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设想，或者我们认为我们设想，存在是为了填满虚无，并且虚无在逻辑上先于实有而存在：原始的实在——我们称为物质，精神或者上帝——于是会加入原始中，而这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我们不相信能设想一个会服从于秩序的混乱，并且这个混乱从理想上来说是先于秩序的，那么我们就不会思考为什么秩序会存在。因此，秩序是需要被解释的，而混乱是很明显、很直接的，它并不需要解释。而这就是我们可能要保留的观点，我们只是努力地去理解这句话。但是，我们试着去创造（很显然，我们只能通过思想才可能这样做）。随着我们不断扩大我们的意志，随着我们试着要重新接纳我们的思想，随着我们提高创造事物的努力时，这些伟大的问题就会退缩、减少、消失。因为我们感觉到一个意志，或者一个神造的思想，在其无边的现实中，自身是非常完满的；因为一个缺少秩序或者存在的观念可能仅仅只是轻轻掠过而已。绝对混乱的可能性的呈现，从更加虚无的角度来说，对现实而言，其实可能意味着，混乱可能完全不存在，而这则是其本质中不可调和的缺陷，
这个缺陷是很强的。
我们越是接近这个问题，那些围绕着人类的正常的、健康的疑问在我们看起来似乎就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让我们想想那个关上了一扇窗户的怀疑家，他关上之后又回去检查窗户关好了没有，然后又去检查，因此永无止境。如果我们向他询问他的动机，他会告诉我们每次他去更好地关上窗户时，有可能又重新打开了它。如果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就会理智地把这种行为的犹豫不决转化为以下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肯定，而且是确切地肯定，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但是真相是他的干涉能力其实是有害的，而这也正是他遭受的痛苦：他只有一半的意志要完成行为，而这就是为什么完成了的行为对他而言也只有一半的准确性。现在，这个人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能解决吗？很明显，我们不能解决，但是我们也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而这恰好是我们的优势。刚开始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比我们有更多的内容，因为他关上了一扇窗户，却另外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我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加在自己已经完成了的活儿中的问题，事实上代表的只是负面的东西；这样的问题既不多，也不少；这就是意志的不足。当我们重新将这些创造性的思想置于意义之中时，这些就是确确实实地产生在我们的伟大问题上的效果。随着我们不断地接近问题，它就渐渐接近于零，而这只是它与我们之间的间隔。于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幻想，他相信提出问题比不
提出问题更好。同样，我们可以想象装着半瓶酒的瓶子比满的瓶子里面的东西多，因为装满了的瓶子里面只有酒，而另一个瓶子里面既有酒，又有空气。
只要我们直觉地察觉到事实，那么我们的理智就可以重新挺直腰杆，改正别人的问题，并且聪明地说出自己的问题。理智接受了意见，它还提供了约束。就像潜水员会潜入到水底去触碰沉船一样，这只沉船是由飞行员在高空中指出来的，因此，淹没在概念中的理智会通过接触，分析地、一点一点地检查那些从综合的、超理智的视角来构建对象的事物。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警告，那么一个可能的幻想并不只是掠过而已，因为他的幻想也是他本质的一部分。从沉睡中惊醒，理智会去分析混乱的观念、虚无的观念，还有与它们类似的观念。理智会重新知道——这只是一瞬间的，幻想一出现就必须被驱赶——我们不可能取消一个安排，除非用另一个安排来替代它；我们不能提升物质，除非用另一种物质来替换它。“混乱”与“虚无”事实上指出的是存在、出现——是那些不能吸引我们的事物或者秩序的出现，这种出现会让我们的努力和注意力失望；正是我们的失望把这个人们称为缺席的东西称为出现。
从那以后，当说到所有秩序与事物的缺席时，即说到绝对的混乱与绝对的虚无时，我们其实说的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词语，因为一个取消不过是一个替代，这个替代只是面对着事物两面性中的一面，并且所有秩序与事物的取消将会是对非常特
别的一面的替换而已——这恰好与方的圆形的观念同时存在。
当哲学提到混沌与虚无的时候，它只不过是在秩序中加入思辨的元素——在绝对和空虚中加入所有的意义，以及所有有效的内容——两个为了实践而有的观念，这两个观念依赖于由物质或者秩序决定的范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秩序，也不是所有的物质。从那以后，秩序的起源，存在的起源，这两个问题会变成什么呢？这两个问题会逐渐消失，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存在和秩序看做“不速之客”，并因此把虚无和混乱看做可能或者至少是可接受的，那么这两个问题就没有了根基；它们就只是词语，只是观念的海市蜃楼。
只要理智坚持这个信念，只要它摆脱这个困扰，那么人类的思想立刻就能喘一口气了。它将不会再遇到那些阻碍其前进的问题了。a它会看到那些时不时出现的问题逐渐消失，例如，古老的怀疑主义和现代的批判主义。它同样可以很好地从康德a 当我们提到问题消失的灵魂状态的时候，我们当然只是为了解决那些让我们头晕目眩的问题，因为是这些问题让我们面对着空虚。其他的事物则是与生物有着差不多动物性的条件，生物不会提出任何问题；其他的事物差不多都是灵魂的半神圣状态，这个灵魂并不知道产生人为问题的诱因，这些人为的问题是通过人类弱点的一个结果而进行的。为了这个享有特权的思想，问题总是不断地涌现，但是又总是停住，在恰当的理智中，通过理智的对等物而产生了直觉。幻想不是分析性的，也不是不专心的，因为它不发表意见；但是如果它将要发表意见，那么它就是分析性的，不专心的；并且这两种对立的可能性，都是理智的秩序，在理智上相互抵消了，这是为了只把位置留给真正的直觉。在我们引用到的这两种情况中，是对混乱和虚无的观念的分析提供了理智主义者所幻想出来的理智性的对等物。
主义的哲学过渡到来自于康德哲学的“认识论”：它将不会在这些地方止步。《纯粹理性批判》的所有对象实际上都是在解释，一个确定的秩序是如何添加到那些被设想为不连贯的物质中的。
我们还知道它为了这个解释而付出的代价：人类的精神把自己的形式强加于一个不知道来自于哪里的“感知的多样性”，我们在事物中发现的秩序也将变成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秩序。这是为了让科学成为合法的，但仍然是与我们的认知技能相关的，是为了让形而上学不可能，因为除了科学之外不会再有知识了。
人类的精神也因此被流放到一个角落，就像一个被处罚的小学生，他为了转头能看到现实，就会进行辩护。没有什么更自然的事情了，我们注意到绝对混乱的观念是矛盾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我们用来表明两种不同秩序之间的精神摇摆的一个词语：因此，任何说混乱从逻辑上或者时间上先于秩序的假设都是荒谬的。康德主义的贡献就是发展了所有的结果，并以自己最系统的形式呈现了一个自然的幻想。但是，康德主义保留了这种幻想：它甚至就建立在这种幻想之上。让我们驱散幻想，通过科学与形而上学，我们可以立刻将绝对的知识还给人类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