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观念可能是清晰的，因为它向我们呈现的是我们已有的基本想法，而它只是简单地将这些想法按照一个新的顺序排列。于是我们的理智，在新事物中发现旧事物，它觉得自己处于知识之国，它感到舒适，它“明白”了。这个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清晰度、我们所寻找的清晰度，并且我们将会始终感谢带给我们这样清晰度的人。还有另一个清晰度，我们必须要忍受它，此外，久而久之它就不是必要的了。这就是一个关于全新的、绝对简单的观念的清晰，它或多或少地欺骗了直觉。
既然它没有组成部分，我们就不能用已经存在的元素重建它，此外，又因为轻松的理解在于用旧事物重建新事物，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它说成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让我们暂时接受它，让我们跟着它在我们知识的各个部分行走：我们看着它，它逐渐变模糊了，然后又变得清晰了。通过它，那些我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甚至自行分解，要么完全消失，要么落脚在其他地方。它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了些什么，那么反过来它也会受益。每一个理智的解决方案都会和它交流一些理智的事情。如此理智化的清晰度，可能会重新重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被它使用过后将会重新服务于它；它进一步驱赶包围着它的模糊不清，它本身也因此变得更加清晰了。所以，我们必须对两类观念进行区分，一类观念保留着自己的光辉，并且立刻将它渗透到更细微的角落；另一类观念的光辉则是外在的，照亮了思想的整个区域。第二类的观念往往能够以内在的晦涩开始；但是它们撒在自己周围的光辉将会通过反省回到它们自身，然后更加深入地渗透自己；然后它们就拥有了启迪别人和启发自己的双重能力。
我们还需要给这些观念一些时间，而哲学家并不总是有这样的耐心。遵循语言中已有的观念是一件容易得多的事！这些观念已经随着自己的需求被理智建立起来了。为了更加方便作用于现实，这些观念依据应该追随的线索而与现实的片段相吻合。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分配对象和事实，
胡乱地将有相同需求的东西投入到同一个理智的格子中。当我们一致地对不同的看法发生反应时，我们会说，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种类”的对象。当我们在两个相反的意义上发生反应时，我们将对象分散在两个“异类”之中。于是，通过定义，那些可以整体解决的问题就会变得清楚，而那些不回到定义的问题就会变得模糊。这就解释了从直觉的角度看，哲学的争议中有着明显的不足。
我们来听听两个哲学家的讨论，一个倾向于决定论，另一个倾向于自由论：决定论者似乎总是有足够的理由，自由论可能是一个新手，而它的对手则经验丰富。决定论可以随意地为自己的理由辩护，而自由论为了证明自己的理由则要经历血与汗。我们始终说决定论是简单的、清楚的、真实的。它非常容易也非常自然，只需要收集所有现成的思想和已经完成的短语，例如科学、语言、常识、理智等，全都为它服务。一个凭直觉的哲学家的批判是如此易懂，它是如此肯定自己会受到欢迎，以致它总是会尝试新的开始。然而除非没有天生的不理解，没有对于所有不能归结为文的东西的私怨，没有对于所有确定为精神的东西的私怨，否则也是会有些遗憾的，但是发生这些情况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哲学也有自己的律法家和法利赛人。
因此我们分配给形而上学一个有限的对象，这个对象主要是精神，还有一个特殊的方法，这个方法首先是直觉。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明确地区分形而上学与科学，也因此，我们给
予了他们一个平等的价值。我们相信它们都可以触摸到现实的底部，我们拒绝哲学家所拥护的、学者们所接受的，关于知识的相对性和达到绝对的不可能性的论题。
事实上实证科学是要借助于灵敏的观察的。实证科学先要取得素材，然后运用自身机能将素材抽象化、普遍化，最后将这些素材交给判断力、推理能力、理智来处理。对于以前纯数学的那些部分，它继续运用力学，然后是物理学和化学来处理；最终它到达了生物学的领地。实证科学的最初领域，也是它的首选领域，其实是惰性物质的领域。它在有机世界中不是很自在，在有机世界中，它的步伐没有在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界中那么坚定；它喜欢生命现象中的物理化学，而不是生命本身。但是，当它想要到达心灵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这并不是说实证科学不能获得知识，只是随着它不断加大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界限，这个知识也会变得模糊。依靠逻辑的唯一力量，我们在这个新的领域从来没有前进过，就如同我们仍然在旧的领域一样。实证科学应该不断地从“几何学的精神”转而求助于“灵敏的精神”，但总有一些隐喻性的东西存在于公式中，它们是如此的抽象，以至于当我们到达其中一个的时候，发现它抽象得，就好像理智为了理解和表达它，就不得不用物理性的东西来运输精神性的东西。与此相反的是，一旦实证科学回到惰性物质，来源于纯粹理智的科学就会发现自己重新处于实证科学中。然而，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理智是我们感官的延伸。
在进行思考之前，首先要生活下去，而生活则要求我们学会使用物质，要么使用我们的器官，它们是自然的工具；要么使用真正的工具，它们是人造的器官。在哲学和科学出现以前，理智的作用就已经是制造工具，并且引导我们身体对自然物体做出行为。科学把理智的这份工作推向更远，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其方向。科学的首要目的是使我们成为物质的主人，甚至当它思考时，它仍然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科学理论的价值，总是通过它们给予我们的、面对现实的坚强力量来衡量的。但是确切地说，不正是这工具激励着我们对实证科学和理智的信心吗？如果理智的产生是为了使用物质，那么毫无疑问，正是在物质的结构上形成了理智的结构，而这至少是最简单、最可能的假设了。只要这个假设不会向我们证明：理智歪曲、改变、构造了它的对象，或者说理智只触碰到对象的表面，或者说理智只抓住了对象的表象，那么我们就应该坚持这个假设。
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借助于哲学掉入的无法解决的困难，以及当理智从整体来考察事物的时候所陷入的矛盾，来证明这个假设。如果理智是专门为部分的研究而准备的，但是我们却还声称它完全是为知识服务的，那么我们走向困难和矛盾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但是这还说得不够，我们在考虑理智的机械论和科学进步的同时，却不能得出在理智和物质之间实际上有对称性、一致性和对应性的结论，这是不可能的。在学者看来，一方面，物质导致越来越多的数学关系；另一方面，我们 的基本机能只有在它们应用到几何学的时候才会以绝对的精度发挥作用。毫无疑问，数学科学原本可以不采用希腊人给予的形式，同样，无论它采用什么形式，它都必须强制自己使用人工符号。但是在这个包含着大量约定的数学公式出现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或者暗含的公式，它对于人类精神而言是非常自然的。如果在一些符号上操作的需要，会首先使得数学对我们中的许多人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反过来，一旦克服了障碍，精神就会以一种它在其他地方不会有的轻松在这个领域内运动。
证据在这里是直接的，且理论上是瞬间的，并且为理解而做的努力常常是事实但却不是直接的。然而，研究的另一个顺序是：为了理解，应该首先做这样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关于思想的成熟的，并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与结果有关，这个工作基本上要填充满时间，并且从理论上说，它还不能被察觉为是瞬间的。总之，如果我们不把物质当做建立在我们感官之上的肤浅印象，如果我们赋予我们的理智一个它在其日常运行中就有的模糊朦胧的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在物质与理智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当我们把理智带回其精确的轮廓时，当我们深化我们的感官印象，以便于物质能将其内在的结构托付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理智的细节变得非常适合物质的细节。
因此，我们无法看到，为什么关于物质的科学不能实现一种绝对。物质科学本能地认为，只要我们没有建立虚假的性质，那么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距离，以及所有的自然的信仰都应该是真
实的，所有的现象都应该是现实。于是，证明的责任就落在了那些宣称我们的科学是相对的人身上，落在了那些声称我们的知识歪曲、建构了其对象的人身上。而这个义务，他们可能不会去完成，因为当科学和形而上学都处于它们真正的领地上时，是我们将它们置于这些领地上的，关于科学的相对论的教义再也找不到其归宿了。
不用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相对论是为了排除科学的限制，这就是说为了排除科学进步在方向上的错误，它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关。爱因斯坦的方法本质上是坚持要为事物找到一个数学的表示方法，这个方法从观察的角度来说是独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参照系统来说），因此，这个方法组建了一个绝对关系的整体。当哲学家们认为我们的知识与外部世界是相对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些哲学家的理解更违背相对论了。“相对论”的表达其实不便于启发哲学家们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
给主体加入相对论的理论，我们就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已经出现在我们各项工作中的形而上学了，这个形而上学有时间的经验，并且觉察到在用来衡量事物的时间和空间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为了提出问题，物理学家，无论是相对论主义者或者不是，都在那个时间中采取行动，那个时间是我们的时间，也是所有人的时间。如果他要解决问题，那么必须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必须在每个人的时间内，大家也会检查其解决方案。至于合并的时间与空间，时空的第四维，它仅仅存在于
问题的立场和解决方法之间的间歇，这就是说只有在计算中，在最终的纸上它才会存在。鉴于它带给数学物理学的帮助，相对论的概念有着中心的重要性。但事实是数学是时空中的现实，如果不给后一个词即现实一个新的含义，那么我们是不会把它作为形而上学的现实的，我们只会把它看做不足的现实。事实上，我们常常是在经验中，或者在存在中用现实这个词，被观察到的或者能观察的才是真实的。然而即便是时空的本质也是不可能被觉察到的。它不能被摆在那里，也不能移到那里，因为我们采用的参照系统从定义上来说是一个固定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空间与时间是独立的，并且实际存在、实际采取行动的物理学家其实是占据这个系统的人，所有准备采用其他系统的物理学家，也只不过是想象而已。我们已经写过一本书来证明这些不同的观点了。
我们不能在这里对这本书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但是因为这本书经常被人误解，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这里重建文章的主要片段，并且我们会在文章中说明误解的原因。这里确实有某些点通常会逃避那些从哲学转为形而上学的点，并且这些点建立在现实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被感知到的或者可感知的事物之上，它在计算之前和之后都存在，空间与时间的混合只有沿着计算才能存在，除了计算，它就放弃了自己的本质，即便我们希望能够观察到其存在。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它一开始就应该看到，为什
么在相对论的假设下，不可能同时将有生命的、有意识的观察者与其他一些不同的体系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仅仅一个系统——它实际上是作为参照系统而被采用的——它能够包含真实的物理学家，为什么真实的物理学家与表象的物理学家的区别，在这一理论的哲学解释中，如此的重要，然而迄今为止，哲学并没有担心物理学的解释问题。而其原因也很简单。
例如从牛顿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有一个绝对优先的参照系统，一个绝对的静止和绝对的运动。于是，宇宙在任何时候都是由物质点组成的，有些物质点是静止的，而其他的则是完全被确定的运动所激活。因此，这个宇宙发现，在空间和时间中，自己有一个具体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依赖于物理学家的观点：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属于某个静止的系统，他们的思想是参照有特权的参照系统的，并且赋予宇宙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当我们感知到它的时候会发现它是绝对的。如果出类拔萃的物理学家是那些居住在特权系统内的人，那么在这里就不会建立起这个物理学家和其他物理学家的根本区别了，因为当他们还处于其位置的时候，其他的人已经继续前进了。
但是，在相对论的理论中，不再有特权系统。所有的系统都是平等的，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构成参照系统，并且从此都是固定的。与这个参照系统相比，宇宙的所有物质点仍然有一些是静止的，而其他的则是被确定的运动激活，但这只是与这个参照系相比。接下来我们采用另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
中，静止的变为运动的，动着的变为静止的，或者改变了速度，此时，宇宙的具体形式就会发生彻底的变化。然而，宇宙在你看来不会同时具有这两种形式；你也无法想象同一个物质点在同一时间内既是固定的，又是运动的。因此，应该作一个选择，并且当你选择好了这个或者那个确定的形式时，你就把有生命、有意识的，事实上也是可感知的物理学，看做依附于参照系统的物理学，宇宙就是从这个参照系统中获得形式的。而其他的物理学，比如那些出现在宇宙所选择的形式中的物理学，它们都是虚假的物理学，只是被真正的物理学家想象为物理学。如果你给予它们中的一个（作为一个物理学）现实，如果你将设想它们是可感知的、积极的、可测量的，那么它的系统就是一个不再虚拟的参照系统，不再是简单地被设想为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系统，而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参照系统，因此它是静止的，你也会忙于处理世界的一个新形势，并且真正的物理学马上就不再是一个代表性的物理学了。
郎之万先生最后表达出了相对论理论的本质，他写道：“相对论原理，在其有限的形式下，就如同在其更普遍的形式下，基本上只是对一个独立于参照系统的现实存在的肯定。通过运动，一些系统与另一个系统相联系，我们从中观察到了不断变化的前景。这样宇宙有自己的法律，并且坐标的使用允许赋予这些法律一个分析的形式，这个形式独立于参照系统，虽然每一个事件的坐标是相互依赖的，但是以其内在的形式表达是可
能的，就像几何学对空间那样，这还多亏了不变的元素的引入，以及一个适当的语言的建立。”换而言之，相对论的宇宙是一个真正的、独立于我们的精神的，也是牛顿和普通人的精神外的绝对存在，不过，只有对普通人，甚至是牛顿，这个宇宙才是事物的一个整体（即便是物理学家，他们也仅限于研究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爱因斯坦的宇宙只不过是关系的整体。我们在这里认为是组成现实的、固定的元素，其实包含着参数的表达式，这些参数全是我们想要的，它们不再代表时间和空间，因为在科学的眼里，它们之间的关系才是唯一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更多的事物，如果宇宙没有形式的话，那么就既没有更多的时间，也没有更多的空间。为了重建这些事物，以及时间和空间（正如我们每次必须要做的那样，我们希望被告知一个确定的物理事件的情况，这个事件是在空间与时间的确定的点上被感知到的），还给世界一个形式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会选择一个角度，采用一个参照系统。此外，我们选择的系统从而会成为中央系统。相对论的理论准确地从本质上向我们确保了，如果我们遵守它提出的规则，遵守我们在任何其他角度发现的规则，那么我们从任意角度选择的、世界的数学表达将会是一致的。一定要记住这个数学表达，因为任何事情都已经不再有时间了。我们需要修补时间，重建事物，但是你已经选择了一个参照系统，并且物理学家也会依赖于这个系统。目前不可能有其他的系统了，尽管其他的也有被选择的可能性。
我们也承认理智的界限有一定的灵活性，其轮廓有一定的模糊性，并且也正是它的优柔寡断，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精神性的东西。物质与精神有共同的一面，因为物质表面的一些不确定会表现在我们的精神中，并且在表面上，以感觉的形式存在；而精神的其他部分，为了对身体产生作用，必须逐步下降到物质的程度并空间化。虽然理智常常转向外部的事物，但是理智只有遵循这个原则，才仍然可能对事物发挥作用，只要它不声称要对事物渗透得太深。
但是，想要将方法的运用推到精神的深处的愿望是宏大的，这个愿望在精神的表层仍然成功了。我们继续向前，将会得到的仅仅是精神的一个外表，这个外表仿照的是人的形体。总之，这两种物理构成了现实的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有时被我们称为形而上学。为何我们看不到，这个既定的形而上学误解了精神的精神性，其实它只是与物质相关的事物到精神的延伸。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为了让这个延伸成为可能，我们必须在一个模糊的状态中采用理智的框架，这个模糊的状态使得这些框架能够运用到灵魂的表面现象上去，但是也正是这个状态迫使这些框架更接近外部世界的事实。是不是觉得很惊讶，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竟然同时包含着物质与精神，竟然能对一个近乎空虚和在任何情况都模糊的知识产生作用——几乎就像精神一样空虚。但事实上，它只能抓住灵魂表面的方面，它在物质上一向是模糊的，因此形而上学家们的理智必须要放宽其运作，
并给予它足够的空隙，这样，它就可以无区别地在物质或者精神的表面工作了。
然而被我们置于科学身旁的形而上学是非常不同的。通过理智的唯一的力量，我们认识到科学深化物质的能力，同时它也在等待着精神。在这个适合它的领域中，科学想要发展思想的新功能。所有人都能注意到，在自己的知识中前进，比在外部世界的知识中前进更困难。除了事物自身，想要理解的努力也是很自然的；我们也让这种努力越来越方便，并且我们会使用规则。我们在这个领域中，必须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并且过程也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们相信我们能重新走上自然之路，在那里会不会有一些让我们惊奇的事情呢？即我们在自身内，并且我们的个性正如我们将要更好地了解的那样。从所有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精神在自然中就是一个陌生人，然而物质则是它所熟悉的，并且，在物质中，它有了家的感觉。但是，正是一定的无知可能会对一个人有用，这个人必须为了行动而表达自己，而这个表达则回应了生活必须要做的事。我们的行动主要集中在物质上，它比已经推得更远的关于物质的知识更高效。
毫无疑问，为了更好地行动，思考我们将要做的，理解我们已经做了的，想象我们可能做的事是非常有利的，自然会邀请我们，这是区别人类和动物的特点之一，它完全是瞬间的印象。
但是，自然只要求我们看一眼我们自身的内部，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精神，但是这个精神准备加工物质，并且提前适应了物质，
它致力于一些空间的、几何的、理智的东西。对于精神的、具备严格精神性的认识，让我们偏离了目标。相反的是，当我们在研究事物结构的时候，我们恰恰在不断地接近我们的目标。
因此，自然改变了精神的方向，让精神走向物质。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从那时候起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如何能无限地放宽、加深、强化某种印象，这个印象已经把精神让给了我们。由于这个印象的不足首先取决于它建立在某种精神之上，这个精神已经被空间化，并且被分配为理智的小格子；而物质也将会被放入这些格子中，让精神从它伸展的空间中，从它为了落脚而致力于的物质中脱离出来。我们将会把精神变回它自己，并且我们将会立即把握住它。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这个直接从精神到精神的印象就是直觉的主要功能。
此外，直觉只能通过理智而被传递。直觉不仅仅是一种想法；为了被传递，它还会将想法进行各种重叠组合。至少它会优先选择更具体的想法，而不是绕着一些印象的边缘转圈。比较和隐喻在这里暗示了我们无法表达的一些东西，这不是一个弯路，它是直接走向目标的。如果我们不断地说一门抽象的语言，即所谓的“科学”，那么我们能给予精神的就只是通过物质而得到的、对精神的模仿，因为这些抽象的想法都是从外部世界得到的，并且总是暗含着空间性的表象，但是我们相信它已经分析了精神。因此，单是这些抽象的想法就能给我们呈现出建立在物质模型之上的精神，并且引导我们通过移动来思考这
个模型，也就是说，通过比喻，准确地理解词语的意思。我们不要被表象所蒙蔽，这里有这么一种情况，即形象的语言故意说出本质，而抽象的语言却无意识地说形象。只要我们靠近精神世界，那么印象就可以给我们提供直接的意象，如果它只是想要提出建议。而抽象的术语，它原本就是空间化的，并且是想要表达一些东西的，所以它常常把我们置于各种比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