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积分与科举是紧密联系的，在国子学内坐斋二年以上，并且没犯过学规的学生，才被准许参加积分考试。而且汉人考试内容比蒙古、色目人难，汉人考上两斋所习内容，蒙古、色目人考中两斋的内容。一年积满8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高等生员限40名，其中蒙古、色目各10名，汉人20名。年终，积分合格者可以参加贡举。凡积分相同而官缺不足时，按入国子学先后和时间长短定夺，如果当年积分不够或积分够但名额已满时，当年积分不能延用到下年，以此来迫使学生勤奋用功。三年不通一经或在学坐斋不满一年者，则予除籍。学生出贡后待遇上也有差别，凡蒙古学生可授六品官，色目学生授七品官，汉人学生只能得到从七品官。蒙古、色目人学业优秀者甚至可以不参加科举直接授官。
2.教师制度
辽朝官学的教师主要由汉族知识分子充任，后来虽然培养出许多契丹族知识分子，但是教师一职仍然多为汉族士人来承担。教师的任用方式主要是皇帝诏授和考选，如《辽史·武白列传》载：陈国子博士武白，被辽军所俘，在辽上京诏授国子博士。《续文献通考·选举考》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三月，宋进士挈家来归者十七人，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子宫”。
金朝的教师仍以汉人为主，太学博士王彦潜、西京教授曹望之、国子助教张暐，国子祭酒冯延登、党怀英、刘玑等都是汉族知识分子。同时，契丹族、女真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已占有一席之地。如鲜卑族的元好问，女真族的完颜宗叙、尼庞古鉴、纥石、烈良弼、蒙括仁本等，都是金朝有名的教育家或教师。《金史·选举志》载：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将女真进士全部授予教授职。金国子学和太学都设有助教，一般由两个人担任，女真族和汉族各1人。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任教师者，无论任中央官学的教师，还是任地方官学的教师，一般都要进士出身。金朝还对教师进行考核和评价，规定“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金史·选举志》)。
元朝的教师则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兼用，如元世祖至元初年，国子监以当时着名的教育家和学者许衡为祭酒，继而由当时任国子司业的契丹人耶律有尚接任。此后，着名学者吴澄、李孟、齐履谦等相继掌管国子学。
元朝时教师的素质要求很高，如元世祖要求诸路学校遴选博学洽闻之士或高业儒生充任教授，成宗要求选拔年高德邵、学问渊博、士行修洁、恬退自处、不求闻达、堪充师范之人充当学官。仁宗时下令国子监学官可不拘品级，只要有才德，虽布衣也选用。总的来看，对教师的要求无外乎德行和学问两个方面。
从任用方式上来看，元朝中央官学的教官有朝廷直接授命的，有的是进士被委以教职。地方官学的教师的任用方式有多种多样，集贤院、礼部、儒学提举司、地方政府官员等都有权选用教师，他们选用的教师多为进士或落第的举人。此外，还有皇帝下诏赐授下第举人教职者，如延佑年间，仁宗下令赐会试下第举人70岁以上者从七品流官致仕，60岁以上为府学教授，其余都授以山长、教授等职。至正年间，顺帝下诏授江南下第举人为路府州儒学教授。地方官学的教师还有任期的规定，教授3年一任，可连任两届，学正、学录及山长3年一任，在本岗不满30个月不得迁转。元朝在地方官学教师的任用上已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朝廷规定，汉人、南人两举不第须年50岁以上才授学正、山长之职，而蒙古、色目人两举不第者30岁以上即可赐学正、山长等职。
元朝教官有明确的职责规定，如《元史·选举志》载：国子学“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即学正、学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
元朝对教师有严格的监察纠举制度，如果中央官学的教师“教之不以其道者，监察御史纠之”(《元史·刑法志二》)，如果不称职，还要罪及原推荐之人。生员违纪由学正、学录纠举。地方官学教师如果教养无实，不称职者，例如训诲无法、举止鲁莽、应付差事者，罚其薪俸并交廉访司纠举。如果教师携家人进入学校亵渎居止、行为不臧，或侵吞学田财产、荒废庙宇者，也由肃政廉访司纠举。在晋级考试中，如果有冒名替代、舞弊作奸者，也交由肃政廉访司严厉查办。
3.学生制度
入学资格与学额。辽、金、元三朝官学学生的入学资格，是有比较严格的等级限制的。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在各自占统治地位的朝代，是享有特权的。
金朝规定：国子监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人太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太学招收400人，其中150人须是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其它250人为曾得府荐及科举落第的士人。
元朝规定国子学招收学生200人，其中半数是蒙古贵族子弟，另一半是色目人和汉人贵族子弟。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也都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地方学校首先招收地方官子弟，布衣子弟的学额是有限的。元朝对该入学而不入学者有强制措施。《通制条格》卷五《学令》载：大德十年(1306年)令“在籍儒人不遣子入学，别习他业，量事轻重，由各处提调官纠治”。可见，元朝教育具有强迫教育的性质。
学生的待遇和学规。学生在学期间，享受政府拨给的钱粮，并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如学生可免除一生杂役，还有旬假、节辰假等休假。政府给学生如此优厚的待遇旨在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有严格的学规，违犯学规者有罚，不率教者则斥退，成绩优秀又遵守学规者，可直接授官或参加科举考试。
4.教育经费制度
辽、金、元官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官府拨给的学田和钱粮。
金章宗泰和三年(1201年)九月更定“赡学养士法”规定“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金史·本纪第十一》)。
元朝中央官学没有学田，国家直接供给钱粮，地方官学一般都有学田作为固定的经费来源。元初，学田由地方官吏掌管，结果“学田”往往变成“官田”，遭到各地官学的反对。至元二十年(1283年)中书省议定，学田所收钱粮，由所在官司明置簿籍，依数收贮，遇有开支，学官申报有司，依公支用。至二十三年(1286年)诏令江南诸路学田复给本学，以便教养，学田收入的钱粮，一般用于春秋释奠、修葺校舍和赡养生员，不许挪作他用。地方官学的钱粮之事具体由儒学提举司负责，对于学田有以熟为荒、减额征租或巧立名目冒支的，提调官将严加追究。
二、辽、金、元时期的书院制度
辽、金、元时期，书院的大发展是在元朝。元朝统治者对于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灭亡，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元朝书院发展出现两种动向：一是在一些热心“地方教化”人士的倡议和筹划下，全国不少路、府、州、县开始了书院的重建工作。二是南宋灭亡以后，汉蒙之间的民族矛盾加剧，有些士人不仕新朝，纷纷避居山林，自办书院，专事教授和学术研究；有的则应聘在地方富豪所建书院中任主讲。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缓和民族间的矛盾，争取汉族知识分子，元朝统治者因势利导，对他们自办的书院予以认可，并积极倡导不愿出仕的汉族知识分子创办书院，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于是书院蓬勃发展，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宋朝。同时，元朝统治者发挥国家政权的优势和力量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和管理，使书院官学化。
元朝书院官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兴办书院，以为天下书院的示范或向导。近据有的学者研究，元朝书院计有408所。在这408所书院中，除9所无法知道其所在地点外，其余399所则分布全国13个行省中的7个行省。据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统计》：元时官办书院占总数的52．49％，其中高级的官办书院占7．8％。官办的书院在学官管理、教学管理、经费管理等各方面都与官学无异，这类书院实质就是官学。
第二，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据《元史·选举制》记载：“书院设山长一员”，与地方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是经礼部、行省和宣慰司任命的。延佑开科后，多以落第举人充任山长。山长同地方官学的学正一样，经考核合格，可以升为路学教授。很明显，这样的书院山长，实际上已成为由政府任命的地方学官。
第三，设置书院学田。元政府在鼓励民间士绅捐资创办书院的同时，还积极为书院设置一定数量的学田。书院把学田出租给佃户，岁入租税以作办学经费。因而，学田是书院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元政府在书院设直学一职，负责掌管书院的钱谷之事，直学要由郡守及宪府官挑选任命，即通过设直学，控制书院的经费使用权。元政府拨学田给书院，一方面保证了书院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控制了书院的经济命脉，从而也就控制了书院。
第四，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生徒的去向。书院的学生在学有所成后，可由地方官推荐，经监察机关考核，可做教官或任官吏。
书院的官学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的发展，但是，促进了书院管理的制度化，并且积累了政府管理民间学术和教学活动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