全不用看任何世界上的现实例子，已经可以得出很多结果；大家亦可以从现有的很多理论去推演。至于第三种的可能做法，就是看看现实世界有什么例子。现实世界的例子往往是独特的、观察所得的，但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因为案例并不是统计，只是个别的例子，往往是没有代表性的。
就10—14世纪的历史而言，泉州绝对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并没有代表性；就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或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样，都是独特的例子，不能用来说明整个国家的状况。换言之，我们不能说因为泉州是这个形式，所以广州，甚至苏州、成都也一定是同样的形式。
在泉州这个实例中，时间是10—14世纪。泉州从946年开始有一个独立的政权。宋朝的开始是960年，中间相差了十多年，也就是说当时属于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是分裂的，指的是北方的政权，而在南方就有十国，在十国当中，其中一国称为闽国，但泉州却并不一定属于闽国，我们只知道它位于闽南地方，在今天泉州、漳州的位置。泉州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有时会和闽国开战，有时又会向北方的国家进贡，所以是一个十分独立的地方。
而在这段时间的前后，泉州在中西交流史上颇有影响。当时的泉州有三大特色：第一，是进行对外的贸易，主要是海上的贸易，通过船做航运。第二，是充满外来文化，当时泉州的居民，当中很多人接受外国文化，使得泉州成为国际化的地方。第三，当地有许多外国人居住。
因此泉州在当时中国是一定没有代表性的，没有城市跟它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广州会接近一点。
经济表现好才会有繁荣，然而一个地方的繁荣是没有永远的，一定是有起有落的，所以当中有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存在。“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有没有一个模式或者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它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模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流行，但到了80年代已经少有人应用及讨论了。
“经济发展模式”对我来说，仍然有参考价值，因为任何一个模式都只是想说明经济的发展有起有落，当中提及有特定的形态，而我就是用了这个形态去分析泉州在这四个世纪中的经济表现。其分期又十分重要，因为经济有起有落。繁荣亦不可能突然发生，之前一定会有一些原因出现，推动繁荣的产生，所以我的研究是要观察泉州在不同的阶段，何者属于繁荣的时期，何者不属于繁荣的时期？最终希望去讨论的，是繁荣到底是什么，繁荣的意义何在？
以下我们在阐述泉州400年来的经济发展时，将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并比较各阶段的繁荣有何异同，而在我的书内，更会以和繁荣、区域和制度三个主题相关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去做深入的分析。
由繁荣角度分析泉州
繁荣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是“跨行业式”的，繁荣不只限于某一个行业，不是一枝独秀，不同的行业都可以分享到繁荣，是比较平衡的。至于没有那么平衡的，就名之为“垄断式”，指繁荣集中在少数人和一两个行业中。在这两个模式下，城市都可以出现看上去很繁荣的现象，但性质就很不同。
我在书内亦讨论到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变动的过程，经济繁荣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动力，而动力又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政治和政府。政治和政府是不一样的，但是有密切的关系，但那又跟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要讨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首先要知道“认同政治”。说到泉州的“认同政治”，背后有个人名叫蒲寿庚，是外国人。在13世纪，泉州的这个外国人蒲寿庚非常重要，重要到连一些历史学家都会认为南宋的灭亡是由他造成的，不过我本人并不十分同意此说法。有相当多的中国和日本的宋代历史学家，都相信蒲寿庚是影响宋代灭亡的人，完全可以说他是泉州“认同政治”或“认同经济”的代表人物。蒲寿庚是阿拉伯人，蒲就是阿拉伯的姓氏，他当时担任泉州的市舶使，即主持海关工作的海关关长。
由区域角度分析泉州
我书内亦以“空间的表现”对泉州的繁荣进行分析，其中运用了“中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其实中地理论是研究德国的市场聚落、零售之类的学问。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位名叫施坚雅的学者，将此套理论应用在中国，分析中国的城和镇的分布原则，用中地理论对零售、市场推广、市场聚落做出了很多的分析，例如中国的镇叫做市镇，这里的“市”就是市场聚落的意思，我用了他的模式，来分析泉州的空间问题。
此外，我在书内亦从地域角度去展现出泉州的经济表现，以反映泉州的城市管治形态，人口结构的分布，等等。
在空间上我亦运用了“内部整合区域”来分析泉州。我说闽南是一个概念，并做了界定——闽南内部有很多紧密的联系，这种内部的紧密联系反映出来的，就是我讲的跨行业式的繁荣。
在泉州兴起之前广州已经有了1 000年的海外贸易，不过不同的是，广州的海外贸易是安坐在一个城市内进行的，很少人从事航海工作，所以贸易与从事生产的行业，并没有一个切实的联系。而泉州则不同，贸易和生产有内部的紧密联系。在前面提及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及在“空间”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泉州的海上对外贸易，对当地的生产造成巨大的影响，使其产品主要以外销为主。
由制度角度分析泉州
分析泉州的繁荣，亦可以由制度的角度出发。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诺斯倡议的“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一时，原因在于当时香港即将回归，而整个世界在90年代亦开始全球一体化。到了90年代中后期，比较重要的变化，要算是俄罗斯、东亚和东欧的转型经济，其实不止这几个地区，很多南美的国家都在转型，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在变化，俄罗斯就从美国引进了体制改革，而当时不少其他的理论，在放到现实世界实行时，首先问的就是“体制”，究竟经济要用什么体制？要转的时候要怎样去转？
在9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有兴趣研究体制的问题。除了诺斯提出的模式，在“新制度经济学”内，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学说，特别是很多人讲转型，不过我却特别喜欢诺斯的观点，原因在于他最讲历史。诺斯的理论，用了很多历史论证，并不是用数学模型。
诺斯说所有经济，尤其是市场和商业的运作，当中有两套重要的概念——其实不止两套，不过我只想先说这两套——就是体制有“正式体制”及“非正式体制”两种。
“正式体制”指法律框架，如果没有法律框架，如何和别人做生意？在法律上要有保障，但仅有法律的保障足够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就有“非正式体制”的出现，当中包括许多别的东西，如价值观、经商文化、行为规范、惯例，等等。
“正式体制”是国家的，法律由国家而来。有没有一些体制和规范不是国家的？有，就是黑社会。黑社会也有体制，但就不是法律。“正式体制”和“非正式体制”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制度脉络。
其实所有的商业和经济活动，都是在“正式体制”和“非正式体制”内进行的，而在不同的社会或年代，两者的配对会有所不同，亦会改变。
由于体制是死的，所以体制的实施特征就非常要紧。如果一个国家有法律，而且有很多条例，但却没有人去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的话，就要靠“非正式体制”去规范了。如果没有法律，就不能执行，也没有司法的问题了。
当有法律时，第二个问题就要问：有没有执法？如果这个地方都相信人应该诚实，就只是一句空言，在没有人去执行的时候，就算去骗人了也不会被责罚，那执法就做得不好了。如果将法律放在道德伦理上，却没有人或者机制去执行，就不会有效率，还会产生不少问题。
以上提过多种分析的模式和角度，它们和经济的关系就体现在交易成本上。如果有东西可以令交易成本降低，或者有人推行一些新方法，法律也好，其他什么也好，令交易成本降低，理论上人们就会有多一些的诱因，令经济发展更好，效率更高。
这个效率会影响做生意的人，有人出来争取这些机会，然后通过各种类形的组织去营商，例如公司或者行号之类，无论是否有法律规定的形制，都会出现某种商业上的行为组织，全球各地都一样，我们将其称之为体制。
泉州的跨行业式繁荣与垄断式繁荣
泉州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阶段是这样的：
在第一个阶段，泉州的经济开始起飞，而起飞最主要是靠转口贸易。泉州的贸易活动，主要是靠当地政府推动的。因为泉州有军队驻守，那些军阀是没有钱的，要养活整支军队的话，就要想办法赚钱，所以就鼓励贸易。
在10世纪时，泉州并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天然资源不足，虽能出产优质瓷器，却要面对强大的国内竞争，在进行外贸时，又要与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竞争。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最初只能靠政府推动贸易，例如派人出去鼓励商人来做转口贸易的生意，由官商合作推动，结果经济就开始起飞，此举可称之为施政创造繁荣。
第二个阶段，是泉州经济最好的时期，而且属于“跨行业式”的繁荣模式。由于贸易往来日渐频繁，以往由于泉州没有海关，做贸易就要到广州登记出口，一来一回非常麻烦，亦耗费时间。到了1087年，当地政府终于争取到在泉州成立“市舶司”（海关），节省了出口所需的成本和时间，进一步带动泉州的贸易商业发展，泉州的转口生意亦因此越做越大了。
不少当地的物产，包括农作物、瓷器，甚至宋朝禁止国内贸易的酒类，都经过商品化后出口。稻米和糯米本身是粮食，在商品化过程中，可以用来做酒，因为做酒的价值比卖米高。然而，宋朝是禁止国内酒类贸易的，例如不可以将泉州的酒贩卖到浙江去——国内贸易是犯法的，但用来出口就可以。其他类似的农产品，还有糖和蔗糖。
至于瓷器，泉州的出品是相当优质的。在日本福冈的博物馆有宋元时期泉州出产的陶瓷展出，数量相当多，是在福冈市建地下铁时挖出来的，可见当时泉州很多货品都运去了日本。
在经济发展繁荣时，就需要有相关行业的支持和控制，即行业分工开始出现，并且还横跨了很多的行业。随着贸易生意发展的需要，对交通的需求亦越来越大，当时泉州就建立了很多交通的网络，特别是桥梁的建设。福建的河流全部都由西向东流的，如果要进行南北的沟通时，就需要起桥梁了。所以当时起桥的数目，反映了经济的发达程度。起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造福人群，第二是有经济意义。泉州对桥梁交通的建设，对繁荣亦起着很大的商业化作用。
做生意需要用货币做交易，因此货币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时宋朝已有纸币。现在纸币由印刷机印出来，宋朝没有印刷机，但却有印刷术。当时的印刷术本来是印佛经的，然后就用来印纸币。后来由于纸币印得很快很多，所以也出了很多问题。
踏入第三个阶段，泉州经济就开始衰落了。经济衰退是有很多原因的，例如市场调整，本来出口去东南亚的某个地方，岂料当地市场有变动，令商人大失预算了。然而，这是需求与供应的问题。海外市场的供需变动，我认为不重要，因为这个市场需求降低了，另一个市场就会发展起来，因此这不是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我认为泉州的衰落与其财政负担有关。
宋朝面对众多的外族敌人，如果皇族成员都全部住在首都临安，金人一旦南下，就会很易全族覆没。为了分散战争风险，宋室将皇族成员分成两批，一批搬去泉州，另一批就去了福州，由地方政府照顾皇族成员的生活所需。
第一批搬过去的，只有百多人，但是几百年后，人口繁衍，对地方财政而言，就是沉重的负担了，所以被迫抽重税。而由于税收重，商人纷纷迁走，留下的商人却又因此要承担更重的税项，产生了恶性循环。所以突然之间，泉州在经济上出现了很多问题。
此外，由于物产过度商品化，例如种植了过多的经济作物，令生产过剩，只要市场有任何风吹草动的变化，就会衍生许多问题。在很多负面因素相加起来的时候，泉州的经济就逐渐步向衰落了。
然而，经济衰退不代表没有富户存在。经济变差时，人们就会发觉如果拥有政治的权力，对本身的发展大有帮助。例如当地政府收税的时候，一般人都不能幸免，如果本身就是官，当然可以拥有特权；因此不少商人开始在当地政府争取政治影响力，这个阶段当地人回来做官，比之前的阶段多了很多，也进占了一些重要的职位，令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
泉州商人从政当官的代表人物，要算是蒲寿庚了。蒲寿庚是泉州市舶使，来自阿拉伯人家族——一个很强的华洋政治势力集团，控制了泉州的地方军，也等于控制了泉州。
在宋代末年时，泉州的地方驻军，最精锐的就是禁军，也即是保护当地皇族的御林军。长期在泉州落户后，御林军就变成了当地人，后来由兵士到将领，全部都变成了蒲寿庚集团的成员。蒙古大军南下的时候，整支军队便投降，转了旗号，变成了蒙古军。从他们的旗号就能把他们辨认出来，当到元朝末期的时候，又是这支军队将当地的外国人，尤其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等的势力铲除。
在第四个阶段，泉州由衰落又再复兴繁荣，然而当时的繁荣属于“垄断式”的，主要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少数本地人垄断了当地的经济，所以就造成了结构上的矛盾。
分析泉州繁荣历史对管理人的启示
首先，国家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国家的政策是什么？就是国家权力。我们要了解，到底什么是国家权力？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权力？我们要先将国家权力做一个分析。而国家政策是否可以执行，亦有很大的影响，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实践，另外亦存在很多体制上的转变；而很多体制的转变，其实是有人去推动的。
举个例子：新儒家也就是理学家，他们所做的事，其实是有助体制的。例如当时有些儒家学者写故事，说泉州的商人去到外国，做到童叟无欺，令那些外国人十分佩服，称赞他很有道德，目的其实是宣扬儒家的教化。儒家学者推广诚信，并不是预备给去做生意的人的，但是推广诚信，却对经济的体制有好处。
前面提过诺斯的体制学说，但我并不是把它们全套照搬地应用，因为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提及“空间”的问题。此外，他的学说内的分析，都是讲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说美国的、英国的、西班牙的国民经济都可以，但在中国却是讲不通的，因为中国国内其实有很多的经济体系，是众数的。至于施坚雅的中地理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看到经济和体制两个范畴，所以要将他们两个的学说综合起来，可能才会令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
书中我还提到，可以用我对繁荣的观点，例如一个比较平衡的繁荣和一个“垄断式”的繁荣这两个不同的模式，观察一下改革开放的中国。
我们看看“正式体制”的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内地法律的改革力度很大，从立法的量来说，有人说是筑起一条新的万里长城。执法又是另一个问题，通过我的分析架构可以知道，不能只看法律，更要看后面的执法。而在“正式体制”以外，就要看“非正式体制”了，例如当地的人价值观，两者是配对的。
地域性的不均等就是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而地域性不均等的问题，是要从每个地区去考虑的，这个也就是我整个研究的路向。
在我的研究里，我提出了“海洋中国”，和我们一般看的中国不同——有人说我们是大陆国家，对海洋没有兴趣，对商业没有兴趣等。此外，有其他学者提出“文化中国”的说法，认为有一个中国，并不是用地理和空间去论述的，而是用文化去界定的。
对于空间识别，即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识别的特性，但经济繁荣又都是一个“个别空间的识别”。如果我们要了解内地的经济，以及现在香港的经济，我们应该怎样去了解呢？我们要通过怎样的学科知识去了解？如果你想知香港今日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去很多不同的学系上课。许多学系都在研究香港和香港的经济，每科都可以给你一些香港的经济知识，但都是片段的，如果你能将每个片段的学科知识组织起来，就可以由整体或多元的角度出发，去了解香港了。
至于我自己要如何了解香港呢？内地可以有一个周边去想，香港也可以。常常说香港很国际化，是大都会香港。但香港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国际城市呢？我认为不是。香港也有很本土的香港，无论国际或本土两者之间，都是香港。香港是众数——Hong Kongs，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巴黎也有另一个巴黎，纽约都有很多不同的纽约，其实香港都是，应该都有不同的想法。
香港的认同经济应该怎样去了解呢？对于香港的经济，我们应该怎样去界定？用什么数据去界定？或者香港经济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这么重要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都要思考一下。
但我们先要解决前面的问题，即香港是一个大都会香港，还是一个很本土的香港？香港的经济是一个很国际化的经济？或者是很本土的经济？归根究底是一个知识和认知的问题，然后我们要问知识是怎样来的？这个我们都要问。
最后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研究泉州和这些东西呢？在20世纪70年代我最关心中国经济现代化这个议题，为什么中国这么穷？为什么中国经济不可以现代化？然后就研究怎样才算是好的经济？我不是泉州人或者上海人，我是一个香港人，但是观察上海和泉州，对我都有启发，都是建基于我对香港的关心为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