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两字能形容的。
志鹃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走了一个战友，一个亲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是个光彩夺目、青春焕发的时代。物质上很艰苦，精神上很多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夺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变，不管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个时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点什么宝贵的东西呢？比如说那种亲密、无私，甚至可以说圣洁的人际关系……
二
我知道阿姐会生气，因为遗体告别那天我哭了，当着一屋人我出声痛哭。她警告过我：“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说话时间是1947年一个夏夜，在鲁南突围的路上，在茹志鹃写过的“澄河边上”。
华东野战军文工团一个队正在叶飞将军率领下，摆脱九倍于我的敌人的追击与拦截，越过津浦线，超过澄河，向西疾进。
那是华东战场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年。我们刚在孟良崮消灭敌军74师，增援敌军就沿陇海路、胶济线、津浦路从南、北、西三面合围扑来，只在东边留一出口，口外是大海。老蒋先生给“徐州剿总”的命令就是“把陈、粟共军赶过大海！”我们跟蒋先生斗了斗心眼：白天在敌机侦察下红旗招展地摆庆功宴，演戏祝捷；夜幕一落分头转移，悄无声息地从敌军夹缝中钻出口袋。南、北、西三面并进，只留下大海一面供蒋先生凭眺。野战军文工团分作几队深入部队。我和志鹃姐到一纵部队演戏庆功。天黑戏散就随部队插入鲁南敌后。先向南疾进，天亮后有敌机侦察时转向东行，来到沂河岸边，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埋锅造饭，指战员抓紧时间休息。大家以为吃饱肚子后要东渡沂河。不料一觉醒来，接到紧急命令做180度转弯，沿白天走来的路退回去。
就这样，我们远离了根据地沂蒙山，向豫、皖、苏、鄂一带走了下去。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发，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难走时拼搏一夜才移动四公里！脚上的鞋被泥水沤烂山石磨穿只好丢掉，军装淋湿了烤干，烤干了淋湿仍贴在身上。多少个日夜没正经开饭没进村宿营，饿了抓一把雨水沤烂的煎饼渣填到嘴里，困了边走边打瞌睡。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到敌人伏击，我两个脚掌溃烂，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脓疮，仍旧咬紧牙关前进，不敢掉队一步。
这天夜里正走在一片泥泞的小道上，后边赶上来一支炮兵，带着几头驮炮弹的骡马，一会儿插到我们左侧，一会儿漂蹿到我们右侧，把队伍搅得挺乱。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站住脚想看清前边同志往哪边走，一匹骡子从我身后蹿过来，炮弹箱铁角正撞在我背上疮口，钻心剧痛使我顿失控制，尖叫了一声中带出了哭音。立即招来一阵责备与嘲笑：“嘿，碰一下就大声叫痛，像个丘八吗？”“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算轻伤还是重伤呀！”“这动静像个男人吗？”……
我那一点哭音本是在失控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发现后已极力忍住，他们这一说，委屈超过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声哭起来。火上浇油，又引出来怒吼声：“要哭到路边哭去，别叫我们陪着丢人好不好！”“这么大了，理智点！”
一片男人声中，冒出个女中音的话声了：“你们公平吗？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说他呀！”她提高声音严厉地喊道：“炮兵同志，骡子撞我们人了，为什么还不来人牵着！”
这两句话一说，把责骂声压下去了。有人跟着说：“可不是，小邓背上血都渗出来了。”炮兵那边本来看着我笑的，这时不笑了，有人默默走过来拉住了缰绳，把骡子牵到一边去了。
我想收住泪水却收不住，只是刚才带有苦味这时变得甘甜。我站到路边等说话的女同志上来，轻轻叫了声：“志鹃姐……”还没等我说出感谢话，她拉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小邓，你记住，要再看见你哭鼻子，我永远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这话我记住了。此后几十年我几乎没再哭过。1957年定为“右派”，我没哭。“文化大革命”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眼都没眨。甚至母亲去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泪。在去殡仪馆的路上我告诫自己：“快70岁的人，不要失态。”可是一进灵堂就失去了理智。
三
50多年来，我的小说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说写于1952年。那年夏天我作为“赴朝慰问团创作组”成员住在大连写作。我写了篇小说叫《咱们都是同志》，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写好后交给团长田汉同志审阅。田老读完高兴地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嘛！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
这篇小说处女作发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上。发表后主编赵树理同志对我说：“看来你能写兵，下个月正逢‘八一’，刊物要发篇纪念性作品，你再写篇好不好？”
我就写出了第二篇小说《成长》，是抗日战争故事，主要人物又有个女兵！老赵同志看了后说：“女兵写得不错，就是认不出她姓甚。别的字你写不清楚，我根据上下文能猜，这姓名没法猜。到底是个啥大姐？”我拿过纸写了个“茹”字。老赵同志看看说：“茹大姐？你咋想出这么个姓来，这叫我上哪儿猜去？”
那时我20多岁。后来被划人另册停笔22年。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政策再给我写作机会时，我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说就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一群女兵。我对其带头人、班长周忆严描述是——
“周忆严今年19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她很少发火儿，至多脸红一阵，话语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
周忆严班里还有个比她小6岁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气横秋外带调皮捣蛋。在艰苦战斗中周忆严以班长的严谨和母爱温暖竟把她调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战士。
这几篇作品似乎只有最后一篇志鹃看过。这篇小说发表不久，她来北京开会，一见面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追赶队伍的女兵》我看了，写得不好。开头虚张声势，好像周忆严身上要发生很多惊心动魄的情况，结果什么大事也没有，毫无精彩之处。”
过了一阵她忽然问我：“我只比你大6岁吗？不止吧。”
我说：“宿迁战役时我15，你满21.”
她说：“我一直觉得比你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现在大了。《军长》、《那五》都写得蛮好嘛。写那些才显出你的特色来，不要再写什么女兵了。”
大概她没看过我另外几篇写女兵的小说，因而提也没提起。
我直到最近才发觉这个女兵形象，在我作品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我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识的。
我庆幸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请志鹃看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欢。我写得不像，连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没描述下来。我写她永远不会赶上安忆。
但是这篇文章我不能不写。不写我的心安不下来。我只能写我心中眼中的茹志鹃，和别人心中眼中的她未必一模一样。我只想把自己心目中的茹志鹃记录下来，为怀念她的人增加点话题，给研究她的人留下点资料。
四
战争时期，革命军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坦诚、透明、平等。也争吵，也怄气，但说开就完，不搞你死我活的斗争。见不到敌意攻击、恶意诽谤、穿小鞋、放暗箭、脸上赔笑脚下使绊等丑行。我十五六岁时常受几个大同志数落、气恼、冷落，原因在我。他们无坏心也无恶意，充其量是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言行，恨铁不成钢。这是我成年后回首往事悟到的。在当时我却是很不服气，很愤慨。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还故意干惹他们生气的事，当然他们也有误解我的时候，我真的在做好事也被看成是逞能干、出风头。
平心而论，当年同志们对我还是够容忍的。假如今天有这样的孩子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喜欢他，我的态度也许要比当年人家对我强烈得多。瞧么，年纪不大，毛病不少，任事不懂，老气横秋，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叫他点汽灯烧坏纱罩；叫他敲锣敲断锣锤；唱歌跑调；演戏净犯“舞台自由主义”。秧歌戏本就以唱为主，派他个主要角色，上台去没唱两句觉得嗓子不好，竟大声向乐队宣布：“别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弄得后台乐队无法伴奏，前台演员不会接词儿。团里开会批评这一错误，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语。这叫个什么？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都欠准确。只好现创造个名词“舞台自由主义”！有时他也想干点好事，结果把好事干坏。部队住在老乡家，帮群众干活儿是好事。扫院子、打柴火都行，可他偏要给房东到井上挑水。沂蒙山区挑水用瓦罐，水没挑来罐子打了好几个，只好大家凑钱替他赔！战争环境中人们难免有些暴躁，责骂他几句无可厚非。
却也有人不恼怒，不发火儿，以更深的爱心来感化他。这样的同志有：马旋、鲁萍……不止一个，总代表就是茹志鹃。
被骡子撞后有一天白天行军，碰到敌机轰炸，她跟我趴在一个坟头后边，敌机俯冲扫射时我们埋下头，敌机扫过后我们就聊天。她好像不经意地问我：“那天你为什么故意放声哭？”
我说：“疼的，骡子把我背上疮撞破了，我忍不住疼。”
她说：“头一言是没准备，忍不住，可一发现你就忍住了。正好这时有人出来批评你，一听批评你又故意放声哭的，对不？”
我冲她笑笑：“你看出来了！”
“这点鬼把戏还骗我？你跟他们故意赌气，是不是？”
我说：“我忍住疼不再哭，他们还骂我丢人！反正是丢人，那就哭个痛快。”
“我正要替你说话，可你这一哭我没法说了。”
我摇头说：“说也没用，反正我在他们眼里一无是处！”
“不，许多同志还是公平的。丁队长、马旋、顾绎，连小梁背后也说你有优点。”
“我还有优点？”
“从突围以来，你没掉过队。”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事多了，并不是人人都做到呀。还有，在澄河边上，你跟小耿两人在河岸上放哨，前有洪水后有追兵，你毫无惧色，设法联络上胶东民兵，把我们大家都架过河来了，这应当算坚强勇敢吧？给你俩记一功也不算过分吧？”
我暗中得意，但仍用不在乎的口吻说：“嗬，照这么说我还不错呢！”
“你打锣用心时打得很好，汽灯也点得不错，演戏也入戏，既不忘词也不怵台。你还能编快板，填唱词，按你的年纪这也不容易。”
“可除去你谁也不承认我也有长处。”
“那是因为你尾巴翘得太高，引人反感，其实大家心里也承认你有优点。”
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就算人家不承认，自己总还得承认吧？首先要自己看重自己！自己把成绩不当事，当着全队一哭鼻子，人们当然就只记着你的眼泪鼻涕，谁还记得你放哨值勤的样子？划得来吗？”
我不再嬉皮笑脸，有点难堪地把头枕在胳膊上了。
她眼睛盯着我继续说：“你的优点，要培养出来并不容易。你的缺点都是些屁事，注意一点就可以克服。叫小缺点掩住了大优点，不上算，好冤枉！”
我已养成条件反射，听到教训从心底反感，可是志鹃教训我，我却没有反感。听别人一说我就浑身发冷；志鹃说我却能从心底生出暖意。嘴上不说，心里把她的劝告接受了。
不久调整序列，男女分别编班。唯独把我从男兵班抽出来，编进茹志鹃当班长的女兵班；后来又改回来男女混合，我仍留在她的手下（有人说是羽翼下）度过了解放战争的大半段时光。我一人调进她组时，队长一宣布就有人发出了笑声。队长特意做了解释：“这是茹志鹃同志建议的。她说女同志组确实需要有个男同志帮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里行军的事，那就是个例子……”
连续雨季行军，同志们的大腿都被磨破沤烂，夜行军时男同志都“解放前进”。前晚走到半路要换向导，前边传下口令：“往后传，有穿着裤子的上来一个。”传遍男兵队伍没人应，传到女兵处才有人回话：“请男同志先穿上裤子，我们好上去。”传到一半，有人醒悟似的说：“男同志穿上裤子直接去找向导好了，还用女同志上来干什么。”
队长这样一说，没人做嘲笑状了。会后，丁队长把我叫到一边说：“今天你表现很好，有人笑你也没吵，这就是进步。”我说：“我服从命令。”我没讲茹志鹃已经给我透过信。头一天她对我说：“男女同志要分开编组，可我想把你调到我班里来。”我说：“我愿意。”她说：“你要想好，这班可就你一个男同志啊，有人会说笑话的，你不要跟人吵！能做到吗？”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她才去队部提的建议。
自到她手下我的日子就好过了。没有人对我再说刺话，我也就不再赌气斗嘴。怕给组里添烦，我也少惹是非。在男同志组时，别人都比我年纪大，我干活儿少点心里无愧。一夜行军走得腰酸腿疼，到目的地号房子抱铺草我就偷点懒。如今我是唯一的男子汉，不能女同志干活儿我反赖着不动。有一天我在泥泞中挣扎着打起摆子来，浑身发抖两腿拌蒜。茹志鹃过来要背着我走，遭到我强烈抗议。我赌气离开她跟马旋一块儿去走，虽然是由马旋拖拉着走完全程，但没叫人背。这样，在小组会上我就受到了表扬。我以前净受批评，一表扬浑身紧张，从此事事小心，不敢放任。我这摆子是隔一日一发，发烧时我决不声张。有一天我参加抱铺草，动作慢了点，并且喘粗气，茹志鹃马上伸手摸我的脸，摸完立刻说：“放下，你在发烧，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能干！”她瞪眼说：“我命令你坐在这里给大家看背包。”我站着不动，她两手按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按在背包上，又打我一拳头说：“气死人！”扭头就走了。我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泪直流。我自小离家，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一拳打出了我对她的信赖与敬畏。是一种小辈对长辈的依恋之情。
六位女兵带一个男兵，有些预料不到的麻烦。冬天地上铺个长草铺，既不脱衣又要盖被，我睡紧靠墙一头，茹志鹃睡我身边做隔离带，别人全在她的另一侧。夏天不大方便，有时把我寄存在别的班去。茹志鹃向人家声明：“表现不好你们就批评，别留情面。”又要对我嘱咐：“烧洗脚水，打扫卫生，上门板还铺草这些要抢着干啊，不要跟人家犯贫吵嘴……”
我嫌麻烦，就找个磨房、草屋或门洞等处，自己单独住。住草屋点油灯，茹志鹃不放心，就来跟我做伴儿。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一个人占着一盏灯比跟大家挤在一个灯下方便。她记日记时要抽烟，我就坐在旁边给她卷大炮。
志鹃21岁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样，我15岁个儿又矮人又浑。她写日记我坐一边替她卷烟，看上去大概挺奇怪。有天房东大娘到我们住的地方抱柴烧，笑着问志鹃：“参军还带着你弟？”茹志鹃一本正经地说：“不，还有我哥呢，我们弟兄都在部队。”
大嫂点头说：“这也好，有个照顾。一来我就看出来了，他是你一家人。”
我没跟她商量，当着房东面叫了声“阿姐”。
她开心地笑了。房东走后她说：“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关系，说是姐弟她才懂。”
从此我有时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给队里了：“这小邓旧意识还挺强，他管茹志鹃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称呼就是‘同志’二字呀！”
队长丁世贤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这反映告诉志鹃姐，她说：“别理他们。”
五
老战友郭卓在《哭志鹃》一文中写道：“越是受气的娃子你越要护着，邓友梅就是一个。你总算把他帮带出来了。”
确实是她帮带我走上了读写之路。
我只读过4年小学，没养成读书的习惯。在文工团我担当过“提词”重任。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芦画瓢“搞创作”。1946年蒋先生撕毁“双十协定”，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引起解放区军民愤怒。我编了个化装相声《国大代表》，演出后张拓同志觉得不错，给我在新四军内部刊物《歌与剧》上印了出来，还发给我一斤花生几个柿子作稿费，成为我首次印成铅字的“处女作”。此后我就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但既没读书也没想写文章，只想当个好演员。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戏里小孩角色本来也不多，我只能点汽灯打锣管小道具，很有点苦闷。这时我到了茹志鹃班里。
不论行军多累，茹志鹃都要写完日记再睡觉。女同志集中住，她点着灯影响别人休息。我一个人住磨道里单独有盏灯，凑到我这儿写正好。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于是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便找出本书扔给我。由半强制渐渐变成自愿，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我感到手足无措了。茹志鹃总背着书。突围前下令轻装，她把军装被单都扔了，就没扔日记本和书。
我读完一本书，茹志鹃会向我提问或跟我讨论。我读完鲁迅的《野草》，她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书中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
她笑道：“明白意思吗？”
我说：“就是有两棵枣树。”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这一下把我问傻了，原来只觉得很有趣，没想到为什么。
“这叫强调。”她讲解说，“‘有两棵枣树’，给人印象不深。这样一强调，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
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学课。
那时候，我觉得茹志鹃讲话句句是真理。她的某些观点，不管对不对我都接受，有的甚至影响我一生，哪怕后来从理性上我已发现不妥，感情已难改变。我读半本《红楼梦》时，她说她不喜欢林黛玉，又娇气又是非，小性子，群众关系极差。倒是薛宝钗说话有分寸，做事顾大体。要说性格坦诚直爽，黛玉也比不上晴雯。解放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正赶上研讨《红楼梦》高潮。认真学习后我当然接受作者曹雪芹对薛、林二人的定位，但感性上仍摆脱不了志鹃给我的影响。我不知志鹃自己是否一直保持她原来的看法。
学着写日记，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时我们没有“体验生活”这个词。上前线，下部队，参加战斗，进行采访，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问她：“你每天记日记，都记些什么呀？是不是下部队收集的材料？”她说：“不是，是每天看到听到的新事，有些以后创作会用上，不记下来怕忘了，用不上练笔也好。你也应当学着记。”
我说：“天天行军，我没看到有什么材料。”
她说：“天天记，你就会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眼前，不经心也看不出意义来。”
我听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东战役”，我们缴获了些白报纸，她缝了个小本给我说：“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蛮有灵气，以后可以往创作上发展。”我说：“我不知道要记什么。”她说：“什么感兴趣就记什么好了，就算练习写作。”
在她督促下，我终于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只是《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了。“编者按”说这篇作品是“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地却是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
六
残留的1948年日记，使我想起那个战斗频繁、工作多彩的年头。年初我们被骑兵从豫、皖、苏边区找回部队，不久就打响豫东战役，一口气解放了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城市。陈、粟首长为防骄傲情绪，命令文工团排演话剧《李闯王》。在本部队演完，又带着此戏去慰问从大别山回来的刘邓大军。
解放战争中，茹志鹃只在这一年上台演过戏，《李闯王》中扮演“长屏公主”。我认为演得蛮好。别的不说，用一口浙江腔的“国语”把不太口语化的台词念下来就很不容易。可显然别人有不同看法，此后排戏就没她的角色了。数年后我从一本书中看到对茹志鹃演戏的评论：“演公主的女演员高举着两只手走上台来，好像缴枪投降……”我才知道为什么再没见她上台演戏。此书作者就是茹志鹃的丈夫，我们的业务教员、导演兼作家王啸平！
本来我想做演员，她分析了我的长处与不足，认为还是往写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觉得她说得有理，便在本职工作之余学习写作。通讯、散文、鼓词、故事，什么都写。写得多了发表的也多些，终于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刚庆祝完开国大典，就给了我到首都北京接受培养的机会。
初到北京时，我每星期都给志鹃写信。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了一种笔记本，每一页都有一幅作家艺术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语录，我拿出一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寄给她。她来信夸奖我：“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我高兴极了，以至舍不得用它。”我还想给她买个铜狮子式的图章，但因为没钱没买成，特别记在日记本上，以防有钱后忘记。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中都是高贵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买给阿姐，尽一点孝敬之心。
由于在部队时打下点生活底儿，到北京后受到些文学熏陶，在“文学讲习所”又受到较正规的文学教育，此后几年我连续发了点作品，多少引起些注意。茹志鹃非常高兴，不断来信夸我赞我，甚至说看到我一步步追她，超过她，她由衷的高兴，比她自己写出好作品还高兴！其实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只拿进城头几年说：1949年《南京文艺》创刊就发表了她的剧本《800列车出动了》；1950年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她的小说《何栋梁与金凤》；过了两年她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得了军区的二等奖。她就是在这期间结的婚。解放战争中她就和王啸平要好，所以那时我就认为王啸平是我们团最有修养的艺术家，最有风度的学者，最出色的男人！进城不久王啸平就出版一本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的书，我特意向于是之等朋友推荐。于是之笑着问：“作者跟你有什么关系吧？”我说：“按理我应叫他姐夫。”于是之还真在团小组会上向人推荐说：“这本书可以买来看看，是邓友梅的姐夫写的。”啸平和志鹃的感情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当然也闹过矛盾，还在他们“搞对象”时期，有一次茹志鹃生气地说要断绝关系。我很担心，又不敢劝阻，我一张嘴她就说：“大人的事你不要发言！”茹志鹃也有最信任的人，就是老大姐魏峨，我就找魏峨告急，要她劝志鹃不要跟啸平告吹。魏峨听了笑道：“你还挺操心呢，放心好了，他们不会断的。”作品得了奖，跟恋人结了婚，好事连连，刚进城这两年应该说是志鹃最顺当的日子。
以前我总认为茹志鹃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1年、1952年她给我的信上，谈家务谈孩子的内容就多了。大女儿安诺满月时，她寄来一张小孩照片和一封长信，照片后边还写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
1955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到南方旅行，专门到南京看望她。在“马标”他们家里没见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却见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着尿布在小床上爬，我伸手抱了起来，志鹃说：“小心她会尿你一身。她叫安忆！”
志鹃虽然很爱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会儿她就和啸平两人陪我去游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相约以后每年见一次，没想到从此一别20多年。
我被划入另册后，看到志鹃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见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对其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发表，尽管我正处在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还是厚着脸皮给她写了祝贺信。她回信没多说自己，除了说对茅盾先生的评论感激与惊喜外，更多的是谈我。她责备我不给她写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断书信，说明你丧失了自信！”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再给她写信。后来见到丁峤，他说茹志鹃出国路经北京时再三打听我的下落。有的说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说到延庆开荒种地，没人知道准消息。60年代我摘掉帽子调往东北。郭卓去东北组稿听说我在当地，找到了我，一见面就说茹志鹃一直挂念我，要我给她写信。这时我才知道王啸平也被错划，只因是归侨，没离开上海就是了。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九死一生，我终于熬到了邓小平同志出来扭转乾坤！1978年5月，我接到传呼电话纸条，按纸条上的号码一拨电话，听到个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声音：“喂，你是小邓吗？”
我已不记得是怎样跑到那个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志鹃、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时，我弄不清是真是梦，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和该说什么。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志鹃》一文中写到那次见面说：“死里逃生出来的姐弟俩，紧紧拥抱，贴脸……战火中血肉凝结起来的感情，深不可测……”
志鹃要到我家里看看。当我领她走进孤零零乱糟糟的住所时，她把眉头皱成了一团。不等坐下就打听我的境况。听说我已妻离子散，并已被迫“自愿退休”，她什么都不再问了，用手支着头仰首看天，半天没说话。
为缓和气氛，我说：“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
她说：“好的！”
我买了肉和黄酱给她做炸酱面。我做饭她站在旁边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断发出疑问：酱不是这样炸法吧？这菜煮熟了吗？面怎么这么粗呀？我发现她有些女人气了。
我想办法叫她安心坐下。从床下找出一沓我写的文字：“你坐在这里看看这个好了。”
她问：“这是什么？”
我说：“有天我上街，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家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只为宣泄自己的感情，没打算给人看的，所以没头没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没出声。等我把饭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来吃饭时，她用手按住稿子说：“喂，你把它改成小说！”我奇怪地说：“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小说做什么？”她沉稳地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大意……”
我考虑有没有必要叫她为我冒险。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才40多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打开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局势会往好里转，我们能见面就是好兆头……”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说，叫她带回上海。但20多年除去思想汇报和认罪书，别的没写过，已不会写小说，改得不成样子，她看后很失望，立即退回来叫我再改写一遍。信中写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七
茹志鹃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写了小说，把稿寄给了她。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艺》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说《我们的军长》！我拿着这本刊物止不住热泪滚滚，对着南方放声说：“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么报答你！”空喊听不见，我急急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寄往上海。
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来信责备说：“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然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简直有点‘四人帮’的帮风！”发过脾气，她又转回来督促我的写作：“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好小说，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艺》、《北京文艺》、《人民文学》连发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强烈的反响。9月份准备发表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现在我有一个矛盾，就是你手里那个《女兵》，从你的角度考虑，是给《人民文学》发表有利，但从我们刊物看呢，当然很欢迎。只要我一开口，你是不会拒绝的。我怎么办呢……我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开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是编辑。不过你快点吧。在我们9月号评论你的同时，就在《人民文学》发表吧！”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我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志鹃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学天地中来的。
随后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在默默地关照着。
进入新时期，她边做编辑边搞创作，在不断发现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时，她写出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好小说。正当看到一个茹志鹃新文风越来越鲜明之时，她却心甘情愿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协领导工作上去了。
其实，志鹃自己何尝不知道这对她是极大的损失和磨难呢？我曾问过她：“你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
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头。他们有才能但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意为他们铺路。”
