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战友来信说，他回了一趟沂蒙山，并且去了燕子崖……
我第一次到燕子崖，是日本投降那一年。半夜，下着大雪，队伍走得很疲劳了，爬了一山又一山，到了这个高山顶上几间石屋跟前。司务长和几个揣着手的老乡在村头迎接我们，一个班一个班地叫，叫完一个班就由一个老乡领走。叫到队部时，一个半截黑塔似的大个子，瓮声瓮气地说了声：“来！”就头也不回地带着我们拐进一个夹道，进了一个小院，打开一扇屋门。屋里点着灯，地上铺了草，闪着火亮的灶上沿着锅盖突突地冒热气。
“看看还缺啥？”
灯底下才看出，这瓮声瓮气的话语，竟出自一位花白胡子的老汉。
我们谢了他，说啥都不要了。
“那就睡觉，有话明天说！”
老汉径自走了出去，随后听到了堂屋门响。
第二天推门一看、满山遍野一片白。
部队的习惯、早上起来头件书是挑水、扫院子。队长是女同志，指导员把脚威了，挑水的差事自然就归我这当通信员的。可是我就怵的是挑水，倒不是怕累，怕的是那套担水的家什。这地方挑水不用木屑铁桶，用的是瓦罐，两个月来我的津贴全赔了瓦罐。
我在堂屋房檐下找到了钩担和瓦罐，硬着头皮挑了出去。偏偏这地方没有井，吃水全要下到山沟里挑泉水。上下二三里地，我把一担水挑回来时满身都冒热气，汗湿了的棉帽子一圈冰凉。我哆哆嗦嗦，一步一扭走到院里，轻轻放下前边的瓦罐，然后往下一蹲，就这时，脚下一滑，只听“啪”的一声，回头一看，后面的罐子又没底了，水流了一地。
我又气又恼，望着那破罐子冒火。忽听得背后脆生生的一个嗓子说道：“看啥咧？看也破了！”没等我回头，一个梳辫子的姑娘，穿件半旧红花棉袄，月自棉裤，大步走到我跟前，伸手抢过钩担，扭身就往堂屋走。走到门口，又回身说：“不会挑就别挑，逞啥能咧！”
“咦，你怎么这样说话？”我本来就在火头上，当然就顶撞上去，“罐子破了我赔你……”
“你们八路军有钱哪！那钱没地方花，专给你赔罐子哪？”
“再没钱也赔你，我砸了罐子我去检讨……”
“你们八路军有的是闲工夫啊！没事干专叫你检讨哪！”
这时堂屋和西屋，同时喊了声：“回来，吵什么？”房东大爷和队长同时出了屋，一人推一个，把俺俩各自推了回去。
这晚上开生活会，我可当真作了检讨。倒不是为砸罐子，而是因为对群众耍态度，我正红着脸在那第一第二地作检查，门外却又吵了起来。
“人家队伍上开会，你去干啥？”
“我去作个检讨，我要不检讨就要叫他作检讨了，吵架本是我开的头！”
除去我，屋里的人都笑了。我这检查也就半途而废。生活会变成座谈会，他爷俩和我们闲谈了一个晚上。这才知道老汉闯关东去了二十几年，走时光身一人，回来时带着个四岁的丫头。说是在外边成的家，老伴半路上故去了。在家乡又抗了十几年大活，减租退押后才有了房子地。老汉叫齐五，姑娘叫玉凤。
那时正是日本投降之后，解放战争开始之前。人们刚从八年抗战中熬过来，又扬眉吐气地推倒了封建地主，所以把每一天都当节日过。锣鼓声昼夜不停。找个理由就扭秧歌踩高跷地热闹一阵。这一老一小都是爱热闹的，一开会齐老汉就练“断魂刀”，玉凤就扭秧歌，常常爷俩闹得谁也不做饭，带着满脸脂粉蹲在灶膛口上烤地瓜吃。玉凤不光是业余演员，而且还包揽杂物。不论扭秧歌，演节目，少了绸子了，没有油彩了，她都说：“找我要！”其实她也没别的招，不过是到我们队部来硬借。那怕你说出大天来，她要借的东西最后也得借走！
有一天，我们队长拉住玉凤说：“你整天来要这个借那个，今天俺要有来有往，找你借点啥！”
“重的不借碾盘，轻的不借鸡毛，其余的借啥给啥！”
“说了算不？”
“说一不二！”
“我就借你！”
玉凤眨眨眼半天没吭声。
“俺们排个戏，缺个演小妮子的，把你借来怎么样？”
“这事不简单，我得核计核计！”玉凤一下子收起那副孩子气的脸相，把眉头拧了起来。
队长很意外。在沂蒙山根据地，平日要缺个演员，识字班都抢着来，轮不上还兴许哭鼻子。怎么这个整天演戏入迷的小妮子反倒迟疑起来了呢？
“你们要借我多少天？”玉风问道，“上远处去不？”
队长说借两个月，只在附近演出，不往远处去。
“你们跟我爹说了吗？”
“先听听你本人意见。你要同意了，我们再跟大爷商量，还要跟村政府商量-呢！”
“我同意。可是有个条件。”
“你说。”
“借给你们演戏去，可得保证叫我按时回来收拾家务，做饭挑水。能顾上家的地方我去演。远了，够不上家了，你们另找别人。”
“行。”
“还有一条。”
“岁数不大，你的条件还不少呢！”
“丑话说在前边呀！我爹要来为我要求什么，你别答应，我的事我作主，你们答应了也不算数。”
队长认为这都是小孩子举动，随口就答应了。因此也没急着去找老汉谈。
第二天五里地外的一个村有集。玉凤一早挎个篮子卖线去了。齐大爷就提拉着烟袋进了队部。他先在当地打个踅磨，问了几句不要紧的话，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你们跟妮子都谈妥了？”
队长问：“您指的啥事呀？”
“你们不是借人吗？”
“是啊，您的意见呢？”
“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呀？”队长解释说，“我们借她来参加演戏，也就在这三里五村转，白天不耽误她回家做饭，晚上照样送她回来睡觉。按照规定，借用期间派人给您代耕，按军属待遇。您看不挺好吗？”
“不好！”
“那依您的意见呢？”
“你们把她正式收了去。”
“正式收入要上级批准，我们光有借的权利。”
“借也行，那得正式八经地借。你们一边借用一边是个考察。孩子就是演习，演习就越像真的越好，位听说参了军还天天回家做饭的？既借去，就按你们的人对待，那怕还在这院住，家里事不许她再来操持。”
队长说：“那我们再跟她本人谈谈？”
“不用谈，她的事我作主，你们接受我的条件，明天一早我把人送过来……”
正说着，外边清脆地喊了声。“爹，你去队部了是不是？”
老汉一听，慌张起来，忙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她回来找手套，在外边听了半天了。”
这时王凤在外边跺着脚喊：“不用嘀咕，我不去了，我不去！”
老汉说：“你看，闹夹生了不是？”急忙走了出去。爷俩相跟着进了堂屋，关上门，就嘁嘁喳喳地小声争论起来。
队长一看事情办砸锅了，就找指导员商量。两人又去找村长，问村长可有办法把事情挽回过来。村长说：“不好说，他爷俩的事不好说，我去找识字班负责人谈谈吧！只要妮子点了头，老汉好说，他家妮子是一家之主。”
这天下午我们去军部听报告，村长和识字班怎么作的工作不知道。第二天一早，齐大爷笑嘻嘻地领着玉凤到了队部，说：“我给你们送人来了。”
队长问：“你爷俩谈判妥了？”
玉凤说：“订了条约了，俺爹答应的，隔两三天回来摊一回煎饼，收拾一下家务。”
宣传队员的生活，比外人想象的紧张得多。出操，喊嗓，背词，排戏，缝幕布，洗服装……除去候场，没多少闲工夫。队长以为齐大爷就这么一个宝贝妮子，又从小没娘，该是娇养惯了的谁知玉凤竟是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丫头。任性也是有的，但那是在小事上。在节骨眼上，她竟比队里年纪大点儿的孩子们还懂事。正式的工作很忙。一吹休息哨，别的孩子就像出了笼的鸟，连叫带跳地玩去了，她却不声不响把驻地扫得干干净净，把内务收拾得井井有条。谁的领子破了，扣子掉了，她拿针就给缝上。起先因为她是借来的群众，人们还和她争啊抢的，日子一多，大家反倒成了习惯，一有事就喊：‘凤妮子！’就这样，她家的煎饼还总是一叠叠存在筐里，柴火一捆捆堆在院里。大家简直都弄不清她什么时候干的。可我们队部知道，那是在演戏闭幕之后，早上出操以前。自然我们也帮把手，主要的活还是她干。
借用了两个月，大家对她很满意，领导上暗地同意正式吸收她参军了。不久，队伍接到命令要转移，队长就把玉凤找到了队部来。
“你觉着咱们这工作怎么样？”
“再好没有了。”
“想正式当个宣传员不？”
“想！”
“告诉你吧傻妮子，上级同意正式吸收你了，就看你跟你爹的意见怎么样了！你同意不？”
玉凤浑身一震，低下了头。只见她满脸通红，太阳穴上青筋一跳一跳很激烈。等再抬起头来时，两眼含满了泪，哽咽着说：“不，我不参加。”
大家都很意外。指导员问：“为什么？”
“队上同志对我好，我也舍不得你们，可是我不能参加。不把俺爹伺候入了土，我一步也不离他！”说完她蹲在墙角，呜呜地哭了起来。
玉凤是独女，本来就不该动员她参军，只是看到她父亲有心叫她参加，她又具备学演员的条件，队上才这么考虑。如今本人不愿意，当然也就作罢。指导员和队长安慰她一阵，送她回班里去。临走她郑重其事地说：“你们要念我还有一点好处，答应我别把这事跟我爹谈了，千万别谈。”队长也郑重地答应了她。
第二天，大家送了玉凤两身军装，一些日用品，还给老汉量了五斗麦子，算作玉凤的津贴，热热闹闹地送玉凤回了家。齐大爷虽说满口感谢，殷勤张罗，可脸上隐隐地有些不自在，但什么也没讲。
过了一天，部队拂晓出发了。集合时，堂屋关着，父女俩谁也没出来。我们以为他们没睡醒，悄悄把铺草捆起，屋子扫净，背着背包走了出去。走出村有二里来地，天也亮了，只见老远处一块石头上坐着个人在抽烟。队伍走近，他站起身迎了过来，正是齐大爷。
大家向他摆手打招呼，他也摆手，直到队长走近了，他才开口说：“我想问点事咧！”
“您谈！”指导员和队长出了列，我背着枪陪指导员站到路旁，让队伍先走过去。
“妮子在队上有错误？”
“没有，干得很好呀！”
“她不是当宣传员的材料？”
“很有天才、百里挑一呢！”
“那为什么不留下她？”
队长看看指导员，指导员说：“你老就一个女儿，按规定不能吸收她参军哪！”
“唉，这是个啥规定哪？”老汉摇头说，“我硬硬朗朗，用不着服侍。她跟我呆一块能有啥出息呢？我就这一个孩子，看着她有个着落，这辈子我就没挂心事了。怎么你们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因为曾经答应过玉凤，不把和她谈话的内容告诉她爹，所以队长只好安慰他说，现在队伍已经开拔了，再改变也来不及，下次再走到这里时，再和他老人家商量此事。
“一定你们跟她谈过，这妮子不愿意。”老人说，“你们瞒着我也知道。”
队长和指导员只是笑，不表示肯定与否定。老汉摇摇头，叹口气，连告别的话也没说就朝燕子崖走去了。
宣传队随着军部开到临沂城，在那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年多。秋天解放战争打响了，我们在鲁南平原打了几仗，过了阳历年，又转身往北开，一夜之间回到了沂蒙山区。
这一夜，又下着好大的雪。天明之前，走到一个岔路口，通信员送来了宿营的通知，宣传队的驻地又是燕子崖。
当我们往山上爬的时候，天已大亮了，远远地听到了村子里打钟的声音。钟声很近，可是爬山要爬半天，等我走到村头，那里由村长带头已经又聚集了一大伙人。老乡们一认出是宣传队，就连呼带喊地围上来跟这个拉手，跟那个拍肩膀。村长就在喧闹声中大声宣布：“得了，房子也不用再分派了，原来谁住哪还上那里去。”
队部的几个人跟着齐大爷又到了那间西屋，仍然是屋里点着灯，地上铺了草，闪着火亮的灶上，沿着锅盖突突地冒热气。
齐大爷招呼大家坐下的同时，他自己也坐了下来。叭哒着烟袋问我们这一年来在鲁南作战的情形，我们给他讲了消灭国民党二十六师、预三旅的战斗经过。他听得又是拍大腿又是笑，一个劲地说：“奶奶，这才叫痛快！奶奶，这才叫出气！”随后他又问我们，这战局将会怎样发展？敌人会不会很快就进到山里来？队长说，仗打到最后，当然是我们彻底胜利，不过眼前怕要经历一个艰苦阶段。敌人何时进山，咱摸不准，来怕是一定要来的。
齐大爷沉思着点点头。
我们问为什么不见玉凤？他说，玉凤参加了战勤班，上区里受训、学习护理伤员去了。说是今天结业，但不知为什么没回来。
第二天拂晓，部队集合出发。齐大爷穿得整整齐齐，背着一个小包袱也来了。原来村里派他作我们的向导。队长问：“带个十里八里路就回来，您还背个包袱干啥？”他说：“自从打仗以来，我这个小包上哪儿去都不离身，谁知情况有啥变化？万一出了事回不来，我省得抓瞎。”
他领着我们爬过两架大山，到了打尖的地点，队长就请他回去了。临走前，他从怀里掏出个用线缝着的手巾包说：“这是带给玉凤的，我以为路上能迎着她，谁知没碰上。我估计你们再往前走能碰上她，交给你们带给她吧。”
队长说：“她马上就回来了，还带这干什么？”
老汉说：“当爹的，就是这么个心意。碰不上也不要紧。她们训练班住在虎头崖，你们是必得经过的，到了那你打听一下交给她也行。到现在没回来，兴许训练班延期了。”
队长接过了包，放在自己的皮挎包内。
队伍继续行军，始终也没碰上玉凤。下午路过虎头崖，大队在村外休息，队长进村打听一下，都说这村从来没办过任何训练班。而且和燕子崖也不属于一个县份。队长这才觉得自己做了件冒失事，把个无法转交的包接在了手，只得打进背包背着它！
阴历年前，队伍开到了莱芜附近。有一天半夜，走到一座高山脚下。向导说，爬到这山顶上，晴天能看到远处的火车了。临上山前，队长下令休息一刻钟，会抽烟的抽袋烟，不抽烟的嚼口干粮缓缓劲。准备一气翻过这座山去，以防天亮后还在山上行动，被敌机发现了目标，暴露了行动方向。
在休息时，就听到远处有人喊什么。因为前前后后都有部队在行进，谁也没注意听。休息完毕，背上背包要继续前进了，一个骑兵飞跑上来气哼哼地说：“你们宣传队都是聋子、瞎子呀？这么喊你们也听不见，丢了人也瞧不着？”
大家问：“谁丢了人，丢了什么人？”
“你们的队员！一个二道毛子，掉队掉到俺们连！你们是等一下还是派人去接。”
队长赶紧叫各班清点人数，查的结果一个也不少。就说；“你不调查研究瞎放什么炮？我们没有人掉队，你找错地方了！”
正在这么说着，后边一个脆生生的嗓子喊了起来：“队长，等等我！”随着，一个穿军装，剪短发的身影就在月光下走过来。大家还在奇怪，那人双脚立正，敬个礼说：“我是齐玉凤！”
已经站成一列的队伍顿时乱了，大家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乱喊，特别是女同志，哭的，笑的，尖着嗓子喊的，什么样的都有。队长摇着手说：“纪律，纪律，这是夜行军哪，我说同志们……”
骑兵气呼呼地一边嘟囔着一边勒转马头走了，他大概狠骂两句这群自由兵，可谁也没顾上听，听见的也没工夫去跟他拌嘴。
队伍肃静下来了，一边往山上走，玉凤一边问：“我爹呢？”
“你爹？”队长奇怪地说，“你爹在家里，怎么到这儿来找他？”
“他没跟你们来？”玉凤站住了脚，把眼睁得老大。
身边的人都说：“没有啊！他那天送我们到了打尖站就回了！”
“这才叫怪事！”玉凤说：“你们开走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大门锁着。我问邻居，都说我爹给宣传队当向导走了，留下话叫我马上赶了来！连个路线都没有，我上哪儿赶？我见到咱们队伍就打听，直赶了这些天！开头我说我是你们的房东，人家都劝我回去，有时为了保密还不告诉我真话。后来我多了个主意，把带的这套军装换上了，就说我是宣传队掉队的！唉，这才灵验，也没人劝我回去了，也没人对我保密了，碰上哪个队伍哪个队伍管饭。碰巧刚才遇上骑兵连，他们说才见你们走过去！真怪，我爹怎么会没来呢？”
尽管她爹没来，可也不能叫她回去了。路远不说，几天来战局发展很快，燕子崖已成了敌人盘踞的地方。
队长叫她随队行动，她说：“除去跟着你们，我也没地方去。不过我还是不参军，算借用也行，算民夫也行，我在队上决不吃闲饭。有一天找到我爹了，希望你们还放我回去。”
到宿营地后，玉凤仍回到以前所在的班里去住。队长打背包时看见了手巾包，拿去找到玉凤说：“给你，这是你爹托我带给你的，他还说我们能碰见你呢。他要是跟我们行动，还用托我呀，可见邻居传话传错了。”
玉凤用牙咬断缝着的线，打开手巾包，里边又是一个布包，打开布包，这才露出一只银晃晃的小孩戴的锁来。大家“咦”地一声都围上去看稀罕，原来那锁上镌得有字：“崔玉凤”。背后一个小簧，用手一揿，可以打开，里面有一张小照片，是一个吃奶娃娃的头像。
这东西在山村里，实在太豪华了，出自一个穷老汉的手，人们更觉稀罕。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疑问用眼睛提向玉凤，只见玉凤却浑身抖成一团，泪珠儿不断线儿地往下滚，早已哽咽得不成声。队长使个眼色，让大家散开，抚着玉凤肩膀问：“孩子，有什么话你说出来，别光哭啊！”玉凤把头扎在队长怀里，索兴哭出了声，一字一噎地说：“我参军，我参军。”
队长仔细看看那张娃娃照片，依稀认出是玉凤的模样。齐大爷闯过关东，攒钱为心爱的独生女打个银锁并不出奇，但明明锁上镌着玉凤姓崔不姓齐，这可非问明白不可。
等到玉凤收了眼泪，队长把她领到队部，轻声问她：“玉凤，到底这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参军头一条总得把出身历史说清楚呀？”
玉凤说，她小时候住在沈阳，跟个姓陈的姥姥生活。那个姥姥给人家洗衣服，有个大舅拉洋车。人家都有爹妈，她没有爹妈，玉凤很奇怪，问那姥姥。姥姥说：“你爹出门混事去了，等他混阔了就回来接你。”玉凤问：“我爹什么样儿？”姥姥说：“我也说不清。可我知道你爹来的时候拿着一把银锁，锁上刻着你的名字，锁里藏着你的像片。玉凤你记着，将来要是没有姥姥了，你要跟舅舅过，谁领你也别去，多咱见到有人拿着那把锁，你再跟着走。”这话说过有半年时间，果然就来了个中年人自称姓齐，说是玉风的爹，他一点也不阔，破衣烂衫，满脸胡茬，可是他手里拿着这把锁。姥姥把玉凤的衣裳打点了一个小包，交来人拿着，他把玉凤背在身上就出门了。玉凤问爹爹：“咱家在哪里？”他说：“在关里。”又问：“关里在哪儿？”他说：“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们沿着火车道走。天明赶路，夜晚投宿。有时碰上个大村子，齐大爷就住下来找点短工活儿干。赶上集市庙会，齐大爷摆开场子练把式，收几个钱，给玉凤买个肉包子，油果子，自己则啃个棒子饼子就一小把葱。攒下钱来给玉凤做了件新衣服，自己也买件半旧的夹袄；也有既碰不上庙会又找不着短工活的日子，那时齐大爷就背着玉凤伸手乞讨，说是闯关东落了魄，女人死了，带孩子回关里家的。好在一路上走的是农村，断不了关里来的乡亲，谁遇见这一老一小，都给个饼子窝头，总算没碰上太大的难为。
走了个把月，到了河北地带。这时正是初秋季节，一阵西风过去，落下雨来，父女俩正走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爹爹虽说尽量敞开怀包住玉凤，到底爷儿两个还是全浇透了。当晚投宿到一个镇上小店里，玉凤就一个劲咳嗽，到半夜就烧得像火炭似的。齐大爷一夜照看没合眼，第二天早上一看孩子烧得迷迷糊糊，再赶路是不行了，就央告店东帮他看着孩子，他出去找大夫。半晌午大夫接来了，连着吃了几付药，玉凤才治好，可爷两个再想走也走不成了，因为当初请医时齐大爷就和人说好是要当一年长工还药钱的。
他们在这地方整整住了一年多，清还了帐目，这才又动身往南走。因为结算下来多少还余几个钱，他们坐了一段火车，春末时分赶到了济南，在济南城，齐大爷打听着地址找到一个中学堂，说是要找位姓崔的先生。当时门房前恰好站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人，一听说找姓崔的，就上下打量这父女俩，问：“你们是哪儿来的？”齐大爷说：“从关东！”那人问：“你是他什么人？”齐大爷说：“乡亲。”那人把手一甩说：“走，走，这儿没姓崔的！”齐大爷说：“没姓崔的你问我个底朝上干什么？我是你耍笑着玩的？”那人说：“在这儿问还便宜了你，换个地方就不是这么个问法了。”齐大爷还要争执，一旁看门的老头使劲地摇起铃来，同时还连推带劝地对那戴礼帽地说：“主任，您跟他个乡下人生气太失身份了，到点了，朝会上还等您训话呢！”
那人瞪了父女俩一眼，连说：“撵走，撵走！”掉头进了院里。齐大爷还在生气，摇铃的老头悄声说：“老兄弟，快走吧，崔老师去年摊上事了。”齐大爷问：“怎么，吃官司了？”老头把嘴伸到齐大爷耳边说：“共产党。叫韩复榘枪毙了。”
齐大爷伸手抱起玉凤，踉踉跄跄走出学校。玉凤觉出爹爹浑身发抖，害怕地偷偷瞧他的脸，头一次发现，爹爹在哭，那么大的泪珠顺着腮帮流下来。玉凤哇地一声也吓哭了。
“别哭，别哭，我的乖孩子。”齐大爷用泪湿的脸贴着玉凤泪湿的脸说，“咱爷俩一块过吧，从今后我这脖颈子要低一低，学着忍气了……”
队长怀疑地问：“那时候你才四、五岁，怎么能记得这么清呢？”
玉凤说：“我没记清，有的事早已忘了，有的事记得恍恍惚惚。两年前，我上了识字班，有一回组织秧歌队要用绸子，我记得俺家箱子底有一块从地主那里退押退来的绸子，正好我爹不在家，我就翻箱倒柜地找弄。找着了绸子，也就找到了拿绸子包着的这个锁。见着它，勾起我小时候一星半点儿的印象。后来看到上边刻着我的名，又不姓齐，这才想起我爹领我到济南学校找姓崔的老师的事。我正在看那个锁，没提防我爹从外边走来了。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去，脸胀得通红，我从小长这么大，没见他对我这么生气过，追着问我瞎翻什么？看到什么了？我说我找绸子，无意间看到这么个稀罕物，看见的就是这把锁，再也没见别的。他把绸子扔给我，把锁揣进了腰里。”
“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听到俺爹在那屋里也咳嗽叹气地一宿没安生。快到天明，我把这些事联起来，才明白他不是我的亲爹，原来老人家怕我知道底细跟他变心呢！其实，从我记事就是俺爷俩心连心、命连命地过，要我变我也变不了啊！何况那姓崔的爹已经死了！我装作不知道，从那以后倒是格外地对俺爹更亲热、更孝敬些，他看了我几天，脸上的别扭劲又不见了，俺爷俩又像以前一样风平浪静地过日子。从那，我就立了志愿，不把我爹伺候入土，哪里也不去，一步也不离他。”
队长问：“那以后你再没见过这把锁吗？”
“没有，他藏得严严的不叫我见。可是去年，自卫战争打响后不久，有一天他郑重其事地把这锁拿出来了。对我说：‘你好好看看它。’我说：‘看过一回来，没啥看头。’他说：‘你看仔细吧。以后打起仗来，咱爷俩说不定有走散的一天。万一走散了，你记住，我要托人找你，就叫他带着这把锁，见到这锁如同见到了我。谁拿着这把锁你就跟谁走，不是万分牢靠的人我不会把锁交给他。’当时我随口答应着他，心想老人家年纪大了，竟说孩子话，哪会有这一天哩！没想到这话今天应了。原来他是怕我不肯舍开他参加宣传队，使下的一计呢。”
队长听罢，安慰玉凤说，她对老人关心负责是对的，不过齐大爷身强力壮，眼下离开不会影响他生活，日后他身体不行了，组织上会设法帮她尽到自己的义务。
玉凤成了宣传队的正式队员。宣传队多次帮她打听齐大爷的消息，但因为燕子崖已成了敌后游击区，没打听到任何结果。
一九四七年，敌人对沂蒙山发动重点进攻后，正常的演出活动不再能进行，宣传队分成小组下到部队去作战勤工作。
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跟着队长护送一批伤员从前线下来。战斗打得正紧，敌机封锁着我们通往后方的山路，我们带着三副担架，走几步一隐蔽，前进的速度很慢，直到天黑透，才来到沂河渡口，用电筒照着一看，那座用木桩和秫秸临时搭成的桥已被敌机炸断了。三副担架上都抬着伤员，不允许有任何冒险的行动，队长命令在河边停下来，大家商议个妥善办法。
有人提议往下游绕二十里地，从开阔处蹚过去；有人提议到村里找人帮着把炸断的桥修补上，说这样比绕行二十里也不费时间；也有人主张先派个会水的蹚水探探路，也许能找到一条水浅的路线。正在争执不下，听到河水的流动声有了点异样，队长说：“别吱声，好像有人蹚水过河来了。”
大家听了听，确像是蹚水声，队长打起电棒朝河里照去，就听有人喊道：“关上，关上，把我眼都晃花了，我咋走法？”队长立刻关上了电棒，在这一瞬间，大家看到一个军人用手挡着眼正在水中跋涉，那水没着他的膝盖。几个担架员就跑向河边，大声地问：“喂，担架能过去不？”
没有回答。只听到哗啦哗啦蹚水的声音。队长招呼我一声，我们也赶到了河边上，这时那人已上岸了，正被围着他的担架员们追问着：“你倒是说话呀，担架能过不？”
“也能也不能！”
“这是咋说？”
“有人带路找浅处走就能，没人带路瞎闯就不能！有劲儿把担架扛在肩上走就能，还挂着拌带用手抬着就不能！”
那人一边说一边扑拉身上的水，听得出，他冷得牙齿在打战。
担架员们议论说：“把担架扛上肩这好办，三副担架的人集中一起，扛过去一副再扛一副就是了。可深更半夜上哪儿找认识路的人去？”
那人说：“只要你们能扛起担架，带路的人不愁。”
人们说：“哪里有？”
那人说：“我不就是一个？”
人们问：“你才蹚过来呀！”
那人说：“这才记得准啊！”
人们问：“不影响你的工作吗？”
那人说：“回头我快跑几步就是了，冻成这样不跑也暖和不过来呀！”
问题就这么决定了：担架员集中起来扛起一副担架，由那人领着过河，队长和我在这岸照看这两副担架，等第一副抬过去后，人们能找着路了，就请那位同志照看着河那边的担架，大家过来再扛这两副。接着，人们脱了衣服扛起担架，就随那人下河了。
三副担架，往返用了有一个多小时。抬最后一副时，我才和队长随着过河。河水又急、又冷，脚下的石头坚硬、溜滑，水深的地方漫过胸口，不互相拉紧了，想站稳很不容易。到这时我才体会到，那位同志一个人能摸黑蹚过河去，得很有点毅力。而蹚过去后又自愿地领着我们蹚回来，随后自己还要蹚第三次，没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是办不到的。
我们靠近对岸，那个军人已经迎面走了过来，大声问道：“全过来了吗？那边还有没有？”
我们说：“全过来了。”
“那我就走我的了！”说着他下了水，一摇一晃地冲着我们走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道谢。
“瞎扯瞎扯，八路军对八路军还用这一套。”
可是队长还是奔了过去，打开电筒照着，握起他的手说：“不，同志，你帮助我们完成了任务，哪能连声谢谢也不说！”
“咦，你是……”那人不由分说，抢过电筒，照到队长脸上，大声说：“你不是宣传队长吗？”
“是啊，你是……”
“我就是我嘛！”他举起电筒，照亮了自己的脸，我们看了一阵，意外地发现军帽底下竟然是一脸胡子的齐大爷。
队长问：“大爷，你这是……”
“都当了兵了，还叫啥大爷！我跟你们那天，出来就没回去，离开你们，我找到了个卫生队，先是随着卫生队的民工抬担架，随后帮着伙房做饭，等他们的民工换防了我还没走，他们才知道我单挑一个，不是民工队的。他们叫我回家，我说家叫中央军占了，没地方回。我拿出区里发的宣传员奖章，他们这才留下我，批准我参军。”
“你怎么不给玉凤来封信？”
“我没参军前不能写，怕她知道我还是个老百姓，又找来照顾我。现在就带个口信吧，我是有组织的人，不用她挂念，叫她安心革命就是了。”
“就这几句话？”
“还有，不过告诉你就得了，用不着跟她说，我被伪满洲国抓去当劳工时，在劳工队认识个姓潘的老头，俺俩在窝棚里头挨着头睡，后来这老潘给折磨的得了重病，临死他托付我一件事，说是他的朋友有个孩子在沈阳，在一个老太太家养着。孩子她妈原来和老太太住同院，因为抗日被日本宪兵抓去枪毙了，老太太把孩子收了下来。孩子他爹在济南当教员，离不开身，托老潘趁上东北出差的机会把孩子带回来，可老潘办完公事没等去接孩子就叫鬼子抓了劳工。老潘说：‘人家在为中国人民拼命流血，我连这件事都没办成，死也闭不上眼。你年轻，要能活着逃出劳工队，看在共患难的分上，无论如何帮我了却这份心愿。’那年冬天我们夺了看守兵的枪，杀出条血路，逃出了劳工营，我拿着老潘给我的信物，找到了那孩子。可等我带着孩子奔到济南，才知道她亲爹也革命人，为国牺牲了。这样，我这个一辈子没成家的人，从此就有了个家。也才尝到有个亲人的滋味。本打算今生今世爷俩就相帮着活下去，可是你们来了，我犯了犹豫，她是共产党的后代，我怎能闹私心把她永远拘在自己的小门小户里，昧为己有呢？从上回你们借她的事，我看出来，善说善劝她不会舍了我走，就想了那么个主意。我难过是难过，其实这么一来，把我的手脚也放开了。我年轻时，练拳好武，见不平就打，从不肯吃一口窝囊气，赶上不顺心，打一仗就跑，所以一直没成过家。自从有了她，我什么气都得忍，把我这性子都磨没了，她一离开我，我可又有了胆气，国民党进山，地主反攻倒算这口气我不能忍，还是参加八路军为全国人民打个大抱不平吧……”
老人说着笑了。岸上有人喊话，队长才发现别人都上了岸，我们还站在水里。
“唉，咱们都疯魔了！”队长笑着说：“快！到岸上去说。”
“不行，我耽误的功夫不少了，还有任务呢！”齐大爷说完，学着当兵的习惯招招手，往河里走去，又回头喊道：“不必对玉凤念叨这些，免得孩子知道了伤心。就说我挺想她，以后有机会就去看她。”说完就向河深处走了去。
我向队长说：“告诉他，玉凤都知道了。”
队长用手捅了一下，小声说：“不必了，说不定那么一来他反倒会伤心呢！”他又用电筒照着齐大爷的背影，直到他完全消失在河水声里。
此后，我没再见过齐大爷，并且不久我调出宣传队，和玉凤同志也分开了。
我问最近去过燕子崖的同志，可曾听见齐氏父女的消息，他说没有，年轻人都不知道村上有过这么一家人；年老的人说那爷俩在同一天消失后，谁也没再见过他们。玉凤今年该有四十六七岁，老人要还在，怕是八十出头了。她也许爷俩早团聚一起了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