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厚结关系、扩张和稳固自己的地位是一条重要的为官之道。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讲究裙带关系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连皇帝家族也通过联姻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曾国藩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
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一八五二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后来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
"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很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热热闹闹地举行了。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
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涨，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从大局着眼，避免此种风气。
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今属汨罗县)。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磋"。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是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吃住仍在曾国藩处，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土。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出山，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湘军，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一八五八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一八六五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参劾而推迟至一八六六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
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在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由于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