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2年新年伊始，弥留之际的梁思成完全沉浸在“双涛园”那美妙的童年回忆之中。对于一位晚年落寞孤寂老人的这种难得而美妙的梦境，我们暂时还是不去搅扰为善。乘此机会，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以梁启超为支柱的这个近代中国无比显赫家族深厚的家学背景，以及这种家学背景对梁思成后来人生走向的巨大影响吧。
祖籍广东新会县的梁家，居住在县城以南二十多公里处的熊子乡茶坑村。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泽国水乡，位于河海相隔而成的诸多小岛之中，村前有一条小河潺潺流过，村后的小山上布满苍松翠柏，人居环境极其优雅而美丽。居住在这里的人家大约有150户，村民五千余人，而三分之二的人家均姓梁。按照中国人惯于找一显赫祖先作为家族始祖的旧习传统，广东新会的梁家也不例外，据《梁氏世系图谱》中记载，茶坑村梁姓始祖是宋代进士出身的梁绍。不过，梁绍虽然为官在广东地界，但最先却是在南雄的珠玑里居住，直到第三代梁南溪时才搬迁到新会县的大石桥，而最终定居在茶坑村的则又是第十二代梁谷隐时代的事了。再后来，梁谷隐又传至其第十二世孙梁维清时，茶坑村的梁家早已是十世为农，变得没落衰败下去。
据说，梁维清弟兄八人，每人只靠分家时所得几亩薄田养活，而老二梁维清则不甘就此沉寂，立志要通过科举入仕而重振家门。然而，梁维清虽然苦读诗书多年，最终也只考中了一个小小的秀才，即便后来以府学挂名生员的身份当了新会县的教谕，也就是相当于今天一县之教育局长的“八品官”，那还是依靠其岳父广东提督黎第光的特别拔擢。当然，即便如此，梁维清在茶坑村也算得上是一个头面人物了。何况正是因为他所拥有的并不深厚的国学养分，才懂得如何教养后人特别是孙子梁启超，并最终使梁启超成长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国学大师，也使其成为新会梁家有史以来最显赫的家族支柱，这也就是梁启超为何屡屡在后人面前对其颂扬之至的缘故了。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对梁启超有着直接影响且影响深刻的祖父，也才有了梁思成这一辈人创造出梁氏满门俊秀的再辉煌。
关于梁氏满门俊秀姊妹十人中有三名院士的经典留待后叙，这里我们先就梁维清是如何教养梁启超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政坛明星及学术大师的往事费些笔墨，因为这对于后来梁启超教养自己子女个个成才的方式有着一种直接的因缘。据说，梁维清仕途不济，遂把希望转嫁到儿子的身上，特别是自幼聪慧的三子也就是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身上，而儿子梁宝瑛在进军仕途的考场上却接连败北，最终也只是个乡村的私塾教员，还不如父亲梁维清。不过，儿子梁宝瑛有一个聪明无比的好儿子——梁启超，且这个孩子自幼就显露出非同寻常的过人才华。于是，梁氏家族就又把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身上，不仅在其年仅两三岁时就由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教授识文断字，而且到了四五岁时则改由祖父梁维清亲自为他讲解《四书》《五经》等传统科举考试书目，并在课余时间里还手把手地教习他临摹柳公权等名家名帖。白天教授完课文和临帖之后，到了晚上祖父梁维清则倚靠在床上听孙子梁启超复习背诵白天之所学，就好像当年欧阳修和苏东坡那样倚床听儿子诵读诗书一样，多年来几乎从不间断。这种晚辈高声诵读古典经籍，老人含颌捻须而听的情景，向来被中国人认为是老人的一大乐事。如今，祖父梁维清在每天晚上享受这一大乐事的同时，还有选择地为爱孙梁启超讲授一些传统而经典的励志类故事，诸如岳飞精忠报国和二十四孝等等，特别是发生在梁家祖坟所在地崖山的故事，那更是他对孙子进行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基地。原来，濒临大海的广东新会县崖山，曾是当年蒙古骑兵追迫南宋君臣的死亡之地，也是南宋大臣陆秀夫誓死血战后背着年幼皇帝跳海殉国的壮烈之地。关于这段发生在梁家祖坟地的历史故事，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梁维清每次讲解都满含深情，而通过祖父梁维清那绘声绘色的讲解，每一次也都使梁启超听得如醉如迷，以至于后来他也曾多次对自己的儿女梁思成等人讲过。
对此，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女士曾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这样写道：“梁启超爱喝酒，每天晚饭后，孩子们都围坐在一个小圆桌旁，父亲一边喝酒一边给他们讲故事。他讲的多半都是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在梁启超所讲的民族英雄故事中，林洙举例说明的就是陆秀夫背着幼主跳海殉国的旧事。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祖父梁维清当年为孙子梁启超所讲的故事对他及其后世子孙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了。确实，每天晚上如此迷人的故事会，几乎成了梁家传统的保留节目。而祖父梁维清每次为孙子梁启超讲故事时，自己始终是兴趣盎然，直到孙子梁启超实在是困顿不堪倒在自己身边睡着为止，然后祖孙二人才同床而眠。既然孙子对诗书和历史典故如此有悟性和兴趣，祖父梁维清就索性专门为梁启超建造了一间小屋，以供其读书和临帖之用，并特意起名为“留余”。就这样，在祖父和父母的细心教授之下，梁启超在八九岁时就已经熟读诗书，并且能够一气呵成地写出洋洋洒洒的千字文章，因此渐渐地在乡间有了“神童”之美誉。
“神童”梁启超果然不负众望，在公元1884年初冬年仅11岁前往广州应试时考中秀才。像这种童子考中秀才的奇事，不仅在广东境内开了历史的先河，就是在中国的科举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随后，梁启超便以秀才资格入学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进行深造，并成为广东五大书院中菊坡、粤秀和粤华三座书院的院外生，从而有机会更加广泛地接触和涉猎各种学术观点及古籍善本与经典著述，这种经历为他今后参加科举考试打下了极其深厚的国学和社会根基。公元1889年9月，年仅16岁的梁启超在广州的乡试中再一次震惊世人，以全省第八名的斐然成绩高中举人，并因此受到主考大人李端棻的特别垂青，决定将其堂妹李惠仙嫁给这位少年举子。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举人就有了到京城参加会试的资格，如再考中将会被朝廷直接授予官职，即便落榜也将根据情况补授其知县或教谕等官职。如此说来，16岁的梁启超将就此踏入官场仕途，实现其祖父等梁氏族人多年以来梦寐难求的夙愿。
不过，祖父梁维清在严格教授孙子梁启超为进取仕途而苦读诗书的同时，却在无形中扼杀了幼年梁启超应有的孩童的玩兴和乐趣。虽然幼年梁启超在读书之余，也曾有过诸如爬山、喂鸟、下河逮鱼以及与兄弟伙伴之间的游戏和玩耍，但相对于同龄的孩子来说，他并不能将孩童应有的玩兴尽情地释放出来，以至于后来他多次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他的童年生活：“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读书比命还重要。”而与父辈梁启超那“苦命”的童年相比，梁思成姊妹几人的童年就幸运多了，乃至于在慈父梁启超和严母李惠仙的教养及“娘”王桂荃的“纵容”之下，他们在“双涛园”的童年时代简直是充满了顽皮和欢乐。
前文中曾提到梁思成等“双涛园”顽童，从须磨到神户上学在鹰取车站乘车如果迟到时，检票员会提醒说今后要早起床的叮嘱。其实，“双涛园”顽童如果哪一次乘车迟到的话，那实在是另有原因。关于这个“另有原因”，妹妹梁思庄后来曾这样解释说：那完全是因为二哥梁思成在上学途中一个极为滑稽的习惯所致。原来，“双涛园”顽童们每天早上上学赶火车时，年少的梁思成总要在途中大便一次，然后才能如释重负，继续前行，且几乎每天如此，鲜少忽却。有时候，孩子们眼看着小火车就要开走，虽然急得直跳脚，但可爱的梁思成则必须完成他的这项“功课”，然后才能与大伙一同仓促地向车站奔去。
在众多记述梁思成姊妹几人在“双涛园”生活的文字中，一般都满含爱意地冠名为“双涛园群童”，而我则更愿意以“顽童”名之。如果不信，读者不妨从下面几段他们自己及其亲人的回忆文字中感受一番。
林洙曾这样记述梁思成在“双涛园”的顽皮：作为长子的梁思成虽然比一般孩子懂事和聪慧，但仍难脱孩子的顽皮。他们兄弟姐妹十人年龄相差很远，梁思成和姐姐思顺相差8岁，和最小的弟弟思礼相差23岁，他和思永、思庄的年龄最为接近，感情也最好。他和思永尽管很疼爱妹妹，但总是忍不住要捉弄她。他们常常装扮成很怪的样子把妹妹思庄吓哭，然后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哄妹妹破涕为笑，否则被母亲知道后是要挨训的。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对妹妹搞一些恶作剧，例如在妹妹的饭盒里放上毛毛虫，他们则偷偷躲在一旁看妹妹被吓哭的模样。同样，这样的事若被娘知道了，他们也是要乖乖地给妹妹道歉的。
如果单单是在“双涛园”顽童们之间的顽皮倒也罢了，他们有时竟然把玩笑开到了“康圣人”康有为的头上，甚至将康老夫子也捉弄得无可奈何。记得有一年夏天，康有为到须磨“双涛园”看望梁启超及其家人，虽然俩人情感依然很深厚，但这对昔日的师徒兼维新战友同在日本流亡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思想观念及政治主张都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默契和融洽，他们一个积极吸收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改良主义政治主张，而另一个则依然裹足不前固守着旧日的保皇观念。于是，俩人一见面便会展开激烈的辩论，而辩论的双方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则演变成了俩人之间的一场高声争吵。而这种争吵无疑导致了“双涛园”顽童们对康老夫子的“仇视”，他们总认为是康老夫子不好而惹父亲生气，同时也搅扰了父亲和他们之间的玩乐。于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双涛园”顽童们，决定在康老夫子下海游泳时对他进行自认为是最有效的“报复”行动。那就是乘康老夫子不防备时，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二人利用自己娴熟的游泳技术偷偷潜入水中，悄悄地游到康老夫子的身边，然后使劲地揪他下颌上那不长的胡须，而几乎每次都疼得康老夫子唏嘘不已，可又无可奈何。
公元1958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就康有为的女儿要求为其父亲举办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而向梁思成征求意见时，梁思成表示他虽然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对康梁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只在“双涛园”幼年时对他有一些印象，并风趣地向周总理讲述了一则关于康有为剪辫子的故事。对此，林洙也曾撰文回忆说：“康有为逃亡日本后，仍留着他那大清帝国的大辫子，所以出出进进招来不少看热闹的人。梁启超和许多华侨都劝他把辫子剪了，他死活不同意，后来他自己也感到太被日本人取笑了，只好同意剪掉。剪辫子的那天，好像举行什么盛大典礼一般，他朝北京方向摆了香案，还宣读了一篇奏文。奏明圣上自己着满服在日本的种种苦衷，乞求圣上恩准削发。接着又读了一篇给祖宗和生身父母的祭文，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每念完一篇就行一次三跪九叩礼，行礼完毕才坐下来。请来的日本理发师站在一旁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已经问了好几次是不是要理发。等理发师刚拿起剪子，忽然十几串鞭炮齐鸣，理发师大吃一惊，把手上的剪子都吓掉了。”还没等梁思成说明那是他们“双涛园”顽童的恶作剧时，周总理已经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双涛园”顽童们的顽皮并非只是他们幼年时的“专利”，即便长大成人后也不曾泯灭了他们那难得的童心。林洙记得第一次拜访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时，林徽因就愉快地向她回忆起和梁思成逛太庙的趣事：“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说到这里，林徽因和林洙都回头看了看梁思成，而梁思成则挑了挑眉毛，调皮地说：“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这就是顽皮而又无比可爱的梁思成。
不过，顽皮归顽皮，“双涛园”顽童们还是可以调教的。调教“双涛园”顽童的除了父亲梁启超之外，还有母亲李惠仙和娘王桂荃，特别是心地善良而又脾气温和的娘对梁思成有着别人无可替代的影响。对此，梁思成后来回忆说：“我小的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急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娘吓坏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用身子护着我。我妈正在火头上，一下子收不住，一鞭一鞭地抽在娘身上。我吓得大哭。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
当然，梁氏家族如此深厚的家学养分，虽然不治梁思成等“双涛园”顽童们的顽皮，但顽皮也并不曾妨碍梁启超的子女们后来个个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除了长子和二女早丧外）。例如，长女梁思顺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并直接受教于梁启超，著有《艺蘅馆词选》。例如，三子梁思永公元1924年毕业于清华，公元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系，公元1948年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被中国考古学界巨擘李济誉为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学的开拓者之一。例如，四子梁思忠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回国后曾作为英勇的国民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参加了上海的“一·二八”抗击日军的战斗。例如，三女梁思庄公元1930年和公元1931年分别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尔基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学，不仅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图书馆学专家，而且还成为中国学者在书海中遨游的最出色的领航员。例如，四子梁思达公元193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曾参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并独自编写有《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例如，四女梁思懿公元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时，因积极参与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而被誉为“燕京三杰”之一；公元1941年赴美国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公元1949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对外友好和国际红十字会工作，成效卓著。例如，五女梁思宁曾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从事革命工作数十年。例如，五子梁思礼先后在美国普渡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是中国著名的火箭控制专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公元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公元1990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再如本书的主人公、梁启超的次子（实际上的长子）梁思成，不仅是中国建筑学界和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先驱者，而且是中国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开创者和倡导者；不仅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而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这位被世界学界誉为“研究中国建筑的宗师”，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首选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技术科学部委员；他不仅开设了中国大学里的第一个建筑系，而且首倡在清华大学开设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长达二十多年，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人才。当然，他也是建国之初唯一敢于直面对抗某些领导人新城市建设思想的“死硬分子”，更是中国“文革”期间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和“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如此看来，关于梁思成传奇的一生，既有神采飞扬的一面，也有孤寂落寞的一面，实在称得上是精彩之至。
那么，我们首先就从他在北京清华园里的青春飞扬开始记述和解析吧。
§§第二章 青春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